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是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遗留未决问题。

1972年5月，美国将钓岛与琉球一并「归还」日本，激起保钓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面临外交危机，亟需美日支持，便压制岛内保钓运动。日本为与北京建交，亦接受大陆提出的「搁置钓岛主权争议」，并于1972年9月达成「邦交正常化」。此后40年，钓岛处在有争议但无危机状态。

渔权只能看日本脸色

2012年9月，日本片面宣布将钓岛「国有化」，否定主权争议存在，破坏搁置争议共识。大陆便以维权行动凸显主权争议，以免失去主张主权权利。

就在日本挑起钓岛危机前一月，马总统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主张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尽管日本仍坚持争议不存在（因此无从搁置），台日渔权谈判竟在停摆三年多后突飞猛进，于去年4月签订《台日渔业协议》。

此协议被夸为「主权不让步、渔权大进步」之成就。但如果主权未让步，我方是以何代价换得此协议？具体言之，有何证据证明日方承认钓岛存在主权争议？往后政府准不准国人去钓岛宣示主权？迄今政府仍未答复此二问题。

6月2日外交部回应林金源〈纪念甲午，两岸更应联手保钓〉一文，指出两岸在钓岛问题上难合作的理由之一是：双方对于「是否应先解决渔权争议」看法不同。但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已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此议比「东海和平倡议」还早33年。可见两岸差异不在「先解决主权还是渔权」，而在是否坚持以「主权存在争议」作为谈判前提。

答案呼之欲出：马英九似已放弃他任总统前主张「没有主权就没有渔权」、「保持争议状态，我们交涉才有空间」的立场，改以渔权为唯一优先。换言之，渔业协议的签署，不因双方有「搁置主权争议」共识，而是我方片面「搁置争议主权」。

马政府将渔业协议第四条（双方保留关于「海洋法」问题的立场）视为「免责条款」，认为这是双方同意搁置主权争议的证明。国际法学者高圣惕指出：海洋法只规范由主权衍生的海域权利，不能反过来确定国际法上的主权归属。1999年《日韩渔业协定》第15条就规定保留关于「国际法」议题的立场，可见日方明知可用「国际法」表彰领土争议存在，只是拒绝对台方使用。

不愿与大陆联手保钓

《台日渔业协议》看不出日本承认主权存有争议，其第五条又明定：任一方可随时于六个月前书面通报他方而终止协议，因此日本便可要胁台湾：不许争主权，否则取消渔权。此种渔权，实为糖衣毒药，服用久后，我方等于放弃主权，而日本仍可随时取消给台湾的渔权。往后台湾只能看日本脸色，国人也不必寄望政府会准许我方船只进入钓岛12海里宣示主权。

马政府不愿与大陆联手保钓的真正考量在于外交部来函的第二点：「双方对1952年《中日和约》的看法不同」。日本先后与两岸签订两和约，而「东海和平倡议」就选在日本对台和约生效60周年宣布。其用意似乎就在影射两岸应有对等国际地位，并以大陆接受「两个中国」（各自与日签定和约）为前提，倡议把钓岛问题置于中日台三边关系中解决。如此一来不仅违反现行宪法「一国两区」规定，也破坏九二共识的「一中架构」。而且日本早在1972年与北京建交时「宣告结束」1952年《中日和约》，北京如何去承认一个连日本都否认的和约？

马总统好引丘逢甲诗「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面对当年与台一并被割的钓鱼台，马究竟支持宰相李鸿章，还是孤臣丘逢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