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关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他首先指出：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并且，他特别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今（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5月30日，在中国倡议下，基于《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而拟定的《国际调解院公约》在中国香港举行签署仪式。外长王毅指出此项公约的宗旨在于：弘扬和解合作和谐，坚持公平公正公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合力谱写全球治理法治新篇章。这是将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实到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之中。

为了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更为了继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首先应把中国这个伟大文明的国家形态之特质与演进梳理清楚。

中国作为承载一种文明的国家，是历史性的有机共同体，它具有「历史选择」的特征。所谓历史选择，与个人选择不一样，也与作为「个人选择之和」的群体选择不一样。它具有顺应「民心」的深层目的性与顺应「变化」的长期规律性。因此，任何此类国家的存在样态皆具有其独具的特殊性。这种作为「文明体」的国家之「特殊性存在」，首先是指其是在特殊的人群和特殊的时空中形成的、具有延续性的共同体；当这种延续性突然被外力中断或分裂时，该共同体的结构与命运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俄罗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子。杜金1认为，苏联时期曾以共产主义意识型态把俄罗斯和乌克兰包装成一个共同体；当那套意识型态失效后，仅用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框架已不足以解释原有联合的合理性，只有分裂掉那个共同体，才能解释得通。那怎么办？如果将俄罗斯理解为一个特殊的文明共同体，类似张维为讲的「文明型国家」2，使之与典型的西方「民族国家」概念区别开来，就有了重新理解这种共同体的合理性。

俄罗斯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存在，其延续需要依托国家的力量。根据杜金的理解，若从「文明共同体」的角度理解国家，则西方所主导的国际规则就是次要的、非必然的；如果此种规则不能支撑文明共同体的存续，那么它就是可以被突破的。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俄罗斯人将政治体、民族体和文明体视为一体。基于此，他们才能以「文明存续」为由，说明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正当性；若离开这一框架，无论西方左派或右派的理论，都难以为此找到正当依据。同时，也可以反过来说明为什么西方普遍反对俄罗斯的行动。

天下共同体：中国的文明使命

也许杜金受到了中国文明的启发，不过，中国跟俄罗斯不是同一类型的文明体——中国人秉持的是「天下共同体」。我们现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过去讲天下，都是将人类走向更美好的共同体视为自己的使命。对中国人而言，国家是承载天下普遍性使命的特殊性存在。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能够在中国扎下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契合了中国传统中的「天下－国家」思维。

然而，「天下共同体」并不会自动实现。自周王室衰微以后，涌现出一个个分裂的各自为政的诸侯国家。如果这些国家发展出某种绝对的「最高决定权」观念，那就将类似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观念。然而，诸侯国终究没有成为所谓「主权国家」。如果说有类似主权的东西存在，那这个东西一直在「天子」那儿。与近代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国家观念始终是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连接，这个连接根植于「天下为公」的普遍性，然后由国家来承担这个天下的普遍性使命。只有承载这个使命，国家的正当性才能得到解释。若脱离这一使命，国家就只是暴力性的存在，只是一个暴力性支撑的团体。这样的国家虽然存在，但是没有正当性。所谓「王霸」之辨，就是这个意思。这正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同于西方国家观念的特质所在——中国的「天下—国家」既是现实政治体，也是文明理想的承载与实践者。中国没有发展出博丹（Jean Bodin）的「主权」观念，一是因为博丹所理解的「最高的、绝对的决定权」在中国一直存在，不像西方近代以前存在不同性质、互不隶属、分散独立的各种权力；二是因为现实中分裂之国可以作为天下秩序中的「兄弟之国」彼此相处，如宋朝与辽国的关系，可以取得类似西方主权国家秩序的效果，但它始终是承载「天下」理想的现实秩序。

儒家与法家虽然方法上有别，却同样有着这种「天下—国家」观念。二者相比，法家更加现实，主张首先要有更加有力有效的统一权力体系，以此来支撑统一的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则虽也是这三种体系的统一，只是儒家着重于论述统一的价值体系，在如何实现统一的权力体系上，其主张的实践有效性不够。不过，二者殊途同归，皆以维系天下秩序为国家正当性的核心。从古至今，我们中国人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就是中华民族若是一国家，这国家确实承担着天下的使命。

中国的对外态度也体现出这种内在逻辑。我们过去往往差等化地看待别的民族，但是我们比西方要温和一点。如果别的民族也能够接受天下的价值和规则，中国就承认它是中华文明秩序的一部分，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只不过中国的天子地位更高一些，在中国天子之下形成一个等级秩序。对中国来说，其他民族的国也是国，只是其层级要比中国低一些，如此而已。

虽然我们中国认为自己的文明等级高于别国，但中国选择用儒家伦理——而非军事力量——去教化外族，以收「化成天下」3之效。所以，中国过去的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是政治文化的自信。而政治文化的自信就是坚信普天之下会自愿接受我们的核心价值，达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境界，这就是化成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西方所宣传的「普世价值」并非中国所无。中国早已提出自己的普世理念：就是由中国这个特殊的文明国家来承担普遍的天下使命。这种理念既赋予现实国家的正当性，又赋予其历史责任——不仅要维护自身共同体的存续，也要引领人类走向和合的文明未来。

自保与承担：现代中国的国家正当性

然而，当中国在近代面临西方强权冲击后，这种「强版」的文明使命意识一度式微。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进入以西式近代主权国家为核心特征的国际秩序，国家生存的焦虑取代了普世使命的自信。为了自保，中国不得不在形式上接受西方的主权观念，一定程度上按西方的面貌改造自己，并利用同一套规则来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完整。这一转向标志着中国从「推行天下」的主动者，暂时退居为「自保国家」的防守者。这体现出一种相对退缩的国家正当性。

现今中国承担天下使命的观念比昔日中国弱了一些，是因为现今中国在同西方文明较量时暂处弱势，所以我们采取保守路线：先借鉴西方的主权思想重塑中国的国家形态，再利用西方发明的国际规则来捍卫中国的国土完整。今天中国官方的一整套反台独论述，正好体现了当代中国在建构国家正当性时的防守姿态。在过去，我们的祖先除了要保护整个民族的生存，还要肩负维护天下太平的使命，所以必须坚持「大一统」；现在我们强调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国家，是西方入侵导致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所以中国必须统一，必须借由统一的大中国来保障中华民族生存，以及延续中华文明的香火。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时空绵延共同体」来理解中国当下的「国家」。这个时空绵延体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由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包含人种的血脉与文化的血脉——所构成。虽然现在讲人种血脉和文化血脉，岛内的台独都不相信也不愿意听，但事实上就是存在，并且在大陆社会，这种文明一体的观念仍具有高度共识。质言之，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或国家，只是我们的国家形态与西方不大一样。在目前来讲，我们先铸牢成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是更有利于中国的保守性生存和发展。但中国的使命远不止于此。当内部整合与外部安全获得保障后，中国仍要回归其文明本心——推动人类文明通往更加美好的新方向。

因此，对中国国家正当性的理论解释，存在「强版」与「弱版」的区别。

现在中国基本采取弱版的解释，就是承认西方文明还是居于强势地位，在西方强势文明面前，我们不得不选择自保。两岸统一的论述便是依循「中华民族自卫」的逻辑出发。今天台独势力极端仇视「大中国」，主要还是西方操纵的结果。没有西方力量在幕后支撑，在价值观上洗脑的话，台独怎么可能有视祖国如寇雠的心理？从一名大陆人的角度看，台独的独立逻辑不成立，但还可以理解，但其对大陆的仇恨逻辑则不可理喻。大陆这么多年在经贸中对台让利，很多方面都是对台让步、单向优惠。大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没有对台采取军事压迫，也没有让台湾吃经济亏，台湾人却还对大陆怀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大陆也未予计较。

按现在的民族自决理论，追求独立不外乎两大理由：一是摆脱殖民统治，二是摆脱民族压迫。但中国大陆未曾以西方种族主义的殖民统治治理台湾，台湾人民的主体也不是一个异于大陆汉族之外的民族。所以备受西方意识型态左右的台独论调，按现有的西方国际法法理或者民族自决原则，都是不成立的。不过，即便我们指出台独的理由不成立也没用，因为台独内心已经认定自己独立，早已不是讲道理能解决的问题，这才是关键。

统一与天下：文明秩序的重生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不断论述与阐明中国统一的正当性。

台独主张的「民族」自治、「民族」自决在国际法层面不能成立，单纯信奉西式「自由民主」教条也撑不起一个独立国家。我们的反独促统理论既有反面批驳，也必须有正面论证。

在法理上，台独其实不具备民族自决原则背后的两条理由——摆脱殖民统治或摆脱民族压迫，因为只有台独自己认为存在的东西，怎么可能成立？在价值理念上，台独认可的西方自由民主观根本支撑不了这个「台湾国」的存在——否则这个「国家」将面临无限分裂的威胁。从反面批驳台独的角度考虑，关键问题在于：许多大陆学者面对那些台独谬论时也反驳不了。因为大陆很多学者只是很肤浅地学了西方的理论，欠缺深度思考，所以当别人拿一套「自由民主」的借口要支持台湾独立，就容易陷入被动。

从正面论证的角度来说，则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为什么必须统一？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观念为什么在今日仍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古代中国人之所以讲「天下为公」，是因为他们相信文明的存在不应只服务于一族一国，而应以万象世界及全人类的和谐美好为目标。而文明的使命需要由现实而具体的国家来承担、落实。这种使命意识乍看之下类似美国人（热衷向全球各地输出「自由民主」制度的）「昭昭天命」观念，但是中国的「天下为公」版本在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有更强的连续性。

「天下」的理念要落实于现实世界，必须有具体的承载者。中国是个特殊的时空存在，这个特殊性存在背后需要有力量支撑。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体系、一个特殊的「国家」存在，任何价值观念与规则将无从依托。「使命」和「力量」的关系，正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稳固的政治实体，文明理想必成空谈。

由此可见，中国国家的存在具有双重必要性。一方面，只有现实存在且具备力量的国家，才能够承担天下的使命，支撑我们落实理想的国家及天下秩序。另一方面，即使国家不承担天下使命，也有责任保护这一特殊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生存与发展。统一不仅是历史责任，更是文明自保的条件，并且统一的国家可以更好地保护个人。这些道理我们过去讲得通，现在也讲得通。

回顾历史，当中国面临外族入侵时，中国人被激发出来的「精忠报国」意识，不一定直指承担「天下为公」的使命，但一定出于解决共同体的生存危机。因此，近代以来我们着重「自保」的国家正当性解释，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抵御外侮的逻辑是相同的，但「精忠报国」是比「天下为公」更为退缩的「国家为公」的观念。这意味着我们至少要捍卫中国这一特殊国家／共同体的存在，保护我们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生存发展。至于共同体成员究竟是些什么人，则可以用民族、文化概念将其界定。

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又特殊的民族，经历长久的文化薰陶，形成一个以文明为核心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同於单一民族或国族意识所构成的政治单元，而是一种兼具历史深度与价值连续性的时空绵延共同体。文明的功能需要由国家来保护，至于「文明」真正的内涵，既包括具体一群人的生存与发展，也包括更美好未来的新天下使命。

写于周朝初年的《诗经．大雅．文王》中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三千年后的今天，这个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国家完全统一后，中国对于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当然是进一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作者储建国为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教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