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国安法》当得起「定海神针」？

《港区国安法》只是在法律上动用国家机器去吓阻与祖国离心离德的港独分子，但它当得起定海神针吗？香港社会从此就能彻底稳下来吗？笔者是深深怀疑的。因为如《论语》中孔子曰：「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强力执法只是一种威慑吓阻，消除不了病灶。

「反修例」动乱能持续一年之久，而且在年轻人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认同和广泛参与，让大陆官方和民众都颇觉意外。「反修例」示威活动在夏季十分潮湿闷热的香港街头如火如荼、遍地开花，勇武派令人瞠目结舌的殊死对抗，这一切都说明这批年轻人绝不可能只为了金钱而上街。一年来港警逮捕了九千多人，而数次重要游行都能号召到几十万人上街，远超过撑警集会规模，社会气氛也越来越压抑，越到后来越没有人敢站出来反黑暴。尽管从街头示威人群行头的统一和专业度，以及组织分工的井然有序来看，他们背后绝对有黑金支持，但大多数参与示威的青年人主要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他们的「政治理念」，这一点是必须认识清楚的。这种「政治理念」，尽管时常喊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口号，但其最大的重叠共识其实是「反中国」，也就是拒绝祖国的身分认同。所以运动中抗议的香港人会反复泄愤于中国的国旗，会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街头实体店铺以及还有中华认同的香港人店铺进行打砸破坏，所以如「兔主席」等香港运动最密切的观察家等都将香港这场街头运动视为身分认同政治表达，并且带有恐怖主义和纳粹色彩。

2019年7月21日，反中乱港分子围堵香港中联办，并向悬挂于大楼门口的国徽投掷黑色油漆弹，更在办公大楼外喷涂侮辱性字眼，公然污蔑国家主权。

2019年7月1日，反修例暴乱的暴徒冲入香港特区立法会，大肆破坏立法会的设施，图中的暴徒将香港特区区徽涂黑。

香港主权回归　教育失守

一个让人费解和意想不到的事实是：香港这片土地上，对祖国没有认同和归属感的人，竟然主要是九七香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换句话说，香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人对中国人身分的认同，竟然远远不如成长于港英时期的港人，而这揭露出一个赤裸裸的事实：九七回归后，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的确犯了巨大失误，这种失误表现为香港的教育系统主导权基本上被反对派暗中侵蚀渗透。从幼儿园教学到大学教育，香港的整个教育阶段都充满了「黄师」和「黄教材」；在黑暴运动中，中学校长对暴力示威被抓的学生竟然是慰问且帮忙联系律师，并表态不会开除涉事学生。本是国际著名科学家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在本地生一边倒的政治倾向和巨大施压下，被逼着倒向学生立场来摆脱困境。段崇智在危难关头的软弱和同流合污固然算不上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但我们也要看到香港校园乌云罩顶的气氛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压力。反港警、反港府、反中国已经成为香港校园的绝对政治正确，在这种气氛中同情学生所受压力要远远轻于同情员警。

那么，香港学校教育的失守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今年5月14日，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负责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之历史科试题中，竟出现美化日本侵略中国的题目（图中圈选处）。

特区政府缘何失职失能？

笔者以为，香港教育的失守，不能仅仅归咎于历代特首施政不力。在这次香港动乱中，内地很多媒体提到董建华任特首时进行通识科改革，使得很多通识科教材沦为反华教本。但岂止通识科教材有问题，从小学到大学教材、课程甚至试卷，歪曲历史丑化祖国的事实比比皆是，蔚为风气。问题是：港府和中联办为何没能及时防微杜渐？他们当然早有发现，只是碍于自缚手脚，没有能力更没有意志去阻拦。2003年董建华特首任内准备落实《基本法》第23条立法，在当年七一游行激起50万人上街后，中央和港府便决定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我十分清晰地记得，董特首宣布撤回条例草案时，其中一个说辞是现阶段重心仍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纾解民困，既然国安立法引起如此大的争议，那不妨再等等。这一等便又是十几年，以至于延宕到回归23年后，《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宪制义务始终付诸阙如。对香港民意的这种忌惮，根本上源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自信不足，所以宁愿放弃争论，埋首先发展经济。

一国两制未随国家战略与时俱进

反对派有恃无恐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国策的其中一个定调就是：不再与西方争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而是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一切高效手段埋头生产和贸易。所以美国理论家福山在1980年代后期公开喊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命运，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挑战自由民主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事实层面落败。在这样的西方宣传面前，一心一意低头补课发展经济的中国其实毫无招架之力，只使用了一个「国情论」来象征性地抗拒——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所以西方应该尊重符合这种特殊国情的特殊制度选择。这样的回答其实很苍白无力，不仅西方会认为这是一种明知错了却要强辩的不真诚，就连中国国内对自己的这套政治理论也很难心悦诚服，更惶论自信满满。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员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上越来越卖力，但所谓的党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却一溃千里──在义务教育阶段，那些理论成为「思想品德」课需要「死记硬背」的考试答案，是没有意义的教条主义；在大学里，政治课成了最不受大学生欢迎的照本宣科死气沉沉的水课；甚至在官员培训里，这些话不过成为对中央政策政治表态与站队的象征意义，再也触动不了官员的灵魂，再也没有早期革命年代对「马克思主义救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那种真诚信仰。这一切的原因源于自上而下的「理论不自信」。充满革命斗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确与现实的政治选择不那么协调。

无法触及灵魂的思想教育，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改革开放以来日日处在利欲胶漆盆中的党员干部大片大片地腐化，吏治溃败，让本就不自信的意识形态表达更加弱势。中英商谈香港回归时，正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之时，中国在意识形态调门上较为弱势，这也是「一国两制」做为最终回归选项的由来。中国虽然在主权上收回了香港，但英国殖民时期的一切旧有制度通盘保留，甚至连象征中央主权的司法终审权也授予香港法院，而香港法院还继续从英联邦国家遴选外籍法官。2003年香港特区尝试国安立法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普遍贫穷，且吏治腐败更趋严重，意识形态相较西方更显弱势。此时的中国大陆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年，正亦步亦趋按照国际规则（实即西方规则）来改革经济制度，渴望与国际接轨。当50万香港市民上街抗议港区国安立法时，畏惧国际舆论压力并且不想因意识形态争议再起而中断经济发展议程的中央政府选择了后退。

无论香港反对派，还是西方世界，都看到并利用了中央政府的这一怯弱和息事宁人的心理，断定中央政府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插手香港内部事务，哪怕把香港打造为反华基地和对华情报前哨站，中央政府慑于民意，也只能听之任之。我们注意到，香港泛民主派这二十多年来，变得越来越暴戾和偏激，立法会也越来越无法理性问政，而滑向了台湾立法院那样动辙打群架的悲哀景象。为何泛民反对派会这么心急？一方面，鉴于中央严守「两制」，屡屡对民意姑息，他们拨着生米做成熟饭的如意算盘，认为裹挟大部分民意便可逼中央政府就范，将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的权力从中央手中彻底夺走。另一方面，国际局势大变，而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正在努力澄清吏治、革新意识形态，使得泛民反对派觉得时不我待。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可谓刮骨疗毒，对官僚系统的腐败乱象进行了铁血肃清，官场腐败之风初步遏除，失掉的民心民意有所拨反；另一方面，习近平在党内重新发起了「思想整风运动」（即「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试图让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文化自信才能带来真正的理论自信

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政府对于社交媒体舆论，高校思想政治以及媒体生态都加强了控制和革新，到目前为止确实相当深刻地扭转了社会舆论态势，使得官方的声音再次成为民间舆论主流。但笔者以为这种高压严控而来的舆论环境好转只能是短期权宜之计，而非长久良策。毕竟舆论宜疏不宜堵。而且强力管控能让态度一时软化，却很难让思想根本转变。自上而下的思想整风仍然不过是政治表态和站队，并没有形成自上而下、内心真正拥护的核心价值观。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于现代中国社会，已完成它指导革命建政的历史使命，现在不但全国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连中共都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字句和理论已很难再打动人心，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道德和宗教的漠视和不屑，也无法解决一个现代人身处繁杂世界的安身立命问题，它是一个过时了的革命时代产物。现代的中国尚不能断然抛弃它，只因为它曾是现政权的思想武器，以及参与塑造中国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所以它保持着表面一成不变的面孔，却在精神实质上从最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思想变成了最没有力量的口号。人类的历史经验证明，一切没有经历过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检验的理论，都没有永恒的生命力。很可惜，马克思主义不属于那种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伟大思想理论。当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鼓起革命汹涌之潮时，它曾经将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视为完全过时的封建思想而被革命者弃之如敝屣。但仅仅百年过去，慢慢静下来的常态社会却又开始呼唤传统的回归。这个时代敏感的先行者重新发现能抟聚人心一、两千年的儒家思想饱藏智慧，只因它对人性有着最深刻的洞见，更因为历史上长期参与国家治理，而有着对于政治方方面面的思考。

儒家思想参与塑造了中国一、两千年的历史，是最能深刻体贴国人心性的思想智慧。当革命退潮，儒家思想竟然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空前绝后反传统运动、官方体系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也极其强大的情况下，又死灰复燃，并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这再一次证明了久经历史长河洗礼的古老智慧有着强韧的生命力。基本由民间自发刮起并蔚为热潮的国学热，慢慢被官方注意到，并在党内引起了相当的争议──毕竟这是一个曾经靠「革传统（尤其是儒家）的命」而起的政党，再次拥抱儒家传统会不会步伐太快到自革己命？不少党内同志有着种种忧心，2011年在天安门广场外树立起的孔子像又被悄悄移走便是党内这种思想斗争的标志性事件。但其实，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已别无选择，它只能做为「中华5千年道统的继承者」而长存，不能做为「反几千年传统的革命者」而永续。当执政党在党内反击否定革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时，它也不可避免会碰到做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如何避免否定自我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尽管党内仍然存在争论，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倾向于将传统文化装进马克思主义的旧瓶里，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看好这一潜移默化的转变。

意识形态上的失声和弱势，其实是经济、科技实力慢慢强大的现代中国在国际上最大的软肋。当年政府在国外广泛举办孔子学院时，很多国人还不能理解为何要以「孔子」命名这样一个语言和文化交流机构，但事实上政府别无选择。因为号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在国外进行宣介，也无法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形象」。这样一个尴尬的意识形态处境不仅使中国在扩展国际影响力时束手束脚，在处理港、台等国家统一问题时同样被动。由于经历不同的近代史，时至今日，香港和台湾社会已完全拥抱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因而将中国的体制视做洪水猛兽，所谓的「港独」、「台独」归根结底就是不惜割断与中华民族的族源、文化联系也要拒斥加入现代中国。这种离心离德，本质上是延续西方舆论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妖魔化和刻板成见。

文化促统　才能心灵契合

由于中国政府自己对自己的意识形态都不够自信，面对来自港、台民众的这种敌意和狐疑，他们采用了以贫济富、以利诱之的绥靖政策。大陆无论对香港还是台湾（这二者时至今日以人均所得论都远比大陆富裕），都是无原则让利，试图用利益感召民众对祖国的向心力。台湾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乱及蔡英文第二任期的史无前例高票当选，香港2019年大爆发的反修例运动及本土激进反对派在区议会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宣告大陆经济让利、只重民生之港台政策的彻底失败，而且败得相当难堪——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即将迎来跌挫百年后再次民族复兴的当口，我们在港台的同文同种的同胞却对祖国表达出最大的恶意与冷感。除了香港反对派和台湾民进党处心积虑的煽动外，中央政府的港台政策确实始终未能直面真正成问题的问题——认同问题。

或许中央政府知晓自己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下风和弱势，所以避而不谈，专从加深陆港及两岸经贸联系入手，希望民间在经贸、商旅的交流中自然而然拉进心灵距离。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严重误判。物质利益拉拢不了真正的民心，而港、台的反对派将这称之为中共的「统战」政策，实在是高估了其性质。「统战」做为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它从来就不是以利相合，而是以义相召；它从来就不是物质利益的分配，而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怪乎「劫大陆之贫济港台之富」的「统战」政策，几十年下来，结果却是完全走到了统战的反面，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

事实证明，港台的认同问题还是只能从意识形态层面直接面对、解决。做为文明型国家，只有那个在历史上将无数民族融为一体、参与塑造了中国之为中国、主张大一统的儒家文化，才可能是受过历史创伤的海峡两岸、陆港两地人民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面对俨如文革再现的港台社会，这显然也是一条任重道远但正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