格兰特在日提出琉球问题

格兰特离开北京时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对琉球问题的主张，系基于历史、基于传统，然其整个主张，却是立论于「琉球需要回复到一个国际地位含糊的『原状』」这么个不明确的论述。（编按：意指琉球若回复到「中日两属」的格局，则琉球是不是独立国家？如果不独立，又其主权究竟比较偏向哪里？在作者葛超智眼中，这些都具有模糊性。）此外格兰特在中国也得到一个印象：只要一支配备齐全的日军万人之师，就可在中国横冲直撞，对抗任何迎战他们的阻击。

格兰特一抵达日本（日本给他很好的印象），随即向天皇提起了中国对琉球问题的主张。在格兰特看来，争议若不解决，战争似乎便无可避免；而他意识到，中国可能会败于这场争战，并且，万一战争发生，欧洲列强还会以满足其自身利益的方式终结这场冲突。格兰特也与内务卿伊藤博文及陆军卿西乡隆盛（编按：原文Takamori Saigo，即西乡隆盛；但此时西乡隆盛已过世，应是其弟西乡从道Tsugumichi Saigo。）会商。尽管日本的官方立场是坚决不去正式承认琉球问题存有争议，格兰特还是被告知说：日本的主张系基于1874年《天津条约》的措辞，而且中国政府签署了该约。于是琉球有关的历史性主张，就被格兰特搁置幕后不提了。

上文所谓「《天津条约》（Treaty of Tientsin）的措辞」，应是葛超智笔误；实系指《北京专约》的第一条：「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但我们前已述及，该条顶多只意味着中国由原本未曾针对琉球两属问题表态，改变为正式表示不否认琉球两属的事实现状而已。然日本却违背琉球与中国对该约的认知，利用诡辩，片面将条约解释为琉球仅从属于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先是催促并提醒日本尽速解决球案，以免欧洲列强在中日鹬蚌相争中渔翁得利；接着又选择性地接受日本的诡辩，不让不利于日本强占琉球的历史因素再被端上谈判桌。从这些「友好的配合」看来，显然这位调停人在球案中已先偏向了日本。

葛文接着写道：

中方原已对格兰特的调解寄予厚望，驻东京的中国公使现在更正式请求了美国斡旋。于是（美国）国务卿在1879年7月8日的一封信中，接受了中方的调解请求，表示只要日方也要求调解，美国就会出面斡旋；问题是日本显然不可能请求调解。尽管如此，1879年12月1日现任总统海斯（Rutherford B. Hayes）仍知会国会说：美国已向日、中双方表示，为了维护和平，美国愿意延长其斡旋工作。

此处我们清楚看到了美国政府在调解事件中确实有其角色，而且还给美日后续的行动预留了极大的弹性空间，将主导权牢牢握在了美日之间的默契上。

回顾美国介入东亚的历史，不难发现，随着1854年培里相继打开琉球与日本的国门，美国对于两国物资不丰、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事实已越来越清楚。致使1871年中日谈判《中日修好条约》一度谈及准军事同盟的消息外泄时，美国驻日公使德隆（Charles E. De Long）在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的建议下，即致函国务卿费雪（Hamilton Fish），强调中日同盟对美国利益是一大「灾难」，必须阻止；基于日本与中国有所不同，德隆主张「我们应欢迎日本成为一个盟友，当与中国有冲突时，文明诸国（编按：指西方列强）应视日本为一伙伴」。费雪则批示：「你当把握所有可能的机会，设法诱导日本尽可能的远离中国，与其他列强在商业上与社会上结合。」此后百多年来美日战略上的合作，即始于格兰特总统主政时期（1869～1877年）；而其具体的合作，即从李仙得协助日本就琉球漂民在台遇难一事策划征台开始。

显然，格兰特的斡旋既非如葛文前述系「基于美国一介普通公民的身分」，亦不可能违反当时美国政府的立场（例如美日合作）、或违背美国国家利益。

难怪葛氏接着写道：

另一方面，格兰特则已在他1879年8月18日同时写给恭亲王及（日本）首相（编按：应为宫廷大臣；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首设于1885年）岩仓具视的一封信里，提议：（1）中方撤回某份攻击性的外交照会；（2）中日各自委派专员以评估琉球问题；（3）任何外国或外国人皆不得成为争端的当事方，或以任何方式受雇于与之相关的职务（除了或可担任翻译员之外）。格兰特还强调日本对中国的「友善」，建议中国追随日本迈向西化与独立之路。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格兰特视中方为具有「攻击性」，日本反而是对中国「友善」。

此处所谓「攻击性的照会」，系指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于1878年10月7日提交日本外务省的照会。该照会代表清政府，正式要求日本不得阻挠琉球向中国朝贡，并保证琉球国体政体一如从前，即，让琉球维持两属地位与自治。11月21日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书面回复何如璋，绝口未提琉球争议，而仅无赖地坚称琉球属于日本，然后转移话题，指责中方的照会措辞太过强硬，有损中日邦交。1879年3月3日双方会晤，寺岛继续指斥中方此前的照会为「暴言」、不怀好意，威胁说中国若不道歉、撤销照会，日本将不接受其他要求。何如璋反斥日方非法的「琉球处分」才是不怀好意，要求日方具体出示琉球属于日本的「证据」，并要求日本武装人员立即撤离琉球。结果日本完全无视，3月至5月加速贯彻「第二次琉球处分」，并灭琉球。

1879年6月格兰特访华、7月美国接受中方的斡旋请求后，8月2日，寺岛外务卿才终于提出了《说略》，作为日方对中方照会的正式答复。不过，《说略》选择性地强调琉球于地理、文化方面与日本相近之处，完全忽略其文字、历法、官制、教育、礼仪等诸多方面深受中国影响，并将日琉之间早年的对等贸易扭曲为对日进贡，而回避琉人已明确指出的、琉球从未受日册封的事实。

对中国以及对包括琉球在内的中国传统天下秩序来说，日本哪里「友善」？真正具攻击性的，当然是日本粗暴破坏琉球原状、迳自吞灭琉球！可见，日方提出《说略》，毋宁说只是在为半个月后格兰特写给中日要员的信、及其后续的「建议」，及时补上铺垫；美日是合唱双簧。

其实1872年以后，美国外事人员李仙得已逐步为日本沿第一岛链南扩，建立了理论基础。政治正当性方面，即：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西化的日本是东亚进步的动力，由西化的日本领导第一岛链建立「东亚文明月弯」，是在引领东亚迈向进步文明。战略方面，则：掌控第一岛链，是牵制东亚大陆的基石；琉球，是进一步占领台湾、掌握第一岛链的桥头堡。尽管美国本位的「岛链」一词，还须等到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后才正式出现；但日本在美国支持下脱离传统东亚秩序、进控第一岛链，已成为此时美国透过日本牵制整个东亚的战略基础。

所以，格兰特强调日本对华「友善」、建议中国追随日本迈向西化，不过是根据美国战略蓝图照本宣科；所谓任何外国或外国人不得参与琉球争端云云，不过是遮掩美日狼狈为奸的秘密外交，用以避免其他列强介入，并解除中国的戒心而已。

中国如此不啻「请鬼拿药单」？！奈何清廷于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已铸下无可挽回的大错，从此受困于懵懂签定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为免列强对我分进合击、中国备多力分，往往只好或者大事化小、委曲求全，但求尽快息事宁人，或者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利用列强间可能的利益冲突减少损失了。

琉球群岛分布图与先岛诸岛所在

葛氏继续写道：

中国官场对此犹豫不决，但仍建议格兰特进行斡旋。东京看似并无动作。不过，此时美国驻日公使经由在北京及东京之间暗地进行的探询，推论日本正在考虑通过「分岛」来解决球案，即，把琉球群岛里最靠近台湾的那些岛屿（编按：指南段包括宫古岛、石垣岛、西表岛、与那国岛等在内的先岛群岛）分给中国。东京当局认为，有利的解决方案早在1880年11月就可望达成了，但中国却再次表现出犹豫不决，一拖再拖，最终还是拒绝去履行原本说要签署协定的承诺。有些中国人则称：中国只准备签署一份日本承认并保证让琉球群岛完全独立的条约。最后，随着更大的危机逐渐笼罩大陆（编按：即甲午战争），琉球问题遂也消失在其阴影之下了。

以上葛文将球案成为悬案的历史责任推给中国，委实扭曲了这段史实。分岛论的雏形，初现于格兰特会见日本天皇的1879年8月10日。12月，中国勉为其难表示接受，并拟将划归中国的岛屿全数留供琉球王国复国之用。孰料方案到了日本，日本却附加条件，要求中国给予内地通商的各项利权以及最惠国待遇，借机对华狮子大开口（《琉球条约拟稿》）；于是「分岛论」变成了「分岛改约论」。日本直接与中国比邻，其狼子野心对中国造成的威胁自不同于西方列强，更遑论中国还曾历经倭寇为祸百余年，因此清政府要员几乎一致反对「改约」，而非「分岛」。事实再度错在日本，葛文却对日本的贪狠只字未提！

清廷在琉球问题上对日妥协忍让，主要则因俄国此刻也正威胁新疆，中国除了腹背受敌，还担心日俄借由联手施压东北迫华妥协。于是1881年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俄国归还新疆伊犁地区后，中国两面作战的压力大减，3月上谕即针对琉球问题下令不再妥协，《琉球条约拟稿》延期签字、重启谈判。可叹最后再度祸起日本，朝鲜危机、甲午战火相继，调停或其他可能的措施遂都无疾而终，琉球终被日本强行并灭。

不过，中国由于自始从未承认日本对琉主权，至今才能勉强保留了琉球问题的发言权。至于效忠美国利益的葛超智，为何在数十年后也花大量笔墨强调球案以悬案告终，我们从下文或可窥得其动机：

琉球群岛的未来

经过95年，美国政府与琉球人民的关系又绕回到了原点（编按：指回到了重新决定美国与琉球关系的起点）。最初，我们是将琉球视为一个独立王国；也许现在我们可以再次这么做。如果琉球群岛从日本手中拿走，日本的损失将是战略上（军事上）、而非经济上的（编按：此文写作时，尚不知琉球附近有石油）。至于中国，今日中国对其主权涵盖琉球的主张，岂会比1870年代更为有力？并且同样地，琉球群岛对于中国的价值也是战略上、而非经济上的。所以，现在也许该是时候来重新审视培里的建议了──是不是该在琉球群岛建立一个国际化的港口呢？或者，该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主权地位有保障，其港埠（或机场）可供所有国家商贸之用？

作者葛超智撰写本文时，正是二战末期美国对日发动冲绳战役期间，也是同盟国胜利在望、即将迎来战后新局之际，甚至是先发制人以重塑战后霸权的关键时刻。此刻，效忠美国利益的葛超智看到了琉球。

琉球问题若非中国请求美国介入调停，美国理应毫无置喙的余地。但在葛超智这位现实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看来，拳头实力就是真理。所以，葛氏在其行文初始，即先利用《开罗宣言》概括式、而非列举式的陈述，掰出琉球战后地位不明的诡辩，继而夸大指称历史上琉球主权原已模糊、后又在中日之间悬而未决（估不论其实美国自己不让它「合理」解决），以推翻中国主导琉球主权归属的正当性。另一方面，葛文则从未站在琉人利益、琉人立场上谈论琉球问题，极其残酷横霸。简言之，葛超智是在为战后美国占领琉球除却法律障碍、国际阻力。在葛氏看来，既然琉球主权具有争议，那我美国予以占领亦无不可；既然琉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抢占琉球以先发制人，此其时也！这才是本文宗旨。

1945年7月26日，即稍晚于葛氏撰写本文的终战前夕，同盟国在1943年《开罗宣言》的基础上发表了《波茨坦宣言》，明确指出日本战后的领土范围限于四岛「及其他（非四岛附属岛屿而）吾人（编按：指宣言签署国）所同意的小岛内」；琉球、奄美大岛等规模者并非小岛，自不属于上述的日本领土范围。另据1952年4月8日生效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其中第3条明示「日本政府同意美国对北纬29度以南之西南群岛（含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等地送交联合国信托统治制度之提议」，则更确定了琉球不但不在上述「吾人所同意的小岛内」，而且应依联合国信托统治制度，开始进行其集体自决的程序。

可叹美国左手主导着前述的宣言、和约，右手已与日本完成了密约：战后日本从美军托管伊始，即积极拟定方案，企图主动诱使美国基于自身利益，愿在对日和约中减少日本领土的「损失」。例如，1947年昭和天皇就把以下内容传递给了美国政府：「由美军统治冲绳不仅符合美国利益，也有助于日本的防卫，而且大多数日本国民也认可」；天皇并建议美国有必要以租借的形式持续军事统治至少25年或50年以上。如此美国得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利益，与葛超智的东亚战略思想一拍即合。于是美军一面以琉球终将「复归」日本的方案设计「暂时托管」琉球，美日一面于1947年密约同盟，并将琉球纳入了围堵东亚的共同防御体系。

从今日国际现势看来，美国确实受惠于葛超智的「先见之明」，战后及时掌控琉球，如今得以成功压制并剥削东亚。然而，自从西方帝国主义冲击中国传统和合共存的天下秩序以来，东亚即无宁日；自从美日联手箝制东亚和平发展以后，同处第一岛链而命运相系的琉球与台湾，从此坎坷而迄今动荡！可怜琉球至今迟迟未能步入联合国信托制度的正常进程，甚至由于美军基地而被迫沦为美日敌对阵营的箭靶。眼见近年来琉球人年年都在「首里祭」里追怀清使册封琉球王的册封大典，东亚子民能无慨乎？！

（本文译注主要参考：徐勇、汤重南主编《琉球史论》（2016，北京：中华书局）；〔琉〕西里喜行着、胡连成等译校《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2016，北京：中华书局）；李凡《日本「北方领土」问题政策研究》（2013，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松岛泰胜，2015年8月6日「琉球：东亚和平的锁钥」研讨会研讨会（台北）简报；新崎盛晖着、胡冬竹译《冲绳现代史》（2005，北京：三联书局）。）（完）

冲绳县知事办公室官网上的冲绳本岛美军基地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