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货力为己」，
而「治着太平」、「天下为公」之向往无已，
却在潜滋默长否定之否定
为本文所提出之研讨主题，若中国社会根柢之天下体制、天下哲学，如只限定于这样的一段历史时期──从中国有史之初的夏代起，到先秦之春秋战国时代止，则本文的研讨到了上一章节的结束，当可说已告完成。
然而不然，本文之作，当非一吊古的诗篇，视彼为往圣前哲所奠立之天下体制及其哲学，到了秦汉时代已告死亡，我们在今天偶发怀古的幽情，用以凭吊陈迹者。相反地，乃是有见于日告显著的历史征象，中国社会之于近世和当代，似在其试错而进之中，一「反」秦汉以来的社会形态及其内涵之为中国古代社会之「反」，而要另为开出一个高层次之「正」者的新局来。合古今及未来而统观之，中国之历史全局似要完成其由「正」而「反」，再由「反」而「合」之辩证发展。以上数章节的探讨，在侧重于先识其「正」。因为识其「正」，才能识得秦汉以来的社会为中国古代社会之「反」，亦才能正确地辨知并进而主导，今日和明日的中国社会之究应或究宜何去何往。
事实上，要否定中国之中古社会和下古社会的思想种籽，亦即要反秦汉以来，甚至夏商以来，中国之社会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思想种籽，堪称之为中国社会哲学的「反」之「反」者，是早已潜播并默长于秦汉以来的社会制度及其识形态的母体之内。显而易辨的矛盾，则为：「天下为家，货力为己」之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于夏商以来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于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固居于统治的地位，然而，生活于此类社会机体之内的仁人志士，却并不视其为事理之当然应然，相反地，他们不只是斥其为「今大道既隐」之反常，且时时眷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治着太平」的盛世，而兴发强烈的愿望，希其能够重视于他们所处的各当代。
是二者殊途而同归，归向于中国社会之「反」之「反」，其将终要为今后的中国社会开拓出一个高层次之「正」来。
一、
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为义，及「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货力为己」之为义，各予以简明而赅要的陈述，且并把它们放在一起，作出鲜明的对比，当为《礼记・礼运篇》（此文之撰着，约在秦汉之际，或西汉初年，出于孔子弟子言偃学派之后学）首段的杰作。其说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1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2，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己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3，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4，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5。故谋用是作6，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7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8，着有过，刑9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10。是谓小康。
上所引文，虽不过三四百字，然于其具体、明确而且极其生动的对比之中，此类之两个历史时代，两种社会制度及其精神意识之不同或迥异者，不只是明白如画，可使读者感到深刻的印记，更重要的〔是〕，前者之优于后者，异常突出，而尤具说服和号召的力量。
此所以两千余年来，身受后一制度之害的人们，以及各时代有正义感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们，每读此文，不仅是会为之废书而叹，叹今日之「大道既隐」，且不乏投笔而起之人，要旋乾转坤，推此后者之速去，让彼「暂隐的大道」得能再度地重现，运行于当代和后世。
大道之曾运行于上古，若似一个千真万确的史实，自在大大地增强着秦汉以后各时代反叛者的信心，且在增益着他们之经济的、政治的、甚至道德的自觉。
待到后汉，何休的「三世说」，若「据乱」、「升平」与「太平」云云「三世说」11的出现，不只是加速了此类已转入于地下活动之天下哲学的潜流之流行，且使此类的潜流像浪潮一般地此伏彼起，先向「着治太平」这一面冲击，以争取大众生活之丰裕均平。
这是一种甚为特殊亦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态势和力量，曾经支配中国历史波动者近两千年。欲知其故，或尚须先作一番掘发、辨析和综合的工作。我们且来研讨一下何休的三世说。何休的三世说，是承继春秋公羊家的传统，视春秋时代之于孔子为「所传闻」、「所闻」、「所见」的三世说而来，而并予以更进一步的推演。其说云：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
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
至所见之世，着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何休的三世说，见于他所着之《春秋公羊解诂》鲁隐公元年传注。单依何氏的本文以看他的三世说，很易了然，为其所划分之「据乱」、「升平」和「太平」云云之三世，均属侧重于夷狄与诸夏之间民族关系或退或进者以为说，这当是属于中国天下传统的正脉；然而却似无关于人民大众社会生活之丰裕或贫乏，均平或不均平。
既是如此，则何休之「太平世」，竟何以会对东汉以来，历代争取社会均平之太平运动，发生若彼巨大的影响，似属不可解之谜。
于此困惑，若欲达致正确的了悟，在我们或须要跳出于何氏的一家之言之外，就其迩近和更远的背景作进一步的探求。事之趋于错综复杂者，或系由于何休之巧于改造《太平清领书》12之太平说，用「着治太平」的「太平」以名其三世之最上世，并以「见治升平」的「升平」，以名其次于上世的中世；于无言之中，他的三世之上世和中世，已同《礼运》所称之二世，若「大同」与「小康」者，发生了息息相关的关联。唯其如此，由于「着治太平」的附益，更增加了人们对于「大同」之世的向往。倒转过来，此「着治太平」之「太平」，与之相应地，也被浸入了「货力不为己」，人人均应获得丰裕均平之养的思想成分。
但此类沟通二者的桥梁，却非何休只手所搭成，应注意的前于何休和于吉的典籍（编按：即，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于吉的《太平清领书》）已有盛言「太平」之义者，且其为义多与人民大众社会生活之应该丰裕均平者相关联。例如于《白虎通义》，为符瑞、礼乐、封禅、巡狩等篇所分别传述的太平义13，不下十数则，类而分之，可得三类：第一类为不分夷夏、「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太平；第二类为人民大众社会生活之均获丰裕均平之太平；第三类为不分夷夏、「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而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又均能获得丰裕均平的太平。14在这里，我们或须对于东汉初叶所举行之学术集议，若白虎观集议15者，表示谢意。这次集议的主旨，在考定五经的同异，故曾广事搜求且兼容并包散逸民间之古说和新义。而其结果，原同秦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不相协调的太平诸义，也被发掘著录，流传下来，且复居于同经典的地位。
若上溯之，并可知悉，为《白虎通义》所传之二三两类的太平义，当亦非汉人之所臆造，实上承西周经典所已隐约道出的太平义而来者。若《诗经．小雅》之〈鱼丽〉，《大雅》之〈凫鹥〉，即其根源。于〈鱼丽〉，诗序云：「〈鱼丽〉，美万物盛多，能备礼也。……」《毛传》则云： 「太平而后，微物众多，取之有时，用之有道，则物莫不多矣。」于〈凫鹥〉，诗序和《毛传》有着同上相类的序解。诗序曰：「〈凫鹥〉，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毛传》并云：「太平，则万物众多。」应注意的是，此二诗之异曲同工。前者假鱼类之众多以喻万物的丰盛，再借万物之丰盛以喻天下之已告太平。后者则假鸟类之众多以喻万物的丰盛，再借万物之丰盛以喻天下之已告太平。待至此类的观念由鱼鸟而及于谷物，太平云云之意义和名称已于焉成立，如像《汉书．食货志》所传之古说：
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16
如上所述之表意方法和过程，固甚朴拙，然而，其为「天下太平」概念之所由出，却极其真实而具体。从这里，我们不只是由以理解，概念意识之为物，其产生殊不易易17，不可能凭空出现；更重要地，且并可进而知悉，即于西周时代，「天下为均」、「天下为平」即是「天下之政」之「政在生成、化成」者，实并蕴「政在养民」之义，而此「政在养民」之「养」，应是丰裕均平，而且以天下为其范围者。
也唯其如此，为何休所提出的「太平世」，其内涵虽只限于太平三义之第一义，亦即《白虎通义》所传太平三类之第一类，然而，名见义备，有关「太平」云云之诸义，即齐头并现，「社会丰裕和均平」的太平义，似尤为突出。何休的「太平世」之提出，擡高了于吉《太平经》的地位，大大地加速了人们对于「社会之应丰裕和均平」的向往和争取。几经蕴酿，到了东汉的末世，「太平」云云之侧重于社会制度大众生活之理应丰裕均平之义者，不翼而飞。其于社会大众在生活方面未能得其丰裕均平之人，直不啻一响亮的号角，在呼唤他们，起而造反，以争取社会生活之丰裕均平，且并可亲身经历一个太平盛世的到来。
达致上述的认识，或始可正确理解：从东汉末世、三国初期出现之太平道式的太平运动开其始，通过唐代的王仙芝，宋代的王小波、李顺、庄绰、徐梦华等人之太平民变，到洪秀全之试建太平天国，其主题之所指，何以均属于社会之应丰裕均平之义的太平向往和争取。
到了当代，中共之领袖人物，若毛泽东氏者，以乡村中的农民代替都市中的工人，从事于其所称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而在我们来看，这与其说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倒不如说它是中国的太平主义、太平运动的现代化。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似可视其为中国式的太平运动之已达致其有史以来的最高潮。
此类高潮之达致，当已使秦汉以来、或夏商以来，中国社会之为古代社会之「反」者的某一面，亦即「今大道既隐，……货力为己」者这一面，发生相「反」的变化，并已显而且着地呈现出一种堪称为「反」之「反」者的新局面。
二、
秦汉以来，尤其是西汉以后，作为中国社会哲学，亦政治哲学的地下伏流之一，若太平主义、太平运动者，其内涵并不只限于人民大众社会生活之丰裕均平的一面，且并指向于民族与民族间之「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这是本文前曾郑重论及者。于这方面来看当代中国之革命成就，自仍有其可批评应批评的地方。例如丰裕均平之为太平主义的一面，中国古人所侧重于丰裕者多，而今人则视均平为重；推至其极，竟向均平观念之极端处倒，构成一种均平压倒丰裕的态势，似已不无出现了「均贫」「均苦」之失。而于种族间之「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则今日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地位和生活之有显著的改善，当其应予称颂的业绩；然于外蒙问题、西蔵问题，尚未能够作出高境界的处理，以消除外国的干预。在今日的东亚，即来奢谈大于中国之「远近小大若一」的太平，固不无言之过早。但若识及天下思路和天下格局之为物，或并为今日世界、今日东亚之所需，似亦应于高瞻远瞩、智及未来的仁智之中，修正自己，以适众适，为一个更广大地区之「远近小大若一」的太平境界之可能出现而构思。
公平论断，亦自不应求全于一人，责备于一党。若从秦─清之间的历史来看今日的中国，当不容不承认，其在社会的太平主义的实践方面所已达致的成就，是相当辉煌的。
但当我们的探讨来到了这里，却尤应进而知悉的：太平主义及其运动之出现于两汉，及其以后，固然是来自民间，为一种大众性的社会思想。然而，至堪注意地，于某种的限度之内，社会大众之均能获得丰裕和均平，不只是于王朝的统治者无害，且甚有利于他们的统治。以此之故，纯经济性的太平主义，不独是不为王朝所排拒，更微妙地，与「五谷丰登」相联的「天下太平」，并为历代王朝之共同愿望、官方哲学。从秦汉到明清，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众矣，然而几可说，没有一个王朝不在希望着，人民大众，亦即所谓黎民百姓者，能够家给人足，共享太平者。不只是希望而已，且有不少开国开代的英主们，在这方面从事于实践的努力，以求致之。
此类的史实，当复更深刻地向吾人透示历史的秘密：两汉以下，出现于历史的太平主义、太平运动，有其主要的民间的一面，也有其官方的一面；然即系来自于民间，太平运动所要反对、所要改变的主题，似只在「今大道既隐，货力为己」的这方面。因而，此类的太平运动并不必然地蕴涵另一类的基念，要推翻「今天下为家」之世袭王朝制。太平天国是一个显例。然亦唯其如此，秦汉以后，中国天下哲学之转入于地下活动者，还在平行着另一系列的潜流。那就是：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然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天下为公」却反为大家之所向往无已。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云云之为说，当非出于〈礼运篇〉作者之个人的幻想，乃属实有其所指者。其所指，就是中国古人之共同相信，并共同仰慕的唐虞盛世和尧舜之治。而所谓唐虞之世与尧舜之治，亦非是无根据之谭，依吾人之所理解，当正是中国氏族社会时代的氏族民主制。这是我们应该特加注意的史观，中国古人在这条路线上看古史，不只是出现为《孟子・万章篇》所传之批史：
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
及为《韩氏易传》所传之判史：
五帝官（公）天下；三王（夏、商、周）家天下。18
更明确而具体地，于我们前所征引之〈礼运篇〉，一向被人们所推崇的圣王，若禹、汤、文、武之治与世，亦只能许之以其为「今大道既隐」之后的「小康」之治与世。他们之为人也，也不过是「三代之英」而已矣。
禹、汤、文、武之被贬抑，不是他们没有大的贡献，却只为一个「家」字，亦即是一个「私」字之所累，改变了前此的「天下为公」者，而成为「天下为家」了之故。
「天下为公」代表着「大道之行也」，而「天下为家」就是反映着「今大道既隐」。两相对待，两相比照，当已给「天下为家」之继续存在以严重的打击。这类的打击，是政治的打击，道义的打击，亦一逻辑性的否定，使其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秦汉以来，中国古人在这方面从事于理论性的阐发者，不乏其人，于〈礼运篇〉的作者19以下，若阮籍、鲍敬言、黄宗羲、唐甄等人，即其上选。
到了吾人的前一代，从理论之试为提出，而并予以现代化，到躬行实践地试之以革命，以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能再现于中国，且并曾获得最初步的成就者，孙中山先生堪称为一位最突出的大人物。
但是，孙中山先生之去也，已届满半个多世纪，而「天下为公」之来也，不只是迟迟其行，且不无可能要误于有理论的倒退。
我们自应知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再度地回返于中国大地，不只是意味着，要完成反秦汉以来中国社会之为古代社会的「反」之「反」，且并要完成反夏、商、周以来中国社会之为上古社会的「反」之「反」。当无怪其积重难返。
然而，我们亦应知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再度回返于中国，乃是中国社会由「正」而「反」，再由「反」而「合」之正常发展之逻辑的必然。因而，其将终于再来，亦是一个逻辑的必然。
如何突破并解放当代中国或旧或新之意识藩篱、思想局限，以大以阔男女老少的心智，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能再还于中国，亦即是为一种符合于中国历史要求的民主制度之能运行于今后的中国，舖好道路，当属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或下一代的中国人，应负的大责，不容旁贷。然而，我们亦应知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再度回返于中国，乃是中国社会由「正」而「反」，再由「反」而「合」之正常发展之逻辑的必然。因而，其将终于再来，亦是一个逻辑的必然。
如何突破并解放当代中国或旧或新之意识藩篱、思想局限，以大以阔男女老少的心智，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能再还于中国，亦即是为一种符合于中国历史要求的民主制度之能运行于今后的中国，舖好道路，当属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或下一代的中国人，应负的大责，不容旁贷。（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