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语言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一些人在谈论「语言权利」和「认同政治」，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政策产生了一些疑问。

从历史的角度看，单一的「国家语言」制度在西欧民族国家强力推行，在西欧的体系下，语言成为公民身分认同中主要的构成部分，也成为「国族文化」的主要成分之一。

西欧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一元语言政策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人类在地表分布的广泛性，导致了语言的多样性。语言多样性本来是文化现象，但这个现象很快就与政治连结，成为「前民族」（pre-nation）的一种标志。然而，从「前民族」现象演变到「民族国家」有一段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边界与政治边界通常并不重叠。事实上，在历史和当代的现实生活中，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和由之产生的多语现象一直是生活的常态，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人都能说一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在民族国家的概念兴起之前，单语现象通常只存在于小型岛屿，连不列颠岛这种规模的岛屿，直到15世纪都还有5种语言并存，英语仅是其中的一种。

中世纪晚期，在西欧部分地区，语言开始上升成为身分的依据，继而又成为冲突的根源。西欧各国的君主和他们的大臣开始把统一的语言，至少是统一的行政语言，看作是对国家的支持，还可以鼓励对国家的忠诚。17世纪后期，步入民族国家化道路的西欧和北欧诸国，出于政治整合──而非文化整合──的目的，开始在学校推行单一语言教学，禁止在学校甚至日常生活中使用那些不是由君主使用的语言。尽管在这时，语言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定义下的nation（后来被中文译作「民族」、「国族」）还没有建立固定的连结，但单一语言政策加速了西欧中世纪国家转型为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进程。从18世纪中期开始，语言与民族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西欧国家事实上奠定了「一个国王、一种信仰、一部法律、一种语言」的观念；而语言，尤其是口头语言，成为聚集「民族」（nation）最有效的工具。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已经诉诸以「语言革命」为重要内容的政治革命，试图建立法语在法国境内的唯一合法地位，而革命的目标果然达成了，巴黎以外的学童，在教室乃至操场上不说法语，就会受到惩罚。

「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普及，使得「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观念被西欧视为理所当然，并几乎同步蔓延到被欧洲殖民的美洲大陆。新兴的美国，理所当然地排除了当地印第安人的语言，也排除了西班牙语等其他欧洲语言，将英语定为「法定的」和国民教育中应用的唯一语言；中南美洲由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建立的新国家，也规定印第安人必须学习殖民者的语言。1789年之后，在西欧和北美国家，国家军队、全民教育和公共媒体体系的不断强化，造就了「印刷资本主义」下的民族国家单一语言的绝对优势。在此基础上，官方进一步规定语言标准，透过制定语言政策鼓励或压抑公民对特定语言的使用。学校、文学作品、交通和传播设施的进步，则进一步有效推动了民族国家单一标准语言垄断的进程，国族形塑的程度得到进一步加强。今天，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尊重少数族群文化权益、保护多元文化的压力下，整个西欧、北欧和由西欧移民建立的美洲、大洋洲新国家在生活层面接受语言多样性的现实，但在国民教育中依旧坚持一元的语言政策。

西欧民族国家体系以外的语言多样化常态

在西欧民族国家体系之外，长期以来，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体系并没有将语言多样性视为对政治的威胁，欧亚大陆大部分区域的传统国家对多语现象都抱持宽容的态度。直到19世纪，「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观念才蔓延到中欧和东欧，到了20世纪，「单语制」或单一的「国家语言」制度始成为「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中普遍接受的制度。即使如此，包括现代中国在内的许多非欧美国家，在国家语言政策及实践，包括国民教育中，依然没有实行「单语制」。

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中欧、东欧在政治上尚未进入西欧「民族国家」体系，对宗教的尊崇和对多语的宽容是两个并存的现象。但在西欧政治的影响下，中欧、东欧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开始将取得语言的自主性与取得政治的自主权连结在一起，这个时期追求「语言纯洁性」的运动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20世纪初期之后，中欧和东欧在政治上纷纷效法西欧民族国家，在语言上也展开净化运动，取消了对多语的宽容。

整体而言，西欧版本的「单语制」隐含着针对少数族群语言的压制，它成为西欧版本民族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侧翼。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则开始针对欧美民族国家「单语制」的政治文化现象作出反思和反制。列宁将推行俄罗斯文化垄断政策的沙皇俄国称作「各族人民的监狱」，宣示在文化上尊重多语现象，倡导语言平等。列宁于1914年针对性地指出，法定语言并无必要，据此，苏联在1990年之前都没有规定法定语言。1918年，苏维埃政府宣布所有国民均可以用母语接受教育；苏联还透过政治和行政措施，保障全苏境内包括母语受教权在内的多语权利。在1924年颁布的第一部苏联宪法中，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和「突厥—鞑靼语」（现在的亚塞拜然语）6种语言被确定为通用语言，伴随各加盟共和国的陆续加入，这个通用语言目录也变得越来越长。与多语制、母语受教权并行的，是政治上的「民族识别」和苏维埃联邦制下的民族自治制度。然而，伴随这一制度的成形，苏联境内各族群间的差别较沙皇时期更加扩大，并呈现固定化的趋势，布尔什维克党追求建构「苏联人民」认同的理想遭到阻碍，这一情势，迫使史达林于1930年代中后期，先是曾试图创立并推广一种「融合语言」，即包括英语、法语、俄语甚至世界语的混合语言，遭遇挫折后，又于1930年代后期将俄语定位为国家通用语言并展开推广。但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缺乏法律定位的俄语并没有充分展现沟通苏联境内各族群的功用，这一现象成为日后苏联解体的潜在因素之一。

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对多语现象抱持高度的宽容。近代之前，东亚各政治体、各文化群体一方面一致推崇「华夏」文化，另一方面也都以自身的方式改造「华夏」文化，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对汉语书写系统的利用。东亚各传统国家和族群的母语，包括语言学上的汉藏、阿尔泰、印欧、南岛、南亚五大语系的众多语言和若干语系不明的独立语言，即使在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内部也存在数量可观的方言、次方言，在口语沟通上，存在某些难以逾越的障碍。但除了使用汉语的人之外，上述很多政权和族群也纷纷借用汉语的书面形式「汉字」作为本族母语的书写工具。主要由「指事」、「会意」的原理创制的汉字，是一种视觉化的符号系统，使用不同汉语方言的人以及非汉语使用者都得以摆脱自身母语与汉语（中心方言）语音、语法不同的障碍，使用这套相对成熟的表意符号，从事复杂政治活动所需的记录、沟通和传播。这样，既达成了在区域内大范围沟通的目标，又保留了语言多样性，这一模式的原理，成为现代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态效仿的原型。

当然，在汉字圈的周边，仍有诸多保留包括其特有语言文字在内的自身文化传统的族群，其中几个族群（荦荦大者如蒙古、藏、维吾尔）曾对于中国史、区域史乃至世界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它们也以自身的方式广泛介入汉地的政治和文化。如由蒙古人建立的元代，在文化上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形成即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出现这一结果的前提，是蒙古、色目人广泛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元攻灭南宋后，理学、学术北进，蒙古、色目人及北方汉人「循利南趋」，任职、旅寓江南的色目人习儒者众。蒙古、色目人「华」化成为杰出诗人、词人、画家者，数以百计，且使用汉化姓名，并非在明代才受明朝的压迫而被迫改名。色目人在汉文化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是极普遍，而非鲜见的现象。由于汉语、汉文并不是元朝蒙古皇室和色目官僚的母语，蒙古人、色目人接触和学习汉语文，反倒是从与汉人基层社会的接触开始，以「自然学习法」，从民间口语直觉、直接地习得。元朝的官方文书，其汉文版往往使用口语体，即「白话」。元代白话文体绘本（全相本）经、史、俗文学著作开创近代文化白话文学传统。元代的白话文也会夹杂蒙古语语法，这一现象其实呈现出辽代以来北方汉语口语的现实状况。这样的现象，第一次造成中古以来的「言文一致」，较之秦始皇时代的文字统一，更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共同语的形成。从欧洲的标准来看，国家共同语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一。

左图为元代画家高克恭（1248-1310）所绘制的《云横秀岭》之局部图。高克恭为色目人，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奠基儒学基础。又结识许多书画名家、饱览江淮山水后，拾笔作画，时人称其与赵孟𫖯（汉人）南北并列，故有「南赵北高」之名。右图摄于山东曲阜十三碑亭之一隅，亭中伫立着五十余座自唐代至清代以来的巨碑。碑石上刻着皇帝对孔子的追谥加封、祭孔和整修庙宇的纪录等，其中，碑面上镌刻的文字除了汉文外，还使用了八思巴文(元代蒙古文)和满文。由此二例可见中华文化从古至今便是包容、加入式的文化集体，真正呈现多元且包容的样貌。

现代中国文化，从衣、食、住、行开始，到语言文字，再到某些深层文化，都与日本、朝鲜／韩国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有所歧异。日、韩等国文化当中保留了较多的「中国」中古以前的习俗、语文当中保留较多中古以前的汉语文词汇及用法。而近古和到现代汉语，则因密切的语言接触，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及满语词汇。当然，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元以后的中国范围内，各非汉语言也吸收了很大数量的汉语词汇和语法影响。元以后中国的服饰、餐饮习俗、建筑、家庭、宗族制度，都与汉字文化圈内其他国家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别，现代中国所继承的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遗产，正是来自各族群文化间广泛交流、共同参与后所留下的「中国文化」，而所谓「纯」的汉文化，仅仅存在于汉人和少数族群中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想像之中。

从「单一」到「通用」──20世纪中国语言政策的转折

13世纪到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历史依照自身的内在线索和逻辑，逐渐走上由「天下国家」转型成为「领土国家」的轨道。然而，西方殖民者的到来，迫使中国中断这一转型进程，被迫效仿西欧民族国家模式，转到中华民族形塑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轨道。如上文所述，西欧民族国家将推行单一的「国家语言」视作国族建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19世纪，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起步比较晚的德国，也开始推广由国家颁布标准字音、语音、语法的语文改革运动「国语运动」。20世纪初，清朝开始效仿西欧民族国家，启动中国的国语运动，1909年，资政院议员江谦主张将汉语官话改称为「国语」；中华民国成立后，继续推行国语运动，由国家推动的「国语教育」规模逐渐扩大；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等人又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对「国语运动」也产生正面的推动。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明确国音应当以实际存在的口语语音作为标准，并一致通过将北京语音为国语标准音。

受到布尔什维克民族平等观念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期间，意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广袤多元的国度里，执政者对于「国语」的定位和推广，可能带来压制少数族群文化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政治上采行「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文化上相应实行扶持少数族群语言文化的政策。为尊重少数族群使用的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此前中华民国政府所称的「国语」改称为「汉语普通话」。

「汉语普通话」的定位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汉语与其他非汉语语言在地位上平等；其二，「汉语普通话」是使用各非汉语语言及各汉语方言人们的共同交际语。换言之，「国语」与「汉语普通话」的差异在于，「国语」是单一的「国家语言」，而「汉语普通话」是国家的通用语言，它着重「通用」，而非「单一」。

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延续了清末和中华民国的国族建构方向，但它在中华民族建构的方法和内容里，加上了中国的多元传统与布尔什维克民族平等的精神，修正了西欧民族国家的模式，使之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及中国境内各族群的文化利益。因应国族建构，维护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需求，国家有必要推广通用语言，国家内部的非通用语言使用者（不论其为少数族群或汉人）也有学习通用语言以满足人际交流与个人发展动机的需要。因应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国家也有必要保护国家通用语言以外的其他语言和方言。（关于「中国民族识别政策」，参见《远望》2018年3月起连载的吴启讷〈人群分类与国族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识别政策的历史线索和政治面向〉）。

苏联和中国开启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为内容的「另类」国族建构方向之后，学界也逐渐体认到文化差异性与语言多样性保存的意义。研究者发现，语言灭绝在人类历史上一再发生，20世纪以来的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加剧了这一趋势，经济上强大的语言凌驾在其他语言之上，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濒临危机；研究者看到：有许多因素影响着人类语言的存续和使用，其中包括母语使用者人数、地理分歧程度与该语言的使用者在世界上的社会经济影响力等；他们认为，国家可以透过语言政策强化或消弭这些因素。在苏联、中国和学界的影响之下，20世纪后半期的西欧、北美国家才有条件、有限度地实施文化多样性和濒危语言保护政策。一些国家开始借助语言政策来保护地区性语言或濒危语言，尽管他们依旧认定少数族群语言的存在可能成为国家内部融合的潜在障碍，但也同时体会到保障公民的语言权利有助于提升公民对中央政府信任度的政治效应。所谓「有条件、有限度」，主要指的是这些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当中，单一的国家语言依旧是唯一的学科知识教育语言。与此同时，仍有很多国家坚持单一民族和单一国家语言政策，如日本依旧倾向漠视北海道的阿伊努人（编按：即爱奴人）与琉球群岛原住民的民族身分和语言权利。

保护多样、鼓励通用的当代中国语言政策

保护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保护少数族群的语言，是苏联和当代中国在政治设计与政治实践中推行的政策。这一政策对源自西欧国家的「单一国家语言」政策做了大幅修订，对学界和公众的认知产生了影响，但直到20世纪的最后一段时间，这一政策的方向才成为知识界的共识。

当今世界上有约两百个国家或政治体，却依旧存在大约六千种语言。这说明：大多数国家内部还是存在多种语言，因而大多数语言仍然会与其他语言密切接触，单一「国家语言」制度仍然需要借助「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理想设计和与之配套的政治、行政、教育措施才有实施的可能。「前民族国家」世界、苏联和当代中国都是在尊重语言多样化现象的基础上制订和推行语言政策的。西欧、北美国家「单语制」实践的缺失，凸显出西欧民族国家模式下的文化政策的盲点。

图为中国和美国的纸钞，中国的钞票上使用了蒙文、汉语、维吾尔文、藏文以及壮文，反观，声称「多元」、「包容」的美国，美钞上却只使用了英文。

然而，在「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主导当今世界的现实中，想要回到「前民族国家」时代，已不可能。人们也必须面对语言会随时间演化、分化乃至消失的历史规律，面对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单位划分并发展国族利益的现实，在国族建构和保护少数族群文化、保护语言文化遗产的目标上寻找平衡点。观察1990年代以来中国各族群的语言生活，可以看到两种现象：其一，伴随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国家整合程度的提升，非汉语族群和汉语方言区民众对于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需求大幅上升；其二，伴随非汉语族群和汉语方言区民众生活水准及教育程度的提升，民众对于保存、学习母语的文化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也有所提升。当代中国保护「多样」、鼓励「通用」的语言政策，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