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刘建修以「邮电案」入狱。左图为邮电局国语补习班同学会的几个干部，其中后排右一为刘建修。右图为同学会运动刊物《野草》创刊第一期。

突然消失的白恐「政治犯」

1976年，8岁，某一天半夜，我睡在家中三楼，睡意朦胧中听见二楼有吵杂声，便起身下楼查看。依稀记得，看见几个身穿卡其制服的警察，拿着纸箱，翻箱倒柜，似乎在搜什么东西。不知是不愿、还是真不记得父亲在哪、以及他当时的面孔，也不记得我怎么又回到房间的，我好像失去了之后的记忆。从那天起，我就没再见到父亲。只记得某一天母亲带我坐车上台北，进了一栋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人，操着外省口音，是一位律师（长大后才知此人以前是一位军法官，退役后当了律师）；母亲和他见面，似乎在谈什么重要的事情（后来明白，原来是谈怎么帮父亲打官司）。记得直到看了《中国时报》，我们才知道父亲是因为「陈明忠叛乱案」2，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而且起诉了。

那会我还很懵懂无知，对这事无甚感觉，也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了。某一天，还在念小学的我，放学后和邻居小朋友一起玩，一时似乎是闹矛盾了，他竟然脱口而出：「你爸是匪谍！」记不清当时我是什么反应了，有没有哭？也许就只是无地自容得迳自跑开！那时候的反共宣传「保密防谍，人人有责」深入人心，一般人也不太敢跟「政治犯」来往；突然听人那样骂我，或许在内心深处是一个很强烈的刺激吧。后来我在父亲忆述的书籍里看到，国民党特务曾把我家隔壁的邻居叔叔带去问话，问他父亲有没有跟他「宣传」过大陆的科技进步，比如说发射人造卫星一事，而这样竟然也成为「为匪宣传」的所谓「罪证」！

父亲被关过两次；这是第二次。此前，家里一般不来什么人，记得有时候在家会听见父亲打电话，说着客家话或闽南语夹杂着日语，不然就是刻意全说我们孩子听不懂的日语。偶有他的朋友上门拜访，父亲就会让我叫「叔叔、阿姨好！」这些人看起来和蔼可亲，很有风度，知识水平很高的样子。然后父亲会领着他们上我家闹轰轰的工厂，避开妻儿和其他外人，去里面的会议室谈话，就像只是谈生意一样。大人们说话，我们小孩子很自觉，不会在旁边，但有时我会假装不经意「经过」，听到他们似乎在谈些对我来说很艰深的话题，诸如政治、国际局势之类。长大后才知道，在特务统治的年代里，「政治犯」出狱后的这种聚会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派出所会时常上门来「看看」。

记得这次被捕前，父亲有时会上台北。我不清楚他是去办什么事，只知道回来后，他的书柜里面就会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书；所谓莫名其妙就是：都是外文，以日文为主，我也看不懂。但我还是会去翻阅，他也从未阻止。看不懂其中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我，只能按汉字猜：似乎是些描述中国大陆及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后来才知道，「陈明忠案」所谓「牵连」我父亲，就是因为父亲常去台北某一家陈所熟络、专卖外文书的书店买书，并开过支票给老板，而里面很多进步书籍是「禁书」。

我喜欢看书，学校成绩很好，几乎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父亲被捕、特务搜刮走了大部分的书籍和资料后，我问也没问，依旧自己去看了父亲书房里留下的「漏网之鱼」；后来知道，那是一些父亲第一次坐牢时期留下的资料。这些书籍和资料，似乎在我内心深处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而触发其后我的一些思想的启蒙，容后再述。

刘建修在第一次出狱后，艰苦数年才勉强重建家庭。右上：为第二次入狱前几年，与长子刘复秦的出游合照。左上：第二次入狱期间儿子给他装了照片的信封，刘建修在临终前一直仔细珍藏着。下图：1980年第二次出狱后的全家福照。手写说明文字，皆出自刘建修。

不吃「教训」的反蒋「地下党」

不记得当时父亲离家多久了，记得我只会拼命读书，努力「考第一名」。或许，内心深处是出于自尊心，不想因为我爸是「匪谍」而让人看不起。

到我小学四年级，父亲才在关押进入第二年后，终于被判「感化」3年定谳。从此，开始了母亲带着我们孩子们每个周末从新竹坐火车北上，到「台北县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探望父亲的日子。我们通过大门口穿着深蓝色制服的警卫（其实就是军中退伍下来的老兵）荷枪实弹的检查，进入营区；有时候母亲会让我「夹带」父亲的哮喘药，快跑进入。然后持续一天的探望，直到傍晚才离开。最终，父亲这次其实总共坐了5年的牢（1976-1980）3──我上初二那年，有一天厂里的员工放鞭炮，我才知道他「出狱」回来了。

之后，我考入省立新竹高级中学就读。随着年龄渐长，加上后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父亲书柜里日渐增加了中文书籍，而我也都能读懂了。其中有很多是介绍中国文史与大陆风光，以及《夏潮》和后来的《远望》（父亲的办公桌上常可看到堆得很高的《远望》杂志，有几十本）、《海峡评论》等左派和统派的杂志，还有陈映真先生等左派人士的著作。只是父亲从不主动跟我说起这些，也没提过他是《远望》杂志的发行人云云；是我如同吸水海绵一样自己主动去读。高中时期的我，在主动看了父亲于绿岛时期留下的一些资料后，才第一次隐约了解到原来他之前还坐了15年的牢（1950-1965），是资深「政治犯」！同时，往来我家的亲朋好友中，许多都是白色恐怖受难者，譬如陈其昌、王津平、廖天欣、林书扬，以及「邮电案」中父亲的同案许金玉女士……等大名，在家里个个耳熟能详；我们邻居及我家的厂长彭新贵先生，也是白恐受难者。这些，或许让我在耳濡目染下，有一种思想在心中萌芽了，而当时不自知。

虽然我们出生在「反共」的戒严时代，反共宣传无处不在，但是对于父亲「坐牢」这件事，我从来没去质疑过他，亦不曾觉得是他「犯错」；对于父亲的思想、主张，我也从未纠结过。反而，经由阅读父亲放在家里的书籍杂志，「左派」、「统一」、「社会主义」等词汇与观念，逐渐在我心中发芽，我对父亲的心路历程、信仰，也有了初步的理解。他失去了人生最好的加起来20年的光阴，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我现在知道，那就是以「社会主义」完成「祖国统一」，就是中华民族的中国「不能再被帝国主义侵略剥削」。他第一次坐牢时，是「顽固分子」，进出火烧岛几次；第二次入狱，也仍然在狱中宣扬进步思想，非但国民党的黑牢无法感化他，反倒是他能去「感化」别人。父亲过世后，他关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时的后辈，目前定居南美洲巴西，写了一篇悼词纪念父亲，就承认自己是父亲在牢里吸收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父亲正如同他在2018年10月20日悼念某同志的〈鞠躬尽瘁　永垂青史〉祭文中所传达的，热切而坚定地信仰着社会主义、祖国统一：

啊！老前辈！
　　敬爱的老前辈！
　　忠诚的社会主义战士！
　　勇敢而杰出的爱国志士！
　　为国为民　牺牲奋斗
　　鞠躬尽瘁　永垂青史
　　我们满怀悲痛
　　我们满怀希望
　　在你们灵前跪拜
　　祈求你们早日看到
　　互利共赢、互助合作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繁荣强大的祖国，以及公平正义而和谐的社会出现。
　　人民幸福快乐欢唱！欢唱！再欢唱！

格局高远的堂堂明眼人

母亲有时候在我面前会提起，怀我的时候生活很辛苦，别说是肉了，连青菜都要娘家接济，幸好当年有一种鲫鱼，长在小水沟里，闽南人不吃（我们是客家人），才偶尔能补充一点营养，因此我也长得比较矮小。那时候我们在新竹市租房子住，由于父亲找不到工作（第一次出狱之初），经济条件很差，家里小。但是父亲的朋友来访（应该也是白恐受难者，因为当时除了少数亲戚外，没人敢跟我们来往，怕受牵连，又怕我们太穷要借钱），晚上住在我们家，而家里只有一张床，母亲尽管正怀着我，也还要把床让出来睡地板，让客人睡床上。虽然许多年来家里有这么多的艰难不顺遂，我没有埋怨过这个「特殊」家庭。反而在上了高中以后，我开始厌恶有关国民党的一切，比如升国旗唱国歌，教官的存在，「三民主义」课等，凡是跟国民党扯上关系的事我都抗拒。似乎「反国民党」思想在我心中萌芽了；虽然还不知道这和共产党、祖国、社会主义、左派这些词汇有何联系，但我知道，国民党在我心里是极权暴政的代名词！

另一方面，不记得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总之，台湾的电视台播放奥运比赛，一碰到大陆选手得奖的颁奖仪式就进广告。但那时台湾已有卫星电视，可收看到大陆中央电视台，我于是第一次看到了大陆选手赢得金牌的颁奖仪式。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并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时，我便忍不住眼泪往下掉，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大中华思想及祖国情怀，甚至认同了红色祖国。

父亲第二次出狱之初，老「政治犯」之间基本不敢有太多联系。但到我高中毕业，考入东海大学后，台湾的政治氛围已很大程度缓和了。1986年「党外（党外公政会）」准备组党；校园内多了一些反国民党的社团，我也参加过几次活动。那时我对「台独」并没有概念，只是单纯「反国民党」；我也了解到，父亲及不少白恐受难者亦积极支持党外运动以及之后成立的「民主进步党」。父亲还多了一些民进党的朋友，譬如，林正杰、范振宗、林光华等民进党内政治人物，每到选举都会邀请父亲站台；但那时国民党禁止「政治犯」公开演讲，盯得很紧，所以我听他说过他站不了台。

在我大学时期，父亲增加了很多「政治」活动，派出所也已不常派警察来家「看望」了。于是父亲还利用农历七月二十日新竹义民庙大拜拜之机，以我家工厂办流水席的名义，联系了全岛同志前来「开会」，以此避开情治单位过多的「关注」。会议最后通过了「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的筹备。

随后，民进党经过排挤党内非「台独」人士，逐渐露出它「台独」的真面目。1987年「工党」成立；后来才知道父亲一开始就加入了工党，有很多白恐受难者都加入了，只是那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另组工党，以及何为工党？之后，工党又分裂了，「夏潮」系统及「互助会」系统的党员脱离工党，在1989年另组「劳动党」。后来我在父亲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他出任该党监察委员的党证，才知道他也是其创党党员。

1987年10月「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左图：互助会第一届全台代表大会合照；刘建修在前排左四。右图：刘建修做为新竹地区代表致词。刘建修在相簿里，为首次的全代会留下了「心情凝重」的记录。

每个月从学校回家，父亲的书籍杂志我都会翻一遍，这个时期现在回想起来是我非常苦闷的时期，我接触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书刊，但是父亲从来不跟我谈，在外更不会有人讨论，到底我信仰的是什么？反共思想当道，虽然开放党禁了，但谈论社会主义还是禁忌，大多数人依旧不敢提到「共产党」等词汇；只有蒋经国时期迫于美国压力而松绑的民进党偏向台独的理念，在随后李登辉的帮助下得到了发展。尽管当时发生的「逼退万年国大代表」、「清大历史研究所学生因为台独被捕」等抗议活动我都参加了，因为我反国民党，以反国民党为主要目标，我都会参加；但是，我隐约知道台独不是我的信仰。我的思想有点混乱。

让我对自己的信仰有较清楚的认识，是在大四那年。1989年大陆发生了「六四事件」，台湾铺天盖地宣传「大陆学生是在争取民主自由」，而没有其他任何不同的声音。有次从学校回家，我和工厂厂长彭新贵先生在饭桌上对于此事件的定性，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发生了争吵。彭先生认为这是暴乱，而我反驳说：「那些死伤的学生怎么办？」「他们是为了民主！」这时父亲在旁缓缓说道：「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用当下大陆学生对于大陆党和政府的某些贪污腐败的不满情绪，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引导成占领天安门，故意制造流血，并且意在推翻共产党、分裂中国的阴谋！」我突然觉得被当头棒喝，完全醒悟过来。情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确是往「暴乱」的事态发展！随着美国中情局介入事件的曝光，带头几个学生成为中情局的「打手」，完全颠覆了我对该事件的看法，也奠定了我的信仰的坚定！

择善固执的中国传承人

大学毕业后入伍，我在高雄空军后勤部运输站当兵；作为营区里少数几个大学毕业的大专兵，我显然是受到背景因素影响了。我的同梯告诉我：「你是『黑名单』，无法进入电脑室及政战室」，便把我派到负责营区清洁的单位。我也不以为意，甘之如饴，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错，父亲也没有错！

1993年退伍后，父亲引领我到大陆参观。第一站到了汕头，因为我们在汕头投资，厂房刚建好，周围黄土一片。之后又飞往北京，参观了故宫及长城。那时台商还很稀罕，记得游览途中碰到一位应该是大学老师的大陆人，他饶有兴趣地找我聊天，聊天当中表达了对大陆的失望，和对台湾的好感。我说：「不要灰心，大陆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说，于今想来，或许是对「祖国大陆」的认同使然！而这点，应该也是父亲多年予我「潜移默化」的一种体现吧！现在回想，父亲或许是想在我赴美留学前夕，让我到大陆看看他参与的祖国建设，理解他在台湾多年坚持两岸统一，投身社会主义复兴中国的初衷！

赴美攻读硕士学位，并在美国IT业界工作数年后，我回到大陆深圳的家族企业任职。虽然事业上没有多大的成就，但我见证了2000年后，大陆每2、3年一个小变化，每10年一个大变化，经济及社会高速发展，人民一代比一代富裕。2004年我和互助会的前辈们一起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自豪感油然而生。和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先生一起座谈，我也不禁潸然泪下，除了因为亲见其人的感动，也是因为仿佛看到了父亲一路走来坚持不懈的缩影，历历在目。读了父亲编辑的《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档案》和《台湾人民的历史》，我更加了解台湾命运如何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绑在一起，以及从日据时代到1950年代，台湾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两岸人民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历史。他生错了时代，也生对了时代。他生在了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那时，汲取台湾光复后祖国母亲的养分，台湾人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解放，重新做回了自己的主人。同时，他在思想上也受到红色祖国的启蒙，认识到蒋氏政权对社会正义、民族复兴造成的阻碍，举手向中国共产党宣誓共负历史使命的坚定承诺，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从而，在和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国最后一块前沿阵地台湾，不幸两度和许多同志一起成为了白色恐怖受难者。

「屡仆屡起的地下党人」几个字，很能描述父亲的一生；《远望》杂志等书籍刊物，则是陪着我长大的统派刊物。前者于我，是「潜移默化」的身教；后者，是「思想解放」的言教。让我打开一扇窗，眼界里看到的不再只有一个小小的台湾，而是包含大陆与台湾的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并让我超越台湾「反共」的视角，看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真实样貌。

2014年，在马英九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台湾的走势越来越像「温水煮青蛙」地逐渐滑向「独台」。父亲深谋远虑，委我趁着赴京参加国庆活动之机，提醒「台湾的走向令人担忧，大陆应该早作准备」，于是我建议「给予台湾人民同港澳地区人民同等待遇，用卡式台胞证取代现有台胞证，方便两岸同胞往来」。次年，大陆就宣布实施，台湾同胞从此往来大陆免签。我感到很荣幸，有幸亲身参与到推动两岸统一的实际行动；同时也很欣慰，大陆一直在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也能及时反馈！这就是一个人民民主的活生生的例子！

正义何时告亡灵？

以上这些，犹如「时间胶囊」，虽然平时埋藏心底，待一段时间取出重新审视，却又恍如昨日。父亲之于我，就像一本有别于台湾一般「反共」宣传的历史教科书一样，作为历史见证一页页翻过，便让人恍然大悟。同时，他也是我的人生导师。作为一个足足关了20年铁牢的「地下党人」，其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而数十年矢志不渝，这不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吗？此外，父亲尽管身教多于言传，但我还是知道，这位始终忠于社会主义统一中国、也始终保护着妻儿的台湾地下党员，即使许多话不方便明说，已用一生所为教导了我们，潜移默化中让我们挣脱现实的思想桎梏，并让我们依各自体会而自行选择──择善固执，然后承担自己的选择！

父亲过世前，我每次从大陆返台探望父母，总会在我们家客厅墙上，看到多了一些父亲用旧的月历纸，写上他内心信仰的肺腑之言，譬如，他一生坚持的信念：一、要为人民谋幸福，二、要为民族谋复兴，三、要为世界谋大同！很遗憾，父亲没能在抵达人生终点前，看到两岸统一、民族复兴。但我坚信，我定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代他见证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实现！

父亲已经与世长辞。但近年国民党推动的「戒严时期不当判决补偿」及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并未正视比「程序不当」更为根本的「道德不当」问题，为这些白恐受难者爱国爱乡的正义平反。其中，国民党是避重就轻，回避是非；民进党把「不当」仅仅局限于二蒋时代，则是法西斯化，以狭隘的台湾民族主义打击异己，实在令人失望！衷心希望两岸能够早日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告慰父亲及白恐受难者们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