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书系增充著者于前（编按：1941）年冬季和去（编按：1942）年春天在「论中国之国」之主题下，对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中国通史班学生所作之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等讲述而成。当时抽着讲，各篇彼此独立。今日合起写，差或可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成一本较有体系的书。
书成后，无以名之，就名它为「中国论」。
借助于「中国论」这个书名以名本书，倒很利于我们来说明这本书的目的。这本书的目的是在发现中国国家、最好说〔是〕「中国之国」的本质。就在这本书中，我们以检讨「中国之国」的历史所启示的特性来解释「中国之国」的本质，并根据各种特性所昭示之「中国之国」的本质，来建设起一个接近历史事实之「中国之国」之「自我认识」和「自我介绍」。
这是一个尝试，也或者这是一个企图，这是一个野心。这个尝试，这个企图，或这个野心，自希望它之能够成功，促成一个真理的发现。（然也许会遭遇严重的失败，或全面的失败。但失败也或者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万一失败了，也或不会是全面的劳而无功。我们的失败，或正可呼唤起后继之人的出现，并为他们的成功铺开一条坦平的大道。）时至今日，在这个「送往开来」的大时代的启示之中，我们缅怀着「中国之国」之古昔历史的豪华与光荣，展望着她未来使命之伟大，并面对着她现时处境的非常，以及其被人误解之严重，自不能不起而作此尝试，作此企图，或抱此野心。而时至今日，也惟有在中国学术思想水准之惊人的提高下，我们才有可能出而作此尝试，作此企图，或抱此野心。自然，著者之起而作此尝试，作此企图，或抱此野心，也不是出之于突如其来，而是有其历史之渐。
约在七年之前（编按：1936年）的一个春天，我开始孕育着这本书的主要概念。那时，正是七七抗战爆发前的一年，也正是著者居留英国的第二年。为了严重的世界危机和民族大难的威迫，每每地使著者于无言的沉默中，或无名的乡愁中，时将有关中国的一切问题向无尽极的涯底穷索。加之，自居异国作异客，饱尝异国情调，亦大嚼西方书史。偶从异国情调的饱尝里和西方书史之咀嚼中回首东顾，却每每地觉得对于中国国家和中国历史另获不少别有会心的新认识。或可说，对于所谓「中国之谜」，时有顿悟似地识破。
这种会心，这种顿悟，或可说这种发现，在其初，只不过是一点一滴，或一线一面的发现，但积累既久，渐次成形。虽不应夸大的说「一旦豁然贯通」，但它确曾渐次地构成了一种对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或「中国之国」之所以为「中国之国」的认识。根据这种认识，也就渐次地产生了一种可以说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或「中国之国」之所以为「中国之国」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此类理论，在当时，只不过是於伦敦大雾或大风雪之夜，旅寓寂寞之时，偶向一二好友一吐，作为漫谈消寒的资料，虽曾屡屡地博得他们真挚的赞赏，然而这赞赏自不过是一夕的炉边赞赏而已。但国难日深，吾人对于国家和民族之自我认识或自我再认识的要求，却日益急迫。待到大前年（编按：1940年）东归故国之后，目观「抗战建国」大业之艰巨，以及其被国人和世人误解的严重，已不容不把前此英京寒夜的漫谈，加以深澈的提炼，镕铸为较为具体的论文，藉和国人交换意见。
这期间，除为《东方杂志》撰写国际政治论文，并从事于反「战国派学者们」之「战国时代重演论」的思想战争外，亦曾或先或后的为《东方杂志》和《三民主义周刊》写了几篇题为「中国胜利就是东方历史和文化的胜利」、「中国历史走到了西洋历史的前头」，和「论中国之国」等论文。港渝等地虽曾为之波动一时，但此等论文的写作，实不过为临时呼应各该当时之个别的世局而发，各篇分立，彼此之间谈不到有什么联系。以执教于中央政校并兼课中大之便，才于教授与此有关的学科之时，较有系统的将本书所论之主要的论旨摘要对学生一讲。听者所表现之热烈，欢欣和向往的情绪，加强著者着手撰写本书的勇气和兴趣不少。
当著者于去暑（编按：1942年）的溽暑中开始撰写本书的时候，正是日本在东方侵占了全部的南洋，拆断了滇缅路，而希特勒在南俄开始了夏季攻势，直奔斯太林格勒（编按：即史达林格勒，1961年改名「伏尔加格勒」）之时。当时，全世界的景色殊觉黯淡，而我们的处境亦更见困难。正如长夜之未尽，又来了一阵更黑的黑暗。因而，不少的人又颇为中国的前途悲观。本书之匆匆地于彼时着笔，期能早日出现，除课堂的要求外，亦自不无有意藉本书的出现，权作为一面破晓时分的鼓角，稍助我中华民族之能更勇毅地冲破那一刻黎明之前的黑暗。然而最有意趣的，待本书行将脱稿之时，世界形势已另以截然不同的新容色呈现于吾人的眼前。惟其如此，在同盟国的自己世界内，也就很迅速地开始了一个新国际政治的新时代。随着去年中国国庆日的来临，英美两国曾采取了重大的步骤，正式宣告放弃各该国在中国之治外法权（编按：实指不平等条约的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权益。经了两个月的接洽和商酌，中英和中美间的新约，即于本年（编按：1943年）元月十一号在重庆和华府同时签订。这样一来，本书的出现，亦正可作为一份庆贺中国解脱百年桎梏、重复自由的贺仪了。
英美之宣告放弃在华特权，而愿同中国另订平等互惠的新约，表面看，固只在承认并尊重中国之国际新地位的既成事实，以满足必须满足之中国民族愿望，然实亦借以表示她们已在对整个亚洲作巨大的政治让步。企望借助于这种让步，能达到对日本来一个政治反攻，至少是遏阻着日本之政治攻势。世界战争到了现阶段，英美已开始认识，要想同盟国、最好说〔是〕要想英美之能在世界，尤其是在东方获得胜利，是非先获得亚洲人民之同情的支持和积极的参加不可。而此同情的支持和积极的参加的获得，却以通过中国的号召和保证为最有力。基于这种机敏的认识，威尔基1才肯前于访华之便，把重庆当作为唯一无二之适宜讲坛，对亚洲放播慰问之声，而英美政府也就采取了重大步骤，对中国先作巨大的政治让步，承认并尊重中国之国际新地位。然亦惟其如此，紧随着中国国际新地位的确立，以及横陈在自由平等的新中国面前之伟大的亚洲前途和世界前途的光芒之已在远遥的天际闪现，却已使得英美人士中之神经过敏者，或可说英美人士中之深怀民族偏见者，为之惶惑而恐惧。在他们看，他人之自由、复兴、与繁荣，似即是世界和平之威胁或危机。所以他们于束缚中国百年之不平等条约刚刚废除之后，即随之发出告警的呼声。不是说，「战后的中国要称霸亚洲」；便是说若让中国民族主义之自由发展，或会构成未来世界之新危机。甚至还会有人更荒妙地从中国之获得自由平等幻想到中世纪之蒙古式的世界帝国之重演。
为了要遏止此等浓含毒气的流言的发展，中国的朝野人士们，尤其是报纸界，似已尽了相当的努力。但除中国最高当局所发表之严正的声明外，一般的论旨，大都是侧重于申述中国已开始踏上了「民主」之道，正在努力于「民主化」。他们的意思是在告诉英美的友人说，目下的中国正在建设一个「民主主义」的新国家，不会走上反「民主主义」之道，请英美的朋友们放心吧！
这样的申述、或可说这样的自白，或会获得英美人士之同情，亦或会为英美人士所接受？（如拉铁莫尔和赛珍珠两先生所报导于我们者。）然这样的申述和自白，只是一个极笼统的申述和自白，而所能获致盟邦的同情和接受，亦自只是一个极笼统的同情或接受。尽其量，这只是尽了消极的祛疑。如欲使盟邦、使世界之能明确的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之将永不会走向帝国主义──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以及战后新中国之应有之自然的与合理的亚洲前途和世界前途，则我们却认为亦应从「中国之国」的国家本质上来说明来保证。此类的说明和保证，不但庄严有力，而且更真切可靠。
荣幸的很，也可以说是巧遇的很，当本书出生之初，就适逢其会地参加了「中国之国」之重获自由的庆祝，也适值其时地对「中国之国」稍尽「自我认识」与「自我介绍」之责。我们自然是很希望国人和世人之能有机会一阅本书，赐予指教。如果他们或她们有机会阅读之后，想他们或她们或不会再关怀「中国之国」之「民主」或「不民主」，更不会再担心「中国之国」会不会建造为一个好战嗜杀之庞大可怕的全能国家、或中世纪之蒙古式的世界帝国。而同时，也或者不会再为「中国之国」之在未来之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诸生活中和未来之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诸生活中，所应居之自然而合理的地位，而惶惑，而恐惧。
〔民国〕三十二年（编按：1943年），元月，二十六日，
罗梦册序于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