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半世纪前（1971年）的保钓运动，源起于美国违反《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片面决定把不属于琉球的钓鱼台（大陆称为钓鱼岛）连同琉球交给日本，以利美日联手制中。从此之后，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台的主权之争始终未息。
随着最近十余年来美国抵制中国复兴的力道加强，日本不但日益鲜明地否认1972及1978年曾与北京达成搁置主权争议的共识，更在钓鱼台议题上步步进逼。首先，日本在2012年由政府出资将钓鱼台「国有化」，掀起新一轮主权之争。台湾马英九当局则趁机在2013年4月10日与日方签订《台日渔业协议》，号称争到渔权，实则放弃了争取钓岛主权。去（2020）年以来，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东海随之风高浪急。该年6月22日，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决议将钓鱼台所在的行政区域改名「石垣市登野城尖阁」；8月29日美日防长在关岛会谈，再次确认钓鱼台是《美日安保条约》的协防范围；9月27日台湾渔船「新凌波236号」在钓鱼台附近海域被日本公务船驱赶、撞击；11月4日中国大陆发布《海警法草案》，规定当外国船只在中国海域违法活动时，海警舰可动用武力，今（2021）年2月1日该法生效；同月23日，美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支持日本拥有钓鱼台主权，但翌日美国防部又修正回到「关于主权不持特定立场」的旧有说法；3月16日美日外交及国防部长「2+2会谈」在东京举行，会上确认：如果台海发生突发事态，日美将密切合作，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会上还表示有必要探讨「自卫队能为支援台湾的美军提供何种协助」；4月5日，大陆外长王毅直接与日本外相通话，要求日方对中国内部事务保持起码尊重，别「把手伸得太长」；4月16日美日两国新任领袖举行首次首脑会谈，会后联合声明直言：「两国在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的同时，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并再次确认钓鱼台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4月22日，岸信夫宣称：中国海警船在东海、南海的活动是在「一步步侵略，……（日本）不能接受」，中方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在隔天记者会上回应：「日本近代在亚洲四处侵略扩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受害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方个别政客无视自身斑斑劣迹，大肆污蔑中国搞所谓侵略，他们究竟意欲何为？」中、日、美三方你来我往，剑拔弩张。
就在东海、台海战云密布的当下，台湾的「钓鱼台教育协会」（简称「钓教协」）在4月10日举办了「保卫钓鱼台运动50周年研讨会」（简称「保钓50」）。回顾1971年保钓运动激起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操，以及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积极探讨，确实可谓澎湃汹涌、意义非凡。但今年此会的内容，却清楚显示过去半世纪来保钓阵营的分化与变质，钓运已经变调、走味，令我们不能无忧。
保钓运动的起源与分化
1971年4月10日台湾留学生在华府发起保钓示威游行，当时的口号是「Tiao-Yu Tai, Chinese Land！」（钓鱼台是中国领土）；游行队伍前往日本大使馆高喊的口号是「Tiao-Yu Tai Belongs to Taiwan, Therefore Belongs to China !」（钓鱼台属于台湾，所以属于中国）。几天之后，台大学生在校内张贴的海报写着：「如果你是中国人，你便应振臂而起」；与楼同高的巨幅布条在台大校园飘扬，上面写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从这些标语与口号，可以看出当年台湾人不论在美国还是岛内，都自认中国人，他们也意识到保钓不是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小问题，而是全中国（含台湾）对抗美、日欺压的大问题。难怪保钓运动伊始，在美的留学生互相约定放下支持国、共的不同立场，齐心保钓。
左图为1971年「国是研究社」在纽约出版的《钓鱼台事件专辑》封面，从其中国地图包含外蒙，可见此为台湾留学生的保钓刊物。右图为1971年台大大学论坛社悬挂于农经系馆上的保钓标语，用语出自1919年北京的五四运动（图片取自《台大校友双月刊》）。
但是，随着国共矛盾的介入、保钓目标的挫折，以及台湾岛内求独反中渐成主流，钓鱼台对台湾的意义已大异其趣，并且如同台岛内部的政治立场一样，分为统一、独台、台独三派。借用「保钓50」与会者钱永祥、陈美霞的词汇，对钓鱼台的身分「想像」，早已染上红、蓝、绿三种颜色。现在如果还把岛内保钓团体一律视为统派，或把保钓运动一律视为爱（中）国运动，那就是误会一场。
美、日有关琉球和钓鱼台的私相授受，虽然宣布于1969年、实现于1972年，但早在1950年韩战爆发之后，美国决定「联日（且利用台湾）制中」的长期大战略起，此项勾结就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并且在1951年谈判《旧金山对日和约》时，美国发明「日本对琉球拥有剩余主权」一说时，已经埋下伏笔。把钓鱼台连同琉球一起交给日本，则是美国离间中日而留下的「梁子」。有些保钓人士误把1968年东海发现石油当作钓鱼台争夺战的起因，或把美国在越战中深陷泥淖当作它急于勾结日本的考量，都低估美日联手制中大战略的格局高度，也晚估了美国决心把琉球和钓鱼台交给日本的时间。
了解美、日联台制中的大脉络之后，台湾岛内红、蓝、绿三种对于钓鱼台的立场就呼之欲出。
主张统一、体认两岸休戚与共的台湾人，和绝大多数大陆同胞一样，痛心于两岸鹬蚌相争、外敌渔翁得利。从历史、法理、道德上来说，钓鱼台是台湾属岛，它和台湾又同属于中国。钓岛回归台湾、台湾回归祖国，才能终局解决日本藉甲午战争对中国人造成的创伤与耻辱。这是中国复兴必经的过程，也必须两岸联手才有胜算。台湾缺少大陆支撑，绝难独力保钓；大陆缺少台湾同心协力，必得付出更高代价才能解决这个悬案。
求独反中的绿营，以勾结、谄媚美日为要务，他们根本不在意钓岛主权，因为那是联合美日抗中必须且值得付出的代价。2002年9月李登辉就对日媒明目张胆地说：钓鱼台是日本领土。从川普竞选连任开始，台独政府更不惜与美国唱和，挑衅大陆，置两岸关系于险境。这样的台独派当然不可能和大陆联手保钓。但是绿营又有巩固渔民选票的政治需要，于是如何利用北京和岛内保钓团体对日施压，借以巩固2013年马英九放弃争主权换得日本施舍的渔权，以求既对渔民有所交代、自己又不必得罪日本，就成为绿营唯一的盘算。至于蓝营，只能顺势继续标榜马英九丧权辱国换来的《台日渔业协议》，希望以对绿营的剩余利用价值，使国民党在岛内还能分到残羹剩饭，苟延残喘。
严格来说，红、绿阵营对于钓岛的身分与主张，基于他们对两岸关系的不同目标，虽然针锋相对，但都非常具体、务实。但是拒绝统一又拒绝两岸联手保钓、不愿放弃钓岛鱼权（或口头的「主权」）又不愿明白主张「台独」的保钓人士（我们姑且将他们归于广义「蓝营」），却「想像」出一种有别于红、绿的保钓运动价值与方式。这种「想像」的背景与心态极为复杂，也是本文下面讨论的主题。
不识主权渔民成「保钓50」要角
钓鱼台教育协会主办的「保钓50」之与会者，包括各方保钓人士、两岸学者张海鹏与张麟征等，以及夸称「海洋法是我的学术专业之一」的马英九。钓教协理事长陈美霞是故保钓人士林孝信遗孀。该协会的前身是2012至2015年由林教授在世新大学主持、马政府教育部支助的「钓鱼台公民教育专案计划」。由于林孝信早年在美国保钓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返台后又积极任事、获得政府资助，所以他们伉俪前后主导的活动在台湾钓运中占有关键地位。此会的调性与言论因此几可定位为台湾保钓运动的主流声音。
马英九是「保钓50」开幕式的发言贵宾，研讨会首场主题是「渔民保钓：为生存、护渔权」，主要发言者是渔民。会议如此开宗明义，可见凸显渔权的重要、避免钓岛问题「政治化」（以免影响渔民生计）、强调渔民在钓运中的重要性，就是「保钓50」的主旋律。从林孝信晚年到陈美霞接掌钓教协之后，该协会的保钓活动就积极「在地化」，「只谈渔权不谈主权」的苏澳渔民逐渐成为保钓要角。陈美霞多次表示：「钓鱼台问题冲击最大的是渔民」，争渔权成为陈美霞最关心的主题，不言可喻。但是只顾生计的渔民，他们岂知「渔权」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上的意义？
苏澳区渔会理事长蔡源龙清楚知道「国家」不强，渔民遭殃。他虽呼吁「无论我们是从哪里来，不可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但在此之前他又愤愤不平地抗议日本「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只承认一中」。蔡理事长「我们是中国人」的热血发言，成为许多统派及大陆媒体的醒目标题，但他抗议日本「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就被前述媒体忽略。蔡氏逻辑、认同的错乱，以及可以保护渔民的「国家」究竟何在，则无人闻问。
其他渔民（包含获邀担任钓教协常务理事者）的发言，大多类似：「我们比较注重渔权，……钓鱼台主权的牵涉面很广，相当复杂，所以我不谈主权」；「我们是顾肚子、顾生存的渔民……顾肚子就是顾主权。」1929年出生的黄春生船长，被陈美霞恭列第一代保钓人物之首，但陈却说「他不太清楚七零年代的保钓运动，2012年的保钓行动他也不曾参与」。宜兰渔权会理事长杨德信2017年在钓教协研习营的讲话，被陈美霞视为渔民保钓的英勇「战绩」，大要如下：2005年6月8日晨，一台湾渔船被日本水产厅公务船驱离，当时在附近海域的五十多艘苏澳渔船非常愤怒，集结起来包围日本公务船。被困日船向保安厅求救，保安厅电陈水扁当局外交部，外交部联络海巡署，海巡署则命令苏澳渔船解散！陈美霞说：「那个时候，日本人才警觉台湾渔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这是渔民英勇保钓行动的其中一个例子。」同一文中，陈又赞许渔民富有反殖民的特质，她引渔民的话说：「今天日本不将台湾当成一个国家，所以他们才要这样欺负台湾人」、「参与台日渔业谈判中，我们明显感受到，日本人把台湾看作他们的殖民地，因此我们跟他们谈判备感艰辛。」
钓教协体贴渔民委屈、倾听他们诉苦、鼓舞他们保钓，看似用心可感，但是满腹辛酸的渔民除具有丰富被压迫经验之外，他们可能成为保钓的决定性要角吗？五十多艘渔船围堵日船固然英勇，但是扁政府一声令下，渔民只能撤回，只围日船于一时且未讨回公道能算成功保钓？如何让日本不把台湾当殖民地，进而尊重台湾渔民？如何让日本「把台湾当一个国家」？或者，就算日本把台湾当成（中国之外的）「一个国家」（台日双方代表都已自称「大使」），何以蔡英文口中的「这个国家」还是保护不了渔民？以上这些大哉问，弱势渔民能想清楚、讲清楚，进而解决吗？
今（2021）年4月20日民进党立委郑运鹏脸书贴出他拿到自称「大使」的日本驻台代表名片。
法理上言，台湾当然不是「国家」；政治上言，唯有两岸共组的中国，才是可能保钓、可为渔民争权益与尊严的国家。如果钓教协看清、支持这一点，它努力的方向就不应是越俎代庖帮台独或独台政府安抚渔民，或期望渔民带头保钓，把钓岛问题窄化为只争渔权，降低保钓运动的格局与高度。钓教协理应逼迫政客为所当为，或指出台湾当局该为而不为，进而宣扬两岸共议统一、联手保钓等理念，这才是护主权、固鱼权的唯一正道。
可惜这些理念有违钓教协的基本立场（详下），所以他们选择以渔民为主角、以护渔为焦点，从2017年开始，更「开启了渔民保钓与知识分子保钓的汇流，……汇流之后的研习营与之前以知识分子为讲员的研习营最大的不同是：一、讲员绝大部分是渔会及渔权会的干部；二、研习营融入学员参观渔港、渔民作业现场、买卖鱼货现场……等等活动，……让学员更深刻了解渔民；三、研习营就在渔会会议厅或当地乡公所或中小学举办。」总之，钓教协的「新保钓」少了书卷气，多了渔村味。
陈美霞认为：「相对于知识分子或海外留学生的保钓是基于理念，苏澳渔民的保钓是为了他们的生存、生计、生活！而在他们保钓的过程中，充分显现他们是拥有……『保钓精神』」。至于林孝信与陈美霞描绘的保钓精神，包含三个特点：「一、理想主义：爱国爱民、关怀世事、……反帝、反殖民、反军国主义、反霸权、反剥削；二、重视历史，善于学习；三、富国际观，善于从世界大格局的眼光分析问题。」但被陈美霞高度期许的渔民，却说出「顾肚子就是顾主权」的话。显然若非陈理事长言不由衷，就是渔民太过质朴，讲出真心话，忘记穿上「保钓精神」这件国王的新衣。
马英九旧调重弹 故技重施
由于「保钓50」的主旋律是「渔权」，于是屡以《台日渔业协议》作为「政绩」炫耀的马英九，便和「避谈主权，只争渔权」的渔民同被安排在上午场次，并进行实质上的主题发言。
马英九配合钓教协的立场，说道：2012年9月25日，苏澳区渔会近三百位渔民搭乘58艘渔船，在政府支持、海巡护卫下到钓鱼台海域进行「争生存、护渔权」活动，是钓运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更成为台日谈判渔权、签订《台日渔业协议》的莫大助力，进而立下「主权不让步，渔权大进步」的里程碑。他并且批评蔡英文上任后，对日本卑躬屈膝，态度软弱，政府不但无法成为保钓助力，甚至弱化保钓意识。例如，不对日本抗议日本新版小学教科书把钓鱼台列为日本固有领土，台湾新修的课纲对于钓鱼台问题也不提我方对主权主张及论据，有些国中教科书只说「台湾与中国、日本对钓鱼台主权问题争议不断」，仿佛事不关己，毫无主权意识。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就益显重要。所以，钓教协理事长陈美霞所做的种种努力，「令人深感敬佩」。
早在2013年4月10日马当局与日本签署《台日渔业协议》前后，《远望》杂志的社长林金源与总编辑石佳音（当时尚未接手《远望》），就曾在《中国时报》陆续发表多文（见本期「保钓50周年」特辑第一部分「督促马政府保钓的历史回顾」）指出：日方始终坚持钓鱼台主权不存在争议，因此马英九实际上是以主动放弃争主权而换得日本「施舍」它随时可收回的渔权。外号「马更正」的马英九果然名不虚传，他辖下的亚东关系协会秘书长罗坤灿和外交部当即分别针对我们的其中两文来函「澄清」（参见〈《台日渔业协议》和平共荣〉和〈外交部来函〉）。但是，我们的最后一文〈钓岛际遇：宰相与孤臣〉直接戳破马英九违反自己的国际法专业知识，指出：「马英九似已放弃他任总统前主张『没有主权就没有渔权』、『保持争议状态，我们交涉才有空间』的立场，改以渔权为唯一优先。换言之，渔业协议的签署，不因双方有『搁置主权争议』共识，而是我方片面『搁置争议主权』。马政府将渔业协议第四条（双方保留关于「海洋法」问题的立场）视为『免责条款』，认为这是双方同意搁置主权争议的证明。国际法学者高圣惕指出：海洋法只规范由主权衍生的海域权利，不能反过来确定国际法上的主权归属。1999年《日韩渔业协定》第15条就规定保留关于『国际法』议题的立场，可见日方明知可用『国际法』表彰领土争议存在，只是拒绝对台方使用。」此文一出，马政府才停止「更正」！1
身为海洋法专家的哈佛大学国际法博士马英九，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在愚弄不懂国际法的台湾朝野。马英九明知《台日渔业协议》第四条为：「本协议之所有事项或为实施而采取之措施，均不得认为影响双方具权限之主管机关有关海洋法诸问题之相关立场」，但是在该《协议》签署当天由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中却说：「我方亦坚持于协议内容列入『免责条款』（按：即上引《协议》第四条），确认协议各项规定不损及我主权及海域主张等相关国际法各项问题的立场与见解，确保我国对钓鱼台列屿主权的一贯坚定立场。」可见马英九（和他手下的外交官）明知「海洋法」与「国际法」具有不同意义，而日方只同意搁置由主权衍生的「海洋法」争议（即「有关海洋法诸问题之相关立场」），并未承认在「国际法」上存在主权争议。只因一般民众都以为「『海洋法』就是一种『国际法』」，因此无法分辨马当局对外（妥协）与对内（欺瞒）是在玩两面手法。后来外交部在2013年4月29日函送《台日渔业协议》给立法院查照时，干脆避开这两个专有名词，只写道：「《台日渔业协议》系针对台日重叠专属经济海域之渔业作业安排，未涉及双方对主权之主张。我方系在坚定维护钓鱼台列屿主权及相关海域主张之前提下，与日方达成协议。」其实，「未涉及双方对主权之主张」是因为马当局根本放弃了跟日方争议主权，轻易接受了日方以「主权无争议（属于日本）」为前提而进行单纯的渔权谈判。就这样，在国际法博士总统的「专业」领导下，台湾主动放弃跟日本在国际法上争议钓岛主权的权利，换来日本随时可收回的渔权！
马英九卸任后，在其《八年执政回忆录》中仍提《台日渔业协议》这项「政绩」，但他不敢再扭曲史实，仅只简单写道：「协议第四条的『维权条款』（without prejudice clause），规定双方对海洋法的主张，不受本协议影响」2，没有再胡说这是「搁置『主权争议』」。去（2020）年10月，马英九出版《钓鱼台风云五十年──主权争议的回顾与展望》，在提到《台日渔业协议》时，他写道：「双方订立了第四条的『维权条款』（without prejudice clause），就是这个协议下的任何的主张都不会影响双方根据海洋法的现有立场。这是一个婉转的主权争议搁置条款，双方对主权的立场都没有变。」（页70）确实，双方对钓鱼台主权的立场都没变，变的只是台湾「婉转」放弃对日本提出自己的立场，等于也放弃「主权争议」的存在。从此，只有中国大陆有资格（也有实力）跟日本争夺「钓鱼岛」主权，而台湾已经放弃争议「钓鱼台」主权的权利。
那么，如今马英九和钓教协还有什么筹码要求日本继续对台湾渔民施舍渔权？答案是：「故技重施」。
马英九在「保钓50」会上把2012年9月25日苏澳渔民到钓鱼台海域进行抗争称为「钓运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台日签订《台日渔业协议》的莫大助力。高圣惕教授在〈《台日渔业协议》的真相〉中却一语道破：「2012年7月3日，在五艘台湾海巡署舰艇保护下，台湾籍的『全家福号』渔船进入钓鱼岛水域，乘员在渔船进入领海时，公开挥舞五星旗，外界将此解读为『两岸合作保钓』。美日两国遂要求台湾在钓鱼岛争端上不得跟大陆合作。马英九随即于8月5日……公布『东海和平倡议』。两天后，外交部长杨进添表示就钓鱼岛乙事，台不与陆合作。」美日不愿见到两岸联手保钓，目的不只是减少中方保钓实力，更重要的是不愿见两岸走向统一。高教授随即指出：「台湾在2012年9月25日（按：即马英九称赞的那一次）及2013年1月24日两度派遣海巡署舰艇进入钓鱼岛海域，俨然跟北京政府合作。」这才是日本愿意跟台湾谈渔权的原因，再加上马英九仰体上（美、日）意，主动放弃争议钓鱼台主权，于是双方才突然谈成协议。所以，台日渔业谈判的「成功」，是马英九（吃北京豆腐）一方面摆出两岸「不约而同」一起保钓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放弃对日方主张主权，才给了日本足够的诱因对台湾渔民施舍渔权。
现在马英九已然在野，无法主动派出海巡船舰去钓鱼岛与大陆海警船「不期而遇」，他便在新出版的《钓鱼台风云五十年》（页21、23、25）里高调展示象征两岸共同保钓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表面上违反他一贯反对两岸共同保钓的「官方立场」，但却一直是他私下对日本施压的狐假虎威之惯技。
如果马英九在「保钓50」会上完成对钓教协的「经验传授」，也许这就是未来陈美霞动员渔民保钓的方向。由于民进党当局充其量不阻止渔民去钓鱼岛海域抗争，但绝不愿派海巡船舰护渔。如此一来，届时保护台湾渔民的极有可能就是大陆海警船，而台湾渔民也应乐于插上大陆五星旗并接受其保护。此时，日本为了离间两岸，仍有可能再度承诺只要台湾渔船不进入钓鱼台四周12海里的所谓「日本领海」，日方便容许其捕鱼。或许这就是钓教协唯一胜算所在。但是，当「保钓」限缩成「保渔」，台湾就只能坐等大陆将两岸统一与钓鱼台主权问题一并解决。正宗「保钓」运动将在岛内寿终正寝。
图1：1996年10月7日，台北县议员金介寿与香港保钓人士陈裕南登上钓鱼台，一同在岛上竖起两岸旗帜。（图片：达志影像／Reuters）图2：2012年8月15日，香港保钓船只启丰二号成功抢滩钓鱼台，保钓人士于岛上挥舞两岸旗帜。（图片：达志影像／AP）图3：2012年9月16日，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在香港发起反日游行，游行队伍同时出现两岸旗帜。（图片：美国之音）
统派中国人将保钓与两岸统一结合
「保钓50」第二场次的主题是「从中美关系看钓鱼台问题的根本」，主要由大陆学者张海鹏受邀以预录视频演讲。张教授的主旨包含：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如果连琉球地位都应该再议，日本窃取介于琉球和台湾之间的钓鱼岛当然是非法、无效的；保钓成功的希望主要在中国大陆，也在台湾和全球爱国华人的共同参与与支持。由于张教授在会上发言时间有限，《远望》本期的「保钓50周年」特辑第二部分将刊出张海鹏教授〈钓鱼岛主权争议与保钓前途——纪念海外保钓运动50周年〉全文。接着，台大教授张麟征演讲「中美关系现况下的钓鱼台」，她指出：「钓鱼台列屿是美国埋在中日间的一颗钉子，让中日关系永远不得安宁，让日本可以长久为美所用，制约中国，这是帝国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保钓运动50年最大的功劳，就是以民间的力量协助两岸政府，使钓鱼台主权归属争议长期存在。……钓鱼台问题……主要取决于中美博弈结果。而中美博弈现在才开始不久，尘埃落定可能尚需相当时日，这期间保钓运动有继续推动的必要。」
从两位张教授的演讲以及主办单位为此单元拟定的标题，都可看出钓鱼台问题的根本就是中美博弈。既然如此，诚心保钓者怎能不面对台湾的国家认同，以及两岸如何联手保钓等问题？诚如张海鹏教授的结语：「钓鱼岛主权问题一定会随着保钓先驱们的祖国认同问题一起解决」。吊诡的是，整场研讨会的言论主流却与中国大陆切割，纯粹从（中国之外的）台湾立场出发，甚至有人担心保钓是被（大陆）官方操纵的不理性、沙文爱国主义表现（详下）。此种矛盾、龃龉，让人不禁怀疑：主办方技术性插入第二场次，尤其还邀请了因提出「琉球地位再议」而使日本高度关注的大陆重量级学者张海鹏来发言（他也果然再提了琉球问题），目的仅仅是要营造「两岸联手保钓」的假象，以便使美、日感到压力。
如张麟征教授所言，迄今为止，保钓运动最大的功劳，就是使钓鱼台主权争议长期存在。如果保钓运动仅仅是要使主权争议继续延烧，那么理论上不管统派或拒统派的保钓行动，都可达到让钓岛主权存有争议的目的，因此保钓运动大可兼容并蓄、多元共存，联合统独，一起「保钓」。这也许是钓教协邀请发言的来宾统独不忌、国家认同跨度很大的原因。但如果钓教协以及所有保钓团体，除了延续钓岛主权争议之外，尚对于（含台湾人在内的）中国人能否实质拥有钓岛主权，以及两岸如何共享长治久安、有尊严、不受强权欺压的未来抱有憧憬的话，那么统、独能否共同保钓就是一个严肃的大问题。
统独并存 保钓变调
首先，「保钓50」研讨会除了由钓教协主办之外，又列名了几乎所有台湾岛内的统派团体（包括《远望》）作为协办单位，但事先并未逐一征得各团体的同意。钓教协解释这是基于某些统派人士的热心建议，但因时间匆促，未及征求各团体同意。多数统派团体所以共襄盛举，必然是以为「保钓50」是以统一为立场的活动。但是综观来宾的发言内容，以及钓教协主动发布的会议资料，他们的统独立场是刻意模糊的，甚至隐含独台、反中思维。台湾保钓运动的本质，已经改变，但多数统派人士并未察觉。许多统派团体原先或许都愿以开放的态度，接纳立场不同的异己，甚至自信可以改造独台与台独，但事后证明前者未能改造后者，而是后者渗透、稀释前者。统派内部敌、我、友不分，难怪统运越来越弱化。
其次，林孝信曾公开表示美国的老保钓捐款是钓鱼台教育工作的主要经费来源。如果老保钓的统独立场与林孝信、钓教协一致，他们的合作就是相得益彰；万一不一致，他们之间就存在误会与辜负。此事含糊不得。
最后，台湾社会所以快速绿化，当然与台独、独台执政有关，但也与统派团体没有抓紧机会坚持把反独促统的道理讲清、讲透，放任似统非统言论横行有关。以保钓为例，媚日台独无心保钓，拒统独台无能保钓，两岸联手才是保钓的正道，其理至明。但台湾钓运竟然沦落到避谈统独，甚至改以渔民为保钓主角，这都是统派逐步弃守理论阵地与道德高地的结果。
《远望》杂志林金源社长在2012年至2015年间，曾多次应林孝信主办的「钓鱼台公民教育计划」邀请演讲，并总是聚焦于两岸的历史连结、明清时代「厚往薄来」的天下秩序、日本灭琉球占钓岛的不义，以及两岸联手才能保钓等主题。但林孝信私下告之：「你说得很好，可是这些话我不方便说，请你多说。」这些动之以情、说之以理的演讲内容，可能是改变台湾民众错误思维的最后机会，但是连高踞保钓祭坛的「老林」都「不方便说」，保钓层次、格局的日渐低落岂能避免？保钓本质的改变岂属意外？
台湾社会独化的典型三部曲是：绿营先死缠烂打，让民众厌恶统独争辩；再让民众觉得统独是无解难题，只好搁置、共存，名为「多元」；最后绿营再抹黑中国及统派人士，使其噤声，于是台独成为唯一政治正确，统论丧失道德正当性。面对独派的积非成是、横柴入灶，统派却是逐步妥协、再三忍让，本是爱（中）国运动的保钓，最后竟与统独议题脱钩，它的变质就是循着上述三步骤演化而来。
陈美霞说：「老林返台之后，观察到台湾社会强烈的台湾意识形态、甚至民粹氛围，也体会到此时刻不易推动保钓工作，因而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社区大学运动、科学普及及通识教育工作，期望台湾社会能更开放的爱乡爱土、关怀世事，进而促进台湾民众关怀社会改造的议题及公民素养。」
这是林孝信的第一步：放弃挑战台湾意识（其实就是台独意识），放弃诠释统一与保钓的连结以及它们的道德正当性。2012年他又筹组「人人保钓大联盟」，发起抗议日本的示威游行。林孝信邀请各团体参与，明定放下立场，一致对外。联合（实即搁置）统独，一起保钓，这是他的第二步。于是「钓鱼台是我们的」、「钓鱼台是台湾的」就成为统独都可接受的口号、共识。
「我们」一词在台独派与独台派口中，仅指（不含大陆中国人的）台湾人，但在统派心里，则指两岸中国人。如果对着日本喊「钓鱼台是台湾的」，那么台人的「民族意识」或许可对日本造成边际压力；但如果对着大陆喊「钓鱼台是台湾的、钓鱼台是我们的」，此话背后就有一句潜台词：「钓鱼台不属于中国」。那么，台人的分离意识对日本将是一大助力。
统派期待钓岛回归台湾、台湾回归中国，美日从此不能再以台湾、钓岛牵制中国。台独与独台的想法可能是：只要不与大陆联手，就可诱使日本对台协商让利，最后的目标不是保住钓鱼台主权，而是拉拢日本对抗大陆。由此可见：「钓鱼台是台湾的、是我们的」是一柄双刃剑。这剑要护谁、砍谁，必须说清楚。但是林孝信却不想说清楚，他怕说清楚会瓦解他的保钓联盟。
最后，陈美霞接续林孝信走出第三步，把保钓「在地化」、「窄化」成渔民的生计问题，但闭口不提它攸关中国复兴、东亚和平。半世纪前慷慨激昂的爱国运动，遂消解于无形。
质疑一切的「新保钓」要保什么？
「保钓50」第三场次的主题是「鼓浪前进：保钓运动的台湾进行式」，其中钱永祥的演讲否定、质疑爱国主义，吕钦文的演讲则主张搁置统独争议、两岸联手保钓。这两位钓教协常务理事的高见，与两位张教授的看法针锋相对，却同时出现在「保钓50」的纪念研讨会，这或许就是钓教协坚信（但我们期期以为不可）的多元并存、兼容并蓄原则。
钱永祥〈爱国主义：保钓运动五十年后的省思〉一文等于是对钓运的质疑与否定。这位钓教协常务理事的理念是否、如何影响钓教协，颇值观察。下面我们先摘录他的重要观点，再逐一提出商榷。
钱说：「钓运的主要内容是一种情绪，也就是爱国主义。」
钓运或爱国主义的初始出发点当然带有情绪，也就是对美日的不义、欺压感到悲愤，但保钓人士随后长达50年付出的心力、行动岂仅是情绪？又，情绪若是「义愤」，则有正面积极意义，带动人们为所当为；反之，理性若是自私为己，必带来负面邪恶后果──美日有关琉球、钓岛的勾搭就是包藏祸心的理性算计。钓运是被美日的理性、不义算计逼出的爱国情绪，进而理性思考如何帮助中国复兴、不再被欺凌。情绪何辜？爱国何错？
钱说：「爱国强调『我的国家』，只因为它是『我的』国家，便足以让我产生爱国心。这样不理性又偏袒自己国家，乃是爱国主义令人不安的一种特性。」
这段批评很适合描述西方兴起之后以邻为壑的历史，但是身为被侵略、被宰割近两百年的中国人而言，其病不在爱国，而是不够爱国。中国原是一盘散沙，是不会让人不安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1840年之后被西方逼迫转化为现代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凝聚国家民族意识免于再被欺负，是中国爱国主义的内涵，它远离钱先生不安的特性甚远。钓岛至今仍被日本控制、台湾至今仍甘于当美日制中的棋子，都表明中国仍被欺负而没有欺负别人。钱先生对爱国主义的不安如果是针对美日，不是中国，那就更恰当了。
钱说：「国族或民族往往是『建构』的产物，尤其是由某个掌握权力的局部群体来建构。这样建构出来的国族想像，通常躲不开沙文主义，不是对境内的弱势族群忽视、歧视与压迫，就是对境外的其他国族猜忌甚至于抱有敌意。」
这段话对西方列强的通病有深刻描绘，但钱先生批评、担心的，显然不是西方，而是中国。这岂非「只见中国眼睛的刺，不见列强眼中梁木」？并且，难道钱先生看不到反中的港独、台独才是违反历史、悖于道德的人工「建构」物？而岛内残存的统派（中国人）正是民进党当局「忽视、歧视与压迫」的对象？
钱说：「爱国者对国家的承诺，就是心里怀抱着对于国家的美好想像，……，担心国家无法达到理想。国家的『美好』并没有清晰、固定的定义，各种立场会争论不休，但是爱国者会自行设定一些美好的标准，……，希望它朝向美好的目标前进。」
钱先生担心爱国者自行设定国家的「美好」并不美好，在讨论保钓的脉络上，不知他指责的是日本爱国者灭了琉球、占了钓岛？还是美国爱国者师心自用把琉球、钓岛交给日本？或是中国爱国者力图保住钓鱼台？若是前二者，我们大表赞同；若是后者，请问索回被侵占的固有领土、破解美日的狼子野心，何错之有？
钱说：「爱国者必定有一种『主人意识』，……爱国绝对不是被动地向国家依附、归顺；『顺民』没有承担，所以不可能爱国。……主人意识很容易激发民主制度，因为民主显然给主人身分提供了制度上的定位。民主制度不用抛头颅洒热血，给爱国者提供了承担国家命运的正常途径。」
钱先生似乎担心保钓人士是缺乏「主人意识」的顺民，保钓运动因此是被国家引导、操控的。根据逻辑，保钓人士的举止如果符合国家期待，可能是后者引导、操控前者，但也可能是「公道自在人心」，官民同仇敌忾，钱先生如何判别这两种情形？如果无法判别，「主人意识」之说意义何在？我们总不能因为14亿人保钓、促统的想法跟习近平一样，就说他们缺乏「主人意识」，被国家引导、操控吧？直到「民主」二字出现，我们终于更清楚钱先生的意思。在他看来，爱国是否不理性？是否沦为沙文主义？是否被国家操控？所爱之国是否美好？都得靠民主制度的检验。缺少民主制度的社会，爱国者承担国家命运的途径可能被钱先生视为「非正常」。但矛盾的是，把琉球和钓岛交给日本、毁国毁人无数的美国政府，就是依循民主制度组成的，美国爱国者完全拥有改变国家恶魔本质的「正常」途径，但他们却坐视美国犯错作恶。反之，可能被钱先生质疑缺少民主制度的中国，让钱先生担心缺少「主人意识」的中国百姓，两百年来却没折腾过别的国家。（钱文并未直指中国不民主、中国人缺少「主人意识」，我们只好依据他的文意推敲。）
钱说：「爱国之情固然关切、怜惜国家的当下处境，但其主调并不是颂扬现状，不是服从掌权者，而是对于美好前景的向往与追求。」
保钓运动从未颂扬美日摆布、欺负中国的现状，反而是不满现状，所以展开对于「驱逐美日恶势力」美好前景的向往与追求。钱先生反对颂扬现状成为爱国主调一说，实在太含蓄、太幽微了。莫非他指的是统派保钓人士对于中国进步现况所表达的欣慰之情？果真如此，这不就证明前面钱先生担心「爱国者所爱之国并不美好」纯属过虑吗？爱国者所以颂扬，不就是中国进步、美好？
钱说：「爱国者要如何判断、决定自己所想像、向往的国家，是不是一个好的国家？我们生活在高度多元而且分化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身分、位置、处境、世代非常多样而且差距极大，人们的认知、利益，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也非常不同。今天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还是一个同质、统一的共同体，追求一个单纯的富强目标。」
钱先生为违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且制造东亚不安的美、日，提供极佳的反省课题。美日人民真该思考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好国家。美日国内确实不同质，存有异见，不少良心人士确实反对自己的政府以打压他国实现本国的富强。但显然钱先生关切的对象不是侵略者美日，却是被侵略的中国，因为他在检讨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我们不解的是，中、美、日都不是钱氏所谓的同质共同体，他们都面对不知国家是否良善的问题，依照钱先生的疑虑，三国是否都该无为而治、听天由命？显然美日两国并非如此，他们一再执行以邻为壑的国家目标，却都避开钱先生的批评，反倒是自卫、争公道的中国，必须面对钱先生的质疑与掣肘，这公平吗？
钱说：「中国属于全体国民，没有任何爱国者有资格垄断爱国的方向与目标，没有人能规定公务员、农民工、都市白领，以及境内的少数民族如何爱这个国家。爱国者必须假定，无论立场与价值观，不同的人都关心自己国家的处境，也都对国家的前途怀抱着真诚的寄望、敦促以及祝福。不同的爱国主义，乃是不同立场的人对于国家的理想前景的多种想像，不可能定于一尊。」
远从牡丹社事件到甲午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到中国抗战胜利，日本自二战战败之后从未真心忏悔道歉，迄今仍在支持台独裂解中国，中国全体国民难道非得经过14亿人普选、公投的所谓民主方式，才能让钱先生相信保卫钓鱼台是全体国人共同的爱国方向与目标，而不是被少数偏执的爱国者挟持？在防日（说不上反日）、保钓的议题上，被钱先生百般呵护的另一种立场、另一种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是放弃保钓吗？
钱说：「一个国家如果不承认国民的平等，不允许国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按照自己的信念去爱国，注定称不上美好。……爱国主义需要一种多元、平等、相互尊重的伦理意识。」
一个对中日历史所知有限的渔民，一个主张钓鱼台属于日本的媚日分子，他们的爱国信念与方法，绝对不同于一个苦心孤诣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实践钱先生所谓的多元、平等、相互尊重的爱国伦理，钓鱼台和台湾是否就应拱手送给日本？
钱说：「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紧密关系。……一个爱国者即使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为了让其他各种爱国主义关于国家的想像都有存身之地，也会盼望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国家维持一种自由主义的架构。」
国家的维护、治理、建设，是高难度的专业问题。公共政策常需在不同立场者、不同利益者之间折衷妥协，不可能让他们各持己见。重大国政需要政治领袖引领全民凝聚共识，不是各吹一把号。为了整体的大自由，个体不得不牺牲小自由。即便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一个反战的士兵也会被送去伊拉克屠杀无辜平民。治国并非请客吃饭，也不是艺术创作，天马行空的自由主义想像绝非治百病的万灵丹。
钱说：「我向往的国家，是能容得下各种爱国主义想像的国家，这里面包括了左派与右派、自由派与保守派，以及各种身分、信仰、观点与利益。」
钱先生所谓爱国主义的「想像」，如果是指容许左派与右派、自由派与保守派，那么今天的海峡两岸都满足此标准，根本不成问题。与当下的讨论更密切但钱先生未提或避提的「想像」，应该是容许统派与独派、保钓与弃钓。假如台独与弃钓观点也是钱先生认定应被尊重的一种「爱国主义的想像」，显然这个国不是中国，而是（不容统派和保钓的）「台湾国」或日本国。如果这是钱先生的本意，显然他一向坚持的自由主义已经「自由」到敌我不辨、夷夏不妨。如果这不是钱先生的本意，那么在「保钓50」的研讨会上，他一再提起「容得下各种爱国主义想像的国家」意欲为何？
钱说：「中国崛起后，国际强权政治的运作方式势必有所不同，但是敌我对峙的意识依然强盛。这种情况之下谈爱国主义，很难不被各种官方爱国主义、沙文主义带着走，结果复制当年的许多问题。」
敌我对峙意识确实不是好东西，但是中日所以对峙，一直是日本先侵略中国，中国被迫自保、反击。钱先生疏于批评侵略者，却一再担心自卫、自保者沦为官方爱国主义、沙文主义。他评断中日两国的双重标准，令人难以置信。
总之，钱永祥的「自由主义」已经流于道德相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足以「解构」一切是非对错，而且有破无立。钓教协礼聘他为常务理事，难道是要以「解构保钓」的方式来保钓？钱永祥的发言，足以显示今日的钓运已经面目模糊到令人无法辨认的地步。实际上，否定了历史中的事实与是非，保钓才真的只剩下由原始欲望主导的情绪。难道这就是钓教协要走向草根、走近渔民的「理论基础」？
避谈统独 却要大陆助台保钓
另一位钓教协常务理事吕钦文则指出：台湾政府如自力保钓，不靠对岸，当然是好；但当台湾内部对钓鱼台归属都发生分歧时，就不可能奢谈保钓。当年钓鱼台争议以爱国主义的形式激起全民热情，如今爱国主义被视同鬼魅，保钓的船怎么开就成为难题。
吕先生说的没错，钓鱼台从属台湾是台民共识，但钓鱼台和台湾是否同属于中国（亦即统独争议），则是岛内关键的冲突点。当年激起全民热情的爱国主义，如今被视同鬼魅，因为此国非彼国：当年的国是中国（或宣称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现在的国是「台湾国」（或与中国对立的「中华民国」）。吕先生看出钓运危机，可惜他的解方并不可行。
吕先生认为，钓鱼台属于台湾是两岸共识。中国与台湾，统派与独派，可共同努力，先把钓鱼台纳入台湾版图，对台湾与中国都是正面的事，两边没有理由反对。如果谈隶属关系太「政治」，我们可把政治外衣褪去，找寻当今保钓的实质意涵。「保障渔权、保护渔民」的诉求，在台湾会被接受。与其总是「纪念」保钓，不如从渔民的工作做起，会更务实。
他的建议实不可行。第一，如果台湾拒统、反中，大陆为何要助台获取钓岛主权与鱼权？一个更壮大的台湾仍旧与外人勾结、与中国为敌，中国何必养廱遗患、自找麻烦？
第二，两岸联手保钓固属大陆所愿，但大陆寄望于台湾者，其实只是胳臂不要往外弯，别与美日沆瀣一气，造成大陆更大的困扰。台湾若拒绝与大陆联手，固然增加大陆保钓的成本与困难，但如今的大陆并非无法自力保钓。再者，在联合国承认的一中原则之下，即便台湾拒绝与对岸联手保钓，依据法理，台湾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并非得透过台湾才能宣称对钓鱼台的主权。既然如此，大陆何须顾忌台湾？
台民如果认清单凭台湾不足以保钓，那么拒统又希望保有钓鱼台渔权者只好祈祷下列两条件同时发生：一、中国强大到足以造成日本的压力，日本因此被迫施舍部分渔权给台湾，以便分化两岸，破坏两岸联手保钓；二、中国又不能太强大到足以排除美日干扰完成两岸统一，届时钓鱼台和台湾将一起回归祖国（渔民当然享有渔权）。问题是：中国国力的发展是否刚好介于上述区间，并不取决于拒统保钓者的意志。如果拒统保钓者追求的不只是钓岛的渔权，还包含其主权，这个愿望就更如痴人说梦。
国家认同错乱 保钓沦为想像
陈美霞在演讲中提及他认同钱永祥所言：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想像的钓运，因为每一代人都受制于自己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社会及文化氛围，因此他们想像的保钓运动，每一代人必然不同。
明明需要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的保钓运动，怎会沦为每代人各自「想像」？莫非每代人之中，还容许更多每个人的「想像」？每人的「想像」如果不同怎么办？人人各自「想像」，如何促成集体行动？难怪钓运的基础只剩下每个渔民共通的「顾肚子、顾生存」的生理欲望！？
陈美霞、钱永祥所谓每代人「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社会及文化氛围」，或许可以解读如下。1971年4月爆发保钓运动时，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高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当时台湾人自认是中国人，多以领导、代表中国者自居；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舍我其谁。六个多月之后，联合国「第二七五八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唯一合法代表。两蒋的愚民教育使台湾民众误把政权当国家，「中华民国（实仅为其政府）被逐出联合国」之后，更是如此。1971年「我国」被逐出联合国，1972年「我国」领土钓鱼台遭美日私相授受，1979年「我国」与美国断交。这些事件都引起台民的悲愤，这些事件中的「我国」，都是指台湾，尽管当时它叫「中华民国」，日后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巴不得直称它「台湾国」。
在台民自认中国人的50年前，保钓就是慷慨激昂的爱国运动。但是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开始错乱之后，保钓就开始变质，终至各凭「想像」、同床异梦。于是，我们见到这一场严重走调的「保钓50」。
2012年5月，正是日本人推动钓鱼台国有化运动时，曾任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的东乡和彦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他表示日本有可能因岛屿争端问题与中国爆发热战，「我们……需要作好军事准备，……这真的正在成为战争导火索。」今（2021）年5月1日，英国《经济学人》又以台湾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作为封面文章。就在这中、日、美对立升高、兵凶战危的当口，本来最可以凝聚两岸的「保钓」议题，却在台湾岛内异化成一场撕裂两岸甚至暗助日本的运动。
讽刺的是，「保钓50」研讨会结束之前，一位为林孝信「钓鱼台教育计划」和陈美霞钓教协工作约三年半的年轻人陈崇真，有一段发言犹如空谷足音。他说：「我们在推动钓鱼台教育时，为了吸引年轻人与社会大众，尝试避免太过强调国家或民族情感，而是着重保钓的理想与精神。但这样的策略能吸引到更多年轻人吗？……我认为没有。……保钓避不开国家主权、避不了爱国问题、也避不掉民族主义。钓鱼台问题本身就是国家主权争议的问题，任由保钓后来发展出什么理念、精神或价值，都无法抽离爱国情怀来谈。」他的结论是：「我们以前在推动钓鱼台教育时想要绕过的，原来都是绕不过的，以为避开可以吸引年轻人的，也正是都避不了的。这些绕不过、避不了的，正是保钓运动传承至今，最不合时宜，也因此最为丰厚，最能点出台湾社会问题之所在。」虽然林孝信没机会听到这位小助理的诤言，陈崇真也已离开钓教协，更未被聘为常务理事，但是，历史将会证明：他这段卑之无甚高论的发言，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保钓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