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台湾约有超过九成民众拒绝统一，全世界另有为数更多的人质疑、敌视中国。岛内台独派、独台派拒统的真正原因，是因丧失文化及民族自信而崇洋媚外、反中、仇中；或是无法放下家族所受的内战伤痕，不愿客观、理性看待中共领导中国的成就。但岛内及世界各地反中者最能说出口并且最具迷惑性的理由，却是在「制度」层面，即所谓「中国实行一党专政」。其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他们简单地认定「多党竞争的选举」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大陆的「人民民主专政」加上「党的领导」就是「一党专政」，而「专政」就是独裁专制，等于不民主、不自由、没人权。他们认定「一党独裁」必然缺少制衡，执政者倾向为所欲为，形同刀俎，人民只能成为鱼肉。但是政治现实并非如此简单。

新冠病毒肆虐以来，中国大陆虽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但它处理、控制疫情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欧美先进国家的政治体制，反而暴露以邻为壑、唯利是图、贫富不同命等等弊端。中西体制的差异、良窳，因为疫情的冲击，已经引来各国有识之士的省思。但在台湾，台独政府借疫谋独、宁害人民遭殃也不受大陆帮助的荒诞作为，不但引起非独派人民的反感，即便独派选民也大有对「国产疫苗」背后的官商勾结、背离科学态度不满者。蔡政府防疫期间左支右绌，丑态毕现，民调支持度下滑殆无疑问。照说台湾社会应对自己的体制产生质疑与检讨，并对大陆体制产生好奇与好感才对，但其实不然。即便台湾人民决定教训、抛弃民进党，但他们的另一选择不是似绿似蓝的民众党，就是有体无魂的国民党，接受、期盼共产党治台的人少之又少。因为「一党独裁」的大陆体制，形同洪水猛兽，根本不为一般台民所接受。

绿营、蓝营如果明目张胆推动台独、独台，其阻力颇大，宪法法理上也难自圆其说。以台湾的「民主」对照大陆的「不民主」，遂成为推动台独、独台的最佳借口。2021年双十节的宣传标志，既无国旗也无国号，只写着「民主大联盟，世界加好友」，以及英文「TAIWAN NATIONAL DAY 2021」。蔡政府奸巧地再向台独推进一步，「民主」就是掩饰台独的外衣。显然「一党领政／独裁」利弊得失的探讨，不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还是统独对决的重要理论战场。

对抗新冠疫情需要依靠科学和严谨有效的管理，但在2020年9月27日，担任蔡当局「卫福部部长」的陈时中竟公开讲：「台湾人气质很好，靠台湾人的气质，我们可以打败病毒。」（图片撷取自YouTube@台视新闻 TTV NEWS，参见网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AYDdJ6W1uA&t=72s）

坚持投票「方法」　宁弃善治「目标」

台北一计程车司机痛批蔡政府政绩拙劣，造成民心不安。我问他：「习近平治绩不错，你接受习来治理台湾？」他说：「谁能治好台湾，我就支持谁。」不一会，他又说：「只要是人民选出来的，我都接受。」

试问，蔡英文何尝不也是人民选出来的？这位遭受独派窳政之害的司机，即便渴望善治，仍坚持把西方选举式民主当前提，导致他逻辑错乱、进退失据──因为善治者非民选，民选者无善治。他的唯一希望，就是苟且、忍耐直到下次选举。但下次选举如果没选出能彻底解决台湾重大问题的政府（在台独思维主宰全台后，这是必然的结果），他就只能继续苟且、忍耐，直到再下次的选举。这位矛盾、无助又坚持西式民主的司机，不是特例，而是全台的典型代表。

由于迷信西式民主，台湾的政治已经极度扭曲，全民并且付出庞大代价。但是迷信者当然不以自己的坚持为迷信，也不会因已付出惨痛代价而警醒。为了让迷信者更容易接受本文观点，下面试以经济学的「消费者选择理论」，借由与政治运作无关的经济问题之讨论，比喻、凸显迷信西式民主者之荒谬，如此或许更容易引导读者省思。

不可理喻的西式民主迷信者

在仅有二商品的简化世界里，消费者面对鱼与肉的市场价格，他会根据自己对二物的偏好，决定如何分配有限所得，购买鱼和肉的最适数量，使自己得到最大满足。所谓对二物的偏好，当然取决于每一单位鱼和肉能带给该消费者多大的满足。一般说来，物以稀为贵，任何商品先前单位带给消费者的满足，必然大于后面单位。如果消费者花太多钱买太多鱼（亦即花太少钱买太少肉），就会发现他最后一元买鱼得到的效用，低于最后一元买肉得到的效用。作为理性消费者，他应调整所得配置，多买肉（少买鱼）才能获取较大的满足。总之，鱼与肉的最佳组合，一方面取决于所得、商品价格等客观限制条件，一方面取决于消费者对鱼、肉的主观偏好（也就是各单位鱼、肉带给他的效用。）

经济理论指出，理性、正常消费者的行为必符合下列原则：鱼和肉的相对价格代表取得二物的代价，消费者主观上可能偏好吃鱼或吃肉，但他偏好的物品如果相对变贵，基于客观的限制条件，他只好多买相对便宜但不见得是他偏好的物品来替代另一物。换言之，并不是「只要我喜欢」，凡事都可做。主观的偏好，不可能凌驾、漠视客观的限制条件。但是此一推论是基于「消费者对二商品具有理性、正常偏好」的假设之下，才会成立。所谓「理性、正常偏好」是指（不谈相对价格，单就主观偏好而言）只要补偿的数量够大，偏好吃鱼者终究愿意牺牲一单位的鱼换取某一足够数量的肉。换言之，没有任何商品的价值是完全不可取代的。这种理性、正常偏好的假设，是推导消费者理论的基础。面对不理性、不正常的消费者，经济学就束手无策。

某社会如果具有一群「字典编纂式」（lexicographic）偏好的消费者，他们的主观偏好明显抵触前述理性假设，消费理论不但无法解释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根本无理可论。所谓「字典编纂式」偏好，是指消费者嗜鱼如命，不管给他多少肉，都无法使他放弃一丁点的鱼。鱼与肉带来的满足感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迥异，肉永远无法取代鱼。鱼的重要性如同英文字典排序中的每一单字的第一个字母，肉的重要性则如字典排序中每一单字的第二个字母。所以〔鱼的数量；肉的数量〕的组合当中，〔1；5〕固然优于〔1；4〕，但〔0；500〕永远不敌〔1；0〕，〔1；500〕也不敌〔2；0〕。如果吃不到鱼（或少吃一条鱼），即便拥有全世界，此人仍觉人生无意义。一个具有字典编纂式偏好的消费者，客观限制条件（所得、鱼价、肉价）对他毫无意义，不会影响他的消费行为，因为不计代价取得鱼，是他唯一的行为准则。

大家很难想像世间竟存在如此偏执、不可理喻的消费者，但如果把「对于西方民主的追求」当作鱼，「西方民主以外的民生福祉」当作肉，我们便会发现在西方话语权洗脑之下，这种「唯西方民主论」者几乎充塞全台。人民投票选总统是「鱼」，是台湾不可侵犯的普世价值，尽管大家都渴望善治，但善治只是「肉」，再多的「肉」也无法取代一丁点的「鱼」，两者完全不存在取舍关系。又，前面述及，在正常情况下，主观偏好不可能凌驾、漠视客观限制条件。理性消费者必须考虑所得和鱼价这两个客观存在的限制条件，并不是「只要我喜欢」，凡事都可做。陷入「字典编纂式」偏好的台湾，即便所得很少（老本所剩有限，GDP占大陆的比率持续、快速下降），而且鱼价昂贵（实行西式民主必需付出极大社会代价），却仍坚持要以有限所得，购买最大量的鱼（西方民主），即便牺牲巨量的肉（善治）也在所不惜。迷信西方民主又盲目抵制大陆体制的台湾，就是这样一群非理性的消费者，除此之外，我们几乎无法解释其不可理喻的选择行为。

政党轮替：得不偿失的可议体制

西方民主除由人民投票决定领袖或执政党之外，还必须至少两党轮流执政，互相制衡，才符合其基本要件。即便定期投票，但如由一党长期执政（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2000年之前的国民党），都会被诟病，更别说连竞选执政的投票仪式都付阙如的中共，根本无法被台湾人接受。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被认定可以减少腐化与专擅，其概念类似于「市场有竞争总比垄断要好，竞争逼使生产者精益求精，且不敢欺瞒消费者，消费者因此获益。」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主张，来自西方社会习以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处理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冲突的思维与信念。政府是必要之恶，必得有反对党挑战、制衡执政党，它才不会变成失控巨兽，人民才可放心。许多地区民众迷信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也是西方话语权风行全球的结果。欲破解此迷信，须从阐述下面两思维下手。

第一，多党竞争固然具有某些优点，但也制造一党领政所没有的诸多问题。多党竞争与一党领政各自的利弊得失必须平衡看待，才能设定最佳体制。多党竞争并不具备永远、全面的正当性。

微观经济理论指出：一般而言，完全竞争市场比独占市场更有效率，它可逼使生产者采最低成本的方法生产，消费者得以最低价格买到最多商品，全社会资源配置最有效率，没有「无谓损失」。但经济理论也说：水、电、瓦斯等自然独占商品如果开放竞争，反而不利人民与全社会。自然独占的特性是：该产业任一厂商的生产成本中，固定设备成本远大于原料、员工薪资等变动成本，厂商必须大量生产，才能由大量商品分摊固定设备成本，方可能压低产品售价。又，厂商扩大产量可降低平均成本（称为规模经济1）的范围，常常大到接近甚至超过市场需求的数量。换言之，一家规模最大的厂商足以供应市场所需，于是财力最雄厚的厂商，就会以最大的设备规模，以最低的平均成本生产最多的商品，再订最低价格击退其他厂商，不靠法律保护而达到独占地位，故称自然独占。

台北地区的瓦斯如由一家厂商垄断（自然独占），该厂商可享规模经济，大量生产，降低平均成本，嘉惠消费者。如果改由五家厂商并存、竞争，台北就必须埋设五套地下管线，这不只是资源的浪费，而且每家厂商只能抢食五分之一市场（假如他们规模类似、平均成本接近、定价接近的话），并被迫以高于自然独占的平均成本生产。此时竞争反而不利消费者，也不利全社会。

在经济层面，显然竞争并非真理，自然独占反而比竞争好。我们若把政治制度比对市场型态，就应对西式民主有所保留，不致把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当真理。如果把治国当作一个具有规模经济的自然独占产业（此一假设应离事实不远），那么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成本就高于一党长期执政，正如前面所提的台北瓦斯供应。

政党轮替难以吸引一流治国人才

再者，在长期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中国大陆或新加坡领导国家政务的官员，必须是全国第一流的治国人才。至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行动党如何选拔人才是另一回事，但因为该党长期「独占」治国事业，他们有诱因也有条件选拔、培养出第一流人才。2除了人才之外，长期执政者拟定的政策必然具有一贯性与前瞻性，类似台湾核四电厂在国、民两党轮流执政过程中，忽盖忽停、进退维谷的矛盾与浪费就比较不会发生。

换作数个政党竞争、轮流执政的状况，每个政党都得选拔、培养自己的治国人才，但除了一个政党获得执政机会之外，其他政党的人才都成了无事可做的影子内阁，他们上焉者尚可作为「纠错机制」，提供选民「另一个选项」；下焉者能不牵制、阻挠执政党，就已是国之大幸。这宛如多家厂商为了竞标某一工程，各自都得投资庞大金额添置设备、招募人才，以求具有得标机会。但开标之后，唯有得标厂商（执政党）可以善用设备与员工，其他厂商（在野党）则闲置产能，只能等待下一次投标。这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代表生产此商品（推行政务）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得标厂商的私人成本。又，由于各政党的竞争与稀释，有机会执政的官员，很可能并非全国第一流人才。换言之，多党竞争下执政党人才的平均水平，应低于一党长期执政的治国人才水平。更别说，政党竞争、轮流执政之下，五日京兆、滚石不生苔的状态，根本无法吸引第一流人才。已故新加坡总理也是该国缔造者李光耀说得透彻：「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落实，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如果你才干超群、事业有成，何必为了参选而冒这么大的风险？」3

根据前面分析，我们已有足够理由指出：在比较两类体制的利弊时，坚持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者必须提出坚实理由（例如「成本虽较高但收益必然更大」）捍卫其主张，不是先入为主地把一党领导打入黑牢、判它有罪，反而使自己在「多党制」沦为「比烂」之后少了其他的制度选项。

台湾于今（2021）年12 月18 日举行公投， 公投内容包含：重启核四、反对进口美国莱猪、公投绑大选等议题。台湾最根本的问题是拒绝两岸统一、勾搭外力、听命于美国。国家认同一旦错误，民生政策只好臣服于联美制中的大方向，必然连带出问题。全台一再耗费大量时间与人力举办选举、公投，实质问题一旦在选举时被诉诸于认同问题，投票后就不会得到积极、有效的处理。（左图取自蔡英文脸书；右图为该公投结果）

两党轮替导致平庸、民粹、理盲

李光耀晚年受访时曾说：「我一开始是为印度加油，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中国实行的则是专制统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领悟到了两件事。第一，民主制度并非什么灵丹妙药，它无法为所有人解决所有的问题。中国若是民主国家，就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4接着，他却又为星国担心，因为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得票率每况愈下，该党主导国家发展的模式，可能会被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新模式取代。

李光耀笃定的说：「如果新加坡最后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5显然新加坡的年轻世代也以西方的两党竞争、轮流执政为典范，但他们有所不知的是：「英、美等国即使只能有个平庸的政府，国家一样可以继续发展；但新加坡做不到。」6因为西方列强发展的凭借，不只是本身的资源、能力与制度，还包括以往长期累积的老本，以及持续经由巧取豪夺得自他国的资源与人才，这些都让他们经得起平庸政府的挥霍。但是对于无力主宰世局的新加坡和开发中国家（包含渐能主宰世局但不愿以邻为壑且又被虎视眈眈的中国），良好的制度和有效的政府是其发展的重要凭据，他们没有本钱跟着西方国家尝试奢侈、无效的政党轮替游戏。

李光耀虽然断言两党竞争、轮流执政会使新加坡「平庸」，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制度还会带来比「平庸」更严重的后果。星国不像台湾久被统独问题撕裂，人民之间、人民对政府都存在无法跨越的互信鸿沟；星国也不像中国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差异极大，又苦于外国反华势力的见缝插针、虎视眈眈。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恶果「民粹政治」已在台湾浮现，那不只是平庸，而是整体社会的弱智、理盲与沉沦。中国大陆如果实行这种制度，国家必定分裂，社会必定动荡，这不只是中国的悲剧，也是全球的灾难。

根据李光耀的观察，新加坡「眼下的问题不是哪一位候选人或哪一个政策令人民不满，而是一些年轻选民渴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竞争。」7这很像台北居民一向享用某历史悠久独占公司提供的低价瓦斯，但后来慢慢「觉醒、启蒙」，开始质疑独占的正当性，渴望追求另一种新价值「竞争」或「轮替」，于是三不五时替换台北瓦斯的供应商。此风一旦形成，「政党轮替」变成民众追求的「目标」，而不是解决现有政府政绩不彰的「方法」。对于全体人民来说，强迫一家历史悠久、口碑良好的自然独占厂商（人民行动党），面对其他厂商（在野党）的竞争甚至被取代的唯一益处，只是让各厂商（各政党）雨露均沾而已，但它得付出的社会成本却远大于此，且无人闻问。

尤有甚者，台北瓦斯的供应如果不由某家厂商长期独占（一党领导），而是各厂商轮流独占（政党竞争、轮替），整体社会就得付出竞租（rent seeking）成本，这当然是资源的浪费。因为各厂商轮流独占就表示「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现行供应商为保独占地位，势必买通、贿赂有权定期替换厂商的官员、民代（此举有如执政党滥行取悦选民却祸延子孙的政策，甚或无端抹黑、打压在野党）；目前未获得独占地位的其他厂商，更要买通、贿赂官员、民代，好在下一期获得独占地位（此举有如在野党开出比执政党更不负责的大额支票取悦选民，甚或恶意攻讦执政党）。两造越是各显神通，社会资源的扭曲越严重，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厂商（各政党）会把竞租成本转嫁消费者（选民），消费者支付的瓦斯费（追求善治的社会成本）就越高。

归根究柢，这种错把方法当目标的谬误，起因于民众中了西方思想的毒，以为只有竞争、制衡、定期改选才是政治的可行之道，殊不知华人社会另有一种「民本」的政治理想与思维，倚靠「以民为本」的领导者，在不同利益、价值之间折衷、妥协，寻找全民和谐相处之道，常能达到西方民主无法达到的善治。

政党轮替不保证良性竞争与纠误机制

前面言及，欲破解「政党竞争、轮流执政优于一党专政」迷信，须从阐述两思维下手。除了一党领导或轮流执政（犹如厂商垄断或竞争）各自的利弊得失必须平衡看待、轮流执政并非普世真理之外，第二项重要思维是：为了避免政府贪腐、无能，固然必须引入竞争与纠错机制，但是竞争、纠错机制并非只能借由定期改选、轮流执政的方式为之，在大陆一党领导的党内亦有竞争、纠错机制，而且其功效常常更佳。

众所皆知，台湾几乎每天都在选举（看各媒体的政论节目即知）。因为选举项目琳瑯满目，而且选战刚结束，就是下次选战的开始。败选的政党谋求东山再起，胜选的政党力图巩固江山。为了打赢下次选战，他们都超前部署、提前开跑。如果执政党以善理政务、在野党以理性监督作为打赢下次选战的策略，那么政党的「良性」竞争、轮流执政或可提升政府效能，减少贪腐与无能。但如果两党之间互扯后腿，恶意栽赃、抹黑、扭曲对方（这已是台湾政局的写照），这种恶性竞争既无法解决重大问题，更无法促进政府的廉洁与效能。台湾人谑称选举是「在两个烂苹果中，选一个比较不烂的」，就是选民长期处于政党恶斗、僵局难解下的无奈心声。如果政党轮替确实具有竞争、纠错功能，这套功能应可敦促各党精益求精才对，何以选民无福「在两个好苹果中，选一个比较好的」，却只能「在两个烂苹果中，选一个比较不烂的」？可见政党轮替既不保证良性竞争，当然不保证可防止政府的贪腐与无能。

中国大陆虽是一党领导，各级政府各个领导人无不经过党内激烈竞争，其人品、操守、能力，时时都须接受检验，才能脱颖而出，更上层楼。习近平即便是元老之子，但他从基层公务员到国家领导人，也经过二、三十年的磨练。习任元首前治理过的地方，其GDP大过世界许多国家。换言之，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与经验，以及他通过的考验，远超过全球很多国家的元首。相比之下，小布希担任美国总统之前最多只有德州州长资历；欧巴马甚至坐而论道，只当过国会议员，没有丝毫行政经验；至于川普，只是商人，连国会议员都没当过。此外，世界各地贪腐事件时有所闻，这些丑闻常发生在政党轮替国家，并不以一党制国家为限。在大陆，人大或政协委员如果去参加选区内婚丧喜庆活动，一经举报就要立案调查。在台湾，几乎没有不参加选民之婚丧喜庆的政治人物。可见在选拔、稽核人才以及纠错、防贪腐各方面，政党轮替制度并不比一党领政高明。

台湾政党轮替之后，官员的操守、能力每下愈况，民众几乎举不出堪为典范且对台湾发展具有显著贡献的部会首长。但是官员贪腐丑闻则甚于两蒋时代，并以陈水扁一家贪腐为极致，蔡政府的贪腐亦非空穴来风。反之，奠定台湾经济发展基础的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璇等人，都是「党禁」开放以前出现的优秀官员。8

政党轮替无助强化纠错机制

支持政党轮替的理由之一，是它比一党领政更具有纠错机制，可以扭转政府的错误施政。但此一说法只是想当然耳，并不具备充分的理论基础，也不必然见诸实际政治运作。

政党轮替有助于纠错的前提是：两个政党势均力敌，而且对于某一政治议题具有不同的立场与价值观，两党才能互相监督、纠错，避免执政者走向极端。就如何处理劳资、贫富冲突的问题而言，欧美国家靠左右政党的轮流执政、互相制衡获取平衡，但成效如何，各国仍天差地远。德国因为左、右翼政党的势力旗鼓相当，而且该国的发展传统也非纯粹资本主义路线，他们的政党轮替确实有助于为劳资、贫富的利益找到妥协，也有助于在经济发展与环保、家庭等价值间找到平衡。但是美国的政党轮替对于纠正政府政策偏袒富豪这方面，从雷根政府以来却毫无成效。过去二、三十年，美国经济成长的果实都被顶层少数菁英撷取，中下阶层生活几无改善，这乃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各方挞伐的一项事实。美国两大党虽看似有左右之分，但其本质都是右翼政党，这与该国坚持资本主义的历史文化有关，所以即便二党竞争、轮替，却没能纠正美国劫贫济富的错误政策。

反观被诟病为一党执政的新加坡，不仅长期经济发展成绩亮丽，政府满足平民住宅以及其他民生需求的良政更有目共睹。李光耀说：「为了巩固劳资政三方体系，我们总会委任一位工会领袖入阁。」9换言之，不靠两党制衡、轮替的新加坡，运用东方政治沟通、妥协的智慧，坚守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反而比美国更有效、更精准地调和了贫富之间的利益，使星国社会比美国社会更和谐、更稳定。

中国政府长期由共产党一党领导，但是它纠错机制的强度与幅度却非大多数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所能及。从1949年至今，为了发展、活络经济，中共曾采行许多「偏右抑左」政策；为了避免贫富差距过度扩大，为了避免物质、利润诱因伤害社会公义与价值观，中共曾采行许多「偏左抑右」政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从土地改革、资本家准许入党到最近对网路科技与金融巨擘的规范，每一次政策改变都是中共为了解决当时问题的积极作为，也是党内纠错机制发挥作用的体现。中共建政以来所采政策的左右幅宽，不但超越实行政党轮替的各国政府，更超越全球任何知名单一政党。

新加坡与中国大陆的经验，否定了政党轮替才能落实、强化纠错机制的偏见。台湾则是政党轮替不但无助纠错，还因民粹横行，导致两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负面示范。

善理两岸关系是台湾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在国民党一党执政的时代，两岸在1992年尚且有了香港会谈以及「九二共识」，李登辉甚至以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分，发表了《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文件。姑且不论当年国民党与李登辉是否心口如一，至少台湾官方文书与主流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的立场，当时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2000年之后，台湾开启政党轮替的新局，照说两党竞争应该强化纠错机制，包括对于两岸政策的纠错，但事实正好相反。国、民两党为了争夺政权，拼命以民粹、媚俗的方式丑化对岸，激起反中情绪与分离意识。马英九以降的蓝营领导人，为了选举，都在曲解、模糊九二共识的真义与重要性。否认、反对九二共识的民进党，不但不会纠蓝营的错，还要以「接受九二共识」定国民党的「罪」。直到今（2021）年8月，想要竞选国民党主席的江启臣还主张重建莫知所云的「宪法九二」，奢望重建两岸互信，回到「不统、不独、不武」的和平路线。朱立伦当选党主席后，虽然口头上回到「九二共识」，但是统一的目标已被拒统的「求同尊异」取代。总之，就处理两岸关系而言，政党轮替、两党竞争不但无法强化纠错机制，甚至由于民粹泛滥，越纠越错，只见蓝绿联手把台湾推离大陆越来越远，离战火兵燹却越来越近。

内战体制之恶无关一党独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民众痛恨两蒋时期的专制独裁，大家多认定一党独裁是祸源。冲撞党禁的党外运动遂应运而生，民进党继而成立。民众以为有了政党竞争、政党轮替之后，国民党无法一手遮天，政府侵犯人民自由、性命、人权的恶行就不会发生。但是此认知与推论并不正确。

相比于大陆时期，两蒋在台政绩其实不错，民生建设成就有目共睹，拉拢、提拔本省菁英不遗余力。民众对两蒋统治最强烈的反感，几乎都和蒋政权为了对付共党渗透，以及因为内战而行戒严有关。从「宁可错杀一百，不可纵放一个」，到侵犯人民自由、人权、性命，大都与对付「万恶共匪」有关。白色恐怖是此时期人民恐惧的总称，而制造白色恐怖的元凶是反共的「内战体制」，不是「一党独裁」。因为举凡不牵涉两岸敌对关系的其他施政，国民党皆能造福百姓，且为台湾打下良好的发展基础，深受民众感念。再看即便已有政党竞争、政党轮替多年经验的今日台湾，何以国家认同异于当道者仍面临绿色恐怖？即便马政府时期也无能卫护统派人士（如郭冠英）权益。因为和两蒋时代一样，中国大陆仍是台湾的唯一、首要敌人，只要两岸内战没有结束、和平没有降临，内战体制就会继续对付「危害国家安全」人士，此格局与一党独裁或政党轮替无关。就民生建设成绩而言，两蒋一党独裁时期显然优于日后政党轮替时期。就内战体制对人民的伤害而言，民进党则不让两蒋「专美」于前。就台湾经验而论，政党竞争、政党轮替的体制并不全面优于「一党独裁」，更远逊大陆由一党领导的人民民主。

2020年2月12日，中天新闻台被迫关闭，其被罗织的「罪名」中包含中资挹注及蔡衍明「反独促统」的政治不正确。两岸内战至今并未结束，台独势力取得政权后，更完整继承国民党的反共教育，并且升级为全台仇中媚日教育，统派继续遭受打压。台湾的政党轮替只是从白色恐怖转为绿色恐怖。左图为《亚洲周刊》2021年第一期之封面，讽刺蔡英文为经民主程序选出的独裁政权。右图为刊载于《远望》2020年9-10月号「老培有画说」漫画之局部图。

一党领导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多数反共华人都抓住中共曾犯下的片段错误，认定中共诸多作为抵触、违背中国文化，这是他们「认同、热爱中国文化，但拒绝中共统治」的理由。一般而言，这类指控大多起因于对历史事实的误解。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不是中华文化的迫害者，而是捍卫者和发扬者。

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教授说：中国共产党（Chinese Communist Party）早已转变成中华文明党（Chinese Civilization Party）。中共的主要使命与目标，不是在全球推行共产主义，而是复兴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这说明了何以中共领导的中国社会具有异常活跃的生命力。马凯硕在新书Has China Won?《中国赢了吗？》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并没有植根于外来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而是植根于中华文明」。

就以中共坚持的一党领导体制而言，此制度不但与马列主义无必然关系，它还比西方民主体制更贴近、更忠于中华文化。

首先，文化、历史、传统是土壤，制度是长在土壤上的作物。违逆中国文化、传统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长期运作良好。正如在嘉南平原上长期生意盎然的作物，必是适合台湾水土的甘蔗，不是甜菜；反之，能在北欧生长良好的，是甜菜，不会是甘蔗。中共在中国成立已经一百年，执政也超过七十载。一党领导体制带领中国脱胎换骨，取得人类有史以来少见的成就，它必然是与中华文化、传统相契合的，有如嘉南平原上的甘蔗，不是天外飞来的甜菜。

其次，中西的政治哲学以及人性的善恶观不同，各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民对政府的期许也不同，由此各自衍生出的政治体制理当不同，兹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一、西方文化强调个体价值，两个体间（如两政党、两阶级、两族群之间）如有利益冲突，解决之道不是由强者主导，就是靠势均力敌的两方或多方互相制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包括人与天地的和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从协商妥协中让不同意见、不同利益能够「和而不同」，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智慧。迷信政党竞争、政党轮替者，不该迷惑于此制度看似华丽的外观，应该自问：强调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如强调个体价值与制衡的西洋文化？如果不是，我们何苦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盲目移植洋文化之下的洋制度？

二、西方强调的民主是程序（或手段、工具）价值，他们注重的是一人一票，是如何产生领袖、谁来主持政府。中国传统民本思想重视的则是政府如何发挥功能？庶民大众能否受益？中国的「民本」是目的价值，与「民主」之为程序价值分属不同层次。程序价值不可能是普世价值，目的价值才可视为普世价值。中西的长期实践经验指出：政党轮替制度固然满足民主的程序坚持，但一党领导体制则更有利于民本思想的实现。何者适合中国，其理至明。

三、西方视政府为必要之恶（因为执政者倾向为己党牟利），因此必须由反对党随时制衡执政者，人民才能放心。西方文化亦鼓励百姓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检视、监督政府，不是当顺民。既然政府是必要之恶，它的功能当然越小越好，所以西方社会只授权政府负责国防、法律秩序，以及不得不靠公权力介入的部分经济事务。中国文化因相信人有善端、善念，因此相信必有一群民胞物与的菁英，足以赋予治国重任。传统中国人不但不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还称地方官员为父母官，视中国政府是中华文明守护者（英国学者Martin Jacques马丁‧雅克语）。传统中国社会期待政府担负的职责包括保民（保护国家安全、国民尊严）、养民（推动经济发展、善理民生问题，实践分配正义）、教民（施行教化，带动正确价值观，助百姓安身立命）三大类。10

就以养民来说，盛行资本主义思维的西方社会要求政府减少干涉经济事务，但是中国百姓却期许政府擘划、引领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不只求整体社会的富足，还要求平均、公义与和谐。就教民来说，这是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独有要求与期望，西方社会不但不认为这是政府的职责，甚至反对政府「作之君，作之师」。西方政府担负的责任远小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必须概括承受所有国家发展所面临（涵盖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问题。两者的差别又与西方个体主义盛行，中国重视群体和谐的文化有关。越重视群体和谐的文化，其政府职责当然越大。

既然中西方人民对政府的期许差别很大，自然就会衍生出不同政治体制。如把西方人要求的政府比拟为接送小孩上下学的司机，中国人要求的政府就是司机外加西席先生，他除了负责小孩安全之外，还是影响孩子心智、人格的关键人物。司机只负有限责任，雇主习以其他司机的竞争来要胁现任司机尽忠职守，司机轮替是常事，对孩子的成长影响不大，这就类似西方的政党竞争、轮替制度。西席先生负无限责任，东家一旦礼聘他，就必恭敬以对，充分信任先生对孩子的教导。频繁更换西席不但不可行，受害的还是小孩，所以西席先生长期陪伴孩子成长乃是常态，这就类似中国的一党领导。唯有此一体制才能打造稳定政局，进而满足中国人民对政府的完整期许。

另外，西方与台湾社会均自豪于人民可以骂总统，这其实并不代表西方民主的优越性，而是跟人民看政府的角度有关。西方文化既把政府视为必要之恶，批评元首就习以为常，也有其必要，因为这是人民压迫政府改进的方法之一（至于是否有效，另当别论）。如前所言，中国百姓期待政府施行教化、带动正确价值观、助百姓安身立命，民众视中国政府为中华文明守护者。在此文化氛围之下，没人会自豪于能骂元首。政府的缺失当然不靠骂元首这种拙劣的方法解决。

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认知的政党

目前世人所认知的政党是近代西方政治的产物，承袭上千年中国政治传统的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所认知的政党。但是论者不察，错把冯京作马凉，仍以西方政党的特性与标准评断中共，中共因此遭受许多不白之冤。

英文的「政党」（party）一词，源自拉丁文的pars或partire，意为划分或分割，进入英语最早的词汇形式是part，意为社会的一部分。17世纪后，part演化成party，意为某种政治组织。可见西方政党的本质，是某一族群为争取自身权益所组成的团体，他们不讳言自己对于全社会只具有局部代表性（例如英国保守党代表贵族、上层资本家，工党代表下层民众），他们也没想过有所谓的「全民政党」。基于前述的制衡思维，西方社会不但不担心政党的局部代表性，以及政党倾向先为自我族群争权益，他们还认为这是创造制衡的健康结构。但也因为政党的局部代表性，西方当然无法容忍一党长期执政，因为这会伤害其他族群利益以及社会平衡。

对于强调和谐的中国社会而言，不同政党之间「以力服人」的争斗、制衡，并不是最有利国家长期发展模式。由一个立场超然且具有强制力的常设组织，从协商、妥协中让不同意见、不同利益能够「和而不同」，又能强力主导国家发展方向，让国人免于挨饿、挨打、挨骂，是中国人认定的较佳模式。此一常设组织当然异于西方政党，可以称为全民政党，它就是1949年建政的中国共产「党」。

西方政党政治如同一个没有家长或家长不具权柄的家庭，由兄弟轮流当家。因为轮流当家，兄弟所获的权益若大致平衡，就可保持家庭和谐。但每个兄弟为求当家，必得成群结党，并且时时挑剔、抨击当家者的过失，造成龃龉在所难免。中国一党领导则像一个长期由父亲当家的家庭，父亲决断之前会慎重考量兄弟各自的利益、好恶，并且主持协商过程，归纳全家共识。是否轮流当家不重要，家庭是否和谐、有发展才是重点。

在台湾，欲任公职者都得通过高考、普考。早年的高、普考必考「国父思想」、「三民主义」科目，代表公务员的必备中心思想。考试及格者再经过一段实习，通过考验者就成为公务员。公务员固然具有优于一般人的福利保障，但也要接受比一般人更严格的法律、道德约束。优秀、资深的常任文官，常被拔擢为制定政策的政务官。

中国共产党可视为大陆地区公务员的选拔、训练、考核机构之核心，类似台湾地区的考选部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但是台湾公务员只是一个组织松散、没有中心思想与信仰的群体（「国父思想」、「三民主义」废考之后，连巩固公务员中心思想的仪式都没有），何况徒有分散各机关的人才，如果缺少国家长期发展计划以及强力执行此计划的组织，终究无法「人尽其才」。台湾开启政党轮替之后，决策官员席不暇暖、五日京兆，政党恶斗又使重大政策窒碍难行、反反复复，哪里谈得到推行长期发展计划。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与自我期许，清楚反衬台湾问题之所在，就是缺少像中共这样选拔、训练、考核全国人才以及规划、推动国家长期发展的核心机构。当然，中国共产「党」权柄之大、任务之繁重，远超过全球任一政「党」。因为此「党」非彼「党」，二者根本不在同一层次。

没有完美的投票制度

经由严谨的推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罗（Kenneth Arrow）在他1951年的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一书中说：天底下没有完美的民主投票制度。不论采何种投票制度来总结社会大众的偏好，每一制度都有缺失，都不可能完全符合「民主」的标准。（实际上，谁能操纵选民有哪些政策选项或候选人、谁能操纵投票选举的程序，谁就能操纵「民主选举」的结果。）此一结论被称为「亚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所谓「总结社会大众的偏好」是指：针对每一公共议题（例如决定课税税率），每一公民都有自己的立场或主张（例如就高、中、低三种税率做一选择），政府制定政策之前试图汇总大多数公民的共识，这个过程就是「总结社会大众的偏好」。投票制度之目的，当然就是总结社会大众的偏好。西方民主所以崇尚投票制度，就是认定经由全体选民的投票，可以总结出大众的偏好，而且「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更体现出公平精神。他们不只透过投票决定政策（大方向），也透过投票决定领袖与民代，并且批评、诋毁其他未采投票过程的政治体制。被西式民主洗脑的其他地区人民（如前述台北街头的司机），当然也认定投票过程具有上述神圣功能，所以才会坚定捍卫投票制度，并且反对不赋予人民直选执政党投票权利的中国一党领导体制。迷信西式民主的社会，还衍生出「民主的弊端只能靠更多民主解决」的谬论，所谓「更多民主」不外乎更密集的投票，或者降低年龄门槛，让更多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参与投票。

「亚罗不可能定理」明白撕毁「民主选举」投票制度的神圣面纱。既然投票的结果必有缺失、非民主，世人又怎能把投票奉为圣牛？西方民主又凭什么认定投票之外就无总结大众偏好的其他好方法（例如中国式的政治协商，或习近平在2019年11月首次提出、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强调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投票制度既有缺失，再密集、再多人数的投票岂能保证得到更好、更「民主」的结果？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其法律甚至容许财团在选前制播广告，投票的结果当然取决于谁的财力雄厚、谁可以左右选民。这种十足不公平的「一元一票」游戏，绝非「一人一票，票票等值」，而且它总结出来的并非大众的真实偏好，而是被有权、有钱者操弄的伪造偏好。这就难怪西方民主国家号称以民为主，但许多政府施政的考量并不以平民为主。

亚罗推导「不可能定理」的动机，当然不是为了证明一党领导优于西方民主，但是他的结论足以证明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在理论上就做不到逻辑自洽。如此说来，西方民主又岂可唯我独尊？

评断制度标准：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许多人迷信西式民主是因为先迷惑于西方的强盛，遂误认西方的「优异」政治制度带来西方的强盛。其实英、美等西方国家（含日本）19世纪之后的富强，并不全然得力于其政治体制，他们攻城略地、以邻为壑，从殖民地及受害国掠走许多资源与人才，甚至直接掠人为奴，又强迫殖民地及受害国购买他们制造的工业品。他们宰制世界的手段与过程是不道德、不值仿效的，当然更无法证明其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其他国家实不该因此照单全收其政治体制。

反之，中国19世纪之后的衰弱，亦不全因自己的政治制度出问题，还牵涉到文明型国家遭现代民族国家侵略的未及反应，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盛行之下列强联手宰割中国等外部因素。这正如排水工程做得再好的都市（中国），碰到百年一见的大雨（外侵）也不能不淹水，排水工程（中国体制）不能因此被视为一无是处而全盘否定。

尤其自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在极艰难的条件下领导、治理中国，至今已经成就斐然，且为全球展示「不以邻为壑的大国和平崛起模式」，足以垂范史册。如果对照前两世纪西方的强盛导致世人对西方体制的迷信，那么霸道西方之颓滞，以及自力更生的中国之兴起，即便不致造成众人对中国体制的迷信，至少应该引起论者对中国模式的好奇与客观看待才是。可惜全球的话语权仍被西方牢牢掌控，世人遂仍多以猫的颜色（是否实行西式民主），而不是猫抓耗子的能力（执行善治）来判别猫的好坏。但是只要中国择善固执，继续基于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努力完善一党领导体制，世人终将了解此一体制并非洪水猛兽，而是长治久安之道。

「一党领导，长期执政」：中国复兴的必要条件

没有一种政治体制是完美的，更没有一种政治体制适用于所有国家。对于幅员辽阔、族群复杂、人口众多、积弱百年、亟待复兴却不愿以邻为壑的中国而言，我们主张「一党领导，长期执政」体制是带领中国复兴以及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除了前面论述之外，我们另有两项补充如下：

其一。历朝历代都有兴、衰，政权更替总带来动荡。但从毛泽东开始，中共党人主观上就有意识地想要避免未来的「改朝换代」。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新的「超稳定结构」（借用金观涛语），不管发生什么危机（内忧外患），只要该党不犯「颠覆性错误」，「一党领导」体制就不会被推翻，中国的稳定发展就可期待。为了确保「超稳定结构」，中共已经努力建立了一套「自我革命」机制（就是纠错机制），借由不断自我改善而避免纷乱。放眼世界各国政党与政府，少有像中共这样勇于强烈批判自我者，所以这个一党领导的政权当然就保有其他多党竞争体制也难见的纠错机制。

以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例，该党就明确批判大跃进、文革以及毛泽东在这些运动所犯的严重错误11。这在其他所谓民主国家可能因为「动摇国本」而被压下的批判，却出现在一党领政的中共。该《决议》还说：「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四亿人民。」从历来中共的所言、所行，我们相信该党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是有高度警觉的，确实「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外界如果只聚焦在中共的集大权于一身，却忽视它的「自我革命」机制，就无法正确解读中共的表现与中国的成就。

其二，迷信权力制衡的西方，坚信三权分立、政党轮替才是好制度，才能避免腐败。但是一党领政的中共，不但避免了「绝对权力造成绝对腐败」，而且还带领中国雄飞。造成中西经验显著差距的主因，就是中西政治文化的不同。我们虽然主张「一党领导」适用于中国，但是并非任何国家都可采用此体制。民本思想是执政集团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主要来源。只有中国、新加坡这种民本文化深厚的国家，「一党领导」才可能成功。无此文化背景的国家，「一党领导」就会沦为「绝对权力造成绝对腐败」的下场。

「一党领导，长期执政」固然是带领中国复兴以及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此一体制该如何改善，当然还有长路要走。但是鞋子是否合脚、该如何修改，穿鞋的人最清楚。中国既然不向西方推销中国体制，西方若老是对中国体制说三道四，那就凸显自己的缺乏自信与居心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