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他在物理学的典范地位，大概只有相同领域者才能体会。但即便是物理学的门外汉，也可从杨的传记1里，看到他不俗的人格典范。

杨得奖的研究是在与高能物理密切相关的领域，照说他应该鼓吹高能加速器，但1972年在北京的一场重要座谈会上（以及后来的其他场合），他却独排众议，反对中国大陆在当时建造高能量加速器。他认为应先把有限资源用来发展计算机、生物化学，培养更多（高能物理以外的）人才。他的建议不但无法带给自己丝毫好处，还引起物理学界同侪的不满与批评。

1966到1999年间，在他一手创建、主持的纽约州大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杨振宁以行动证明他是科学研究的独行侠，不是挟持诺贝尔光环打造学术帝国的野心者。33年间，杨只收了大约十个学生，当然更没有结党结派。1989年美国物理学会出版的《今日物理》期刊指出，相对于其他顶尖大学物理系，杨振宁领导的研究所鲜有近亲繁殖的现象。

1971年杨回大陆探亲，陪母亲进出医院看病，无论如何不肯坐上三轮车。这位毫无架式却名满天下的诺贝尔奖得主，就在车后帮忙推母亲。

198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想颁荣誉博士学位给杨，但依香港制度，港督是学校最高首长，接受学位者必须向港督鞠躬，杨不愿意，所以拖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他才接受荣誉博士学位。

1948年杨振宁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原稿只有3页，被教授强求增至10页，可谓言简意赅，一字千金。如此杰出的人才，在西南联大念书时，条件极其艰困，住家甚且被日机炸毁，事后他返回废墟挖出几本可用之书，欣喜若狂。西南联大只存在8年（1938至1946年），却造就出各领域的许多菁英。对照于今日大学的求「钱」若渴，大学生的素质却每况愈下，可见师生的精神与动机远比学校的物质条件重要。

1934年夏天，杨振宁念完初一，他任教于大学数学系的父亲，已经看出儿子在数理方面极有天分，但父亲并没有揠苗助长，反而找来文史学者为他讲解《孟子》和中国历史，使他终生受用。杨认为中国文化对于中国发展科学并没有负面影响。他自己深受中国传统人伦观念影响，这种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对于他后来面对不同的文化和环境挑战，带来强大的稳定作用。

八、九十年后的今天，台独的反中、去中思维，加上越改越偏差的「教改」理念，害这一代台湾人既丢了中国文化的根，也没学好西方文明的精髓，远比邯郸学步还不如。（附带一提的是，毕业于数学系的本书作者江才健，除了对于近代科学的本质有极深刻的了解与关注之外，他的文史素养、眼界和文采，更远胜于台湾「教改」之后教出来的文史人才。江君或许是台湾正常教育下的末代优质产品。）

杨振宁并不是象牙塔里的书呆子，至少他对于如何带领中国前进，以及中国前进的道路上会遭遇多么困难的阻碍，他都有清楚的了解。魏京生被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后，杨的反应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成员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对于实际的情况往往不清楚。如果魏京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对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和十二亿人的生活都不利，所以我希望魏京生不要得到和平奖。」

1989年事件之后，许多人质疑像杨这样的大人物，怎可保持沉默？杨振宁说：「我知道情况非常的复杂。异议人士希望我…表达的意见，只是一面之辞。…当前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其中有一些真理。这些真理是，如果没有发生流血〔按：指政府动用军队恢复秩序〕，中国将陷入大混乱的局面，1989年以后所有经济的进展都是不可能的。」在另外的场合，杨又说：在争夺地球有限资源的现实中，历史证明了强势的白种人的侵略性，他认为中华民族不被消灭，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是很重要的。

杨振宁说自己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中国人本有的自信是被科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坚船利砲打垮的，也需要由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开始重建。在自然科学领域，杨振宁确实提振了国人的自信，但是我们在各个领域还需要更多的杨振宁，带给中国人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