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绵绵万古传

最后我想谈一谈，当中华民族完成救亡图存，完成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以后，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以往每一个读书人都深知中华文明的光辉所在，所以称此文化传统为「道统」，也就是一条源远流长，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绵延下来，天地人合一、教人立身行道的统绪。一个政权能不能受人民和士大夫所拥戴，能不能被史家评为一个合法的政权，还要看这个政权是不是维护中华道统。

孔子是奠定中国历史褒贬标准第一人。在孔子眼中一个政治家是否值得嘉许，或是一个政权是否值得拥护，最高的标准在于他能不能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存续；在遭到外敌威胁时，他能不能保护本民族与本民族的文化。所以虽然管仲做为卿大夫有很多僭越的行为，孔子曾批评他无礼，可是在能不能配得上「仁」的美誉的大问题上，孔子却认为管仲称得上「仁」。为什么呢？因为管仲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维护了周朝天下的伦理秩序；抵御夷狄，保护华夏文化免受践踏。孔子感叹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就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现在的衣着装扮就得像夷狄一样披发左衽了。因此即便管仲很傲慢无礼，孔子还是说：「如其仁，如其仁。」

当元军入侵，南宋即将覆亡时，礼部侍郎陆秀夫带着宋帝昺一路南逃，最后逃无可逃，而在香港附近的海域，负宋帝昺蹈入海中。我去过广东汕头陆秀夫带着张太后和宋帝昺南逃时客居一个多月的南澳岛。很多人在这里所看到的是陆秀夫忠于宋室，维护代表着宋朝法统的小皇帝风餐露宿、颠沛流离。我所留意到的却是陆秀夫礼部侍郎的身分。礼部在中国朝廷官制之中，是掌管祭祀、礼仪、科举、史书、文献典籍的部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负责意识形态、教育用人、文化承传的部门。元人是外族，茹毛饮血；宋室则代表中华文化，且宋代还可说是儒家发展最为辉煌的时代。宋明理学的大师二程、张载、朱熹、陆象山，把儒家精神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儒家经典做了精湛的诠释和整理。我们今天读的《四书》是由朱熹编选汇整的。今天仍被读书人做为座右铭的四句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宋儒张载的名句。做为礼部侍郎的陆秀夫，他身上所揹负的不仅是宋代朝廷的绝续存亡，实则是相对于元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绝续存亡。

中华传统文化到了现代，经历了一段非常曲折的历程。当外患袭来，救亡图存和现代化建设成为最迫切的任务。当时的中华传统文化被认为是无用之物甚至是阻碍救亡图存和阻碍现代化的东西，迅速被打倒、否定。这个最重要的拐点，一是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教育体系从制度到课程的全盘西化，一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今天看来，自然是矫枉过正，产生很多后遗症。可是当年在亡国灭种的边缘，我们也很难责怪这一批民国初年的爱国青年，当然更无法追究当年的北洋政府。当时实际上处于半无政府、半殖民地的无序状态，只能任五千年文化传统随风飘摇、花果飘零，而先进行救亡图存。

蒋介石刚到台湾的时候看到这一点，立即成立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1，规定由教育部亲自编纂中小学的国文，历史，地理教科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其后蒋介石在台湾孔庙恢复中国式祭孔大典2，每年遥祭轩辕，并把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从香港迎回台湾，在台北外双溪山脚下盖了一栋朴素的素书楼，让钱先生安心讲学，著书立说，延续儒家的慧命3。到今天我们要真正了解儒家精神，都绕不过钱穆先生的著述。这固然由于蒋介石本身是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熟读王阳明心学，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知道当他失去了大陆的管治权，在台湾岛上惨澹地维持着民国政府，决不能再放弃对道统的担持。这样，他才能以一个小而弱的政权，依然占领着历代史家笔下正统政权「存圣人，辨华夷」的文化道德高地。那时候不少海外华侨华人是奉民国政府为正朔的，台湾人民也很自豪。

台独以夷变夏，大陆继承道统

可惜的是，台湾从李登辉开始，就进行教育「去中国化」，台湾本土史被刻意与大陆割裂，放到历史课的核心，中国史反而推到第二层。当前，中国史又被并入东亚史。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东亚史，它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学术界十分流行的史观，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史观。这种史观认为：中国的领土实际上只及于宋代汉人聚居的疆域，其余如现在的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西南和台湾都不属于中国，而属于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此外，国文课本的文言文逐步减少，大学考试不再考四书。如今在台湾的官方文宣中，中华传统文化远不及日本文化和欧美文化。蔡英文动辄称颂自由民主人权；民进党的立委要求修改民法，废除传统婚姻男女结合的描述，改称双方，废除传统家庭父亲母亲的称谓，改称双亲等等，这些都是灭绝中华文化，而极度西化的表征。如果你们现在到台湾还可以看到满街的日式餐厅，到某些旅游点可以看到日本太阳旗飘扬，听到日本军歌；台湾当局以政府的资源宣传台湾岛上各式的樱花祭、温泉祭；有些学校的女大学生毕业时成群结队穿上和服，以和服为民族服装。中华传统文化，只留在断简残编和破碎记忆当中。现在在台湾的这个政府，不仅盗用了「中华民国」国号，而且其主流意识形态是美国的、日本的，再也不可能担起中华传统文化的道统。

然而，中华传统文化的道统却被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担起来了。2017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及国务院办公室联合颁发了一份重要的文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事实上，从中共十五大开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白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所以我在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委员发言时说：「两个政府从法统之争到道统之争，如今道统之争也已经结束。中国共产党，法统与道统皆在一身。」

以文化自信更新道统

然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国初年传进中国，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到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源，这期间也经历许多曲折，象征了整个现代中国国族建构的曲折。

民国初年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来，很快的受到部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关注，立即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儒家伦理的社会，与马列主义的宇宙论和历史演化论的形而上学假设有很大的不同。但事实上马列主义在这个层面对中国没有太大的影响。经过毛泽东有所侧重的改造以后，他着重马列主义讲均平、重义务的一面，把它做为唤起平民百姓合力抵御外侮、建设国家的力量，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此种马列主义中国化，与古代最大一支外来文化──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将其「空、无」的形上假设与「慈悲度人」的世俗教化分开，前者淡化而后者发扬光大，使其逐步向中国文化趋同的路径极其相似。可是佛教的中国化用了几百年，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只用了十几年，我们不能不敬佩毛泽东先生的睿智和伟大。

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伦理结构上有三个非常接近的地方。第一，传统文化是人伦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集体主义，这都是一种轻个人而重群体的伦理结构，和西方自由主义以个人为中心，追求个人价值和自我实现的伦理结构很不一样。第二，传统文化讲道德、讲利他，毛泽东思想讲无私无我，讲为人民服务。这都是一种自我提升、修为品格、发挥人性光辉的伦理结构，和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讲保障个人权利的伦理结构很不一样。第三，传统文化讲均平、讲共享，毛泽东思想反对剥削、强调公有，两者对物质分配的概念很相似，和西方资本主义重视保护私有、积累个人财富的观念相距很远。

所以，当马列主义传进中国又经过毛泽东先生融入他的思想以后，很快得到中国劳苦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响应。当我读《易经》读到「井」卦时，就体会到为什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后的毛泽东思想会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选择。井卦的《象辞》说「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意思是木桶拉上来，木桶中有水，政治家激励人民勤劳筑井，并且劝他们要互相帮助。毛泽东思想与这多像啊。井卦不但描述村民勤恳修井，还说了中国人对利益分配的看法。井卦上六爻辞云：「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井收勿幕」的意思是，一口井建成了，不要有任何一个人掩盖井口擅其专利，要真诚相待，广施济渡，让大家都能来这口井打水喝。「有孚元吉」的意思是，如果能开诚布公，大家就能共享幸福，这就是最吉利的事了。您看，这不是很像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吗？

西方人很早开始，无论是希腊文化或希伯来文化，无论是启蒙运动时的现代思想或是当代自由主义，注重的都是个人权利，尤其是私有产权。他们认为把一样东西分清是你的还是我的是一件好事，可是中国先民却认为这是大凶之事，因为如此必起纷争，难有和谐。

马列主义经过毛泽东和中共历代领导人的吸收以后，形成中华民族一个新的道统，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新的道统，完成了中国救亡图存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使命，究其根本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人误以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是外来的，甚至是破坏中华文化的。其实相比于西方以个人的权利、自由、利益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重视集体权利，重视均平，更要求一种真心实意不讲求利害的道德情操，它与中华文化体系有更多内在相似相连的地方。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新道统与传统文化是非常容易打通的。而今天也绝对需要打通这两个道统，要使它们相辅相成，不要使它们互相对立起来。由于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质性，弘扬传统文化是不会亡共产党的。正如弘扬儒家，不会亡佛教。相反的儒与佛相辅相成，学佛者要孝亲尊君才能自度度人；而近几年儒家的复兴，竟然要靠先复兴起来的佛教来接引。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一样：诚敬修身做得越好，敬业、诚信、自由、平等越有基础；孝悌礼让越是笃行，友善、爱国、文明、和谐越有可能；仁义礼智越是深入人心，公正、法治、民主、富强越不能动摇。

传统文化在今天必然不是亡共产党的兵刃，而是兴共产党的利器。相反的，西方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由于本质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背反，我们总觉得越是向着这里走越没有了社会主义，我们的人心和社会与西方越来越趋同，共产党的领导越来越受到挑战，权力的稳固越来越需要强力维持。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对西方道路适可而止，并且拿传统文化来补偏救弊，在理论上打通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习近平主席应该是深刻了解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外，再提出文化自信，绝不走西方的邪路。

任重道远，鞠躬尽瘁

有人说看看一个人最敬佩什么历史人物，看看他的座右铭，大致就可以知道他的志向。在此，我也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座右铭、我最敬佩的历史人物。

我最敬佩的三个人分别是周公、孔子与钱穆先生。在滔滔五千年的华夏历史中，多少英雄豪杰！我敬佩的人，除了本身有德外，还要能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绝续存亡，以及中华文明的建立与承传有重大贡献。历史上，周公制礼作乐，三代文明在他辅政时期都有了制度化的发展，使整个中华文化、人文精神都得到更好的保存与提升。我敬爱周公，乃因周公不仅有功于中华文化的传承，还兼修了「内圣外王」之道，躬忠体国，是儒家理想的完满实现，堪为每位儒者心中的典范人物。周公之后的孔子，开创儒家。孔子虽有德无位，但他通过立德、立言，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实践自己的文化使命，影响后世千秋百代，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素养与学术慧命。对中华民族来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现代以来，我最钦佩钱穆先生。在近现代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遭受西方严重冲击后，多数青年学子对本国的历史、传统典籍都缺乏温情和敬意。钱穆潜心梳理中国的历史、阐发老祖宗的智慧，一生为中国文化招魂，对中国文化充满信心。在近年我才读到钱先生晚年授课时的一句话。据说钱先生有一天讲完课，脱口说道：「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是一个学业、事业皆有所成的中年人了，然而我仍不禁放声大哭，对着这段话里的钱穆先生说：「凌友诗，到！」钱穆这句话，深深震撼我的灵魂，关照我的整个人格、我的学问与人生理想。

还有一位当代人物，也曾经让我震撼不已，就是当年我们东北抗联的总司令杨靖宇。小时候在台湾由于政治的禁忌，我从来不知道中国共产党阵营的伟人。所以在台湾的时期，我没有读过杨靖宇的事迹。其后我才知道杨靖宇司令在白山黑水之间率领着抗联部队与日军周旋。当我读到杨将军殉国时，日本人剖开他的肚子，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三头六臂，是什么神人能够与他们精锐的部队周旋那么久，却发现杨靖宇的肚子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杂草和棉絮。我读到这里放声痛哭，深深感到中华民族实在太坚韧了，中华文化实在太伟大了。

至于我的座右铭，一是《孝经》里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我感谢父母，感谢在我成长中提拔我的老师，和好几位公忠体国大胆任用我的官员。我愿立身端正，移孝作忠，以报答他们。

此外我还有一个座右铭，就是范仲淹《岳阳楼记》最后那几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常怀忧患，惕励黾勉，鞠躬尽瘁，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