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修（1928-2020），台湾新竹县人，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1950、1976年两度入狱。2020年3月23日，高龄的刘建修癌症末期，笔者前往探望时，刘先生谈到不久前过世的陈明忠，以及吕正惠撰写的文章〈以革命为志业──陈明忠的人格与风范〉。对于文中吕正惠所说「……在此之前，陈明忠和一些老政治犯已经建立了秘密交流的网络（这一点，陈明忠在向我们口述时，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是我的推测）」，刘先生讲述了一些情况，如下： 

蔡孝干失败后的第二次集结

台湾地下党人的集结（包括行动和计划），一共有4次。第一次集结，是属于建制的党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编按：由蔡孝干所领导，以下简称「省工委」），他们在1949至1950年的镇压之下全部瓦解了。

1952年，撤逃的少数同志，以萧道应、黎明华等人为代表，进行第二次集结，打算重建省工委，但也遭到失败。刘建修在第一次坐牢时，曾遇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告诉刘先生，在地下党的重建过程中，部分同志主张用「省工委复兴委员会」做为新组织的名称。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刘建修多次提到，萧道应是个伟大的人。

第三次集结的发端

刘建修比陈明忠大1岁，刘第一次入狱的15年间，1954到1961年是在安坑军人监狱，刚好曾与陈明忠同一牢房；一个房间关押25人。坐牢的共产党人里面，各样的人才都有，但也有人是「狗仔」（被国民党收买的人犯，或是潜伏的特务）。狗仔经常打小报告，「看守」时或把某个难友叫出去，吊起来毒打，而且往往不给出任何理由。但「人犯」们依旧热情很高，只要能避开狗仔，有时从早上到晚间，都在讨论问题，或进行学习。在这样的环境里，刘建修与陈明忠做了深入的交流，双方十分熟悉和信任。

1965年3月12日，刘建修出狱，经由多年的艰苦奋斗，他在新竹竹东镇开设工厂，此时陈明忠也回归社会，找到了稳定工作。

有一年（不早于1971年），陈明忠突然来到新竹刘家，刘建修把他请入屋内，二人密谈。陈明忠说，虽然组织被破坏了，共产党员还是要革命；他打算联络一些同志，恢复「省工委」。刘建修说：好，大家一起来干，重新出发。在这之后，陈明忠多次来新竹，讨论如何发展组织，其他同志也会到刘家聚集，大家交换经验。

陈明忠逐渐把分散、隐藏在各地的朋友一个个找出来，他也曾同刘建修商量，怎样安排各地区的负责人。最后的情况是，台北市由蔡意诚负责（刘建修多次称赞蔡意诚，说他很优秀），桃竹苗地区是刘建修，台中县市是王乃信，高雄屏东是陈金火。随着工作的推进，刘先生估计，他们建立起的网络，约有数十人。

这是地下党人的第三次集结，此时诸同志尚未正式成立团体，但大家已有共识，陈明忠是这群体的领导人。刘建修说，陈明忠对革命事业忠诚，企图心强，而且有一项重要的才能：他有识人之明，考察别人相当深入、准确。

左翼日文书店

笔者请刘先生讲述他们群体的故事，包括成员与工作。刘建修很具有「白区」革命者的素质，他表示，大的梗概可以说，但如果具体到某个人，在目前是不能讲的，这属于原则性问题。

刘建修等人希望能把优秀者发掘出来，召唤进入革命的队伍，这些工作对象是爱国、有劳动阶级意识、有正义感的人。刘先生说，在革命第一线的挑战是很艰难的，即使只是想要发展一个新人，都很困难，既要非常谨慎，又要胆子大，引导对方思考台湾、整体中国的出路。对于他们，必须考察判断；一个人只有三分，就介绍三分的书，讲三分的话，那个人是五分，则给五分的书，讲五分的话。要让他信任你，又要使他提高。刘建修所培养的那些进步分子，只有刘先生本人知道，连「上级」陈明忠也不清楚，这是单线联系的组织原则。

刘先生说，他的工作方法是来自于计梅真（1946年，中共华东局派遣来台的干部）的榜样。二战结束后，18岁的刘建修参加计女士任课的国语补习班，在之后的数年里，他和其他同学受到计梅真的启蒙、锻炼，刘建修每个星期都会和计女士交流。刘先生说到她细致严谨的作风，感叹道：「像计梅真只是一个中级干部，就有这么高的水平。全中国有多少这样的人啊？这个奋斗的队伍是了不起的！」

刘建修也提及这案子与三省堂的关系。四十多年前的一天，陈金火告诉刘先生，他发现一个好地方，即台北的三省堂书店，是专门销售日文书的；陈介绍刘建修给老板李沛霖。李先生是中国意识很强的人，东京大学毕业，爱读左派书刊；他比刘建修大10岁，太太是日本人，夫妻俩文学素养很好。李开书店的目的，就是想推广左翼思想，所以书店里有少数的书，例如世界文明史、东洋史、西洋史、旅行记等，这些作者在撰述时，虽没有出现马克斯等词语，但很隐密地运用了历史唯物、受压迫民族的观点，甚至有的物理化学的书，也含有唯物辩证的哲学观。国民党检查人员可能程度不好，或不够细心，没有察觉到这种情况。

刘先生说，在那戒严时期，成长于殖民时代的台湾左派爱国者，非常渴望进步的信息，他们唯一渠道就是日文书刊，但国民党对此管制很严。刘建修多次去这家书店，因此同李沛霖很熟稔，二人互相交换书籍，也做了讨论、学习。刘买了很多书，他采购一次，往往就是几万元。陈金火经济状况不大好，买得比较少，但他阅读很努力，并且推广给朋友，高屏等地的一些医生就读了他介绍的书；陈很积极，他也介入高雄的地方选举。

因为刘建修是生意人，开立支票方便，所以买书都用支票，甚至刘先生还提供经费给李沛霖，建议他有机会出国时，设法偷偷到大陆走走，后来这些支票被警备总部发现，成为叛乱案的佐证。出事那天，特务来到新竹刘家，日文书刊全部被查扣。刘建修受侦讯时，发现国民党这次检查得非常仔细，把每本书里有问题的地方全都挑出，做为定罪的证据。李沛霖后来被判刑8年。

日本那头、电话彼端

刘建修说，陈明忠做了许多事，例如他做黄顺兴的工作，就很成功；陈希望透过黄顺兴，去影响更多的人。黄是立法委员，和陈明忠父亲是好朋友，陈明忠就同黄顺兴接近，让黄理解社会主义思想。黄顺兴想冒险去大陆看看，陈明忠也鼓励他，这在当时是极危险的。

1975年，黄顺兴的女儿黄妮娜偷偷从日本去了大陆，时间、方式上是否出于陈明忠的提议，目前无法查证。不料此事被国民党在日本的特务发现，导致整个网络遭到破坏；这一次的损失太大了，共有四十几位同志被抓捕，十几人被判刑。

刘建修的同志中，梁良齐、苏芳宗得知黄妮娜被捕，立刻联络陈明忠，要陈一起逃亡，但陈明忠认为自己可以应付，没有答应。梁苏二人坐渔船偷渡到漳州。刘建修说，梁、苏认为陈明忠如果一起逃走，可以保护其余一些同志。

刘先生总结这次严重的挫折，认为地下党人犯了三个错误：一是黄妮娜的事，二是刘自己开立的支票，三是陈明忠使用电话不够小心。刘说，陈明忠会用电话与各地同志联系，虽然电话中不讲机密，但情治机关一直在注意这些「红帽子」，大家的行为轨迹因此被特务捕捉到了。

刘建修被捕后，有天被关在一处牢房，半夜他醒过来，突然察觉墙的那头似有微弱的声音，刘先生仔细去听，居然是特务在隔壁审讯陈金火。特务说出何月何日，陈明忠在电话里所讲的内容，显示他们已掌握了许多细节。此时刘建修感到大势不好，这一次地下党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刘又说，这回是诸同志的第二次被捕，大家已有斗争经验，知道该怎样去保护同志，也能识破特务的诡计和各种欺骗手段，所以团体的损失比第一次（蔡孝干案）要好，否则，被判刑的至少数十人。

以上所述，就是以陈明忠为代表的，地下党人的第三次集结。

第四次集结不了了之

第四次集结的计划，是以陈其昌（前《公论报》经理、《远望杂志》创办人）为代表，那是国民党开放外省人回大陆探亲（1987年）前的1985年，若干同志委托陈其昌去大陆找党组织，请求赋予工作项目。陈回来说，党是这样讲的：你们的牺牲太大了，不要再牺牲了，什么工作都不要做了。

2020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