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言令色」，指言语巧辩、态度奉承。「鲜矣仁」是「仁鲜矣」的倒装句，谓「很少是仁者」。孔子主张讲话要负责任、对得起良心，因此要「慎言」，如「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为政〉）。但「慎言」不是「不言」，因此该说话时就要说，否则「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季氏〉）。由于「慎言」之仁者通常不会舌粲莲花，因此很少表现为「巧言令色」。所以凡是看来「巧言令色」者，很少是仁者。不过，「鲜矣仁」并非「皆不仁」，因此仍可能有例外而被我们误判。反之，〈子路〉篇中，子曰：「刚、毅、木讷，近仁」，亦未把「刚、毅、木讷」者直接视为「仁」。可见「巧言令色」和「刚、毅、木讷」都只是外显征候。究竟其人「仁」否，还是要看内在用心。
「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说：「我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三件事中，第一件事就是「为人谋画，是否尽忠？」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故必先志同道合，才有「为人谋」之可言。因此，此处之「为人谋」，绝非「为别人谋利（或名、权、位…）」，而是「为『彼此共同信奉的道』而谋」。说到底，所谋者仍然是自己内心信奉的道。故曾子所问「为人谋而不忠乎」，绝不是问「有没有不忠于对方」，而是问「有没有不忠于（自己与对方共同信奉的）道」。曾子深知孔子视「忠」为「忠于内心之仁道」（大忠），故以「忠恕」释「夫子之道」。而朱熹以「尽己」释孔子、曾子之「忠」，可谓抓到要害。明乎此，则知曾子此处所问只是「自己是否尽心」，而非「他人是否满意」。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第二件事是「与朋友来往，是否守信？」《论语》屡言以「信」事友。《礼记》〈学记〉云：「大信不约」，可见儒家看重的「信」并非「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小信」。儒家所守之「大信」，仍是儒者内心基于仁道所许之愿，而不是与人约定的表面文章。因此，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谅」者「信」也，就是主张坚守正道而不顾小信。孟子亦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离娄下〉），也是此理：为了「义之所在」，可以「言不必信」。
「传不习乎？」
第三件事是「老师所传之道，是否做到每日反思温习？」《论语》中「传」字两见。除此处外，即子游批评子夏教学之法，子夏反驳时曰：「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子张〉）可见「传」专指老师向弟子「传」道。韩愈〈师说〉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系将「传道」列为老师之首要任务，确为孔门正宗。「习」即「学而时习之」之「习」，是反思而非单纯记诵。「传不习乎」，就是说：老师所传之道，必每日反思之，以求日益加深领悟。」
「忠」、「信」之分
儒家的德目里，「忠」是对己，「信」是对人（君上、朋友），而「习」则是对师（所传之道）。此外，「孝」是对君上、父母，「悌」是对手足。但都要以内心的「仁道」为准，不是无条件地、不加反省地「愚忠」、「愚信」（前引「大信不约」，故不应拘泥于错误的约定而违仁）、「愚习」（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因此若自省之后，觉得老师所教不合仁道（自己的良心），则必争之，不可盲从）、「愚孝」、「愚悌」。因此，儒家德目的核心价值是「仁」，其他一切德目都以「忠于仁」为前提。而儒家的「忠」之对象，不是他人（国君、长官、父兄），而是自己内心的「仁道」。说成白话，「忠」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儒家而言，所有的伦理（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道理）都必须首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凡事先扪心自问（摸着良心问问），就是坚持自身「道德的主体性」（「道体」，相对于「器用」），所以君子当然「不器」。
这种「忠」、「信」之分，在春秋时期原是君子间的共识。据《左传》记载，西元前607年（鲁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不像个国君），…宣子（赵盾）骤谏，（晋灵）公患之，使鉏麑贼（杀害）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 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刺客鉏麑受晋灵公之命而去暗杀赵盾，当他发现赵盾是晋国百姓的好领导后，面临两难困境：他若不执行君主之命而放过赵盾，只是对君主失信；他若执行君主之命杀了赵盾，反而是不忠。可见春秋时期的「忠」，决不是忠于个人（君上），而是忠于原则（仁道）。所以说「忠」是对己，「信」才是对人（君上、朋友）。「忠臣」是「以忠事君」之臣，而不是「忠于君」之臣。
儒家的「忠」，首先是忠于自己的道德信念；因此真正的「背叛」，不是背叛君上、师长、父母、朋友，而是背叛自己的良心。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罪感」体会极深。中国人所谓「耻」，是因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而羞于见人，是由「罪」生「耻」。西方人类学者将日本文化定性为「耻感文化」（相对于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罪感文化」），固然正确，但扩大到中国儒家，以为儒家也如日本人一样欠缺内在良心、只有「耻感」而无「罪感」，则是浅学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