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传大学今、明两日举办「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该会除邀郝柏村致词之外，据闻马总统也将与会。

回顾甲午，不能不谈钓鱼台问题及中华民国的保钓立场。钓岛问题关键有二：主权与渔权孰重？两岸应否联手保钓？

关于前者，1996年9月政大法律系副教授马英九在反共爱国联盟座谈会上说：保钓运动第一原则是「坚持主权，不能只谈渔权」。

2003年9月，台北市长马英九在第二届「钓鱼台列屿学术研讨会」上说：现阶段的保钓「重要的就是在国际法上我们必须keep the issue alive，要让这个议题保持争议状态，我们交涉才有空间。将来我们去争的时候，不光是渔权，主权也要争取。我们国力虽然不如人，keep the issue alive，保留我们的权利，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来解决」。

2005年，台湾光复60周年，马市长当时对钓鱼台问题展现空前绝后的火力，他先后说过：「没有主权，就没有渔权。绝不能对日本退让」；「如果我只谈渔权，不谈主权，日本人最开心了」；「日本窃占钓鱼台，这个『窃』字用的是没有冤枉」；甚至「为了保钓，与日本不惜一战」。至此，马的立场清楚正确：主权重于渔权；现在坚持争议，未来才能争取主权。

去（2013）年4月，在日本坚持钓鱼台「是日本国有领土，在历史、国际法上毫无争议」的前提下，《台日渔业协议》终于签订。马在6月接受日媒专访时跟着改口：希望「换个角度思考，『主权无法分割，但资源可以分享，主权的争议可以搁置，但资源的开发可以进行』。」我们不禁担心，此协议是「日方否认存在争议、我方片面搁置争议」的结果吗？

在钓鱼台主权问题上，台湾根本无法与日力争，两岸联手共护固有领土，至关重要。1996年的马英九，反对与中共合作，因为中共只想搁置争议（大陆与日本在1972年「关系正常化」时本有搁置争议的共识），并无积极与日交涉之意愿，因此两岸合作「既不可行，也无必要」。但自从日本将钓鱼台「国有化」（破坏与大陆的共识）后，大陆便积极行动要「keep the issue alive」，马政府却仍不与大陆合作。前后对照，马不愿合作保钓的真正理由，显然不是中共想搁置钓岛争议。

基于以上疑虑，黄友古在马关条约119周年（今年4月17日）发表〈《台日渔业协议》的代价〉，质疑此协议我方究竟出让了什么，使日本突然愿意给予台湾渔权？如果日方仍去钓鱼台宣示主权，我政府今后准不准国人也去保钓？黄文刊出后，亚东关系协会秘书长罗坤灿做出回应，他并未答复以后准不准国人去钓鱼台保钓，但是提出「《台日渔业协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双方重叠专属经济海域（EEZ）划界前之『临时安排』」，也就是主张该协议并未损及我方的主权主张（因EEZ是随主权而生的）。问题是：台湾负责EEZ划界的部会是内政部（地政司），而台日渔业会谈从来都是由农委会渔业署主管，内政部官员并不参加，可见台日间并未进行EEZ划界谈判，所以该渔业协议也称不上是双方在无法达成划界协议之前做出的「临时安排」。罗文如此解释该协议，恐怕只是马政府一厢情愿的「误会」。除非日本在签署渔业协议时确实承认钓岛主权存在争议，否则未来的EEZ划界谈判日方必坚持以「钓岛主权属于日本」的前提来进行，那还有谈判余地吗？

今年3月底，台湾官方海洋科研船「海研五号」在宫古岛附近的台日重叠EEZ作业时，遭日方海巡船驱离，甚至一路紧随监控其返航。在确定的重叠EEZ海域日本都如此霸道，台湾则如此顺从，那台湾船只还能进入钓鱼台周围12海里的领海内宣示主权吗？

台湾人常埋怨「中国」被诠释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中华民国的空间。但在两岸联手保钓与捍卫南海主权的议题上，台北明显有其着力点，可与北京互为犄角，既可增进民族尊严与利益，又可提升自己在「中国」大家庭里的地位与贡献。台北若舍此正途，不但失去纪念甲午的意义，今后也无立场抱怨「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