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出生，17岁移居到香港，现在是第13届全国政协中一名来自香港的台籍委员。但有更多人叫我：「来自眷村的政协委员」，因为我父亲曾经担任国民党海军新高舰副舰长，我是一位国民党海军军人子弟。早年的台湾，随蒋介石先生迁徙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和家人都聚居在政府专门为他们建起来的军眷村落，简称「眷村」。所以在台湾一说来自眷村，就大致知道这个人的背景，这个人的父亲一定是大陆外省人，是不少作家笔下那经历1949年国共内战，从大江大海随民国政府去台湾的老兵。他们的子女也都多多少少随中国现代的命运起伏跌宕，揹负着中国现代历史的沧桑。

今年两会，我在人民大会堂做政协委员大会发言时，特别以中国现当代史为背景，谈海峡两岸的分裂分治以及对祖国早日统一的期望。因为我感到自己有一段特殊的经历。我在台湾成长，对台湾的政治有长期的研究；移居到香港后在香港完成高等教育，毕业于香港大学哲学系。其后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担任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主任多年，对香港回归后文化社会政治也有一定的了解。2003年开始我又在福建省担任政协委员，2013年起担任全国妇联执委，我感到以这样两岸三地的经历和学术背景，可以有一个更客观超然的角度来说这个话题。在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2日庆祝《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讲话提出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以后，我更感到站出来支持习主席的号召、说一点良心话，是责无旁贷的。九分钟的发言，意外的获得全体政协委员13次掌声，这让我深深感到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感情，那13次的掌声，实际上不是给我的，是14亿中国人对国家复兴、民族团结的热切期望。

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以后，很多人尤其是台湾、香港的人对我有一个疑问：我的父亲经历过1958年的金门炮战，可以说我父亲曾经与中国共产党是敌对的，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可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参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来当全国政协委员呢？我是不是背叛了父亲呢？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说我手持中华民国护照，却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正朔，是叛国行为。我真的叛国吗？请大家听我说下去。

许多人问，他们常听蔡英文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问问台湾那2,300万人，他们也说自己是「中华民国国民」，仿佛台湾和台湾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无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时候我总会认真严肃的回答：其实这正是台独的主因。台湾当局要真正改旗异帜、加入联合国、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用「中华民国」借壳上市，欺骗台湾人民、甚至用这个做挡箭牌，长期拒绝统一，绝对是可能的。这就要弄清楚「中华民国」究竟代表什么？

「中华民国」是政权称号，不是国家本身

我们首先要破的是「国」这个概念。「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看，它是两个政府的代称。就像唐、宋、元、明、清，都是朝廷的代称。朝廷换了，一个继承一个，却实际上仍然只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历朝历代都只是政府继承，不是一个国家取代另一个国家。清朝廷被推翻，民国政府取代了清政府；民国政府败走了，人民政府取代民国政府。他们之间是政府继承，不是更换国家。说到国家，仍然只是那一个「中国」。不能因为称号上有一个「国」字就产生误解。今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新中国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政府、新的政权的成立，而并不是一个什么另外的国家。所以，在人民大会堂我大声喊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不仅意味着在当今的世界没有两个中国，没有一中一台，而且从古到今也总只有一个「中国」。

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后，依然使用代表这一个政权的称号「中华民国」，然而蒋介石和蒋经国非常清楚，这个称号是代表一个政府，所以他们从来不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把它与国家或主权划上等号。他们只称台湾为「自由中国」，是相对于当时大陆的一个所谓的自由地区。1美国于1947年后多次要求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退守台湾，企图制造两个中国，蒋介石是非常警惕的。所以当1958年金门炮战发生后，蒋介石与毛主席秘密达成停战协议，日后维持一边「单打双不打」，另边「双打单不打」2，以这样形式上的打来打去互相喊话，保持两个政府长期处于交战状态，以表示大家只是在争夺中央政府之位。1979年，美国要与民国政府签订《美台关系法》，对于怎么样表述「台湾」，蒋经国也斟酌再三。当时代表台湾到美国参与谈判的冯寄台先生回忆，蒋经国指示，不用「台湾」这个具有政治实体意义的名词，而用「台湾人民」，避免造成一中一台。3到了今天，我对于蒋介石、蒋经国两位先生在维护一个中国，维护中国的统一不分裂这个问题上的努力和坚持仍然是非常敬佩的。毛主席也曾经说过蒋介石有「民族大义」。他们反「共」不反「国」，因此虽然小时候我受过大量的反共教育，可是当我看到中国共产党把国家建设得那么好，又看到两位蒋先生去世后台湾迅速本土化、台独化，我很快就能够把自己的思想转过来，放下「反共心」，直接担起「中国心」。

两岸本是争政权，不是争主权

我们再从国际之间来看。这种两个政府竞争中央政府之位的关系也很明显。在国际上看，就是谁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民国政府并未完全覆亡，国际上有些国家承认人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政府，而有的还承认民国政府。直到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以及1978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人民政府做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政府，地位才完全确定了。如今世界上只有17个小国还承认民国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政府。我们要特别留意世界各国与中国建交公报的表述。这些建交公报总是有这样的三段论：「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政府。」所以严格说这是政府建交而不是国家建交，是承认一个政府而放弃另外一个政府。所以无论从人民内部看又或是国际的承认政府的关系看，两岸之间从来都只是政府之争，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我还记得1971年民国政府驻联合国的代表周书楷从中国代表席上走下来的那个镜头，当时周书楷哭了，在台湾好多人哭了，我也哭了。那时候，我有一种单纯的对民国政府的效忠。

为什么其后这种效忠又改变了呢？我是为了名为了利，还是为了一种真正的对中华民族、对中国、对13亿同胞的忠诚呢？固然由于我1979年移居到香港，眼界开阔了，看到大陆的进步。固然我的硕士、博士学位读的是政治学、政治哲学，从政治理论的研究中我又了解到大陆政治体制的合理性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无私性。原来更重要的是，我目睹了李登辉、陈水扁进行法理台独和去中国化的整个过程，并且在90年代初期我还积极参与过对李登辉的斗争。在这一段时期，我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

田氏篡齐，台独窃国

台湾在李登辉当政后经历一个非常诡谲的变化，就是偷偷把民国政府的性质改变了，然后又偷偷地拿「中华民国」来借壳上市，把它从「政府」上升到一个「国家」的地位，然后喊出「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先告诉大家李登辉怎么样改变民国政府的性质的。他从政府的组成下手。蒋介石虽然败退到台湾去了，但是他所领导的民国政府还保留着中央政府的规模，其中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这三个象征中央政府的机关，都是当年在大陆选举产生的，因此败退到台湾的民国政府还具有着「中国中央政府」的特质。蒋介石就靠着这一点点的象征意义，虽然失去了大陆的领土管辖权，他还可以说自己的政府是中国政府。可是到了蒋经国后期，这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包括蒋经国自己都垂垂老矣。李登辉看准了这点，在蒋经国死后，马上纵容学生搞「野百合」运动，大声喊出「打倒老贼」、「全面改选国会」。进而李登辉以顺应民意为理由在1991年修改《中华民国宪法》，使国民大会和立法院全面改由台澎金马居民选出，1996年又以推动民主为理由，使得总统由台澎金马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样，民国政府的性质就完全变了，它就再没有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而只能称为「台澎金马政府」了。所以我们现在说那是台湾当局，这个说法是对的。我1999年在香港写政论的时候就提出了「法理台独」的概念。也就是说，李登辉要搞台独，不需要改旗易帜，他只要改变民国政府的性质，使他丧失做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产生了一种法理意义，台独就完成了。这时候的「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实已名存实亡。

不过这个摇摇欲坠的「中华民国」，对于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等台独分子来说，还有剩余价值。这些人把它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具有主权意义的怪胎，利用「中华民国」有一个「国」字，于是很容易就把政府的概念偷换成国家的概念，仿佛变成了另一个国家，并且不断向台湾2,300万人灌输「中华民国」做为一个（中国之外的）国家的观念。现在甚至还有很多蓝营的学者政客都搞不清楚。你如果跟他说，中华民国不是一个（中国之外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他会非常生气，跟你辩论。这也难怪，民国政府到了台湾以后，因为在人民政府的管辖之外，它有独立的发钞权、关税权、对外交往权、颁发护照权，这些行为都具有主权性质。李登辉这些台独分子实在太聪明了，他们亡了民国政府，然后借壳上市了。背后支持他们的，当然还有日本右翼和美国。我举一个古代的例子。在周代，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可是到了战国时期，卿大夫田氏篡夺了姜氏的王位，田氏篡位后并没有改齐国的国号，可是这时齐国已经不是当年的姜齐了，所以史家改成田齐，以表示此齐非彼齐也。

李登辉以后的「中华民国」，就像这个田齐。这时候如果我还支持台湾当局，纵容它拿着「中华民国」的幌子来继续搞台独和抵制祖国统一，那么我就是真对不起中华民族，对不起中国人了！我的责任是要大声指出李登辉和民进党的篡位窃国。台湾当局认为我叛国，我没有背叛中国，顶多背叛的是他那个「田齐」。他那个「田齐」本身就背叛了中国，我怎么可能对他效忠呢？

福国利民才是正统

还有一些人不明白为什么我在人民大会堂大声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政府」？以为我一腔爱国热情在喊口号，或是吹捧拉擡向台湾做统战工作。其实以我一个政治学者来说，这句话是具有很深刻的意义的。一方面是，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政府；二方面是民国政府早已经不争了，他自动退去，变成只具台澎金马代表性的政府。两个政府争中国政府合法代表性的时代正式过去，中国现在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更重要的是，人民政府在过去70年真真正正的在建设中国，在为人民服务，完成民族救亡，完成国家现代化，使得国家从满目疮痍中，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样的实实在在扛起民族的大任，进行有效的治理，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在西方政治学叫做具有「实质合法性」，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这叫「顺天应人」。中国传统的历史褒贬，政权管治合法性的标准就是顺天应人，就是为民谋福。能做到这样的政权，才能称为正统，而不只是现实上得到权位而已。

所以在这里，首先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说，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支持中国这个唯一的合法代表政府，这个唯一的正统政权。没有它的有效管理，我们的国家不会有太平，我们的生活不会有幸福。没有它建立强大的三军，进行有理有节的外交，我们的国家无法立于列强环伺之林，国土不可能完整统一，文化不会得以保存。所以无论个别官员有什么问题或是政府个别政策有什么瑕疵，我们都不能因此而伤害大局，不能因此而把国家和中央置于危险的境地。

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说，也是要跟处理对台事务的官员说的，就是不要忘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做为全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政府的这个身分，也就是唯一中央政府的身分。现在，两岸竞争的格局已经过去，大陆与台湾不再是两岸，也不是两区，而是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方政府；一个正统政权，一个割据政权。对于台湾问题，中央政府必须摆出一个中央政府的态度。不但对台湾做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点要确认；对于台湾那2,300万人民做为中国人的法律身分，也要明白确定。我所说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只由我自己心理上来确定的，是必须中央政府给我一个明确的中国人的法律身分。在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解释内容包括：香港永久居民具有中国血统、在中国领土出生或出生时父或母为中国公民者，即为中国公民。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并不是心理或感情作用，是当我移居香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后，经过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而确认的。对于台湾那些还紧抱着中华民国不放，或是把中国当成另一个国家，而只认自己是台湾人的那些人，也唯有靠中央政府以法律的强制性明确其中国人的身分、责任和义务，才能够摧破种种迷思。

此外，做为中央政府，在两岸和平统一过程中，要照顾的不仅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感受，也要照顾全体中国人民的感受和整个大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为了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行稳致远，「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个中央，一支军队」是中央政府无论在任何时刻都必须维持住的大原则。一旦台独发生，中央政府也有不可推诿的号召全中国人民吊民伐罪的责任，要讨伐台独分子，解救在台湾陷于政治乱象中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人民大会堂做政协委员发言时，那么坚定的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为内里深藏着对中央政府的一个期望。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中国法统的合法性，他还要实践法统、维护法统，担当中央政府的责任，并维护国家的统一。

认同中国就应追求统一

对于大陆的年轻人来说，祖国的统一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可是台湾香港有很多年轻人却不这么看。他们受了西方的影响，认为现在已经是「地球村」的时代了，「国家」、「民族」这种概念过时了。近30年美国还有一派思想，叫做「想像共同体」，认为只要一群人有共同语音、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人，就可以把自己想像为一个共同体，甚至独立为国家，这个理论是很多搞台独、港独、疆独、藏独的人的理论基础。他们会问，台湾和香港都是和大陆生活很不同的地方，大陆为什么要统一台湾呢？为什么不能独立呢？

当代学术界有各种无奇不有的理论，然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文化精神是追求大一统。因为根据中国人数千年的经验，大凡天下四分五裂，必然是战争频仍，生灵涂炭。这样的环境，人民无法安定生活，社会无法从事生产，最为痛苦就是平民百姓。因此我们中国人很有智慧，追求大一统。3000年前的《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春秋．公羊传》体会孔子的尊王思想，也指出任何一个正统王朝，都应该担起「张大一统」、「拨乱反正」的责任。这种大一统思想并不是西方的开疆辟土，彰显英雄主义，而是维护天下的稳固太平，然后推行礼乐教化。其后历代哪一个政府可称为正统，要看它有没有统一中国、安定天下之心。在所有分乱的时代，总有一个有担当的君主出来一统天下：汉高祖、晋曹丕、隋文帝、唐李世民、宋太祖、明朱元璋、清康熙。大一统是中华文化心理中最高的政治原则，任何自称正统的政权都不可违背。所谓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中「合久必分」不是常态，是在中央朝廷走向衰亡、无力维持国家一统才发生的现象；「分久必合」才是常态，才是每一个中国人和所有能代表中华民族与文化的政权追求的正常状态。

当年蒋介石积极部署反攻大陆，仍可称为争正统，不论其强弱或有没有联合国与国际承认。李登辉开始已经没有大一统的意志，当然也没有对等谈判的资格。如果台湾蓝营学者、政治人物还记得蒋介石和蒋经国，还认为《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大一统的宪法，那么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坐下来与中央政府协商统一，不要拿名存实亡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来当拒统挡箭牌，并且不要提出任何破坏大一统的「条件」，如邦联、「一中三宪」、联邦政府和保留军队，以免造成分裂主权的状态，使得台海永远得不到和平，或是给中华民族造成长期的后患。

先国家，后私怨

也有人曾经问过我，现在生活在台湾的人，不是曾经历过国共内战，漂洋过海、妻离子散的人，就是受到长期的仇共教育或台独教育的人，历史的伤痕太深了，怎么弥合呢？其实问这问题的人，提出的一个更深的问题。中国近现代的沧桑哪里只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呢？

一湾浅浅的海峡两边，长期存在着两个政权、一家人的悲欢离合、意识形态的对立。然而在近现代的中国，哪一个人、哪一个家庭不是曾经经历苦难呢？近100多年来我们有太多的是非恩怨。就其大者，包括有政治上的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之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毛主席路线与改革开放路线之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争；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有中学与西学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和组织上，绝不相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短短的100多年期间，经历那么复杂多重的撕裂与割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到今天还面临着国土分裂、意识形态分歧、道路摸索不定的原因。

到了今天两岸需要统一，祖国需要大团结的时候，实在非常需要抓住一个历史的主轴，去找到一条历史的主线，让我们来理解我们所遭遇的乱离、革命、痛苦、动荡与分歧。弄清楚究竟为什么我们会经历如此多的起伏迭荡？然后用一种理性的悲悯态度团结起来。否则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无法团结，永远处在分歧对立之中，永远是一派打倒一派，打倒一个平反一个。

在我看来，中国近现代的战乱、革命、分裂、分歧，实则都离不开1840。那年，列强的铁蹄踏破宁静的中国。它的最为深远的影响，是打破我们几千年来民族内在的秩序与和谐。从此中国人走上一条艰难摸索的漫长道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每一位都在努力的回应着1840。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都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有时候我们甚至还要用折磨自己、鞭笞自己的方式，勒紧肚皮，胼手胝足，一代人吃两代人的苦，来寻求民族的浴火重生。在这期间自然发生了许许多多不如人意的事。

我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起伏跌宕存着无限的悲悯与理解，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国家的生存和自主。无论个人有什么见解与得失，没有比国家的生存自主和团结统一再重要的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