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明忠，1929 年 1 月 2 日生于高雄阿公店五甲尾，即现在的高雄市冈山区嘉兴里。祖父时代陈家还有五、六十甲的土地，到父亲时，因为祖母很会花钱，就剩下三十多甲了。父亲和叔父都很会读书，父亲毕业于嘉义农校，本来是可以保送到日本读书的，因为是长子，家里不让去，就留在台湾当公务员。叔父就读于台南工业专门学校（成功大学前身），毕业时碰到经济危机，找工作不顺利，又受到当时风气影响，买了不少左翼书籍，这些书籍对未来的陈明忠产生很大的影响。

五甲尾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设有冈山公学校的分校，陈明忠就在这个分校读完小学。分校的老师都是代课教员，素质不高，学生程度也普遍不好，但陈明忠却让人惊奇的考上了南部最好的中学，高雄中学。当时日本人读小学校，台湾人读公学校，两种学校两种教材，考试却以小学校课本为主，同时又规定了台湾人就读好的中学的比例，所以能考上高雄中学的台湾人都是极优秀的人才。陈明忠的聪明和才智在他一生中都表露无遗。

就读高雄中学，成为陈明忠一生的转捩点，因为他一直受到日本学生的欺压。一个班级是 50 人，台湾人只占五分之一，日本学生常常欺负台湾学生。陈明忠除了会读书之外，从小就调皮〔捣〕蛋惯了，也喜欢打架。日本学生的行为，他无法忍受，常常就打起来。有一次他打赢了，十几个日本学生把他关在教室里，一起打他，打得他眼睛都睁不开来。日本学生还警告他，你可以和内地人（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赢，让他觉得莫名奇妙。陈明忠的父亲是个顺民，从来不批评日本人，所以陈明忠从小就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他现在终于明白，他是「清国奴」，是「支那人」，不是日本人，这让他深感屈辱。陈明忠个性耿直，最痛恨歧视与欺压，日本学生的行为激起了他强烈的反抗心理，造就了他造反、革命的一生。

但他也看到了一些台湾学生在日本学生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让他极为厌恶。有一天，他终于意识到，他们家的佃农对他这位尚未长大的孩子，也是极尽巴结。他终于醒悟到，歧视与压迫不只来自于民族之间，也来自于阶级之间，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于是，他开始翻读他叔叔的藏书，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朦胧的向往。

二

日本制的中学要读五年，毕业后如果要读大学，要先进高等学校或大学预科，如果不想读大学，可以考专门学校（专科）。陈明忠高雄中学读到第四年，因为战争缺乏兵员，学校就让他们提前毕业。陈明忠本来对历史有兴趣，但知道在日本的歧视政策下，读大学文科没有前途，干脆直接报考台中农林专门学校（中兴大学前身），以第一名考上农业化学系（1945 年 1 月），准备将来专心经营自己的农场。那时候他才十六岁，再次证明他聪慧过人。不过，他先要去服日本的兵役，日本投降后，他才到农林专门学校（当时已改为台中农业专科学校，后来又改为〔省立〕台中农学院）报到。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陈明忠已是农学院三年级，由于在台中亲眼目睹国民党统治的贪污与腐化，所以他毫不犹疑地参加了起义，包围了警察局，警察局长投降，把武器交出来，陈明忠也跟着大家拿了一把枪。台中的起义，因为有谢雪红指挥，所以国民党的政权系统完全瘫痪。在起义军控制台中期间，从陈明忠所做的两件事，可以看出他的为人。有一次他看到一些流氓打一个外省孕妇，陈明忠警告他们，我们要打倒的是贪官污吏，不是外省人。流氓看他手中有枪，只好走了。他因此想到学校的院长和外省老师可能也受到威胁，这一批人学问很好，待学生和气，〔便〕立刻回学校把他们集中起来，交给他的学弟林渊源（后来当上高雄县长）保护起来。这都可以看出，陈明忠不是好勇斗狠的人，他同情弱者，而且思虑周密。

不过，真要冒险的时候，陈明忠又胆识过人，一点也不怕死。国民党军队从大陆渡海开入台中时，谢雪红的二七部队已经撤出台中，所以台中没有伤亡。陈明忠带着两个农学院的同学到埔里投奔谢雪红，三个人步行，看到一辆车开过来，陈明忠要两个同学先躲起来，他上前探问司机是否愿意载他们，他说，万一是军队，我会被打死，你们赶快躲着逃掉；还好车子是特别来载他们的。他的这种勇气没人比得上。

陈明忠担任二七部队的敢死队队长，在埔里打了两次仗。在日月潭之战中，他们碰到国民党的部队，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总指挥古瑞云说，要马上攻，陈明忠说，情况不清楚，对方火力又那么强，不能冒然进攻。古瑞云说，现在不攻，等天亮了，他们的援军来了，我们就死定了。陈明忠有些犹疑，古瑞云就说，你怕死？陈明忠被激，向全体敢死队员打出手势，一起大喊，冲啊！没想到这一阵呐喊声竟然把国军吓得落荒而逃，还俘虏了三个人。

最后守乌牛湳桥，这是进入埔里的必经之路。乌牛湳桥两头各有一座山丘，陈明忠守一边，黄金岛守另外一边。打着打着，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突然有颗子弹从黄金岛所守的那一侧打过来，从陈明忠的左边腋下擦过胸部，陈明忠才发现黄金岛早就撤走了，他也只好带着剩下的敢死队员逃走。由于陈明忠俘虏三个人，被国军夸大为两百人，所以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对谢雪红悬赏 10 万元，陈明忠 1 万元。

三

农学院院长周进三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陈仪的妹婿，思想开明。二二八之后，国民党宣布，参与的人「准予自新，不究既往」，因此周进三请学校帮农学院的六位学生拟好「自新声明书」，带他们到二十一师政治部，让一位新闻处的少将训斥一顿，就没事了，陈明忠的通缉令也被取消，因此陈明忠能够顺利从台中农学院毕业。

经过二二八的洗礼，陈明忠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他刚到台中时，看到一批青年在街上弹风琴，教人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才知道这些青年早在日本战败前就已学好国歌，因此深感自己思想的落后。其后他加入二七部队，又看到这些青年围绕在谢雪红身边，这些人都是他的模范。二二八事件后，像这一类的青年，很多都转而支持共产党，秘密地加入地下组织，陈明忠能感觉到那种气氛。实际上，台中地下党的领导也注意到了陈明忠在二二八的表现，暗中观察一年，终于让他在 1948 年 3 月 2 日入党。陈明忠说，二二八的时候，地下党只有七十多个成员，1948 年就有了四百多人，到了 1950 年全面逮捕时，根据地下党领导蔡孝干投降时的交待，已经有一千多人（陈明忠《无悔》，页95）。可以说，二二八以后，台湾的民心已经倾向共产党，如果不是 1950 年韩战爆发（6 月 25 日）后美国第七舰队随即开入台湾海峡（6 月 27 日），保护蒋介石政权，台湾迟早要被共产党解放。

1949 年年底，因地下党秘密散播的《光明报》被发现，随即破获了地下党的基隆市工委会，国民党开始全面「抓捕匪谍」，揭开了白色恐怖的序幕，地下党的各地组织陆续遭到摧毁，大量党员被逮捕。陈明忠所属的台中地区，由於单线领导他的前后两位上级，都逃亡到大陆去了，而接任的上级还没见到他就被捕了，他找不到组织，只好回到冈山农校教书。不久之后，他也在冈山被捕了。陈明忠入党以后的活动，都是单独行动，只有直属的上级知道他，而这些上级不是已经逃亡，就是没见过面，另外极少数（至少有四人）知道他入党的都没有供出他，他被捕不久后就了解这种情况，所以无论如何苦刑，都不承认自己加入地下党。因为找不到证据，军法处只好判他十年徒刑。他如果承认是党员，加上二二八的案底，一定判死刑。

陈明忠在他的口述自传《无悔》中，对第一次的入狱有详尽的描述，这里只选择最能表现他人格的两类事情，简单说一说。陈明忠被送到军法处后，有一个叫张伯哲的马上把他叫到自己身边，并告诉陈明忠，他是陈明忠的最上级领导，曾经到他工作的地方看过他。他告诉陈明忠，他没有供出他，要陈明忠不要承认自己是党员。张伯哲是台中市工委会的领导，必死无疑，但他每天看起来都很平静，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陈明忠问他，你不怕死吗？他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现在新中国已经建立了，我死而无憾。」陈明忠同房有一个叫冯锦𪸩的，宜兰人，他叫出去枪毙的时候，站起来跟牢房的每一个人都握手告别，他跟陈明忠握手时，陈明忠感觉他的手是热的。冯锦𪸩毫不慌乱，微笑着走出去，让陈明忠非常佩服，后来陈明忠出狱以后，娶的太太就是冯锦𪸩的妹妹，被判刑十年的冯守娥。

陈明忠还看到，钟浩东被叫出去枪毙时，他要求在《安息歌》之外加唱《幌马车之歌》，钟浩东就在歌声中安然走出牢门。陈明忠说，「我看到冯锦𪸩、钟浩东、张伯哲临刑前的勇敢与坚定，他们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让我下定决心，要跟着他们的路走下去」（《无悔》，页 113）。这个时候陈明忠二十一岁。

其次，谈到陈明忠在狱中的行事风格。他从日本老兵那边学到消极不合作的方式，能偷懒就偷懒，从不认真工作。如果需要与不合理的管理斗争，他一定带头。譬如挑煤，从三十公斤增加到四十公斤，还有人积极表现，争先装五、六十公斤，农民还好，知识分子就吃不消，于是陈明忠带头装不足三十公斤的煤，因此受到处分。后来韩战的反共义士来到台湾，新生训导处搞「良心救国运动」，鼓励大家表态参加。队里把大家集合起来，让参加的站一边，不参加的站另一边。陈明忠就第一个站出来，到不参加的那一边去。原来只是不合作，现在就严重了，变成政治上有问题。

新生训〔导〕处把一些不听话的人加以刑求，让他们承认搞「暴动」，然后让人把陈明忠牵扯进去。这一批人全部被遣送回台湾军法处，准备重新审判，其结果一定是死刑。幸运的是，这批人乘船从高雄上岸时，其中有一人是高雄人，他父亲是开医院的，医院的药剂师刚好看到，立即通报他父亲。他父亲把医院卖给一个有办法的人，请他救儿子。买医院的人有人脉，为他奔走，儿子终于免去死刑，当然整批被送回来重审的人也都免去了死刑。

此后陈明忠就没有回到绿岛，一直关在新店军人监狱。监狱很多外省人很可怜，没家，没人送东西，连卫生纸、牙刷都没有。本省人有家人送吃的东西，他们只有监狱的咸菜。本省人在旁边看着，吃不下去。陈明忠让大家把家里送来的东西汇集起来，叫大家一起来吃。

陈明忠刑期快满了，但他在监狱里的成绩太差，按规定要送到小琉球继续劳动。陈明忠那时候因过度劳动，营养不良，得了肺结核，身体很差。难友认为，如果陈明忠被送去小琉球，那里劳动条件更差，一定会死在那边。于是几位难友秘密商量，由其中一个难友王子煃写信给他哥哥，他哥哥做生意很赚钱，透过他的关系贿赂新店监狱的政战部主任。就这样，陈明忠很意外地刑期一满就直接出狱。陈明忠在狱中的表现让难友非常佩服，他们才会主动帮忙。后来陈明忠搞任何活动，都不乏人脉和金钱，就是因为人家敬重他的人品和义气。

四

陈明忠交朋友重义气，因此也常得到朋友的帮忙，这在他出狱以后就得到证明。以前在台中农学院读书的时候，他的学弟林渊源生病开刀，陈明忠和另外一个朋友讲好轮流照顾他，他看晚上，另一个朋友看白天，最后那个朋友连白天也不看，陈明忠日夜不停地照顾林渊源（后来二二八事件时陈明忠就把保护农学院院长和外省老师的工作交给林渊源）。1960 年，林渊源知道陈明忠出狱了，立刻找他到林渊源所创办的旗山农校教书。林渊源那时候已得到蒋经国的赏识，很可能是下一任的高雄县长人选，所以林渊源敢于聘用陈明忠。陈明忠教书很受学生欢迎，监视他的特务都注意到了，陈明忠知道，这样下去会害了林渊源，教了不到一年就主动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前面提到的王子煃推荐陈明忠到中国新药厂当化验员。新药厂查了一下农学院的档案，发现陈明忠是光复后农化系第二期第一名毕业，他们要陈明忠承诺以后不再搞政治，然后就聘用了他。陈明忠进厂以后，才发现如今的化学已经大大地进步，工厂派他去培训时，讲课的老师是留美的，他们讲的英语让学日式英语的陈明忠听起来很困难。他只能拼命地学，还好受训三个月后，他以第二名结训。

在药厂的前三、四年，陈明忠卖命的工作，他的自述值得一引：

我们厂的目标是成为甲级药厂，但我们的设备是丙级的。总之，对我和工厂来说，都是从零开始。头两三年，我早上 6 点就起来，〔晚上〕常常看书看到 12 点才睡。连体力活我也干，如搬药瓶、送药等等。

那几年，真是非常用功，很累。放松的方式，就是每隔两三个月，去台北看电影。从树林坐火车去台北，进戏院前，我买了面包进去，连着看三场。当时日本的电影还可以进来。我喜欢看打仗的，谈恋爱的就没有兴趣，觉得啰哩叭嗦。打仗的速度就很快，反正是给脑子休息一下。那一阵子我其实过得很苦，但要吃饭，就要做事。如果在药厂不能站稳，就麻烦了。（《无悔》，页 158-159）

这一段最能看出陈明忠的工作态度，不只试验药品如此，搞革命工作也是如此。

他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效，美援会工矿小组到各厂临时抽查，新药厂都做得很好，新闻还做了特别报导。1965 年陈明忠升为品质管制科长，月薪 2,800 元（他在旗山农校教书的薪水是 900 元），这个时候他才能考虑结婚。新药厂的董事长夫人，想撮合陈明忠和董事长的姪女结婚。
陈明忠在回忆录中说，「这个女孩子什么思想我也不清楚，我还想搞革命啊」（《无悔》，页 165）。当时老政治犯已经介绍陈明忠跟冯守娥认识，所以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快速结婚。这确实是一对理想的革命伴侣。

新药厂的总经理要陈明忠当厂长，陈明忠不肯，因为这是家族企业，不好管理，总经理坚持要陈明忠当，陈明忠就提出两个条件：1、不能因为女工结婚就把她裁掉；2、女工做久了，有能力的要升为助理员。总经理答应了。因为陈明忠替女工争取权利，工厂营运很好，反而更赚钱。虽然如此，在戒严时代陈明忠还是不能替工人争取更多福利，因此感到很痛苦。另外，还有人密告，说他宣传共产主义。他一气之下，就转到东大药厂当技术部主任，不再当厂长，不用再管人事。

东大药厂也是中国新药厂的董事长另开的一家企业，除了制药外，也兼营食品，「乖乖」就是他们生产的，很有名。陈明忠已经看出，如果制造后来我们称之为打火机和生力面（方便面）的东西，一定可以赚钱。他跟老板提建议，老板跟不上时代，反而把他嘲笑一顿。

但陈明忠在东大药厂比新药厂愉快多了，薪水也逐渐调升到几万元，在当时是非常高的。他从来也没想要出去另创企业，赚钱不是他的目的。他还想搞政治，他说：「只要我生活稳定下来，我不会放弃年青时候的理想。」（《无悔》，页 162）

陈明忠有才干，可以成为企业家，可以成为很好的管理者，已经不缺钱，但还是要搞革命。其结果就是，1976 年再度被捕，地狱般的严刑拷打，以及 11 年的牢狱之灾。我帮他整理自传的时候，看到这一段经历，觉得这个人简直不可思议。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