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登辉当政时期，「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逐渐随着所谓「第三波民主化」议题而成为流行语。与这些词语同时输入的，还有某些其他民主化国家推行的「转型正义」。后者从去（2015）年被蔡英文纳入竞选政见后，随着民进党的选举大胜而红极一时。蔡英文尚未就职，民进党立委已经在「转型正义」名义下提议废国父遗像、追国民党党产，大有彻底清算国民党的意味。但有媒体质疑：绿营的「正义」矛头所向，避开其高层在浩鼎及台苯两家企业中的暧昧关系。此外，绿营着力检讨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特务统治，却大力美化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这些现象，都使人感觉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并不正义。
若要看懂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必须先了解他们要的「转型」是什么。
「转型正义」旨在「去中国化」
在李登辉与民进党的内心，他们追求的「民主转型」不是针对政体，也不是针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或阶层分布），而是针对国家认同本身。在他们主导下，台湾「民主化」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回归宪法、巩固宪政，而是整个政权正当性的「本土化／台湾化」。这样的「民主化」，不是要改变「政府」（执政党），甚至也不是改变宪政「体制」（以上二者都只是手段），其目的根本是要改变「国家」──把「中华民国」也「去中国化」。如若不能把「中华民国」砍掉重炼，就要借壳上市，淘空其「中国」内涵，将「中华民国在台湾」转型为「中华民国是台湾」。至于结果是否符合宪法、利于宪政，则非所问。
于是，李登辉与民进党合作，不断妖魔化「中华民国」（中国）。台独一方面在全岛推行「去中国化」和台独教改，另一方面联手打击国民党内残存的中国认同，将这个党改造为彻底的独台政党，降低其对「台独」的抵抗力。最后，他们成功地使台湾多数民众不假思索地认为：台湾所有的重大问题皆可归咎于「中国」。
这么一来，「中国国民党」仅仅因其党名上的「中国」二字，就必然是外来的、不爱台湾的、不适格的；马英九、朱立伦这些外省官二代不论如何反共拒统、拿香跟拜，充其量也只是「二等（新）台湾人」。此所以虽然按照提出「第三波民主化」的美国学者杭廷顿的理论，国民党在2008年重新执政时台湾就已满足「两次政党轮替完成民主巩固」的标准，但是在民进党眼中，第二次轮替却是「民主」的失败与倒退。于是民进党败而不服，继续在国会外借由各种「公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冲击马政府，其高潮就是2014年的「太阳花学乱」──甚至占领了国会。
马、朱等国民党主流派是在李登辉「培养」下畸形成长，内心充满原罪感，面对绿营自惭形秽。他们缺乏道德自信，对台独推动的「去中国化」无力抵抗，甚至主动应和、讨好，结果使「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宪法」的正当性不断流失，最后所有重大政策逐一失守。但马英九始终不知他输在国家和宪法的正当性上，还总以为只是沟通不足、宣传不力。他搬弄冷冰冰的统计数字不断沟通，一脸严肃地不断道歉，却只是一再自取其辱，越输越惨。最后，当年信奉「肚皮扁扁，也要选阿扁」的绿营选民，今年在「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口号声中，把蔡英文高票选上台。
因为民进党要的「民主转型」是「中华民国去中国化」，因此他们「民主巩固」的方法从来不是「（多次）政党轮替」，而是深度「妖魔化」中华民国（中国）。为了巩固这样的「民主转型」，民进党就提出了相应的台独版「转型正义」，要将台湾史按照台独的政治需要彻底重写。其切入点，就是二二八事件。
台独不让你知道的二二八真相
多年来，「二二八事件」早已成为台独的政治提款机。台独惯于利用此一事件把国民党（及中国）描绘成暴虐无道、残杀成性，以换取政治利益及选票。早在2012年大选前，「二二八」暨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即成立蔡英文后援会，为蔡助选。去年2月，蔡英文出席独派团体「追思国殇二二八、展望台湾新国家」活动时保证：若民进党有机会执政，将认真推动转型正义。12月间，独派团体又成立「全国二二八暨白色恐怖受难团体蔡英文陈建仁后援总会」，为蔡助选。今年蔡英文当选后，在台北市府主办的「二二八事件纪念会」中表示：「推动转型正义是我们未来重要的任务」，并承诺召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落实、修改和制定相关的法律，致力于整理、研究并公开威权时期的档案。
但是，台独要的「真相」是以他们的政治需求认定的。他们认定的「二二八」真相如下：「二二八」完全是官逼民反，反政府行动与认同（族群）冲突无关；但「二二八」（以及后来的白色恐怖）使台湾人（本省人）认识到「落后野蛮的中国以殖民者心态统治台湾」，因此台湾人应该选择脱离中国而独立。根据这样的「真相」，在「二二八事件」里，反政府的台湾人完全无辜，民变的责任全在国民党政府，凡是在事件中被捕杀的本省人，全部都是精英也都是被迫害者；国民党在事件发生后借机镇压屠杀，造成蔡英文所称的「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伤痕」，台湾人因此事件而支持台独也完全合理正当。
然而，最近一位买卖旧文献资料的胡姓商人披露：他在2008年卖给中研院台研所一批「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机密档案，附带条件是要在该年总统大选前公开「二二八」史料，以打击马英九的选情。他说当时台研所所长许雪姬答应了，于是成交。但到了总统选举前夕，许雪姬向他表示：「如果公布这批『二二八』史料文献内容可能会为国民党脱罪，因内容有涉及当时很多本省人加害本省人、公报私仇的事情，所以最好不要公布，怕对谢长廷参选总统的选情有负面影响。」后来许雪姬指责他「胡说」（可能是指史料整理费时，不可能如此迅速公布）。但胡所言，却很符合台独「研究『二二八』真相」的态度：忽略或淡化事件初期本省人打杀外省人的事例（或许这就是许雪姬会以此说服胡姓商人谅解的原因）。迄今很少人对事件中外省人的死伤进行研究，于是也很少人讨论到为何会出现「本省人打杀（无私人恩怨的）外省人」的现象。但若不探讨此种现象的起因，如何能理解在光复后一年多就会因一件警民冲突而惹出全岛范围的民变？可是，如果注意及此，则参与事件的本省人就并非全属无辜，而国民政府派兵平乱也就不是全无理由，这却是台独所不能接受的「真相」。
其次，对于事件中受害的台湾人人数，台独研究者的倾向也是「越多越好」，以便坐实「中国」的残暴。根据一位亲身参与「二二八事件」的台籍日本兵陈正雄自述，他曾于1993年接受台大历史研究所某林姓学生的访谈。陈说全台被捕被杀者合计约2000至2200人，但林姓学生坚信应如史明所言死者有「十万名」，于是以「检察官开庭问犯人似的口气、态度」「访问」了约两小时，令陈极不愉快，遂下逐客令。这位林姓学生的心态也很常见，因此「二二八」死亡人数多半被高估，从数千到十余万都有。但「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审查成立的案件中，死亡加失踪者不足千人，可见陈正雄的估算可能都已过高。但这也是台独不愿接受的真相。
再者，事件当时美国驻台北副领事葛超智（George Kerr）涉入极深。曾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卜睿哲（Richard Bush）便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葛超智是个参与者而非观察者。但由于他支持台独，他在事件中的角色和责任遂被淡化，以免暴露「二二八事件」的国际背景。于是美国外交官（和滞台日人）在事件中的作用，也成为台独不愿深究的真相。
如果论及「二二八」的背景，则台独倾向于强调国民党的失政，而忽略战争的影响以及日本在战败前后蓄意制造烂摊子给中国政府收拾的真相（如大量发行台湾银行券）。陈仪作为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他对台湾人的任何善意（包括他在事件前同意蒋介石把大部分驻台军队调回大陆）基本上都被台独视而不见。加上他后来因为同情、支持中共而被国民党枪毙，且台共也因参与「二二八」而对他毫无好评，于是陈仪变成众矢之的，几乎无人为其辩解。
以上这些例子并未穷尽所有史实，但都是台独不愿面对、或不愿为人探究之真相。于是，台独就能基于裁减过的「真相」，编织其「中国万恶论」和「台独正当论」。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确实能力不足，但从未将台湾人视为异族而以殖民者自居；陈仪虽然政策有误，但他本人清廉自持，并无贪腐；军队平乱时确有扩大化、殃及无辜者，但并非所有被捕被杀者皆属冤枉；国民党倚重特务确实可恨，但这是蒋介石长期的、普遍的恶政，并非仅针对台湾；台共确实积极参与「二二八」，但他们既非「二二八事件」的策动者，也无能力领导整个事件的走向。总之，国民党政府的施政确有问题，事件后期的镇压扩大化及挟怨报复更属不该，但我们必须正视以下的真相：「二二八事件」不是简单的官逼民反，更不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环（除非仅就台共参与的部分而言）；日据半世纪所造成的两岸人民认同差异才是「二二八事件」背后的火药库，同时也是战后台独运动的心理基础。
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混为一谈
台独为了强调「二二八事件」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不公不义，还倾向于将1947年的「二二八」等同于1949年以后的白色恐怖，但二者在性质上实有不同。「二二八」起源于两岸因日本殖民与侵华所造成的认同矛盾，白色恐怖则是国民党为了反共内战而在岛内清除中共分子。前者在镇压扩大化的部分自属不当，但派兵平乱本身实属无奈；后者的内战责任主要在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而且冤案极多，因此几乎毫无正当性。但正因为白色恐怖纯属恐怖统治，而平定「二二八」并非毫无理由，因此台独才意图使二者连结起来，借以否定国民党政府派军平定「二二八」之乱的正当性。
白色恐怖也许可以证明国民党政府的违宪违法，但恐怕也很难合理化「台独正当论」。因为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尤其是五〇、六〇年代时）外省人偏多，而且连其中的本省人也大多是因「匪谍罪」、「知匪不报」、「为匪宣传」而定罪，远多于因台独而被判刑者。这些事实，也是台独不愿面对的真相。
更重要的是：这些搞恐怖统治的特务里也有本省人，而且越晚近比例越高；但即使不论特务的省籍比例，由白色恐怖受难者里外省人偏多看来，运用特务的国民党高层显然不是代表外省人（或中国）而针对台湾本省人进行殖民统治。
总之，如果「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真相完全揭露，「中国万恶论」和「台独正当论」恐怕都站不住脚。正因如此，民进党立委才有人试图在立院提案，要将与台独版本不同的「二二八」叙事入罪，以便将「台独版二二八」定于一尊。
马英九拱手让出话语权
基于上述，可见马英九在2006年以国民党党主席身分定调「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并不恰当。因为虽然当时多数参与者的表面心态多少有「官逼民反」的成分，但如此简单定性却回避了使事件骤然爆发并恶化至难以收拾的深层原因──认同层面的冲突。马英九向来以顺为正，以为他对此事件定性的退让和无限道歉就可以止住争论，却不知台独派反而因此掌握了话语权，扩大利用「二二八」来攻击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使得马英九从此只能不断道歉，直到「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正当性全部流失。
台独派固然乐见马英九为「官逼」认错，但是他们实际上只想强调「官逼」，而淡化「民反」（以便将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官」），并且还要强调此「官」是「外来政权」（以便合理化其反中立场）。于是，陈水扁在2007年宣称「二二八事件」是「一个外来的独裁政权对自由民主全面的否定，以及一个党国威权体制对基本人权彻底的戕害」（所以错全在国民党政府）。并且，将「二二八」背后的认同冲突淡化以后，就更容易将此事件与白色恐怖混为一谈。陈水扁就说：如果「二二八」只是「官逼民反」、「警民冲突」，那么之后就不会有长达38年的军事戒严与独裁统治。陈水扁（以及台独）的逻辑就是：「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都是「中国政权（外来的「官」）压迫台湾人」所致，因此台湾人反抗国民党政权（反抗「官逼」）、寻求独立（反抗「外来政权」），都是「错在中国」。于是，「台独」就有了无限的正当性。
所以，马英九的和稀泥并未解决问题，只是把「二二八」（甚至「白色恐怖」）的话语权拱手让给台独，使台独观点成为这个岛上唯一的「政治正确」。但历史真相（和责任）则再难厘清。
现在蔡英文高倡的「转型正义」，就是以其台独「转型」，决定去中国化的「正义」。甚至为了去中国化，还以再皇民化来「充实」台独意识。由于他们对自己执掌「转型正义」的话语权极有自信，因此其「去中国化」可以非常粗暴，「再皇民化」则极其露骨。这种「转型正义」代表作分别如下：
一、去中国化：2007年3月，陈菊的高雄市府动用优势警力以突击方式在夜间强拆中正文化中心蒋介石铜像，把铜像破坏拆解成200块，送到桃园大溪镇。如今在慈湖的铜像公园将此铜像的残余部分组装起来展出，令人怵目惊心。
陈菊高雄市府强拆的蒋介石铜像残余部分在慈湖铜像公园重组展出。（拍摄于2009年5月）
二、再皇民化：日据时期，殖民政府在各地广建神社，对台湾人进行思想统治。因此神社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精神象征。桃园市郊的「桃园神社」原来是因当作「桃园忠烈祠」使用而保存至今，其中供奉的主要是台籍抗日先烈。在李登辉主政时代，再皇民化兴起，这座「忠烈祠」已被桃园市政府宣传为「日本境外保存最完整的神社」，对先烈英魂极其不敬。在九合一选后，新当选的民进党市府立即在2015年初将桃园神社主体建筑围起来「整修」，据说还从日本请来专门营造神社的工匠。估计在完工之后，极可能完全恢复神社的原有相貌，原有的忠烈祠牌位则不知何去何从。
号称日本境外保存最完整的桃园神社（桃园忠烈祠）的「本殿」（拍摄于2014年11月九合一选举前）
在这样的氛围下，蔡英文就任总统后推行的「转型正义」势必继续深化「去中国化」和「再皇民化」，只会选择性地公布历史「真相」，以打造符合他们政治利益的「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这种「转型决定正义」实际上是虚伪的正义、斗争的手法，人心不会因此平复，社会更不会因此而和解。正确的作法，应该是「正义决定转型」，以正义为目标，决定转型的方向。
转型正义有赖洪秀柱
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光复时未积极推行「去殖民化」的转型正义，以致大批皇民余孽活跃至今，甚至成为主流，混淆是非、败坏风气。我们现在必须补课，先把「正义」还给从日本占领台湾以后的历史，将日据迄今的所有政治案件（当然包括「二二八」与白色恐怖）一一清理，判明无辜受害者与具体的加害人，该赔的赔，该平反的平反，该指责的指责。如此，不但可以揭露台独推动「再皇民化」的不道德，更可以破解他们的「中国万恶论」和「台独正当论」之违反事实。
新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洪秀柱出身于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庭，没有受过国民党「党国」的栽培，也不需承担二蒋威权体制的包袱。她既无原罪感，也没有媚日情结，又深知受政治迫害的痛苦，是最有资格领导推动「正义决定转型」的领袖人物。如果洪秀柱能在「转型正义」议题上转守为攻，不仅国民党可以振衰起敝，台湾社会甚至两岸之间也才能真正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