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即有若，孔子弟子。「弟」，音ㄊㄧˋ，同「悌」，指敬事兄长、友爱兄弟之德。《大学》云：「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故「孝悌」合称，指对地位高于自己的君上、父母、兄长之德行。此章论「孝悌」，可依其与「犯上」的关系和与「仁」的关系，分两段讨论：

一

孝悌之人「好犯上者，鲜矣」，「鲜」是少，不是没有，因此仍有可能犯上。可是这种人「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绝不会恶意作乱。原因如下：

（一）「仁者」必定爱人。《论语》中有以下三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孟子》则直接说：「仁者爱人」（〈离娄〉）。

（二）儒家讲「仁者爱人」，不是爱「自己的某某」（此为西方文化中之「爱」），而是「泛爱众」（〈学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故「仁」从「二」从「人」）中表现对与自己平等之人（另一个君子）之敬重。但此种爱还是要表现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当然须从切身近处之人（一家之内的父母、手足）爱起，然后才能及于他人。此即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故「事父母」（孝）与「事手足」（悌）当然为「爱人（泛爱众）之本」。所以，「孝」与「悌」就是「仁之本」。

（三）儒家因重视合理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各个人的「权利」），因此将「让」视为美德。如《左传》〈文公元年〉：「卑让，德之基也」；〈襄公十三年〉：「让，礼之主也」。又如《礼记》〈曲礼上〉：「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可见儒家在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师生之间，皆讲求「退让」之德。但君子之「退让」，并非无条件的「顺从」。曾子云：「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礼记》〈檀弓上〉）故君子爱人，是期望彼此共同成德。一旦发现君上、父母、兄弟有错，则不惜犯上，绝不姑息，以免陷其于不义。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当然也不会姑息而让于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孝经》〈谏诤〉章中子曰：「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所以，君子为人孝悌，必然「不好犯上」（即：不为犯上而犯上、不轻易犯上），但是并非「绝不犯上」。在事关「仁」之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君子不得已时必须犯上。若「当不义」而仍「以顺为正」，那只是「妾妇之道」（「妾妇」泛称侍候人之「小人」；见《孟子》〈滕文公下〉），非君子所应为。因此，君子仍有可能被误认为「好犯上」，而「绝不犯上」的乖乖牌只会是乡愿，不会是君子。

（四）如上述，君子在动机上不好犯上，但因「当不义则争之」，以致仍可能被误认为「好犯上」。可是，君子既然爱人，自然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卫灵公〉），如此则绝不可能「好作乱」（惹是生非、恃强凌弱、为反对而反对、唯恐天下不乱）。所以说君子「好犯上」者「鲜矣」（虽少，尚有），但「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同样的观点，也见诸与孔子同时代的兵圣孙武。《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孙武对掌兵符者要求五德，但只言「仁」而不言「忠」，正是因为「仁」之本在「孝悌」，而将领为人「孝悌」，就不会刻意犯上作乱。因此，孙武与儒家一样，认为君子只要忠于自身内在之「仁」（道德信念），远胜过忠于外在的君主或上级权威。否则，君上可能失德、犯错，若对其愚忠，反而遗害国家。故《孙子》十三篇里，三次提到「仁」（其中一次「仁义」并提），但完全不提「忠」字。可见同处春秋时代的孙子、孔子皆以「仁」涵盖「忠」，而且这才是「尽己（贯彻自己内在之「仁」道）之谓忠」之「大忠」，而不是效忠君上个人之「小忠」。可见以「仁」涵盖「忠」，是到春秋为止的周朝人之共识。而大忠（忠于内心之仁道）、小忠（忠于具体的君上）之辨，既区分了「大儒」（原始儒家）与「小儒」（秦以后的多数儒者），也判别了中国正宗的「真儒」与日本剽窃变造的「假儒」。

二

「孝悌」既为「仁」（爱人）之本，则君子学「道」（仁道），当然必须务本。故必先求「本（孝悌）立」，而后「道」生。《孝经》〈开宗明义〉章亦曰：「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也说「教」由「孝」生。可见「孝」（「悌」亦然）之所以重要，不但因其为「爱人」之起步，更在于其为「学道之本」、「教所由生」。因此，「孝」的最高意义和作用在于传承「道」之「教」，不是在形式上屈从、顺服君上、父母。此所以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意谓着只有合乎「道」者，才需继承而不改，否则当然可改。因此，我们不能把孝、悌的行为规范绝对化，而始终要紧扣着其目的来判断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