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陈明忠在出狱头几年,不敢参与政治,顶多只是偷听大陆广播和 BBC 的中文广播,以便了解大陆的情况。1965 年结婚后,生活稳定了,陈明忠慢慢地开始偷偷活动。他发现一家日文小书店,常常去买书,跟老板聊天,慢慢给他灌输社会主义和对祖国的认识。一、两年后,老板终于被陈明忠说服,冒险帮他买日文资料。陈明忠买这些资料花了很多钱,譬如《联合报》,一个月 75 元,他透过书店老板买《朝日新闻》,一个月就要 1,000 元。陈明忠所赚的薪水虽然已达数万元,但大部分都花在买资料上,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更好。
1970 年左右,国际局势有很大的变化,尼克森访问大陆,有识之士都知道,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有一天会取得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中华民国〔政府〕会被赶出联合国,丧失国际地位,因此很多人非常关心各方面的消息。在此之前,陈明忠和一些老政治犯已经建立了秘密交流的网络(这一点,陈明忠在向我们口述时,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是我的推测),他们合买了影印机,偷印资料,通过秘密读书会和私人交往散发出去,台湾很多有头有脸的人都读过他们散发的资料。就在这个时候,陈明忠也开始和一些党外重要人物,如黄顺兴、康宁祥、郭雨新等人交往。陈明忠极其谨慎,每次在饭店和党外人士聚会,他都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延后一个小时离开,因此站在饭店门口监视的特务,从来就不知道陈明忠参加了党外的活动。
陈明忠认识了另一个政治犯陈玉玺,陈玉玺和日本的国际特〔赦〕组织有来往。1974 年东大制药厂「乖乖」部门派陈明忠到日本买机器,陈明忠借此机会把陈玉玺交给他的台湾政治犯名单转交给日本的国际特赦组织,这样,陈明忠就和他们建立了联系。1975 年陈映真出狱,陈明忠从日本回来后,陈玉玺就介绍陈明忠和陈映真认识,陈明忠由此认识了苏庆黎等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左翼杂志《夏潮》杂志的核心。这样,五〇年代的老左派就和七〇年代的年轻左派接上头了。
陈明忠所以被捕,和他 1974 年的日本之行有密切关系。他见到著名经济学家刘进庆,刘进庆告诉陈明忠,他如何策反陈逸松,让陈逸松投奔大陆。他们两人谈得很高兴,刘进庆突然脱口而出,「嘿!我们现在来策反黄顺兴吧。」陈明忠的父亲曾在台东县当公务员,跟担任过台东县长的黄顺兴熟识,所以陈明忠出狱后,早就认识黄顺兴了。他们无话不谈,但陈明忠完全没想到,黄顺兴另有打算。
黄顺兴没跟陈明忠讲,就让女儿黄妮娜由日本进入大陆,带了他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黄妮娜到了大陆,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接待。黄妮娜回台湾后,也找过陈明忠,告诉他,自己和杨斯德(大陆前总政战部联络部长)的谈话。杨斯德问黄妮娜,在台湾谁影响了她?黄妮娜说,陈明忠。杨斯德就说,你回台湾以后,把大陆的情况告诉陈明忠。陈明忠一听,就知道糟了。黄妮娜从日本到大陆去,国民党透过他们的管道知道了消息,所以黄妮娜回台湾后,不久就被捕。黄妮娜是个年轻小姐,禁不住苦刑,什么都讲出来。除了和杨斯德的对话外,她还告诉审讯的人,陈明忠早就跟党外人士有所来往,所以陈明忠就被捕了。
六
在和黄妮娜谈话后,陈明忠立即把他们合买的影印机拆散,丢到淡水河去,又把他买的许多非法书籍藏到他所提拔的女工家里,又把自己新的电话簿撕碎(上面有陈映真电话,旧本没有),在马桶里冲掉,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也买好机票,准备随时逃到日本。但黄妮娜被捕当天,黄家并没有立即通知陈明忠,第二天才告诉他。陈明忠估计如果那时赶赴机场,一定会在机场被捕,那就更糟,证明自己畏罪潜逃,所以他就在家里静静地等。
那时候陈映真、苏庆黎等人想办一份左翼刊物《夏潮》,人和文章都聚起来了,但缺钱,需要 60 万。陈明忠先跟老难友蔡意诚(日据时代著名抗日知识分子蔡惠如的孙子)募了 10 万元,在 1976 年 7 月 3 日晚上 11 点左右交给陈映真,4 日早晨 6 点钟陈明忠就被捕了。
被捕当天,陈明忠被送到保安处一号问案时,房间很大,有五十多坪,还有厕所,接下来的审讯、刑求和睡觉都在这里。主持的中将是警总副司令阮成章,他只讲两句话,第一句「上面有命令,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口供」,第二句「就算人进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来!」当审讯人员把陈明忠的手表、现金收好,要陈明忠在保管条上签名,他看到上面的编号是「民国六十五年特字 001 号」,显然是上面极其重视的大案,他难逃一死。警总审讯黄妮娜时,才知道陈明忠早就参加党外活动,而他们竟然一点也不知情,这让他们觉得此人不简单,但似乎也没必要弄出这么大的阵仗。有一次陈明忠和我聊天时,又提到黄妮娜在大陆和杨斯德的对话,那一次,陈明忠叙述时是这样说的:「杨斯德对黄妮娜说,你回去跟陈明忠讲,好好干!」我恍然大悟,我告诉陈明忠,当年国共内战策反蒋经国最信任的部下贾亦斌的人就是杨斯德。现在蒋经国又听到杨斯德要陈明忠好好干,这还得了,哪能轻轻放过。经我这样一说,陈明忠说,原来如此。〔后来,〕有一次我们到大陆访问,杨斯德竟然亲自为陈明忠推轮椅,似乎要表达歉意,这也许可以证明他对黄妮娜讲的话是不太妥当。
陈明忠第二次被捕,经过三轮刑求,前后三个月,陈明忠什么都没承认,问案的人事后对陈明忠说,「我们刑求分四个阶段,一般在第一阶段,大部分的人都会承认罪状,到了第二阶段,剩下的那些不肯承认的人,连叫他承认说『偷古井』他也会承认。所以第三、第四阶段的刑求,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用过,你是警总有史以来头一个,通过四个阶段刑求还不肯认罪的,你练过什么武功?」这使陈明忠成为戒严时期政治犯中的传奇人物。整个刑求过程,请参看《无悔》 183-194 页,这里就不重复了。
其实,陈明忠还有一项本领,似乎很少人注意到。他说,面对疲劳轰炸式的审讯,「你的回答不能前后矛盾,只要被抓到,他们就死扣住不放,所以脑筋要非常清楚,我那时四十七岁,身体还可以,撑得住」(《无悔》,页 184)。陈明忠让人佩服的不只是不怕死的精神,还有他那种超人的耐力与前后一贯的记忆力。他跟我讲过没有写进《无悔》的一件事:审讯的人问他,去日本几次,他内心非常紧张,但立即硬着头皮回答,两次。审讯的人认为他讲两次是对的,就没有继续追查下去,让他闯过关了。事实上,第一次是公司派他去,第二次是他偷偷去。如果警总继续追查,就会发现第二次是他自己去,而不是公司派他去,如果再追问,这一次为什么去日本,陈明忠很难不漏出破绽。他跟我说,整个审讯过程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一次,但审讯的人竟然轻轻放过,让他很高兴。他们的智力比陈明忠差太多了。
但百密也有一疏。陈明忠有一份颜明圣竞选时的录音带,颜明圣是个大台独,竞选时言论大胆,因为没选上,立刻被捕。人家问,录音带哪里来?陈明忠说,他回高雄看母亲,在火车站前面广场听颜明圣演讲,自己录下来的。过不了几天,人家从高雄找来许多相同的录音带,而且演讲场所是在庙前,而不是火车站,证明陈明忠说谎,然后再逼问,录音带谁给你的?这一下陈明忠不得不说出另外一个老政治犯陈金火,说是陈金火给的。他们立即逮捕陈金火,陈金火是卖药的,认识很多医生。陈金火熬不住苦刑,一口气讲出了五、六十个人,都看过他所散发的资料。除了医生之外,还有很多教授、名人,甚到连内政部长林金生都讲出来了。警总一个一个查,果然都承认看过陈金火的资料,这一下事情闹大了,让国民党不知如何处理。
面对这种状况,国民党内部产生争议,是要扩大处理,还是要缩小范围处理。陈明忠案已经拖了够久,国际特赦组织和海外保钓人士的救援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就在警总已准备好陈明忠的死刑判决书时,听说第二天《纽约时报》即将刊出全页抗议广告(实际刊出的美国时间是 1976 年 11 月 27 日,花有 16,000 元美金),所以连夜修改判决书,陈明忠改判 15 年徒刑,其他涉案者缩小范围处理,实际上,除陈明忠外,只有 6 个人被判刑。判决当晚,行政院长蒋经国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这样的例子从来没有过。就这样,拖了四个多月(从 7 月初到 11 月底)、轰动一时的「陈明忠叛乱案」终于虎头蛇尾地结束了。陈明忠说,由于考虑不够周道,他不得不供出陈金火,没想到陈金火供出一大票人,把审判往后拖了很久,让海外有更多的人参与救援,他才能从鬼门关前走了回来。他唯一的错误竟然救了他一条命,真是不可思议。
七
陈明忠第二次坐牢的详情,这里不再详细叙述,但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因为这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他申请购买尉天骢所编辑的《乡土文学论集》,缴了钱,买到书了,却不让他看,他非常生气,开始绝食。监狱对付绝食就是五、六个人按着,往嘴里灌〔食〕。陈明忠把几双筷子绑在手上,对他们说,谁来按我的手,我就戳谁的眼睛,谁被戳到了谁倒霉。最后谁都不敢上前。他连续 13 天不吃饭,最后终于拿到书了。当你激起陈明忠的反抗心时,他是绝对不顾一切的。以前在新店军人监狱,他看到一个看守长虐待犯人,把犯人打得大叫。陈明忠非常生气,就用脚拍打地板,其他牢里的人就跟着闹房,把看管监狱的吓坏了。陈明忠的硬脾气大半是为人打抱不平,他痛恨欺压、歧视和不讲理,为了这些他可以豁出去,不顾生死。平常时候他个性和平,尊重他人,对年轻人如对平辈,非常好相处。
为了一本书而绝食,监狱领教了陈明忠的个性,谁也不敢再惹他了。又因为监狱管理人认为陈明忠很有煽动力,所以有 6 年时间把他单独关押一间。1985 年以后,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太太保外救医申请了近 30 次,都不准。监狱先把他送到台北三军总医院做检查,因为医疗费太贵,又把他转送到花莲的军医院,后来他才知道,他住的是精神科的病房。在花莲两年多,终于在1987 年 3 月 9 日准予保外就医。那时候马英九担任蒋经国的秘书,很受信任,王晓波把陈明忠的资料拿给马英九看,马英九特别帮忙,所以保外就医的申请终于批准了。陈明忠一直记得马英九这个人情。
1987 年 7 月,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台湾的政治气氛宽松多了。陈明忠出狱以后,跟《夏潮》杂志的同仁,跟老同学(老政治犯),还有一些朋友都见了面。他们先后组织了「夏潮联谊会」(后来改名「夏潮联合会」)和「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再由这两个组织发展出「中国统一联盟」和「劳动党」,还有其他团体。在这些事情上,陈明忠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成为台湾统左派的主要领导之一。他做事积极,老同学信任他,他能募到钱,大家相信他不会讲出去。所有组织成立后,陈明忠从不当头,表面上好像是因为他才保外救医,不好出头,其实他的个性就是爱做事,不出头。第二次坐牢时,施明德也在坐牢,有次托人给他传纸条,说我们坐牢的人,一定要弄出新闻,不然就会被忘掉。陈明忠说,「我没有回信,因为他是搞政治的,我是搞革命的,我们两人不是同一条路的。」(《无悔》,页 217)
陈明忠默默做事、低调做人的风格,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以后才充分了解的。在此之前,因为学文学的关系,我早就知道陈映真;我也知道林书扬,了解他是左派政治犯中人品、学养都非常好的人。
我所以知道陈明忠,因为大家都在谈论他参加过二二八事件,是二七部队「突击队」(其实是「敢死队」,解严初期还不敢用这个词)队长,在乌牛湳打了最后一仗。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跟他长期相处以后,才对他的为人有了全面的认识。
在台湾知识界,认识陈先生的人大概还不算少。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勇于行动、信仰坚定、人格卓绝的人,即使政治理念和他不同,也都尊敬他。但大概很少知道,他其实还是一个智力超群、永远具有旺盛求知欲的人。前面已经谈过,他从乡下公学校考上高雄中学,十六岁从高雄中学提前毕业后即考上台中农林专门学校农化系,以第一名毕业,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也提到他从药厂的化验员开始,升品质管制科长,再升到厂长,他的化学知识发挥了极大的功能。我现在还想简单谈一下,第二次出狱之后,他如何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还在监狱时,陈明忠从《中央日报》读到伤痕文学,知道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现象,他非常痛苦,他不了解他一生所奉献的革命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出狱后他拼命找〔书〕来读,主要是日文,再加上少数中文,总共百来本。他做了许多读书笔记,把这些笔记整理成一本书,《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人间出版社,2011)。他在〈自序〉里,把他的探索所得,精简为以下的要点。因为很少人了解陈明忠的理论观点,所以我把这些摘述如下:
一、有别于马克思在经典中所揭示的西欧资本主义一般发展规律,上个世纪诞生在苏联、中国以及其他「既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不能叫做「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这是落后国家为了实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文明条件,以建立工农政权或苏维埃体制为基础来展现「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心,这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期」。
二、这些「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都是在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后进国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摆脱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压迫与剥削。先进国劝告后进国说,只有学习他们,跟着他们亦步亦趋,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完全是骗人的。后进国如果听先进国的话,就会永远成为先进国的附庸或奴隶。
三、后进国在「社会革命」成功后,首要任务就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国情,以符合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所谓后进国家的「原始积累」。先进国是靠资产阶级的力量、靠国家的暴力往外殖民、往外掠夺,发展生产力的;后进国必需要靠全国人民一心一德,一起吃苦耐劳,也就是必需自力更生,才能在短期间内大幅度提升生产力。
四、在后进国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生产力时,必然面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分化和打击,导致后进国家被迫实行「战备体制」,随时准备抵抗先进国的侵犯。生存下去就成为「既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
五、由于建立「战备体制」的迫切需要,「既存」社会主义国家被迫扭曲了社会生产基金的积累构造,直接将农业剩余转移来建设重工业和军需工业部门,以至于忽略了整体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挫折了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
六、「战备体制」另一个重大影响,就在于过早的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从而忽略了列宁称之为「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时期。列宁认为,应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在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强化、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时应慎重实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小商品生产经济成分等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养成、利用、改造政策等。完成后,才是真正进入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说(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期」,然后才是社会主义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对此,列宁、刘少奇、邓小平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史达林、毛泽东却直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他们忘记了,这个时期,「既存」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还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
七、史达林、毛泽东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规范「既存」社会主义国政治、经济现实,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指标,导致苏联和中国在生产力发展上的停滞。苏联政权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点,改革太晚,所以苏联政权崩溃了。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及时改弦更张,不但挽救了中国,还使中国继续往前发展。
八、中国共产党把改革开放时期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就等于列宁的「特殊过渡阶段」,把改革开放称之为「走资」,其实是固守毛泽东的观点,完全无视于历史的现实。所谓「特殊过渡阶段」就是多种所有制并行发展的阶段,不能不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引进市场经济以便迅速提高生产力。这一点,……已经由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所〕证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页 7-9)
以上这些看法,未必完全正确,但对于想要理解何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我郑重推荐《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本书。我在帮这本书修订文字时,曾经多次和陈明忠先生讨论,他对于苏联历史和中共党史的熟悉程度,让我很惊讶。1970 年代以后的年轻左派,只重视当代流行的西方理论(编按:应该是指新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林书扬、陈明忠、陈映真都是老左派,思想陈旧。如果有机会读这本书,你一定会对陈明忠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理论素养留下深刻的印象。
八
陈明忠体质异于常人。第一次坐牢时,因为过度劳动,营养不良,得了肺病,监狱不给治疗,体重从原来的 65 公斤掉到 43 公斤,出狱以后并没有什么治疗,竟然痊愈了。第二次被捕,受到严刑拷打,其中一项是用牙签刺入指甲缝,他说,那真是痛入心肺。一般人受刑后,指头会红肿、发脓,要过很久才会好。陈明忠居然只会红肿,却不会发脓。不过,因为受刑过重,他的膝盖严重受伤,1990 年代就难以行走,虽然换过人工关节,效果不彰,最后只能以轮椅代步。颈部的三条血管两条阻塞,只有一条还能通,最后他下决心把烟戒掉了。
2016 年左右,他意识到他和太太都身体日衰,无法自己照顾,最终决定选择到上海郊区的一家养老院养老。养老院环境清幽,保姆照顾周到,唯一的遗憾就是比较孤单,因为老朋友都在台湾。2019 年 7 月,医生发现他的肺部和胃部都有肿瘤,因为年纪已大,决定不开刀,采取安宁疗法,最终因全身器官功能衰竭,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早晨 4 时 17 分离开人世,享龄九十一。
对于自己的一生,他在口述自传《无悔》是这样总结的:
回顾我的一生,从大形势来看,我对我这一辈子还是满意的。──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时候,中国还在艰苦的抗战;我加入地下组织的时候,国共正在打内战;我第二次出狱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现在中国大陆不论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国际地位上,都节节上升,现在仅次于美国。而且美国的实力也愈来愈弱,而中国的实力还会继续增强,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高中时所经历的那种痛苦的民族屈辱可以大部分洗刷干净。
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发展成这个样子,我自己觉得是蛮满意的。这就是说,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说,我没有遗憾。再说,我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两岸统一了,更不可能看到终生向往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形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而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前进。(页251)
我很幸运能够和陈明忠先生交往 27 年,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从他身上,我看到我们这种知识分子的弱点:软弱、动摇、爱发牢骚、一碰到挫折就灰心丧志。五十岁以后,我努力向他看齐,虽然远远达不到他的地步,但却感到自己越来越充实。我不会忘记他对我无形的教导,只要他的形象一直保留在我心中,未来的道路就会有所凭仗。
2019.12.16
【参考书目】
陈明忠。《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台北市:人间出版社,2011。
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台北市:人间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