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是伴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凸显的一个历史性要求。客观而言，还是中国的一个明显的短板。那么，讲好中国故事的难点在哪里呢？结合我自己的体会，认为有三点。

一、要发自内心的愿意讲，愿意去辩护。

这是前提。现在很多知识菁英还做不到。这本质上是认同问题。目前看，相当数量的知识精英不认同中国的模式，而是认同西方。他们认同西方，就会自发的为西方辩护。比如川普当选，这是极其严重的美国和西方的黑天鹅事件。但清华的学者秦晖先生在环球时报年会上公开讲，这说明美国是真民主。再比如，疫情在英国爆发时，英国提出群体免疫，结果在本国反对声一片，但中国却有媒体率先为之辩护，称之为国情、科学道理。

我再举一个中国学者的例子。就是北大宪政学者张千帆。他于2020年3月在《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即便危机失控暴发，宪政民主制度的危机处理能力也远胜专制国家。言论与新闻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护下，能让居民获得疫情发展的准确信息；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各级民意代表能合理权衡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确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并监督各级行政依法执行。遇到武汉肺炎这样的严重疫情，宪政国家的民意代表绝对是闪现在各种场合的活跃人物，其忙碌程度不会亚于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

这次疫情，西方表现可谓灾难性的，但认同他们的学者仍然自发地为之辩护。我曾把这段话写到《巴黎日记》中，有读者这样评论：按张千帆先生的标准，只有中国才是民主宪政国家。福山说这是川普个人因素，不是制度问题。西方多家智库和媒体每隔一段时间就搞出一个抗疫全球评比。第一次，是把德国排在第一，中国中游。第二次是澳大利亚搞出来的，德国和美国得分都很低，但这个排名没有中国。其理由是中国数据不透明。第三次是《彭博社》搞出来的，美国第一。

我再举一个法国的例子。法国卫生部长比赞在疫情爆发前辞职去竞选巴黎市长。后来疫情爆发，她受到了很大的指责。为此她接受《世界报》采访，透露早在1月就向总统和总理发出过警报。但没有被采纳。当时，我正在写巴黎日记，预言第二天在法国社会极度不满的情况下，这将是一个爆炸性新闻。不料第二天，在所有媒体包括网路上，这个议题完全消失。我能理解这种做法，因为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真有可能动摇国本。

可是当中国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群体和媒体和西方对比一下的话，表现实在是差得太远。正是由于很多知识精英包括媒体人不认同体制，体制对他们也不信任，不信任就会加以很多限制，这种限制又会反过来强化知识群体的不认同。成了恶性循环。

为什么中国的知识群体很多人不认同中国模式？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崛起的时间还太短，硬实力没有及时转化成软实力；二是美国和西方的软实力很悠久了，绝非一件两件事所能改变；三是我们自己还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又是超大规模国家，问题也很多；四是对中国自己不了解，对一些现实不接受。我重点讲第四点。

我们对中国国情不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党执政；二是对社会的控制；三是人治；四是政府权力太大，什么都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且已写入宪法，但是有不少知识分子并不认同。反对的理由不外是长期一党执政会导致僵化、自满，没有有效的监督、纠错和问责机制。当然中共执政七十年的事实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和西方的对比已经证明，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比如疫情下的问责，中国有，西方没有。中国七十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失误是计划经济。但我们的纠错即转向市场经济的速度并不慢。印度同时和中国建国，同时搞计划经济。但中国是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印度直到九十年代中，才在中国的示范下转向市场经济。再比如说文革十年就结束了，美国打阿富汗战争竟然打了二十年，十年前就已经意识到是错了，但付诸行动却又用了十年。

除了事实层面，关键还是文化层面，特别是政治文化。中国五千年就是一个政治中心。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文明诞生之初是一个世俗社会，没有宗教的地位，也没有宗教庞大的势力和政治权力抗衡；二是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魏国的李悝改革，就是废除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秦国的商鞅改革也是如此。百里奚是楚国的一个奴隶，被秦国用五张羊皮换回，担任丞相。后来中国又建立了科举制。贵族在中国也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来挑战政治力量。于是形成政治上仅有一个中心（皇权）独大。

反观西方，一直存在皇权、教权、贵族三方的博弈。甚至国王的婚姻也要由教皇批准。

从历史上看，中国如果只有一个政治中心，社会就稳定，民众安居乐业。如果出现多个政治中心，就会政治动荡，天下大乱，民众流离失所。这个意识甚至体现在造字上。一个中心是「忠」，两个中心是「患」。

政治学有句名言：文化是制度之母。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管怎么变化，要想发展和稳定，就只能是一个政治中心。中华民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一直无法产生一个稳定的、强大的政治中心。

其次，对社会的控制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中国的超大规模、多民族，使得稳定和统一成为政治和社会最为重要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对社会的控制就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在中国几千年，控制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考虑灵活性和活力。比如互联网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任何违反这一规则的思路在中国肯定行不通。虽然控制的成本很高，但不控制或者控制失败的成本更高。

三是人治。我在去法国留学和生活之前，认为中国早晚一天会成为法治社会。但到了法国之后才领悟到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永远不可能变为西方那样的法治社会。这是我们文明的根本特点。就如同法国的浪漫、德国的严谨、英国的保守。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改了，就不再是自己。

这里我可以讲一下2014年在台湾观选的经历。我当时带了很多法国葡萄酒，但考虑到不够，还需要在机场免税店再买。销售人员告知根据规定只能买一瓶，但我可以买两瓶，并安慰说，海关只是抽检。言外之意，概率很低，不会有事。当看到发票上醒目的黑体提示「旅客入境限携带免税烟一条、酒一公升」后，我不由笑了。不过在北京，我就只能买一瓶，尽管北京海关并不查酒。然而出关时，极小概率的事情发生了：我来台湾这么多次，第一次被拦住抽检！对方告知按规定超过限量的要没收（超了7瓶），每瓶酒还要罚款2000新台币（约400人民币）。然而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对方继续说：你是第一次（不知从何知道），所以酒可以寄存在机场，离开台湾时再带走！也无需罚款！

来到机场大厅，到中华电信办理当地手机。对方先问法国手机是否解过锁。我闻言一愣：在法国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偷偷地提供这项收费服务，法国是禁止的，所以也没解过。对方一听立即开始解锁。见到中华电信这样大牌、正规的公司如此做，还是大出我意外。也对台湾的法治程度有了更深的理解。

随后到机场邮局把在香港买的书寄到法国。当邮局人员知道这些书价值1800元人民币，不由说到：「这么贵啊。还是少写吧，否则法国会认为你是在经销，会让你交税的」。于是对方给我写成5000台币（1000人民币）。这么贴心的造假服务既让我感动，更令人感慨中华文明强大的影响力。寻找制度的漏洞是我们不可磨灭、不可改变的基因。台湾民主化二十多年，根本上对中国的国民性丝毫没有改变。

这样的「奇遇」还没有结束，到旅馆后，再一次让我领略到文化特色。由于没收到邮件确认，其中一天我重复订了两次，与旅馆确认都收到后，我就想取消一次。但由于取消必须是在一周之前，我只能承担全款。不料旅馆说他们可以帮我做到，只要他们操作从我的信用卡扣款失败就可以了。

很巧的是，当天的《中国时报》也在讨论一个医疗问题，标题就是：「厘清情理法」。「情理法」这样的排序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短短几个小时连续发生的「奇遇」：既有政府（海关），也有企业（免税店、电信公司、旅馆），也有公共服务部门（邮局），在解决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是我们理解台湾社会最好的钥匙──那就是中国文化的人情特性。

四是政府权力太大，什么都管。这也是西方经常批评或者攻击中国的地方。但是在中国，权力很大什么都管的并不仅仅是政府，家庭、单位也都是如此。在家庭，父母是无限责任，孩子未成年要管；成年了，上学，工作，结婚都要管，给他们买车买房。他们有了下一代，还要当贴钱的保姆。但在西方，孩子成人之后父母就不管了。我讲一个法国的例子。孩子想假期出去旅游，想让爷爷奶奶帮着看一下孩子，他们不能直接说，否则肯定会被拒绝。于是他们说回家吃饭，饭后要走了才说去旅游，要把孩子留下。这个时候父母即使不愿意当然也不合适再把孩子赶走。当然父母老了，孩子也不管。法国获得嘎呐电影大奖的电影《爱》有一个情节，母亲在医院，孩子去医院看望，问父亲：我能帮点什么吗？父亲回答说：「没有，没有，你能来就很感谢了」。中国家庭如此，单位也是一样。比如大学，不仅要管教学，还要管住宿、吃饭，还有医疗机构、超市。甚至学生在校外出事，也是学校的责任。但在法国，大学只管教学，其他一律不管。过去法国单位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下班后不宜再给员工打电话，后来直接立法。

中国从家庭、社会到政府，都是无限责任，西方则是有限责任。所以中国政府的权力很大，什么都管。西方则相反。2021年美国发生严酷天气，大量停电。民众向政府求救。结果就有官员公开讲，政府不欠他们的，他们应该自己解决。这不是官员混帐，而是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

最后我强调一点的是，我在法国生活二十多年，想明白一件事：中国的制度不管有多少不足，但这是唯一适合我们的模式，别无选择。其他文明的模式，比如伊斯兰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制度模式都不适合中国。伊斯兰文明不适合中国，大家没有意见，但西方模式不适合中国却有很多人不认同。其实理由很多，只说一条：多民族国家实行西方的制度模式必然会解体。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如此。就是老牌的西方国家，如英国、加拿大、西班牙也都面临同样的国家分裂问题。美国甚至因为南方独立而发生内战。西方这种制度更适合在单一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必然解体。

二、当下的国际环境增大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难度。

我2000年刚到法国时，法国媒体很少谈中国，即使谈到了，也往往比较客观、正面。因为那个时期中国太弱，法国优越感很强，觉得中国这么弱小，就没有必要这么苛刻了。但随着中国的发展，法国媒体越来越聚焦中国，攻击和抹黑成为主流。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对中国就是一边倒的污名化了。特别是当法国疫情爆发时，媒体竟然也是第一时间不去反思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中国出现疫情后的一个多月时间，法国没有吸取教训做好准备，相反更是步调一致加大了对中国的攻击？

当时中央学校一个朋友和我联系问中国在抗击疫情上表现的这么出色，法国媒体是不是有些反思，对中国有所肯定？他这个问题是正常的思路和逻辑，但现实却完全相反。不仅法国，整个西方都是如此。

为什么中国表现这么好，却仍然遭到西方全盘否定，原因在哪里呢？

类似的问题我也曾问过法国和美国的汉学家。他们过去对中国还比较友好，但后来就突然都变了。他们回答的十分坦率，我们不能接受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简单讲，这就是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的博弈。

中国崛起的同时，西方恰在衰落，这增强了西方的危机感。我是研究政治制度的，非常清楚，政治制度就怕有替代性。西方一直试图证明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模式，那么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动摇体制，也容易化解危机。所以讲好中国故事已经不是改善中国形象、减少误会那么简单，而是国家利益的博弈了。而国家利益博弈是不讲道理的。今天的国际现实就是地缘政治取代学术，取代说理。我们即使愿意讲，也善于讲，但也不会被西方所接受，它们可以封杀你的声音，可以主导对中国的攻击。

除了地缘政治，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一是全球资源的有限性。欧巴马在担任总统时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讲：假如中国有了西方的生活水平，将对全球是灾难。从道理上讲，西方要求发展中国家向它学习，采用它的政治制度，理由之一就是可以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甚至可以达到和超过西方。但对于西方自己以及取得成功的亚洲四小龙来说，其人口规模极小，地球的资源还是能够承受。但中国有十四亿人，这样的规模实现现代化，在技术进步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只能导致西方减少消费。这又会影响到西方制度的稳定和合法性。西方当然无法接受。

二是美国的特殊性。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不但非常年青，而且还没有主体民族，没有文化传统和民族层面的一致认同。在美国南部，甚至非英语是主流。国家要维持统一的难度很高，发生分裂和统一的内战是极为正常的。目前美国维持统一主要是靠价值观和所谓的发财致富的美国梦。但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在加速丧失。一旦美国被中国全面超越，它失去的不仅仅是全球霸主地位，甚至国家都极有可能不复存在。这是今天的美国和昔日的英国不同的地方。英国失去霸主地位，最严重的后果是丧失殖民帝国，但其本土仍然可以维持──当然如果进一步衰败，苏格兰独立总有一天会成真。

所以，中国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西方则一定要讲坏中国的好故事。

我举几个例子。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西方就认为这是中国干预他国事务的一个借口──我们是命运共同体了嘛，有事当然要管。再就是中国提出共建、共商、共享。西方的理解是：难道西方做什么事还要先和中国商量吗？我们的利益要和中国分享吗？

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经济领域也一样。过去我们都认为西方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企业只要质量好，服务好，价格低就能在西方站得住脚。结果华为、抖音的事件警醒了大家。我在法国曾和宇通公司的负责人交流过。她说过去电动大巴进入法国并不难，对手并不多。但后来竞标时，哪怕他们的条件明明优于对手，也仍然被淘汰。后来才明白这是地缘政治问题。

今天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中国和西方的对立，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也不友好，也加入了西方发起的舆论战。当然它们的原因和动机与西方不同，在那发展中国家间对中国的抹黑攻击也各有不同。一是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它们担心时间在中国一边，如果现在不出手，等到中国崛起完成，将来会一无所获得。这包括越南、印度、菲律宾等。二是有些国家长期受西方支配，利益和西方紧密，它们或者为了获得西方更大的支持，或者干脆就是西方授意，而一定程度加入了对中国的抹黑行列。比如泰国、印尼、巴西、立陶宛。三是有的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少数民族有一定的关系，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不认同。这方面的国家主要有土耳其。四是有的国家在一些政策方面反对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国，而是因为第三方因素。比如波兰，对俄罗斯非常恐惧和仇视，只要是对俄罗斯不利的事情都支持，而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约定这是一种仅限中俄之间的关系，其他国家都不再使用这种概念关系），所以波兰有时也会加入对中国的抹黑。

发展中国家加入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对国际社会有一定的欺骗性，会认为中国确实做的不对，是以大欺小。

三、我们内宣水平很高，但外宣水平差距很大。

这除了不少知识精英不认同体制不愿意为中国辩护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西方。中国的学者群体有两个先天不足。一是多数没有在体制内工作的经验。也就是说对中国本身的了解不够，尤其是政治层面，其了解更多的是在于书本。二是虽然很多学者有国外留学、进修的经历，但是仅限于从校园到校园。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很有限。我上文提到的张千帆教授离谱的文章就是一例。

我们中国研究院为什么这么多年能异军突起，就在于我们主要人员既有体制内的工作经验，又有西方长期生活的积累。不仅真正的了解中国，也了解西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张维为院长能够就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话题在政治局讲课。但中国研究院只是一个特例，并不具备普遍性。

当然，我们的体制也有许多要改正的地方。我就举两个例子。一是我在法国经常接待国内的代表团，招商、引智。但他们播放的短片或者散发的材料都有问题。我曾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是给国外看的，还是给国内看的，特别是领导看的？他们想想之后也承认确实是给国内看的。这样的思路做出来的东西，怎么在国外会有效果？比如对学者讲话要宽容，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需要学习和提高的过程，讲错了也不要紧。应该给予学者更大的空间。

正是由于这三大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和捍卫中国的话语权过程中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中国的外交官冲在了第一线。当然也立即被西方扣上「战狼」外交的帽子。中国的外交人员冲上第一线有它的优势：一是信念坚定，他们的职业就是捍卫中国利益。二是了解西方情况，抓得准，回应迅速。三是外交人员影响力大，西方很难利用自己在话语权上的优势进行完全封杀，往往能传播出去。但这样也有缺点：他们代表国家，必须和国家的立场严格一致，没有回旋余地。出了错，很容易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外交事件。更何况外交职能就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不是在冲突第一线和对方对打。

我举一个例子。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香港修例事件中接受BBC访谈，被问到修例是否可能取消。刘晓明立即回答道：不可能取消，这么好的法案，得到香港多数人的支持，为什么要取消。结果几天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就宣布取消修例。这严重伤害了中国外交的公信力。

西方冲在第一线的都是媒体和学者，他们错了就错了，也没什么。所以他们也敢瞎说。尺度也不控制。中国外交人员则不行。

上述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间，从可预见的未来，被抹黑和攻击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副产品，很难彻底消失。今天的美国其实也是被骂得最多的国家。中国最终需要解决的是不怕挨骂的问题。中国只要持续良好发展，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讲好中国故事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其他的问题都能够水到渠成的找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