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乱，人类危机

分析问题前要先考察时代背景，树立大局观。唯有对当下时代有基本了解与判断，才能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今天是一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是一个现代化狂飙不止的时代，但在现代化的繁荣表象下，其实暗藏诸多内在危机，可概括为「天下大乱，人类危机」。

此论并非危言耸听。所谓「天下大乱」，是指人类历经两三百年现代化「进步」，反而陷入更严峻的生存困境。事实上，一战、二战结束后，欧洲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现代化大幅提升了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每一次战争的死亡人数与比例不断攀升，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威胁。今天人类已步入核武时代，一旦全球爆发核战争，地球或可幸存，人类文明却可能毁于一旦。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顾炎武曾对「亡国」与「亡天下」作出明确区分：「亡国」仅指易姓改号、政权更迭；「亡天下」则是「仁义充塞」以至「率兽食人」的危局。今天正是一个「率兽食人」的时代，只不过此处的「兽」，已演变为「资本」这只「吞金兽」。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不断吞噬世间一切美好与自然之物，甚至扭曲人性，导致世界动荡，人心惶惑。所以中国自古讲求「平天下」、「安天下」，就是要让人心回归安宁、世界恢复稳定。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福临门」，《尚书．洪范》里「五福」之一就是「康宁」，既指身体健康，也意味心灵宁静。但在当下这个时代，「人心不安」已成为普遍现象：一方面是外在环境的混乱，体现为世界局势动荡、社会矛盾突显；另一方面是内在精神的失衡，表现为道德沦丧、价值错乱。而价值观错乱的典型，便是在「多元主义」的旗号下，是非、美丑、善恶的判断标准不断被「相对化」到面目全非。以资本这只统治力量无处不在的「吞金兽」为例，它能够以丑为美、颠倒黑白，严重扭曲社会价值。今天的流行服饰、妆容、娱乐节目、舞蹈表演，如果依传统道德与审美视之，不仅难登大雅之堂，某些甚至可归为丑陋之列，但在资本的推动下，却被赋予「时尚」、「高级」的标签。这都是价值观被资本绑架、颠倒的结果。

19至20世纪，人类曾普遍对现代化抱有乐观预期，视其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丹」。但21世纪的今天，在历经两三百年充分发展后，人类开始回首现代化成果，并对「现代性」本身产生悲观反思：现代化究竟为人类带来了什么？不可否认，它推动科技革新、创造海量物质财富、提升生活便利，但同时也剥夺了许多珍贵事物，甚至引发一系列的人类新危机。遗憾的是，即便经历从乐观到悲观的反思，人类仍未找到治愈「现代化病症」的方法。

现代性的内核实为资本主义——即资本逻辑主导一切，这构成了当代最大的「隐形利维坦」。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曾在其著作中以「利维坦」2指代国家与政权，然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和政权已非最终主导力量，真正掌控一切的，是隐藏在背后的资本。以美国所谓「深层政府」为例，总统、参众两院等显性政治机构，不过是被操控的「前台执行者」，真正决定国家走向的，是隐身幕后的资本势力。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故能免于资本逻辑支配」，然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仅余五个，中国虽为最大，全球经济运行规则仍由资本主义主导。社会主义元素只是嵌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具备主导地位，而资本无远弗届的统治力，仍足以颠倒善恶、混淆美丑、异化人性、扭曲天理。只要能实现盈利，资本便不惜一切代价。

美苏模式的穷途末路：有形之火与无形之水

　　因此，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在于反思及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其实从中国的地理位置出发，欧洲、美国和昔日苏联东欧集团，都是广义「西方」。回顾19至20世纪的西方现代化发展历程，可清晰梳理出两种典型模式：一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两种模式在今天均已穷途末路。苏联的解体，证明其一党专政的计划经济模式失败；美国虽未解体，但美式自由民主、两党竞争模式，也已危在旦夕。

当前中国出现的一些社会危机，并非中国自身固有的问题，而是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的过程中，被动「嫁接」了西方文明危机的结果，毕竟我们仍处在「西化」的全球环境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正是要唤醒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自觉，尽管这一进程才刚起步，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对比美、苏两种现代化模式可见：美国模式强调「资本主义」，仰赖「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和引导资本；苏联模式虽号称「社会主义」，实为高度集中的「官僚主义」体制，自上而下推行计划经济。前者由「民间」主导，后者为「官僚」管控。这两种模式的弊端十分显著：苏联模式易趋僵化，长期的指令性计划与官僚权力层层压制，导致社会失去自发力量，暮气沉沉；美国模式则易流于放纵，完全依靠市场调节，使得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财富不断消耗，后果却由普通民众承担。

苏联模式缺乏活力，美国模式看似自由发展、活力充沛，其实定力不足。但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既需要充足的发展活力，也需要稳定的内在定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美国经济为例，已出现明显的「脱实向虚」倾向——实体产业大量外流，国内经济过度依赖金融、互联网等虚拟产业。这种发展模式虽可短期谋取暴利，但长期来看，却让国家失去坚实的产业支撑，经济丧失「定力」。以中医理论比喻：苏联模式属「阳虚」，表现为社会发展活力不足；美国模式则属「阳亢」，看似活力充沛，实为透支生命，总有一天会像西门庆一样精尽而亡。

过去人们常将苏联定义为「极权体制」，将美国标榜为「自由体制」，但本质上两种体制都是极权，区别仅在表现形式：苏联的极权是「有形的」，指令性官僚体系清晰可见，民众能够找到一个具体的咒骂对象；美国的极权是「无形的」，资本无孔不入地控制每个人，民众却难以找到明确的责任主体。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走出这两种模式的窠臼：我们既不走苏联的老路，也不走美国的邪路，我们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时人视苏联为「专制极权」，称美国作「自由民主」，实则二者半斤八两、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高明。有形的极权如同「火」，人被火烧到会知道躲；无形的极权如同「水」，看似温和柔弱，但是被淹死的人可能远多于被烧死的，因为水具有更强的欺骗性。况且人类今天正处在一个水火交织、温水煮青蛙的时代，在两种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混合下，我们很可能会慢慢走向末日，这是很可怕的。

时代困境：生态危机与道德虚无

经过几百年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发展，人类面临着两大危机。

一个是外在的环境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大量环境污染问题。虽然中国近年重视环保，情况有所好转，但回望19世纪以来人类现代化进程，西方当年的伦敦也曾是「雾都」，小说《雾都孤儿》3就反映了当时的环境污染状况。欧洲国家如今的「山清水秀」，是20世纪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修复所致，其早期发展同样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背后其实是科学主义思维的影响，而科学主义又源于进化主义思维——认为人类历史必然不断前进，科技进步会赋予人类更强的征服自然的力量。于是有人认为，不用担心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哪怕石油用完，人类也能找到新能源。这其实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正是这种盲目，导致人们不顾后果地发展，成为环境生态危机最主要的根源。

另一个是内在的道德心态危机，主要源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流行。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价值多元——既然强调自由，便认为「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的是非，我有我的是非」。表面上主人人独立共存、互不否定，实则催生虚无主义，让人类丧失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

「多元」这个词其实很奇怪，在中文里，「元」是「头」的意思，比如「元首」就是国家的核心领导者。「多元」岂不是「多个头」？这就像《西游记》里的九头虫，本质上是「妖怪」般的畸形概念。现在常说的「多元一体」同样有问题，「体」指肢体，比如《论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中的「四体」就是四肢，人本应是「一元四体」，即一头四肢，而「多元一体」好比一个人有九头一肢，无疑是畸形「怪胎」。这种以「多元」掩饰的虚无主义，西方人亦有察觉，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4就指出，现代性导致西方虚无主义价值观流行，所以他试图重拾欧洲文明中的古老价值。

外在的环境生态危机与内在的道德心态危机，都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影响，严重冲击人类生活品质。这两大危机，是现代性在带来好处的同时，留给我们的负面后果。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身体性」、「物质性」、「利益性」，三者相互关联，把人单纯视为物质性、身体性的存在，只关注利益，忽视心灵与精神层面。过度刺激人的欲望与激情，导致人类社会物欲横流，缺少精神教化，沦为「工具人」：作为生产者，是创造价值的「打工人」；拿到收入后，又变成以物欲填补空虚的消费者。无论是被奴役的「打工人」，还是放纵欲望的消费者，本质上都是人性的异化与扭曲。

文明重建：以中国智慧确立「人的尺度」

基于以上对当前时代的分析，我们不能对人类现代化进程过于乐观，要具备反思能力。中国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愿，所谓「民族复兴」，实质是文明复兴——中国要在西方式现代化的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之外，为人类开辟第三条道路，让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既能保留现代化积极面，又能克服其消极弊端。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西方人应对现代化问题时，多回溯自身古典文明，比如施特劳斯、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借由挖掘西方古典资源来对抗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但对中国来说，这还不够，因为西方古典文明并非最高级、最完美的状态。《论语．雍也》中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说法，我把它比作：西方从现代回到古典，相当于「齐一变，至于鲁」，是文明的一次提升；而从西方古典文明进一步回溯到中国传统文明，才是「鲁一变，至于道」。鲁国虽遵周礼，但只是诸侯之国，而「道」代表的「王道」状态，才是中华文明守护的更高境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是第一步，仍属「小康」阶段；继而要追求人类大同，也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协和万邦」。我们不仅要带领中国人走出西方式现代化陷阱，更要引领全人类找到正确发展方向，避免在「饮鸩止渴」的现代化道路上一条路走到黑。

要实现中国文明的重新挺立与自觉，首先要摆脱对西方话语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跳出「民主与专制」、「自由与极权」这类狭隘框架，怀抱「超越左右、向上一几」的追求——这种「向上提升」的思维，源自《易经》的智慧。比如，现在我们常用的「权力」、「政治」等概念，其实是近代从西方借用的，中国古代并不用这些词。这些概念的普及，实际上限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所以我们要突破这种束缚，让传统的「仁义」、「政教」等概念重新焕发生机。

过去我们不讲「政治」，而讲「政教」，因为「政教」包含「政治」与「教化」两层，二者不可分割。为何「政治」会切割「教化」？这与西方「政教分离」传统有关——在西方，国王管理世俗躯体，教会管辖精神灵魂，二者分离。但中国不存在这种二元结构，皇帝作为「天子」，既要管理百姓的世俗生活，也要引导百姓的精神信仰，所以「政教」自是一体。

再说「人权」，我们应对这个概念始终保持警惕，因为它其实掩盖了很多问题。如今有人过度强调对犯罪分子的「人权保障」，反而让犯罪分子有恃无恐、违法成本降低，导致受害者有冤难申、有仇难报。所以不能盲目执著于「人权」，而应回归「天命」、「自然」，回到最本源的思维模式中。

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直到十月革命，毛泽东还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依旧是向西方学习。但综观前述分析，西方式现代化虽有合理之处，也存在许多谬误与危害。

今天，我们要重新反思——不仅反思西方文明，更要反思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乃至现代性本身。这意味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仰视」西方，认为西方一切都好、都对，而应「平视」西方，有底气指出其问题所在。这种反思不只是简单否定，否定之后更要重新肯定——重塑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通过唤醒中国文明主体性，克服西方现代化模式弊端，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为全人类找到正确发展方向与道路，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6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在哲学史上很有名，但中国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我们进一步追问：什么是人的尺度？人诞生于天地之间，并非唯我独尊，在浩瀚宇宙中，实为渺小。现代化却让人类的傲慢与狂妄达到极致——比如西方追求极限、征服险峰的「冒险精神」。所谓「山高人为峰」的观念，本质上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正是当前许多问题的根源。

关于「人的尺度」，中国人的思维更具借鉴意义，因为我们一直以「天」、「地」、「人」的「三才」思维定位自身，所以「人」并不高于天地万物。西方多是二元思维，看待问题非对即错、非黑即白，善与恶绝对对立；而中国人主张「一分为三」，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正是这个道理。为何从「三」开始生万物？「一」是太极，「二」是阴阳，「三」是三才——仅有阴阳，只能诞生自然之物，有了「人」的参与，形成「天、地、人」三才，才能既有自然之物，又有人造之物，万物才算完备。这是中国哲学思维与西方的根本差异。

「四辨」原则：中国传统确立的「人的尺度」

儒家提出「四辨」——人禽之辨、夷夏之辨、王霸之辨、义利之辨，通过这四种分辨来确立评价人的标准。首先是「人禽之辨」，从人性角度区分人与禽兽。人和禽兽都属于动物，动物是能在大地自由活动的生物，植物则是固定生长。那么人与禽兽的区别在哪？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8，差异极其细微；古希腊也认为，人一半是神性，一半是兽性。人的生物本能，就是动物性的体现，但人又不同于禽兽，核心在于人有「礼义」——用今天的话说，人是「文化的动物」，而禽兽没有文化，这是「人禽之辨」的关键。

第二是「夷夏之辨」，「夷」与「夏」不是种族或血缘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华夏代表文明，夷狄代表野蛮，体现文明程度高低，与种族无关。即便出身异族，只要接受华夏文化、实现文明提升，就是华夏人、文明人；反之，即便原本是中原人，若久居夷狄之地、丧失文化属性，也会沦为夷狄。唐代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精神，正是这个道理，与西方种族主义截然不同。西方种族主义强调血缘与自然属性的不可变——黑种人、白种人，德意志人、法兰西人，这些种族属性永远无法改变；而「华夏」与「夷狄」的身份可以透过教化转变。

第三是政治层面的「王霸之辨」，即「王道」与「霸道」的区别。王道是以教化安定天下，主张「以德服人」；霸道则是凭借暴力与权力征服、压制他人。如今美国就是典型的霸道，十一艘航母游弋全球，不服就动用武力，像是空袭利比亚、打击阿富汗，到处耀武扬威，这就是美国霸权体系的底气。「王」、「霸」二者的治理原则截然不同：一个靠教化与文明的力量，一个靠暴力与胁迫的力量。

第四是「义利之辨」，有人认为这应该归于人心层面，但我倾向将其归于经济层面——「义」是相对于「利」（利益）而言的，核心是如何以「义」为标准，判断利益是否正当。「义者，宜也」9，即该得之利益则取，不当之利则舍。君子与小人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追求利益——二者都有逐利需求，关键在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到利益时，君子「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先思考是否正当，合法合理则取，不当则舍；而小人「见利忘义」，但有好处便夺，不顾是否正当。这一经济原则，体现的是人的道德理性。而西方经济学基于工具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只逐「利」不问「义」，是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最大的偏颇。

按照以上「四辨」原则，我们可以梳理人的生命状态：一、动物包括人类与禽兽；二、人类中，接受文明教化的是华夏，未接受的是夷狄；三、华夏族群中，具备道德自觉、良知良能的是君子，被利益蒙蔽良知的是小人。回到「什么是人的尺度？」这一问题，答案其实是「天」——「天命之谓性」10，中文里「性」就是天赋予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是天注入的内在文化属性。所以君子「率性而为」，即依循天性行事；而小人「任性」，实质是「任情」，任由情欲支配生命。「率性」与「任性」一字之差，却有境界高低之分。

文化力量：超越「硬实力」的人类精神救赎

　　这里要强调的是，当今时代，人们多关注政治（权力力量）、经济（资本力量）这两大「硬实力」，却忽视了另一种力量——文化。文化力量正是衡量人的标准与尺度，它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软实力」。看似柔弱，却如老子所说「上善若水」——水滴石穿，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所以分析时代与世界，不能只看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更要重视文化对人心的引导与塑造作用，这才是人类实现自我救赎的核心力量源泉。

引用几位古人的话来进一步解读这个观点。第一位是清代大学士倭仁，他是蒙古族贵族，却笃信儒家，在他心中，自己是华夏而非夷狄。他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1，坚持儒家理想，反对洋务运动，反对过度追求技术与权谋。

第二位是宋代苏东坡，他提出「国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12。宋朝军力虽弱，常受北方政权欺侮，但文明高度发达——无论是诗词、瓷器，还是审美水准，至今仍能打动人心。而王朝寿命长短，不取决于经济贫富，而在于风俗是否醇厚。当今时代，恰恰是「风俗沦丧」的时代，「见利忘义」、「笑贫不笑娼」成为常态，这正是苏东坡所鄙视者。

第三位是西汉的董仲舒，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13——天赋予人两种需求：「义」（道德追求）与「利」（利益诉求）。「利以养其体」14，利益是为了满足身体需求，让人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安；「义以养其心」15，道德是为了安抚心灵，做了好事会心安理得、怡然自得，做了坏事会忐忑不安、深感亏心。人有物质与精神两重需求，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需求。「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16，脱离「义」与「利」，身心都会出问题。而且「体莫贵于心」17，心灵比身体更重要——有时人宁可忍饥挨饿，也要坚守道德原则，比如「不食嗟来之食」18，这就是对心灵的重视。「养莫重于义」19，「义」对人的滋养胜过「利」，因为心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北京故宫有「养心殿」而非「养体殿」，正是因为「养心」更为重要。

西汉桓宽《盐铁论》提到「礼义者，国之基也；权利者，政之残也」，这里的「权利」与现代含义不同，指的是权术与利益。若政治只讲权术与利益，「上下交征利」20，国家威严就会荡然无存，政治崩坏，因为国家根基在于礼义。《汉书．董仲舒传》也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多数老百姓（小人）的生命局限于「七尺之躯」21，而「大人」能突破躯体束缚，鼎立于天地之间。过去官员互称「大人」，就是因为只有君子、大人才有资格为官。老百姓有逐利本性，若不加以提防与引导，就会出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2的乱象，如同洪水泛滥。所以治理的关键，是在满足百姓基本利益的同时，防止利益欲望过度膨胀。

《礼记．坊记》同样强调「防」（堤防）的意义。「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君子的治世之道，就像堤防一样：既要弥补百姓的不足，也要防止百姓逾越规矩。若没有堤防，欲望就会如洪水般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用礼仪防止德性偏差，用刑罚防止过度放纵，用天命约束欲望膨胀，核心是「节制」，而非像资本主义那样不断鼓动人的情欲。礼仪「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淮南子．齐俗训》），是为了约束百姓、装饰行为，最终成为防止欲望无限膨胀的底线——这正是文化的内核，是防止人性堕落的重要保障。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中，为了刺激消费，刻意打破礼仪束缚，人为制造欲望，让人陷入无限消费的恶性循环，这反而更凸显文化力量的重要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