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作家李敖早年出书时，常以美女相片当封面，吸引好色之徒看他的严肃文章。可惜在讨论政经制度的严肃学术场域，以色引诱读者并不合宜，但若改打「自由、民主」牌，效果应该不错。因为「自由、民主」已被台湾社会奉为普世价值。

美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2026年1月13日来台演讲，主题是「通往自由之路：经济状态与理想社会」（The Road to Freedom：Economics and the Good Society）。多少听众是因向往「自由之路」而来听讲，我们不得而知。但讲题若改为「理想社会有赖政府介入与管制」，观众可能就会大减，因为此一理念抵触社会主流思维，虽然它其实正是史教授演讲的主旨。史迪格里兹并非效法李敖，图谋以「自由」女神色诱台湾听众，该演讲主题「通往自由之路」原就是史教授2024年一书的书名。令一般人不解的是：通往自由之路，为何有赖政府介入与管制？

台湾社会反共右倾

1981年我初到行政院主计处上班，该处厕所竟备有免费卫生纸，这在当时台湾社会是极罕见的，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不久，总务室却收回公用卫生纸，改分配每位同仁定额卫生纸，「自负盈亏」。同仁很生气，骂总务室是「共产党」。

约数年后，台湾准许工人组织工会，但许多法令仍对工人不利。某日，工会成员群集立法院反对某法案之立法，却被警察强力驱离。工会干部愤怒大骂员警和立法院是「共产党」。

单从这两例，就可见遭反共教育洗脑的台湾人，认知极度扭曲，既盲目诋毁自己不了解的共产党（和有利底层民众的社会主义），又把自负盈亏的措施和打压劳方的法案诬为共产党。不仅如此，约自1987年前后，社会氛围开始反对公营事业、反对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要求尊重市场机能、要求减少各种政府管制。经济体制向「右」倾的改变，被台湾社会视为理所当然与进步，因为它符合西方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

「新自由主义」与盛行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并无差别。但因为主导该思维的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等人，刻意标榜自己超越老自由派，所以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新自由主义的开端，应溯自海耶克（F. A. von Hayek）对凯恩斯的批评。1936年凯恩斯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主张政府应积极介入、解决经济大恐慌，随后英国、北欧国家兴起福利国家概念。海耶克在1944年出版《通向奴隶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就是对凯恩斯的反制，他认为政府介入经济将导致专制极权，进而奴役人民。（史迪格里兹故意把书名定为「通往自由之路」，既符合自己的主张，也是和海耶克唱反调。）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海耶克，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步胜利。1976年诺奖又颁给写了《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等书的傅利曼，新自由主义的坚固基础至此大致完成。

新自由主义主张解放经济、取消管制法规、缩小政府规模、依靠市场机能解决经济问题。他们宣称上述做法能带来更高的经济成长，再透过涓滴效果（trickle-down effect，富人吃肉连带使穷人喝到汤），确保利益会由上往下渗透到各阶层，所有人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都会因此而加强。

傅利曼等人又挟持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不可见之手」，宣称市场机制足以解决大小经济问题。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确实曾以「不可见之手」描述市场机制，但新自由主义者对市场机制的吹捧，远超过《国富论》的真实表述，亚当．斯密更没有排斥政府所该扮演的功能。「经济学之父」遂被绑架，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超级门神。

海耶克和傅利曼极具影响力，不只左右言论，也影响政策及法律制定。刚好与这两位学者风云际会、一拍即合的，则是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雷根两位右派政治领袖。学界、政界通力合作，互相援引之下，「新自由主义」思潮遂风靡全球，至今不衰。

新自由主义者的虚伪与偏执

史迪格里兹回忆当他在1960年代第一次遇到傅利曼时，傅氏已从严谨的经济学家，转变成偏执的意识形态者。傅利曼当时有一篇名著，鼓吹公司应追求股东利益极大化，因为股东利益极大，就导致全社会的利益极大。（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主张。）但史迪格里兹以初生之犊姿态，公开批评该文不仅错误，甚至是罪恶。因为如果只求股东利益，却排除对于消费者权益、工人福利、环境损害等方面考量，并不会导致社会福祉的极大化。史迪格里兹诚心请教傅利曼，请他指正自己推理过程的错误。但傅大师并未真诚回应史小犊的质问，只是武断地、重复地说：你错了。最后史小犊的挑战文章只能发表在冷门的学术期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销量广大的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则刊出傅大师的可议之文。〔另，1992年12月美籍经济学家John K. Galbraith接受台北《天下杂志》访问时说：「我的一生专注于正确；傅利曼一生都在为他的信仰辩护。」1〕

前已提及，被新自由主义绑架的亚当．斯密虽曾提及自利动机与市场机能可提升社会福祉，但他并未把此一论述当作普世真理。史迪格里兹提及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亚当．斯密用很多篇幅解释对财团、企业之管制是必要的，政府尤其必须保护劳工、主动投资教育等等。他并不迷信自由市场，他说商人聚在一起，很难不勾结以牟暴利。这样的经济学之父，和新自由主义学者所宣扬的亚当．斯密，简直判若两人。史教授指出，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编写一精简版《国富论》，但把不利新自由主义论点的内容全都删去，只留下他想要亚当．斯密说的部份。诸如此类的扭曲，终于让《国富论》成为右派的圣经，但也见证新自由主义学者的伪善。

2001年史迪格里兹获得诺奖的主要著作，表明在真实世界里，常常有些人掌握别人不知道的某些资讯。在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运作得到的结果并非最有效率，也非有益于整体社会。史教授一语双关地说：为何亚当．斯密称市场机能为「不可见之手」？因为那只「完美」的手其实并不存在。史教授还说：涓滴效果（trickle-down effect）缺乏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富人得利不见得润及穷人。

199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贝克（Gary Becker），也是新自由主义者。他写过一本讨论经济歧视的书，结论是：经济歧视不存在，因为若有歧视，市场力量就会纠正它。史迪格里兹认为，贝克的问题就是太相信市场机制，认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却忽视任何形式的权力（power）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芝加哥大学的周遭就是贫民窟，经济歧视、种族歧视都发生在Gary Becker的眼皮下，他却视而不见。史教授幼时住处离芝加哥不远，他就常见芝城的种族、经济歧视，这也是促使他进入经济学领域的原因之一。他认为经济学应该分析、解释这些（被新自由主义者忽视的）现象才对。

史迪格里兹还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批评，他说经济学界一直抗拒考虑所得分配问题。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Lucas Jr.）甚至说：「最诱人也是对经济学危害最大的研究，就是对分配问题的关注」。Lucas这种思维也是根植于新自由主义。因为分配问题不得不涉及政府的管制措施（如课税、补贴、对企业的某些限制），认定市场机能完美有效、相信涓滴效果、反对政府介入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者，当然排斥谈论分配问题。史教授说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各大学经济学系研究所课程都不谈分配问题。现在终于有些改变，因为美国经济缺乏竞争力的事实，逼着大家不得不探究这是否与分配问题有关？

经济学界大师，车载斗量，且不乏曲学阿世之徒，或不识人间疾苦之辈。关注弱势者的史迪格里兹，则是始终如一的乌鸦。

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死亡

史迪格里兹先破后立，他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自然产生一套他认为更进步、更合宜的经济体制，他称之为进步资本主义（progressive capitalism），或复兴、重生的社会民主主义（rejuvenated social democracy）。这套体制首先要厘清的是：何谓自由？

史教授认为：我们不能只从正面看自由（你能做什么），也得看负面（你被迫不能做什么）。右翼太狭隘了，老指责政府的管制让财团、企业失去自由，但却忘了财团、企业的为所欲为，会使消费者和弱势劳工失去一些自由。民众只看到政府的约束降低人民的自由，却忽略强者的行为会压低民众更多的自由。何况政府除了经由提供教育、医疗，扩大民众的生存空间之外，它也常约束会约束小民的强者。政府压抑强者的自由，以增进弱者的自由，有何不宜？

任何社会要运作良好，一定需要政府管制以及人民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用以限制会伤害民众自由的人。《十诫》不许偷窃，它管制小偷的自由，却给其他人更大（不被偷窃）的自由。红绿灯的设立，也是牺牲局部小自由，换取整体大自由。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设定正确的管制，以便扫除某些人的不当行为，进而扩大一般人的福祉与自由，而不是要不要管制的问题。越复杂的社会，就越需要新的管制措施，像现代的金融、AI、媒体，就需订定一套新规则，以便确定这些新发明会使全体社会更好。

史迪格里兹的第二个理念是：取舍无所不在，一人的自由可能使他人不自由。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死亡。解除对狼的管制，导致羊群遭殃。经济学家称此为外部性，你的行为影响我的祸福。我们越是聚居、都市化，外部性问题越严重。例如新冠疫情期间，全体活着的自由比不戴口罩、不打疫苗的自由更重要。你持枪的自由，使我丢失免于恐惧的自由。你排碳、燃煤的自由，侵害我拥有良好大气环境的自由。可见每个文明社会，都得做明智取舍。有些取舍很难做决定，需要全社会更多的讨论，不能一概敌视政府的管制。

如果有人具有影响价格的能力，可从他人身上获取超出完全竞争之下的额外好处，就被称为剥削。透过诈骗、给予错误讯息而赚取利益，也是剥削。川普创办的川普大学，其实不是教育机构，而是搞诈欺、剥削，他后来被罚了很多钱。正常社会应有一些管制，以便排除剥削。「剥削的权利」不应该凌驾「不被剥削的权力」之上。管制独占者的剥削行为，虽使独占厂商丧失一些自由和利益，但这种管制不仅在道德上站得住脚，也可使全体经济更有效率。具有管制的社会，才可能运作得更好。

强制措施让全体更自由

一个更具争议的话题是自由与分配的关系。自由主义者反对课税，说它会剥夺纳税人花钱的权利。他们此一主张来自一个无法被正当化、合理化的假设：我收到的所得就是我的，即便它来自我对他人的剥削，或是我继承自先人剥削他人的所得。这当然不对。更何况课累进税制虽然抑制富人所得，但经由税收转成对穷人教育、医疗的补助，整体穷人获益的程度远大于整体富人的损失，这对全体社会有益，最终也会反馈给富人。

分配不均会造成整体社会的负面外部性。不均的社会，经济表现较差。史教授早在2012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书中，就表达此意，但当时被视为激进，无法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并非左翼机构，但他们现在已同意史教授的论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同意。政府采取某些可降低不均度的强制措施，这些措施减少了强者一些自由，但全体经济表现更好之后，最终也让强者获得更大的自由。

史教授指出，疫情受到控制跟疫苗发明有关，但疫苗相关的基础研究则是政府早就花大钱的结果。（生产疫苗的药厂是在既有基础研究之下，轻松踢了临门一脚而获利。）疫苗的基础研发不是免费的，总得有人付税，付税具有强迫性，但税收使我们获取免于染疫的自由。可见当我们面临一现实问题时，政府常须经由某些强制措施，才能增进全体民众的自由。

现代行为经济学指出：改变人类行为的更好（且非强制性）办法，是先改变他的信仰、认知和偏好，不是改变他受到的限制。史教授说：罚款是制止行人乱丢垃圾的方法之一，但有些国家的教育，让孩童觉得不应该丢垃圾，强制法令、罚款就不再需要。我们称这是行为内生化，这个社会成功地把丢垃圾的外部性，被内生化地解决了（自觉不丢垃圾）。这种效果常比强制罚款更好。相反的对比，是美国的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他们鼓励更多自私，让全体的处境更加困难。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这样社会就更难运作。

请错和尚念错经？

史迪格里兹在台北的这场演讲，主旨是在批判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政经体制。（远在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他就预期民粹型政客会入主白宫，以及美国体制的不可持续。这是难得的睿智与远见。）台湾社会对这种「疑美」言论可能很陌生，因为美国的「民主、自由」向来是台湾学习、模仿的标竿，如何防止政府扩权、如何警惕对岸的共产党，才是台民关心的重点。岂知这位洋和尚竟然没有入境随俗，反倒念了一本大家没预期的经。请看现场主持人和与会学者提问的三道问题，就可知讲者和听者同床异梦，关心的重点不同。

问题一：是否应为政府的介入画一条红线？如中国共产党常美化一切政府介入为善意，你是否有一条红线？

问题二：在台湾，政府实行广泛的价格管制，这在您的进步资本主义之下，是否具有正当性？政府角色的扩张是否应该更谨慎？

问题三：以新冠疫情为例，如果厂商缺少独占利润，将影响疫苗的研发、生产，怎么办？

政府「该不该管制」和「如何管制」是两个不相干问题。破除「管制越少越好」的迷思，是史教授的主要贡献，但这与管制手段应慎重并不冲突，他也绝不可能支持政府无所不管，是否「利民」才是该不该管的判定原则。前面两问题显示提问者没被史教授说服，他们比较关心的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是政府该管没管，甚至担心管制成为共产党无所不管的借口。跟新自由主义的「该管不管」相比，台湾人更在意共产党的「无所不管」。

第三位提问者仍旧相信（被新自由主义污染的）标准经济学理念：独占利润是生产疫苗的必要诱因。但史教授已经言明，支付基础研究巨额经费的是政府，占尽便宜的制药厂只在最后半哩路锦上添花，他们若因此而垄断独占利益并不公平。

史教授在别的场合曾提及，南非和印度于疫情初期曾要求美国药厂放弃智慧财产权，两国愿付特权使用费，换取生产疫苗权力，以免国内人民大量死亡。史教授等人曾敦促拜登总统支持此议，但没成功。于是，美国人想要多少疫苗就有多少。加拿大保留的疫苗数量是其人口的八倍。在非洲几乎无法接种疫苗，但美国两大药厂推说没有多余产能帮别国生产。这就是迷信独占利润有利生产诱因的不人道结果，但它对崇尚美国制度的台湾人可能不造成障碍。

总之，美国政经体制严重长期右倾已腐及其根基，史迪格里兹大声疾呼，主张应向左调整为进步资本主义。他的主张尚难成为美国主流意见，但美国经验以及史氏立论未尝不是其他国家、地区的重要参考。不过，赞赏、认同史教授言论的前提，是听众必须先对新自由主义之害有所体认。台湾人如果对史教授的进步资本主义（或复兴的社会民主主义）尚有疑虑，那就更不可能接受对岸的社会主义了。观其重要著作与演讲，我觉得史迪格里兹跟社会主义中国的心理距离，似乎小于台民与对岸的距离。因为台湾人比史教授更迷信美国，史教授比台湾人更客观看待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