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的世界政治氛围下，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定义为「正义之战」。回首战争过程和战后局势，这个结论显然有过度简化之嫌。在面对战争目标的议题上，中国抱有较为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美国和苏联在形式上也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英国则欠缺道德感和政治理想。邱吉尔为减缓大英帝国的衰落趋势，乃尽全力保守英国的殖民利益，为此，他透过高明的政治操作离间美苏之间的关系，极力促成「冷战」格局，利用这一格局迫使美国与英国结盟；苏、美双方面对对方时皆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遂倾向将自身的利益进一步放大到极限。这样，美国为了确保和扩大自身的利益范围，不仅默认英国继续维持其庞大的殖民地遗产，也与苏联达成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且接受并承认苏联恢复帝俄在亚洲的利益，以换取苏联接受并承认美国势力范围向西太平洋的推进。面对同为盟国的中国，美国容忍英国在反对殖民主义、恢复领土主权的议题上抵制中国，亦全面接受苏联分裂中国国土、恢复帝俄在中国利益的主张。德黑兰─雅尔达体系因而染上政治分赃色彩。本文拟从中国理想主义化的战争目标切入，观察战后国际秩序的演变和性质，并对琉球未能进入战后理想的亚洲国际秩序体系之原因，加以蠡测。

理想：建构以正义为前提的国际秩序

19世纪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虽然在名义上重视「尊卑」，在实践中却力行和平共存、事实平等。这种观念的产生，与东亚人群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关；名义的平等并不符合生活的经验，和平共存却与生活经验相关，重点在于合理，合理是正当的条件；不合理即难以取得正当性。「国」和王统的存续，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内容，若该秩序遭到破坏，则中国有义务「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19世纪后期，在中日有关琉球前途的折冲中，李鸿章所坚持的最高原则即是保留琉球的国祚和王统。

19世纪以来的几场近代战争改变了亚洲的传统国际秩序，但其基本趋向，是步上西方殖民者以实力主导的强权政治规则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中欧到西亚的一系列民族国家在四大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俄国甚至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苏维埃联邦制取代了沙皇帝国制度，但威尔逊所标榜的「民族自决」和「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的主张并没有为世界带来更为公平的国际秩序，而仅是透过拆解东欧和中东旧帝国，作为重新分配世界资源的工具。带有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国重建19世纪中叶以前的合理国际秩序带来了契机。

1942年初，经罗斯福提议，中国名列26国联合宣言的领衔签署国，跻身「四强」；蒋介石同时出任中国战区的盟军统帅，取得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盟军的指挥权。英国和苏联并不接受美国提升中国地位之举，质疑此举背后藏有削弱英、苏在战后的地位和利益，尤其是在亚洲利益的设计。1蒋介石明了中国的处境，「甚恐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2但在他的认知中，中国固然并不具备参与全球事务的实力与影响力，3但却可能恢复或部分恢复在亚洲地区的大国地位，以此为契机，参与亚洲地区事务，在战后亚洲构筑理想的国际秩序。

在拥有传统维护者和进步价值追求者双重身分的蒋介石的设想之中，新亚洲应排除殖民者，但不应全面恢复殖民者到来之前的状态；换言之，亚洲应在排除古代国际关系形式和殖民地政治秩序内涵的双重前提下，建立公平正义的新秩序。

蒋介石对于殖民地政治秩序做了严厉的批判，直指「战争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必须同时为帝国主义的结束」。在这个前提下，亚洲各民族与中国「有同样被压迫的痛苦经验」，「中国本于百年来自己的痛苦经验，依于传统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并鉴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实为世界战争的原因，故对于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不得不倍加关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求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解放，必以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为起点」。

在恢复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方面，蒋介石设想于战后恢复外蒙古、唐努乌梁海、东三省、旅顺、大连、台湾以及九龙租借地和香港；4在协助周边亚洲国家的解放方面，实现印度、朝鲜、越南、南洋诸国的独立，并由美军主导占领琉球，然后进一步处理琉球前途议题；在战后处置日本与远东规划方面，蒋介石「以德报怨」，主张维持日本的天皇制度，且由美国一国单独军事占领日本，而非由美、中、苏三国分割，以保持日本的领土完整。

众所周知，在恢复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方面，蒋介石的设想遭遇到苏、英两国的强力阻挠，未能顺利实现。苏联继1941年4月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互相承认「『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之后，又于1944年初吞并唐努乌梁海，再于1944年11月借由导演新疆突厥穆斯林左翼民族主义武装叛乱，威胁中国从法律上放弃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出让东北的铁路与旅顺港口利益。英国则不仅于战争期间持续胁迫浴血保护英军的中国在滇缅、藏印两段边界划定事务上大幅让步，也于开罗会议期间强硬回绝交还九龙租借地的要求。在协助周边亚洲国家的独立、自由方面，蒋介石的设想也未能全部达成；唯有在保护战败国日本的传统和国土完整方面，蒋介石的设想大致顺利实现。不论是前一项结果，还是后两项结果，皆与冷战背景下排除了正义之前提所形塑的战后国际秩序密切相关。

行动：无条件促成亚洲民族独立

蒋介石坚持「抗战到底」，其目标之一即是「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5蒋介石的设想，首先落实于印度前途议题上。古代印度文明是亚洲的三个原生文明之一，古代印度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地位与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地位相似，在历史上与中国并无宗藩关系，6却于近代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国关注印度事务，目标不在战时军事，而在于在战后亚洲政治中彻底消除殖民统治。早在清末，中国革命派即与在日本的印度革命者合作成立以「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为宗旨的「亚洲和亲会」，后来又有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等殖民地的反抗人士加入，确立促成亚洲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目标。

蒋介石对印度独立的支持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与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再度确认中国国民革命与印度独立运动之间的共同目标。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大党将印度独立列为印度人民支持同盟国的条件，此一立场得到中国的支持，蒋对于圣雄甘地所述「英美的民主主义是假面具，他们只为了白种人的利益」深表认同，在研拟出访印度计划时，蒋指出，「此时访缅访印，最为相宜，为战后对英殖一重要政策之根基也」。访印期间，蒋介石坚定表达希望印英当局允许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的愿望；同时，为顾及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时局，也希望印度国大党暂时放弃不合作政策，不要提出立即独立的要求。英国当然洞见到蒋的动机，强烈排斥中国介入英印事务，甚至以国共两党问题比拟英印问题威胁蒋介石。8英国也反对美国有关大西洋宪章的原则适用于全世界的主张，坚持宪章只适用于欧洲，不适用于英国对印度及缅甸的政策。

国民政府的反殖民主义政策遭到英国的阻扰，但蒋仍坚持「以印度独立与亚洲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对美英外交方针之基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舆论普遍要求盟国仿《大西洋宪章》之举制定「太平洋宪章」。91942年3月，立法院长孙科表示希望美英再提出「太平洋宪章」，并提供担保，给予印度、越南、朝鲜、菲律宾等国以自由，同期，蒋介石更在密集思考和推动以亚洲各民族独立为目标的「太平洋宪章」。101942年7月，王宠惠等向蒋介石指出《大西洋宪章》的缺陷，如第二条规定「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领土改变，两国均不愿见其实现」，仅为一种消极的民族自决，太平洋沿岸殖民地甚多，中国切望于大战之后，根据民族自决原则，作积极之调整。但报告同时建议不采「太平洋宪章」的名义，而应主张普遍原则，让《大西洋宪章》适用全世界。1942年11月，蒋介石确定对美商讨事项，其中包括「安南共扶」、「泰国仍予独立」、「印度战后独立」、「缅甸与南洋各国共扶」等内容，希望在这些议题上得到美国的支持。

蒋介石支持印度独立的另一面，则是支持印度统一。针对英国有意利用印度境内的穆斯林民族主义风潮牵制乃至支解印度独立运动，11蒋介石甚至放弃将战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安全议题置于优先考量，无条件支持印度统一，反对真纳（Muhammad　AliJinnah）的伊斯兰分离主义主张。12直到印度独立前夜，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罗家伦在就印度国旗设计方案提出建议时，特别主张采用历史上少数曾经统一印度的君主之一阿育王的法轮作为国旗的核心图案，借以彰显印度统一的意涵。

中国对朝鲜独立的支持

与主张印度独立，又维护印度统一的情形相似，蒋介石也在极力推动韩国独立的同时，将战后中国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利益置于一旁，致力维护韩国领土完整，反对国际共管与南北分割。1944年9月，美、英筹划战后共管朝鲜，蒋介石强烈反对此议，并指示宋子文力阻之13。1945年1月，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第九届会议上，英美代表认为朝鲜亡国多年，缺乏政治与管理人才，短时期内难以建立统一的独立国家，主张先由盟国共同托管五年，在此期间训练韩人。中国代表认为此一主张违反《开罗宣言》，所谓国际托管，实际上只是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转换为几个强国的共同统治。 1945年2月8日, 美苏在雅尔达会谈决定以北纬38度线为界，由双方分别对朝鲜半岛南北两部分实行军事占领，成立国际监督机构，共同管理韩国。8月21日，韩国临时政府驻美代表李承晚急电蒋介石称，「不予高丽以完全独立之任何计划，高丽人民均不愿接受」，期盼蒋阻止杜鲁门采纳美、苏分割南北韩计划。8月2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上讲话，声明国民革命的最重大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有三：恢复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恢复台湾和澎湖的失土，与「恢复高丽的独立自由」。蒋强调，「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本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亦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于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永远保障他们应该获得的地位」。然而此际美、英、苏已将中国排斥在外，自行达成协议，由美方照会中国称，原则上已确定「将韩国交由四强先行托管，俟详细办法拟定后再与中国会商」。1945年12月初，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依蒋介石的指令，草拟一份名为「韩国问题之对策」的极密文件，主张「调和美苏势力，以消除韩国南北两部之对立，而促进其统一」，同时「积极与美、苏、英洽商，确定《开罗宣言》中『于相当时期使朝鲜独立』之『相当时期』之明确标准，并在将来和会中或联合国会议中提出通过，以为将来促使美苏军按时撤退之依据」。12月27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于莫斯科会议中决定将朝鲜置于美、英、苏、中四强的5年托管之下，韩国临时政府及其驻华代表团随即发表声明反对该项托管计划，但韩国临时政府的抗议和中国政府的立场在美、苏面前都已显得虚弱无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