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洲其他被殖民国家的支持

蒋介石在支持印度、韩国独立的同时，也希望维持印度、朝鲜半岛的统一，显示他对于维护亚洲自身的传统也有不可动摇的坚持。古代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长期存在「以大事小」、「济弱扶倾」、「兴灭继绝」等观念，蒋主张排除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外在形式（朝贡体系），但延续中国天下秩序的内在核心价值。针对与中国有更密切的历史渊源，且曾经是王朝中国「宗藩」体系成员的亚洲殖民地国家，蒋强调，「五千年来，中国对于四邻，只有民族自卫和『存亡继绝』的『义战』」。而「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最终目的，是在求世界民族一律平等，不是和现在轴心国家一样，有了武力就以领导者自居，压迫其他的弱小民族，作他的奴隶，这种侵略主义的思想，必须打破」。「中国自立自强之后，绝不以自己所深受的痛苦，再加于他国之身，更不肯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再传授日本帝国主义的衣钵，有『领导亚洲』的意向和行为」。1942年11月17日，蒋介石在纽约《前锋论坛报》的专文中宣示，「中国并不期望以东方式的帝国主义，或任何种类的闭关主义代替西方式的帝国主义……」而是建立「在新的自由国家间平等互赖的世界」。

在这一原则下，蒋介石自抗战之初，即戮力扶助朝鲜独立运动和越南独立运动；抗战期间又派遣远征军两度出征缅甸。面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后祭出「驱逐英美、解放亚洲」的口号作为其侵略东亚和东南亚的政治工具；藉召开「大东亚会议」建构亚洲国家合作摆脱白人统治的形象，并据此先后导演菲律宾、缅甸的「独立」；在印尼和印度筹备「自治」的局势等做法，罗斯福于开罗会议期间，呼应了蒋介石版的亚洲民族解放主张。罗斯福表示，英、法、荷等国如果不改变他们在东南亚的旧殖民政策，不但不能在战时挫败日本的政策，而且将不能适应战后的新局面。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将采取一个新的方向，「使英国、法国和荷兰觉悟到我们管理菲律宾的方法是他们管理他们殖民地的唯一的方法」。罗斯福所谓管理菲律宾的方法，就是改换殖民统治的旧外观，以承诺殖民地未来的独立前景，换取帝国主义的经济统治。蒋介石特别提出亚洲国家的独立解放议题，尤其强调朝鲜独立的必要性，罗斯福回应称，中美应就朝鲜、印度支那和其他殖民地以及泰国的未来地位达成谅解。蒋介石表示，中、美、英应当共同努力帮助印度支那在战后取得独立，而泰国则应恢复独立地位。

在蒋介石坚持讨论战争胜利之后的朝鲜前途之下，罗斯福回应，朝鲜做日本的殖民地已近40年，不具备立刻独立的条件，应由美、苏、中、英四国共管，蒋则坚持打败日本以后朝鲜应当独立。罗斯福认为法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不佳，战后越南不应再回到法国，并询问蒋介石接收越南的意愿，蒋回应说越南在历史和文化上与中国有差异，越南也应独立。此后，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通报史达林说，据蒋介石告诉他，中国对印度支那没有什么打算，但印度支那人民还没有为独立作好准备；罗斯福乃与蒋介石讨论在印度支那实行托管制度的可能性，让当地人民为独立作好准备。另据小罗斯福称，罗斯福还同蒋介石讨论了马来联邦、缅甸和印度等问题，呼应蒋介石对给予印度人民政治独立的主张。

会后的「开罗宣言」宣布，「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但宣言对于日本所占领的原法、英、荷、美殖民地独立议题未置一词，宣言中虽载有「决不为自身图利」的堂皇词句，却在现实中对西方利益妥协。可以说，战后韩国、越南、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最终独立，在相当程度上是蒋介石坚持的结果。

然而，蒋介石力主战后亚洲国家独立，除了遭到英国的多方抵制之外，还直接引发了部分美国人的反弹。1942年8月，时任白宫经济顾问的居里（Lauchlin B. Currie, 1902-1993）在拜会蒋介石时表示，「美国今有一部分人感觉战后之中国将为军国主义而排除白种人之国家，故彼等持养虎贻患之戒心」；「中国欲消除美国此种心理，最妥办法，应逐渐向民主主义推进，勿作排外之表示，应用『中国为亚洲之领导』等字句，尤应小心」。事后看来，有意主导战后亚洲事务的美国，显然并不乐见亚洲出现与之匹敌的力量，居里的劝诫，从一个角度突显出西方对东方「他者」根深蒂固的猜忌，蒋介石对此颇有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之感。居里所传达的意向，显然影响到1943年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对蒋介石提及由中国接收琉球以及负责占领日本之议时，蒋谨慎、疑惑的态度；此后韩国在独立自主道路上遭逢的挫折，证实了蒋的恐惧。

由于蒋介石再三真诚地表达中国无意领导亚洲的意向，或多或少减轻了英、美对中国的不信任。蒋在日记中慨叹，「自余否认领导亚洲之政策在美报发表以后，英、美对我之心理与观念全变，皆一致表示好意。而《纽约时报》则自认其美、英对华有在战后建立平衡力量，不使中国在亚洲独自强大，成为世界新威胁之意念，可知美国对我之防范顾忌不亚于英国，而子文昔以为美国无此顾忌，是其太不懂美国对（我国与）太平洋独霸之政策矣，而其来华之军官对中国之轻视与把持之状态，更可知矣。后之来者，应知今日忍辱含垢之情景，不可不加奋勉，力求自立与自强。」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面对由罗斯福主动提出的琉球议题时，必须在自己所揭橥的民族解放、绝不称霸、国际正义等价值与被自己洞悉的美国政策核心之中，求取政治主张的一致逻辑和现实政治中的平衡，都影响到琉球未来多舛的命运。

遗憾：诸因素影响下琉球的命运

琉球议题是开罗会议上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议题。琉球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定位，曾以开罗会议为界，发生过一次重要转折。

早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即曾多次立意收复琉球；1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前后，蒋也曾多次表达收复琉球的设想；2甚至于《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公开宣示琉球在中国失土中重要而不可失的战略地位。1943年9月之前，负责在访美时传递蒋介石口信的宋美龄与宋子文尚对罗斯福明确表达过收回琉球的立场。3

1943年9月之后，蒋对琉球的认知发生了变化，琉球的定位朝向与朝鲜、越南的一致的方向倾斜，而与台湾的定位出现差异。琉球在蒋介石认知中的变化，与他从研究机构、情报体系和国民政府专业外交幕僚处获得不同的见解有关。伴随蒋在恢复中国失土、解放亚洲人民事务上经验的日渐累积，对国际与亚洲政治现实体认的日渐深入，他深刻感受到，中国必须经由在战后国际政治秩序议题上建立理念一致与逻辑一致的决策体系，才能面对美、英、苏等强国恃强凌弱的政治谋略，为此，特别展开针对性的研究，试图透过专业幕僚的协助，避开决策的盲点。

中国针对琉球归属的各种方案

依据尤淑君的研究，1941年，蒋介石指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研究战后和平会议及相关善后事宜，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新设「国际问题讨论会」，王芃生于7月29日举行的该会中草拟「解决中日问题之基本原则」一案，并将中日问题的分界时间设定在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以前的状态。王芃生对中日争端起迄时间点的设定，显然已将1879年遭日本吞并的琉球议题排除在外。再据尤淑君所见史料，王芃生所拟草案中，已将琉球规划为日本领有，也没有琉球独立的计划，使与会人员多有质疑，主张应调整琉球的处置方案。对此，王芃生认为中国没有意愿并合琉球，也无足够力量协助琉球独立，而日本久占琉球，风土人情皆染和风，况英、美两国有意过问琉球归属事宜，不能不顾及两国态度。王芃生的意见最终得到采纳，于是1942年1月29日举行的「国际问题讨论会」第5次会议决定的琉球处置方案为：承认日本领有琉球，但需设定琉球为由国际监督的非武装区，日本亦不得差别对待琉球人民。1943年5月，外交部的部分专业幕僚也在战后琉球归属议题上提出与蒋介石原意相左的见解。41943年9月2日的「国际问题讨论会」第35次会议，讨论由浦薛凤拟订的〈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应即接受遵办之条款〉草案，王宠惠指出中国没有海军、无力控制琉球的现实；而吴国桢则主张琉球可划归国际共管，作为国际共用的军事基地。最后，王宠惠将意见归纳为三种琉球处置方案：一是划归日本，但不允许日本在琉球设置军事设施；二是由中国领有；三是归国际共管，由国际监督。1943年9月30日的第36次会议再度议及琉球归属事宜，与会者认为琉球若无法归隶中国，将考虑将琉球划归国际共管，或划琉球为非武装区域。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面对罗斯福的建议，蒋介石对琉球归属问题的态度，无疑受到包括「国际问题讨论会」在内的研究机构、情报体系和国民政府专业外交幕僚见解的影响。

1943年11月，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在呈递给蒋介石的〈关于开罗会议中我方应提出之问题草案〉之中的第六条即规划在会议中提案：「日本应将以下所列归还中国：甲、旅顺、大连（两地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与中国）；乙、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丙、台湾及澎湖列岛（两处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与中国）；丁、琉球群岛（或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显已采纳前述「国际问题讨论会」第36次会议的共识，将琉球列为在战后处置方式上不同于台湾，但也不同于与朝鲜、越南的地区。1943年11月1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及中琉球说：「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地位不同，以琉球为一王国，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故此次提案对于琉球问题决定不提，而暹罗独立问题乃应由我提出也」。

列强的战后布局与蒋的考量

开罗会议期间，琉球议题还是被罗斯福端上台面。依照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美国外交对外关系文件记载，在1943年11月23日的会谈中，继确认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应于战后归还中国后，罗斯福提到琉球群岛，且不止一次地询问，中国是否希望获得琉球。蒋介石回答，中国愿与美国一起共同占领琉球，并最终再依国际机构的委托下对其实施共管。

罗斯福就琉球归属所做——预期该群岛可以归属中国——的询问，依照部分学者的研究，应有其诚挚的一面，且在此后史达林针对琉球归属的相同态度中得到证实。蒋介石在1943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则对自己的表态做了说明：「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为我专有为妥也」。5

在此，蒋介石全未提及琉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却重申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所呈〈关于开罗会议中我方应提出之问题草案〉中有关中美共管琉球的方案，但特别说明提出这一建议的三项理由。从这些理由，以及11月15日日记的内容推测，蒋介石除可能从居里进言和印度、韩国独立的先例中汲取教训，担忧罗斯福的真实动机，故意提出「中美共管」提议加以测试6之外，自己在内心当中已将琉球人民视为待解放的殖民地人民，雅不欲继承日本帝国主义的衣钵，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蒋介石基于已经向罗斯福和国际社会申明其无条件支持印度独立等反殖民主义主张，如要求将与王朝中国关系的密切程度尚不及朝鲜的琉球纳入现代中国版图，恐有效法日本，并吞藩属国之嫌，可能有损道义形象。

然而，蒋介石在开罗与罗斯福的会谈中，次第宣示中国对朝鲜、越南和暹罗前途的立场，却未比照朝、越、暹之例揭橥琉球独立，显然源于蒋预见战后美苏争霸格局之下，琉球在美国包含其西太平洋战略在内的整体战略布局中的意义，不得不考虑中国当下的实力和处境，小心翼翼的心态。

面对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战略情势，蒋介石在战略层面的考量，显然也影响到他在琉球前途议题上的最终决策。开罗会议以后，蒋介石对中国今后的国防战略做了全面的思考与规划，他在日记中表示，中国势将「一、以大陆为国防之基础；二、西北为国防之重心，故对海防与海军应取守势，并与美国共同合作，且避免与美有军备竞争之趋向。以我为大陆国，发展方向不在海上，而且亦不能与之竞争，亦无竞争之必要也。此在我立国大计基本之方针，应首先决定。故今后国防方针与国际政策，必须与美积极合作及互助，万不可与美做海洋竞争。余在开罗会议以后，更证明此旨为正确而不谬也。如果国际武力不能获得和平之保障，余意在太平洋方面，中国负陆空军之责，而美国负海空军之责。如美国能同意于此，则东方和平或可无虑乎？」。

蒋介石的理想与战后中国处境之间的矛盾，注定了琉球的悲剧命运。1945年，美军因战略需要登陆琉球，并在战后实施军事占领，琉球的归属乃在琉球本土成为争议话题。一时之间，琉球复国派、复归日本派、美国及联合国托管派的声音同时出现，互不相让。值得注意的是，希望琉球加入中国的主张也从琉球本土人士的口中再度浮现。1948年，由一个名为「琉球革命同志会」的政治组织发给中华民国各省市参议会的电文，即明确表达「琉球为中国属地，琉球人民即为中国人民」、「无不庆幸今后可以拨云雾而见天日，重返祖国怀抱，呼吸自由空气，享受幸福生活」的观点。撇开琉中之间宗藩关系的历史，对于琉球革命同志会的成员来说，切断故乡的前途与战败国日本之间的连结，投身战胜国中华民国的怀抱，实难谓一种非理性选择。

然而，伴随冷战在亚洲以中国内战与朝鲜半岛内战这样的区域热战方式加温，美国已决意扶持日本成为对抗红色阵营的堡垒，琉球在十字路口再度迷途，注定成为美国与日本定交见面礼的命运，不论是复国的主张，还是加入中国的愿望，都被缺乏正义的国际政治现实淹没。

理想：再检视

回到蒋介石恢复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努力遭受重大挫折的当下。

当蒋遭受史达林的胁迫，外蒙古前途晦暗不明之际，首先想到的，是协调国民革命的道德理想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在1928年以来在边疆和族群事务上多次采取的对策。

1934年5月6日，蒋介石即在日记中表示：「对满、蒙、藏，于此十年内为其自治试验之期，如于此期间果能自强自治，不为外族（意指帝国主义）所侵占压迫，则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属中华民国，而其人民意志则完全自由也。此略果能行乎」？

1945年6月的当下，蒋又提出中国不愿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但愿准其成为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领，其权限可比照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不仅拥有内政的自主权，甚至拥有军事、外交方面的自主权。7当外蒙古脱离中国的命运已定之际，他在1945年7月5日的日记中提到，外蒙独立在主义与道义上论，皆无问题，自己反而担心苏联是否允许外蒙获得真正的独立。

一个月后，蒋介石于8月18日对国民政府参政议员宣示「对西藏亦要扶持其独立」，使与会者「莫不现出惊骇之色」。但蒋所谓独立，重点一在于民族的福祉，二在于中国的处境与实力。蒋在当天的日记中解释：「彼等实不知政治与革命为何物，余信西藏对余此一宣言之发表，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此种心理之妙运，非智者不能明断其蕴奥也」。面对西藏处在英国控制之下的现实，国民政府纵然反对其独立，亦无能改变现状，甚或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倘赞成西藏独立（自治），则或许西藏「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这样写道：「关于外蒙独立与西藏自治二事，乃为我党革命与我国盛衰最大问题之一，按照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原则，以及国际之现状及利害种种而论，则当断然允许外蒙之独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转变与决定，乃为存亡盛衰之枢机，余应独负其责，功罪毁誉自当置之度外，在所不计也」。蒋在当时环境之下的理想与无奈，在这几则日记中跃然纸上。

对蒋介石处理国内边疆和族群事务上态度的再检视，足征他在琉球议题的处境，与他在外蒙古、西藏事务上的处境的相似。

结语

在蒋介石的设想中，亚洲应回复到殖民者到来之前的状态，这一设想无疑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的「济弱扶倾」、「以大事小」等观念有关；但在20世纪中期的当下，蒋介石又戮力推动民族独立，全无恢复殖民者到来之前亚洲政治秩序外观之意，这一坚持又与他既坚持固守国民革命与民族解放的理想，也需面对国际政治现实，向美、英、苏等强国证明中国无意领导亚洲，不会再有藩属的处境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在蒋的坚持下，中国乃戮力推动亚洲各国的全面独立和解放，他的国际政治理想最具理想性和正当性，除了光复国土之外，没有其他为自身利益多做的考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蒋介石支持印度统一，支持曾与日本帝国主义合作的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支持泰国独立，反对各国分别占领日本等等举动上面看得很清楚；也可以从蒋介石对琉球议题认知的转变和应对上一窥端倪。琉球事务还有其超出其他亚洲国家独立议题的复杂性：印度与韩国独立过程中的惨痛经验、英苏美等大国干预的阴影、西方对中国的猜忌、美国自身的亚洲战略、美国在冷战在即之际对日本角色的规定、中国的陆海战略与实力等等因素，都使得这里被排除在追求战后亚洲国际正义和建立合理国际秩序的目标之外。最终，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蒋介石仅仅达成了极度有限的目标。

然而，除本来就缺乏理想性格，仅仅以旧的殖民秩序取代日本侵略秩序为职志的英国之外，美国和苏联也将原本的政治理想抛诸脑后，经由战争达成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主导了战后的利益分配。连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运动，实质上也成为美苏竞争与操控下的政治工具。在他们建立的战后亚洲国际秩序体系中，在他们勾画的战后亚洲政治地图中，琉球都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