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九二共识」的认同危机

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以来，两岸关系的「九二共识」1模式停摆，原定的通过「和平发展」缓慢累积最终统一诸项条件的路径遭遇重要挫折2。大陆给出的是对「一份未完成答卷」的续答期待，这份期待隐含着对原有「九二共识」模式的认可甚至依赖，但也不得不在现实政治挑战下开启一种「主场统一」的进程。大陆既在十九大报告中定下「完全统一」的终极目标及其与「民族复兴」的强关联，又在「惠台31条」及居住证方面加大「公民平权融合」的政策配置，更是在国际空间加大「一个中国」的实际约束力，在国际组织成员资格确认、航空公司改名、邦交国断交建交3层面进一步限缩台湾空间。而台湾民进党当局则沿着「全面离岸替代」的战略推进，背弃九二共识，严厉推行本土化，加大「转型正义」力度，追求永续执政并「以拖待变」寻求最佳「台独」机会窗口。而外部政治情势上，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已触及两国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及全球范围的秩序权力之争，「台湾牌」价值上升，《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及《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不断加码，从而给「台独」进一步释放错误信号与不当支持。这份「未完成的答卷」，民进党是不准备作答的。

这就导致了两岸关系之「九二共识」模式的决定性式微。在此条件下，大陆基于民族复兴整体利益及执行宪法与《反分裂国家法》的正当理由，必须严肃考虑在「九二共识」长期未获确认的条件下如何稳健有效地思考及设计对台政策框架与治理方略。在笔者看来，诞生于国共合作基础上的「九二共识」本来只是一个相对偏弱的政策共识，在此共识下衍生出二十余项两岸经贸发展协议，但并未严格触及如何走向实质统一的问题，因而还不是坚实的政治共识与宪制共识。在1992年之后，尤其是马英九执政期间，两岸亦曾有过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续推两岸和平协议、军事互信协议等更具实质性制度建构之动议，甚至有「一国两区」4的宪制创想，但限于种种困难而搁置。如今，民进党执政条件下，不仅反对纯经济性质的「服贸」协议5，更反对做为这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之前提的「九二共识」本身，也就更不必幻想民进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之宪制突破了。

总之，面对两岸关系的全新挑战及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大陆方面必须更加清晰地发展出一种基于「九二共识」的「统一共识」，以这样的宪制共识及其指导下的「公民平权」政策配套，追求一种「主场统一」的实践路径，并严肃思考和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宏观框架6。制度建构必须立足实效性，立足「两岸一家亲」的传统文化共性，立足「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缔造牢固认同一国的两岸命运共同体，最终完成宪制性统一。

九二共识的三重定位

某种意义上，九二共识只是一种政党间的意向性共识，是国共两党多次合作传统及共同民族主义立场下的独特产物。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在于「两岸同属一中」，但这个「一中」的具体法权形式，则在两岸之间有着差异化表述与管治配套。九二共识还模糊接纳了一个主权上的两难事实：在同样的领土空间中，至少在宪制法理上存在着两个有着管治实效性的政权。7由此导致两岸关系的宪法论述一直都存在着某种「阴影区」，存在着不确定内涵。这恰恰是九二共识的「建设性模糊」策略或智慧，即只用于确认「一个中国」的核心共识，而对于围绕这一核心的具体制度安排及边缘性内涵则并不追求一步到位的解决。

因而，九二共识是一个关于「已经是一个中国以及如何共同参与建构一个更美好中国」的政策意向性共识。九二共识是面向未来的，是需要走出「第二步」、「第三步」的。本来，国民党执政可以为后续步骤提供有力支撑，谱写「第三次国共合作」及「再造共和」的民族复兴史诗。8然而1980年代以来的台湾本土化与激进民主化运动已经成势，借助民主选举获得执政权，对九二共识基础的「一个中国」缺乏基本的历史性同情理解与民族认同情感。与九二共识面向未来建构一种新式人民共和国相比，台独也是面向未来的，只是追求的是分离国家和本土自决。

为此，我们需要全面准确理解和实践九二共识，不能仅仅局限于最初形态和国民党沟通预设。九二共识就其广义而完整的规范内涵而言，包含着三重递进式的定位：

第一，最低共识，即国共两党政策意向性共识。这就是历史上九二共识的最初形象及意涵，主要包括两党对两岸关系认知的交叠性共识，是求同存异的共同民族主义立场的产物，是两岸后续和平发展的规范基石。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只承认有过会议事实，而不愿意承认「共识」及其所包含的「一个中国」的规范约束力。

第二，中间共识，即以两岸政府间和平协议为标志的政治共识。从意向性政策到和平协议的政治决断，这是两岸关系的重要制度突破。和平协议意味着两岸结束「内战法理」状态，转向两岸的制度性和平状态，从而为进一步的统一宪制建构提供前提和基础。

第三，最高共识，即以两岸完成最终统一为标志的宪制共识。这是九二共识循序渐进发展的最终形态，也是其规范性的最大射程。这一共识未能在两岸之间清晰达成，即便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也是多谈「和平发展」，少谈「完全统一」。这一最高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宪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宪制约束力。在大陆的宪法与《反分裂国家法》中，以及在十九大报告关于「完全统一」的政治宣言中，这种最高共识已获得规范确认。但这是一种偏向单方性的规范确认，民进党当局不可能予以认可，台湾民众的「宪制同意」尚缺乏实践条件与契机。

目前的「答卷说」仍然预设了与国民党共处时段发展出来的「九二共识」模式，按照「和平发展」思路缓慢推进统一。然而，这种期待民进党之「国民党化」的愿景可能太过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这从民进党执政两年多来的表现即可看出。因此，全面准确理解九二共识的三重定位及发展出一种「主场统一」新论述和新政策框架，已势在必行。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9

十九大报告与「统一共识」的生成

民进党的「全面离岸」引发了大陆执政者对两岸关系和平统一前景的深切忧虑，引发对「九二共识」最初形态的认同危机。面对「九二共识」认同危机及「全面台独」逆流，大陆主动展开了强化「九二共识」核心意涵及凝练发展「主场统一」新论述的战略进取动作，「统一共识」开始形成并以十九大报告专章论述为标志。

十九大报告全面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体系性、历史性伟大事业，大致以2049之「第二个一百年」为目标的复兴梦成为压倒性顶层战略，其他一切局部问题均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报告中将港澳台问题归入「一国两制」战略下加以定位和处理，以最有利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式确定各自的实施方略。其中港澳问题以依法治理与融合发展为主导性方略，而台湾问题则以底线反独和积极促统为主导性战略。这是因为港澳问题的本质是回归后的宪制治理问题10，而台湾问题则属于未完全统一前的促统进程问题。

与台独势力预估的强硬立场有所不同，此次报告措辞给出大陆充分善意及未来统筹空间，但在反独立场上更加坚决，而在和平发展的两岸实质性融合上则指明了更多实质性措施与进取方向。大陆充分意识到在民进党较大概率长期执政条件下，两岸关系需要更多突出大陆的主场效应及主动作为，以及更多盯准台湾民意加以长期塑造和引导，以创造最终完全统一的最有利条件。两岸的政治博弈进入全面的民意战和长期的综合实力竞争阶段，比拼双方的政治意志力与战略定力，以及充分利用地缘及国际政治资源展开再平衡的统筹能力。

台湾背靠美日的基本战略对冲态势并未改变，美国国会涉台立法（《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及《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的战略杠杆效应正在凸显，而岛内之文化台独与谋求长期垄断性执政地位的「转型正义」不断加码，更有赖清德这样的「急独」代言人挑衅施压。十九大报告对此类严峻挑战有充分的战略估计，从坚定「一国两制」宪制方略、坚守「一个中国」核心底线、坚持中华文化融合立场以及积极开展「同等待遇」公民管理等诸方面，刚柔并济，以政治的审慎性与实践的务实理性确定最终指向「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纵观报告中涉台论述，有以下若干要点值得关注。

第一，「一国两制」的宪制方略。十九大报告将之做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十四大基本方略之一予以确认，并做为指导对港澳台长期治理的共同战略框架。「一国两制」最初设计来解决台湾问题，优先用于港澳实践。对港澳之一国两制模式，民进党历来予以污名化，而大陆则仍然期待港澳模式对台的实际影响力。为拉低港澳模式的宪制影响力，台独对港澳社会运动、青年学生及本土分离主义的培育指导不断加强，港独与台独结成攻守同盟，「太阳花学运」与占中运动密切相关。港澳模式在处理差异性体制之国家统一与融合方面存在很多值得肯定和总结的正面经验，但也有一些特别的教训，比如基本法之权力配置过分偏重地方，导致主权未能合理治权化，造成回归后中央管治权的真空状态，以及对司法权与法治权威性估计不足，放任了香港司法至上之发展及普通法传统对一国两制的宪制对冲乃至于扭曲效应，进一步还包括国民教育推行受挫，青年世代无法有效认同国家。香港基本法的架构缺陷及实践误区，可以做为未来构想台湾基本法的有效参照。十九大报告将港澳台并提，显然是希望港澳模式的正反经验都可以对未来两岸和平统一及宪制建构产生直接的借鉴与启示。

第二，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这是大陆给蔡英文「未完成答卷」的预留标准答案，但蔡英文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模糊应对，回避正式答卷，导致两岸关系陷入僵局。从政党政治角度而言，蔡英文无论是政治理念还是党内意识形态制约，都很难如国民党一样回到「九二共识」立场，而大陆在「九二共识」上亦退无可退，否则「一个中国」就无从坚持。这一政治僵局是彼此政治立场与根本政治利益的底线式对撞。大陆对此是高度自信和具有战略定力的，而台湾则抱有「以拖待变」的机会主义立场。报告对「九二共识」的表述处理是：一方面承认是「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则突出其核心意涵为「一个中国」，并不包括「各自表述」，从而对民进党和国民党均有政治再亮牌的敲打之意。结合「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与核心意涵之完整表述，这一共识就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化的具体事件，而是具有规范意义的两岸宪制根本法，这是一种施米特（Carl Schmitt ）意义上超越两岸具体宪制规范（宪法律）的绝对宪法11。民进党要认同的已经不是模模糊糊的九二共识之历史事实或各自表述的差异理解，而是「一个中国」的规范性的宪制根本法。两岸虽未达成具体宪法律框架，但已然成立「一个中国」的宪制根本法，未来两岸任何政治协商及宪制建构均不可能抵触这一宪制根本法。报告认为「『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这里的「根本性质」应做「根本法」的理解。两岸是同一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整体政治存在及其宪制自觉需要一个「九二共识」加以明确决断和确认。「九二共识」解决的是「一国两制」的「一国」认同问题，在此前提之下才有「两制」的具体协商与制度安排。「一国为体，两制为用」是体现本体与功用、宪法与宪法律之法理区分的制度辩证法。

第三，中华文化与命运共同体。两岸关系在十九大报告中不完全是从理性的政治契约角度立论，也从伦理性的命运共同体角度定位，以中华文化推重的「家伦理」赋予这一关系以厚重的伦理政治内涵。报告提到「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这是一种诉诸文化民意合法性的更高政治目标。民进党深知中华文化内在的反分裂道德力量及深层次的文化民意基础，因此急欲通过政治民粹化的操作而实现文化的「去中国化」。民进党最害怕的恰恰应当是我们最坚持的。报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反独促统，有着其他理性或利益机制无法取代的独特作用。对台诉诸中华文化立场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统战行为，而是执政党在新时代做出的一种整体化的文化政治决断，这一决断包含在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文化以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源的全新表述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历史综合性质的文化体系，包含着一种「通三统」12的历史合题取向及与传统文化和解和谐的政治理性意识。文化台独本身成为一种文化自残行为，引起岛内民意反弹和族群重新撕裂，是民进党的恶政。大陆坚定中华文化的大道立场，不仅续补执政合法性的必备资源，更是牢牢掌握两岸关系文化主导权的体现。大陆的中华文化转向及其大陆新儒家的自觉担当，与台湾之新儒家的相对边缘化，所造成的是台湾文化软实力的「赤字」，「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长期两岸分离状态正在经由大陆主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重新走向重合为一的状态。

第四，公民化管理措施的进步意义。从宪法及行政管理法角度，台湾居民是合格的中国公民，应当具有同大陆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和待遇。但是既往由于治权分割及大陆管理措施将「港澳台」做为境外处理的惯例，导致台湾居民在内地无法获取公民身分感和同等待遇。台湾居民在某些方面是「超公民待遇」，某些方面则是「弱公民待遇」，这种畸高畸低的安排严重损害了台湾居民的公民化身分体验与认同，而在大陆充分发展与新全球化条件下，更多地形成了对台湾居民的不利对待。报告提出逐步为台胞在大陆之生活提供同等待遇，是一种显著的政治进步。但犹显不足的是：其一，这种公民化管理措施基本限制于民事权利相关的私法领域，而未实质触及与公民国家认同更为关键的公法领域及政治参与权事项；其二，「同等待遇」在公民认同上仍有规范内涵的缺漏，应补充进「同等身分」之内涵，整合为「同等身分和待遇」，否则只是「待遇」同等，很可能与外国人享有的「国民待遇」及其宪制意义并无特别区分。此外，台湾已是充分现代化的社会，不宜以发展中的完全「经济理性」眼光看待台湾同胞，以为仅仅是利益输送和同等待遇就可以实现人心与民意之归附，而是要从意义政治及宪法爱国主义的角度实现制度与政策上对台胞的全体系开放，尤其包括公职服务体系的开放。这里会存在大陆各政策部门的推诿塞责以及实际管理上的诸多不便，但这些顾虑与两岸「心灵契合」的理想政治目标相比，不足以做为反对理由，而且可以逐步探索开放，循序渐进实现两岸人民真正的「公民平权」。

总之，十九大报告开启了和平统一的新征程，对台独及两岸关系僵局有充分估计，但并未直接诉诸激进的「武统」，而是以最大善意和最充分自信将两岸完全统一放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定位。民族复兴面临着历史上最为接近的战略时刻，因此一切其他问题或战略均需与之相协调。台湾问题需要通过长期的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加以结构化解决。十九大报告涉台论述有刚有柔，底线反独与多条线准备统一条件并驾齐驱。报告留有未来战略机动余地，信赖国家发展前途与台湾最终民意取向，对民进党的台独相关行为具备对等升级与反制的足够能力。

时间在大陆一边，这是十九大报告从容论述两岸关系及和平统一诸般事项的逻辑前提，不急躁，不冒进，有理有利有节地推进朝向完全统一的最终时刻。一国两制最终落实于台湾，是目标指向完全统一的宪制方略，不可能照搬港澳模式，却大有借鉴正反两方面港澳经验的历史机遇及可能性，我们对此诚有期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