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东：请阐述您提出儒家「三民主义」想表达什么理念。

齐义虎：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三民主义」是指保民、养民、教民。保民体现的是人民对生命安全的需求；养民体现的是人民对物质生活水平的需求；教民是人民对精神生活水平的需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显现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人民为国家的根本。儒家虽然主张贤能政治，但贤能政治的目标是要为人民解决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孟子称之为「仁政」。

西方政治思维存在强烈的基督教背景，富有一神论的色彩，中国政治思想强调的则是天、地、人三才之道2。「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3」。儒家传统中的三民主义其实是与三才之道相对应的。天有其时，四时化育，生生不息，赋予人类以生命，所以天道主要体现的是保民。地有其财，大地上各种的资源可供养人类、养育众生，这便是养民之道。人有其治，治主要就是教化，人文教化才产生人类文明。我们可以利用天道、地道的自然资源来保护、养育人民，但是教化则是人类文明的自我创造，借此人类才足以与天地相参。所以天、地、人三才之道对应的就是保民、养民、教民的三民主义，政治的目的就是设法满足人类群体这三方面的需求。

三才之道、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历史与哲学不同，哲学作为理念可以是完美的，但理念一旦落实为历史，总会受诸多条件之限制，所以传统政治、实际政治都有它不完美之处。我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就是希望找出我们的政治应该迈进的方向。今天大家已经看到，西方政治学所提供的政治理想已不能满足我们对未来政治的想像，西方政治理论也无法兑现它的许诺，带给大家美好的未来。因此，我们需要反思中国的传统，借鉴传统政治思想为我们打开新视野。

在儒家思想中，三民主义和三才之道相对应，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对执政者的期望。若执政者实践儒家的三民主义、三才之道即为儒家所称的「仁政」。

史：如何称呼您现在的研究范畴？

齐：我们现在称之为「政治儒学」。儒学近代史里有一个「现代新儒家学派」，是清末、民国以来的产物，但1949年以后，很多现代新儒家都流落到港、台、海外，他们的主张和大陆学者的主张有了分化。大陆新儒家主要的代表是蒋庆先生。蒋先生认为从历史上来看，儒学可分为两派，一是心性儒学，主要讲修身之道，是内圣之学；另一派是政治儒学，讲的是外王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海外新儒家更强调修身之道，属于心性儒学，至于外王之道他们觉得儒家已不能为之提供思想泉源了，因为民主俨然已成普世价值，大家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就好了。但蒋先生觉得海外新儒家的这种重心性、弃外王的二分法割裂了儒学，因为儒学本身不只是修身之道，也有自己的外王之道，外王之道就是儒学的政治哲学、政治主张。

我研究的三民主义就是儒学的外王之道，我的问题意识是：儒学如何看待世界的政治？如何给人类开拓政治理想，并且是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政治途径。蒋庆先生说：我们要学会「以中国解释中国」。以往我们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学术术语、范式解释中国，且不光解释现实的中国，还解释历史的中国，把我们中国的历史按照西方理论模式进行切割、转换。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分为几个社会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而且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到底是君主专制还是集权政治。这都是用外来观念解释中国，往往造成削足适履、格格不入的窘境。所以我们应该学会用中国本土的思想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这样的解释才会更契合真实的中国，会使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史：您在国内用中国的观念、方式解释中国，我身处异国，我在找寻用中国的方式向外国人解释中国，我们殊途同归？

齐：对。文化或文明间的交流不能用单一视角来进行，但由于中国近代经历了被侵略、受屈辱的历史，我们一步一步地丧失了文化自信，渐渐放弃自我的价值、评判标准，改采西方的标准。现在我们提倡文化自信主要就是针对近百年来的文化自卑，自卑和自负是两个极端，自信才是中庸之道。我们只是寻求和西方平等对话的位置，不让西方老用他们的价值，高高在上地指责中国。但我们在向西方解释自己之前，要先说服自己、找回自己的价值座标体系、自我的文明评价。

史：儒学只是中国文化的一支，不是全部，我们如想了解中国的政治理念，儒学只是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齐：政治儒学是现代的词汇，如果按照古代学问的分类──经、史、子、集，它就是属于经学。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学，「儒、释、道」当中，佛和道是辅助的角色，因为它们关注的是出世的人生，入世层面（尤其涉及国家治理）主要是由儒学来担当。儒学的核心是经学。所谓经学就是由孔子所删定的六经所奠定的学问体系，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到了清代已演化为十三经，因为每一部经之外还有其不同注释的版本。概言之，经学是中华文化核心中的核心。

从宋代开始，科举考试的内容汲取自四书五经。朱熹认为四书是学习五经的阶梯，五经较难，四书较简单，学习四书之后再进阶到五经。经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六艺之学「礼、乐、射、御、书、数」都是面对现实的政治。过去的读书人，科举考试的目标不是成为学者、专家，而是成为优秀官员，这是经学「致用」的目标，经学也因此处于中华文化的核心地位。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长达两千多年历史中，儒学不只是培养中国的政治菁英，也「儒化」了中国的伦理社会。

史：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因为儒家思想有利于武帝统治国家？

齐：皇帝当然希望利用儒学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儒家士大夫也利用皇帝「得君行道」、「致君尧舜上」。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主固然可以利用儒学，儒学也可以利用君主，关键是谁的力量大，谁能吸纳谁。君主只是个人，儒学是个群体，是强大的文化力量。个人在面对文化力量时，很多时候他也被儒化了。武帝晚年下罪己诏，检讨自己过往的穷兵黩武，这就是儒学的力量。

史：您何以走上政治儒学这个研究议题？

齐：我们过去经常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为政治的目标就是追求民主化，以为民主化后便万事大吉。但是看看台湾，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了，但台湾的政治并没有变得更好，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机会。

五四先贤提出民主与科学，那时因为中国尚未经历现代化，大家觉得现代化是美好的。今天中国已充分现代化了，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化时，不光要看现代化的利，也要看到它的弊。这就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传统文化为什么要复兴？我们并非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当前社会出现了很多现代性的病症，这些病症无法透过现代化的方式自我解决，这就需要借鉴传统智慧进行综合化解和治愈。儒学在今天依旧有价值，它可以和现代化进行古今的调和。与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相对应，对传统文化之思古复兴我称之为传统化。现代化和传统化好比一套阴阳组合，要实现共生合作，就像鸟之双翅，车之两轮，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它们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而言都是缺一不可的。

史：有何机制可以调和现代化和传统化？这个机制似乎不宜来自官方？

齐：历史演化的过程可能不是某一人所设计的，它是历史合力的产物。所以我们需要汇聚各种不同的力量，包括政府、民间、学者、普通民众，形成历史合力的大趋势。下一步我们该努力的，可能是处理好中国近代革命的产物和传统政治文化的结合。汉高祖取得天下时，鄙视儒家，陆贾进言时，他不屑一顾，反而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4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个阶段，任务不同。我们今天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共产党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天下，儒家帮不上忙，但在治天下且追求更好政治状态的层面，儒家是帮得上忙的。习近平说得好，他说：前30年（毛泽东时代）和后30年（邓小平时代）互不否定。我们可以检讨文革，但不能将毛时代的建设一笔抹杀。把思维再放大，近代中国跟古代中国也不能互相否定，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淬炼的产物，是全体人民奋斗得来的宝贵政治遗产。共产党在军事、经济建设上成就斐然，但在文化建设上还有很多不足，需要传统文化的弥补，这就是如何处理儒家和党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承认这份历史遗产，不去否定它。（很多海外新儒家最大的问题是强烈反共，他们不承认近代历史的产物。）我认为如果缺少承认历史的基本态度，将会使自己陷入矛盾境地。我们可以补中共的不足，在它的基础上接续下去，而不是全盘推翻。推翻这种对立思维，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建设。

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是「逆取顺守」，「逆取」就是通过武力取得天下，但要治天下就要通过「顺守」的治理方式，不能用暴力。古和今、阴和阳、儒家和共产党都可以协手合作，因为目的是一致的，都为了实现中国的复兴、强大。我们需要官方和民间的良性互动，民间不要持激进的反共心态，官方也要有吸收传统文化的肚量。习主席上任以来，对于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但关键还在如何把传统文化和现有体制接合起来，这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前两年，借鉴于「督察院御史台」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置，就是传统思想在现代的体现。

史：当前推动政治儒学、三民主义的障碍是什么？

齐：主要障碍在思维上和理念上，我们首先要破除八大迷信：自由迷信、民主迷信、法治迷信、市场迷信、进化迷信、科学迷信、美国迷信、全球化迷信。

自由迷信的问题在「蔽于我而不知群」，因为过于强调个人权利，而不知道还有群体的价值。民主迷信是「蔽于民而不知君」，君就是君主。政治结构中永远会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领导者就是君，尽管君的名称在古代称作皇帝，现在称为总统，但他依然是君。法治迷信是「蔽于法而不知礼」。西方的法治与中国传统的礼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法治强调平等原则，是一刀切的原则；而礼治其实还强调人情、天理，强调差异性。市场迷信是「蔽于利而不知义」。市场是一个逐利的机制，所以市场是天然的不平等派，它本身不会有正义的需求。进化迷信是「蔽于进而不知退」。单纯的进化论容易使我们盲目的乐观、自信。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它是有起伏、有盛衰、有波峰波谷的过程，不是单纯的进化，也有退化的时刻。科学迷信「蔽于物而不知心」。科学被用来研究客观世界，但客观世界之外，还有内在的心灵诉求，这方面可能也不是通过科学、心理学能解决的问题。

美国当然是世界第一强国，大家都以美国马首是瞻，好像它就是标杆，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美国人也担心中国想取而代之，但从儒家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绝不是取而代之，我们不要成为另一个美国，霸权强国不是我们的目标。虽然我们最后会作为世界老大，但绝不是美国那样的老大。中国外交常讲我们永不称霸，其实完整的说法是：「中国永不称霸，因为中国要称就称王。」称王和称霸就在于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美国的问题是「蔽于武而不知文」。它到处耀武扬威，更多的是靠军事武力宰治世界，不是用文化的力量。最后，全球化的迷信是「蔽于统而不知分」。全球化在今天当然是潮流，但今日世界主要还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其实就是以资本主义模式向全球扩张和复制的过程。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比喻成火山喷发之后，熔浆蔓延到世界每一角落。这个过程看似是把全球连接在一起，但它没有解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等的问题，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蕴藏反全球化的力量。

史：中西政治体制追求的目标有何不同？

齐：在古希腊阶段，西方政治也追求美德、追求完整人生。但中世纪以后，西方以基督教为国教，产生宗教和世俗生活的二元对立，即灵与肉的对立。现在西方政治就是延续政教分离、二元对立。政治只解决肉体欲望，包含建立福利国家，照顾从摇篮到坟墓的物质需求。但若说到价值的诉求、灵魂的安顿，你得找宗教，政府不管。西方因为政教分离，所以政府必须实行价值中立、奉行多元主义。但中国没有政教分离的传统，当然我们也不是政教合一，更合适的称呼应该是「政教一体」，因为中国不像西方有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强大宗教系统、教会组织，所以中国的「教」不是宗教，而是文教，是人文教化。

政教一体：中国的政治体制

教化着重于入世伦理，和来世、天国无关，中国政治是个政教体系，既管理国家，也教化人民，二者都是政治的任务，缺一不可，故政教本来就是一体的。中国的政教关系就像筷子，两根不能分，必须配合在一起才有用。西方的政教是刀与叉，可配在一起也可分开使用。中国政府像是「无限责任公司」，西方政府是「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管的事有限，超过管辖范围，政府就没责任；中国政府负无限责任，百姓任何需求政府都要回应。于是西方常觉得中国政府集权，什么都管。中国人会质疑西方政府，为什么该管的没管？

政教一体才能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这是中国百姓对政府的需求。西方政治只解决「安身」问题，也就是物质生活，「立命」则是解决生活的价值问题。前者让你活下来，后者让你活得有意义。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认为，立命的问题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不是政府职责。但在中国，政府既要讲安身，也要为人民提供立命。所以我觉得共产党政府只强调「为人民服务」还不够，「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褓母，只能照料生活起居，只能安身，百姓还需要一位老师来教导如何立命，让大家通过学习，寻找人生价值。《尚书》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中国的思维是：老天爷创造人民后，为了护佑黎民，再为他们设立君和师。「天地」生养我们；「亲」是我们的祖先；「君」和「师」是管理和教化的组织。合在一起便是过去「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但西方「天赋人权」的思维却是：上帝创造人类后，给每人一份人权，然后百姓自己通过社会契约、权力让渡来组建国家，前述这些活动上帝是不参与的。所以政教分离和政教一体应是中西政治思维最大的差异。

中国政府除了为民服务之外，还要为民「立极」5。《周礼》开篇即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极就是北极星之意。《论语》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德来统领政治，就像北极星一样高挂天上，其他星辰都以北极星为中心围绕着它。《尚书‧洪范》又说：「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这段话用日、月、众星象征君、臣、百姓。为人民立极，就是为人民指引人生的意义和方向。中国共产党不能把自己局限为公仆，还要作人民的导师。

现代西方把国家当作一个公司，主权在民指大家都是国家的股东，国家提供福利就是股东分红。议会就是董事会，董事长就是国家元首。传统儒学则把国家看作一所学校，国家元首是校长，官员是老师，公民就是学生。校园由校长和老师管理、主导，学生可提出自己的诉求，但他们主要是受教群体。学校的最终目的是把学生教好，中国政府是教化汇合（不是利益聚合）的共同体。

毛泽东时代完成了保民任务，实现国家独立，保障国家安全，人民不再受战乱之苦。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养民、富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下一个30年应该解决教民问题，使中国人不只富、强，还要更文明。当然，用什么内容来教导人民也是关键。文革时代也有教育，但是用民粹的方式，这有问题。我们如果能用孝悌敦信仁义礼智的传统文化来教民，效果会更好。

史：古代科举是教民的可行机制吗？

齐：是。科举制有引领价值的作用。大家向往「诗书传家」，子孙读书、中举、做官，光耀门楣。科举不只是官员的选拔过程，它也让民众重视子女教育，直到今天全球华人仍受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而且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比之纯粹的技术官僚更能教化百姓。

辅助教化的另一途径是司法，古人所说「明刑弼教」就是此意。社会上总有人不服教化，国家只好用法律制裁他。司法是辅助教化的重要手段，好的司法判决同样可引领社会价值，让百姓明是非，知道该为和不该为，进而产生明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可惜我们现在的法律有时并不能体现这种功能。

史：现代法律、礼仪、规则无法反映中国的文明价值？

齐：我们近代接受西方法制观之后，法律和道德似乎截然划分，关联不大。老百姓常认为司法不公，不公来自（体现西方正义观）的法律和人民心理对正义的期待有距离。比如西方反对死刑，但中国仍未废死。中国法律界、法学界很多人主张废除死刑，和西方接轨，他们甚至觉得废死是文明的标志。但普通百姓九成以上是反对废死的，他们的心理认知是传统的，异于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人看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中国人对天的理解跟西方基督教对上帝的认知不同。我们的天有生杀之权，春夏万物滋长，秋冬有肃杀之气，当一个人杀其他人，作恶多端，他已经自弃于人类，法律杀他是替天行道，何错之有？

另外，礼乐也是教民的手段。传统礼乐仪式都含有教化功能，比如冠礼、婚礼及丧礼、祭礼，中国古称「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但现代这些礼仪都太简约了，而且有大幅西化的倾向。

共产党跟墨家很像，他们都是艰苦奋斗的组织，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墨家反对礼乐文明，认为太浪费，共产党也主张节约。但我觉得在礼仪上面，我们不能太节约，因为这是必要的教化。我们现在也在慢慢地恢复古代礼仪，比如每年在9月30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这是新增的礼仪，我们应如何纪念革命先烈？这些都还没形成固定礼仪，需要新时代的人来创造，进行新的制礼作乐。又如现代的婚丧礼仪应如何安排？公务员的丧假只有三天，这合乎人情吗？我觉得儒家在这方面树立了很多典型，足以借鉴、参考。

前一阵疫情升温，有个护士的母亲去世了，由于她在抗疫前线无法奔丧，媒体报导她移孝作忠。我觉得这不是好的教化，因为抗疫不少她一个护士，她应该去尽孝道。媒体这种宣传会催生一种虚伪的道德。儒家的道德教化都非常平易，孝悌为人之本，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所以礼乐教化首先是家庭伦理的复活，我们不能用国家伦理压制家庭伦理。今天若要恢复礼乐文明，我们可能要找回原本的传统价值。我觉得重新制礼作乐，通过仪礼对社会进行教化，它的效果可能更细致，更有效。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史：请您比较港、澳、台和大陆的政治体制，孰优孰劣？

齐：台湾现行宪法是在大陆时期1947年制定的，起草者是张君劢。孙中山原始的宪政构想是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但他的五权被张君劢按美国标准做了三权化的处理，考试、监察两权被虚化。直到今天，台湾体制的考试院和监察院都很弱。孙先生当年所以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就是要调和中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考试权借鉴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官员选拔不是借由票选方式，而是透过国家考试。监察权借鉴传统的御史台、都察院等监察系统，异于西方体制由议会负责弹劾、监察。五权思想未被巩固，很可惜。另外，从李登辉时代开始的宪政改革，一方面想推动本土化和台独；另一方面在制度架构上，取法美国。孙先生具有创造性的五权思想被后人抛弃不说，台湾的宪改更是越改越乱。

台湾的民主选举也非常简陋，比如「总统」选举采相对多数，陈水扁首次竞选时，就是借着蓝营分裂，以不到四成的选票当选，这种选制不合理。如按照法国的两轮选举、绝对多数制，当年当选的会是宋楚瑜，也就不会有后来八年的台独当政。台湾制度有很多漏洞，导致政治人物常在应付选举、讨好选民，从事投机性举措。台湾经验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大陆千万不能搞民主化。台湾搞了民主，都造成严重的党派及族群分裂，何况大陆如此大的政治体如果实施民主选举，届时不只会族群对立，国家也会分裂。

香港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分裂性。因为香港体制（包括《基本法》）的制定，都是在中国国力还弱的上世纪80年代，谈判过程做了很多妥协和退让。现行香港体制容许英国人进行境外长臂管辖，司法系统中大部分是外籍法官，他们遵循的是英国判例，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不是遵从全国人大的决定。香港的大学教育大多仍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包括香港中文大学也不用中文。所以教育、司法成为境外英国人统治香港的重要手段。香港行政长官虽由中央任命，但香港整个政治体制是分裂的，立法会、司法部门跟行政长官之间的政治忠诚是分歧的。香港体制最大的问题源自当初制定《基本法》时，未考虑去殖民化的工程。当然这跟末任港督彭定康为香港埋下炸弹有关，导致今天香港体制仍有多处需要磨合。中央制定《港区国安法》就是希望借此机会重新完善香港的机制。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到期后，是否继续的问题。我觉得即便继续「一国两制」，香港的体制改革仍不可免。去殖民化的工作必须彻底完成，否则香港体制永远存在「中国表面统治」和「英国人不在场统治」之间的冲突，永无宁日。

两岸三地体制　大陆优于台港

如前所述，大陆体制在保民、养民上做得不错，虽然我们还需要解决共同富裕和贫富分化的问题。但我们在教民上落后较多，甚至还没提上政治议程。但是总体上我认为我们可以依托现有的体制做转化性的改革。

以宪政为例，儒家的政治思想有助于我们进行宪政思考。例如西方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我们可以反问：为什么是三权，不是五权？为什么三权是立法、行政、司法，不是其他权？我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时发现，从秦到元，中国历史上有多次的三权分立，而三权分立却有不同版本，如军事权、行政权、监察权、财政权。

有学者指出西方的三权模式是职能分工，中国传统的三权则是流程分工，像唐朝的三省制度。到了元朝，枢密院是最高军事部门，御史台是监察部门，中书省是行政部门，也是三权，可见三权存有不同的模式。今天共产党的体制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国务院是行政权，最高法院是司法权，最高检察院是检察权，国家监察委员会是监察权，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军事权，这就是五权。

中国的权力分工需突破西方三权分立的版本，要立足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和现实，而这个制度设计不是要把现有体制全部推翻，然后在一张白纸上画图，那样的变动成本太高了。改革不是彻底颠覆，而是新旧混合，慢慢调适。我觉得现在的大陆体制可以慢慢地被导向儒家宪政的道路迈进，党和儒家的合作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可在尊重共产党领导的宪法格局下，进行有益的补充，而不是篡党夺权。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只要人民在政治体系中能享有保民、养民、教民的权益，那么由谁执政并不重要，成功不必在我！

共产党和儒家背后的政治文化里，都有大公无私的想法，就像《礼记．礼运》所说的：「天下为公」。儒家和共产党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和理念。从现有机制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部分目标，后面的目标更可以携手并进。中国大陆的体制当然需要改革，但改革不能陷入西方制度的陷阱，台湾已是前车之鉴。

中国的改革不能照搬别人的制度，必须由我们发挥民族智慧去创新。我提出〈儒家三民主义〉便是希望能为制度设计提供一个视角，思考如何把保民、养民、教民等任务落实为制度与组织。现在我们的保民机关主要就是中央军委；养民机关就是国务院；但我们没有教民机构，教育部、文化部只是部级单位，不是和中央军委、国务院平级的单位。我们需要制度化的设计，把重视教民的思想落实到制度上。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民本与民主之别

任何政治制度一定得和政治文化及政治心理相匹配，外来制度的移植都会遭受排斥，只有本土生成的制度才更具生命力。我希望通过三民主义──保民、养民及教民的思维，重新找回我们的文化自信。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从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一步步陷入深邃的民族自卑之中。好在今天我们总算一步一步找回了自信，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我们现在要再次崛起，再次复兴。这时我们如果还一味地膜拜别人的制度和理念，靠移植西方制度解决中国问题，这将是很幼稚、危险的。

我们可以统称「保民、养民、教民」为民本主义。民本主义跟西方民主的最大差别在哪里呢？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民主是美丽的谎言，它许诺人民当家作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这些都无法落实。相对来说，民本主义更诚实一点。一个社会永远都有先知先觉，也有后知后觉；有贤能，有平庸。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贤能带领庶民，这是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的政治结构。

民主具体落实的情况只有两种，一是代议制，一是民粹政治。米尔（John Stuart Mill）在《代议制政府》里写得很清楚，代议制是对民主的改造，因为最早、最原始的民主一定是在一个小的城邦国家实施，大国不适合实施民主制度。代议制就是把民主转化后，从人群当中选拔优秀者担任议员，替人民做主。代议制其实也是菁英体制，它只不过是用一个谎言来包装菁英政体。当然，民主制如果偏离菁英代议制，它就可能堕落到另一个极端，也就是民粹主义。民主和民粹的差异在于，民主代议制是人民被政客忽悠、欺骗，通过投票把权力委托给政客；民粹主义就是人民不相信政客，直接行使人民的权利而造成天下大乱。

「天有、君治、民享」优于「民有、民治、民享」

民本主义没对人民撒谎，没给人民僭越的期望，它会讲明人民的本分以及贤能者的职责。君子和小人的社会职责是不同的，这里的小人并无贬意，是指相对于君子的普通庶民。《荀子‧王制》所谓「君者，善群也」，善于领导群体的就是君子。西方民主政治推崇的「民有、民治、民享」，其实是无法落实的美言。中国政治如果和西方做个对照，我把它总结为：「天有、君治、民享。」所谓「天有」，即我们的政治主权不在百姓身上，也不在皇帝、总统手里，是在老天爷手中。老天爷没把主权配属任何人，祂只是给人间的统治者代理权，也就是治权。所以即便贵为皇帝，他若干得好就继续干，若干不好老天会换人、撤职。「天有」就是公有，表示主权是属于所有人类，但由老天爷替我们掌管。前述所有人类既包括过去、逝去者，含我们的祖先，也包括未出生者，即我们的子孙后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所称的人民主权，其实只涵盖现在活着的「这批员工」，他们可以投票，但死者和未来人也无法投票，所以西方政治的人民主权顶多只是共有，不是公有。）中国政治的公有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主权高悬在那里，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人。

「君治」是由君子来治理，君子是一个菁英群体。「君治」也是代议制即替人民做主，但它是通过科举选拔菁英，西方代议制通过选举产生菁英。科举选拔的菁英比选举选拔的菁英更优秀，因为科举更公平。科举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足以表明这个制度的生命力与优异性。西方民主的选举顶多只有两百多年历史，它能持续一千三百年吗？

「民享」指政治治理的目标必须落实为民本，政治权力虽由菁英掌握，但菁英为天下人服务，不能滥权为小集团谋私。中国人相信有一群人确实可做到大公无私，但西方总觉得人性是自私的，掌了权就会为自己的阶级谋私。

正是由于对人性的悲观、阶级政治的偏见，西方政治体制也不会致力于培养一群大公无私的政治菁英，因为选举政治没办法做这种事，选举政治必须牢抓选民心理，极力讨好选民，所以西方政治机制无法培养大公无私的政治菁英，也就无法实现中国的制度设计和理想。

「天有、君治、民享」是中国人独有的政治思维、政治理想，它比西方以投票为主轴的那套残缺、片面的政治模式更适合中国，更有利于中国政治品质的提升，也更有利于保障「保民、养民、教民」的全面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