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昌（1905-1999），台北汐止人，祖籍福建泉州永春，是台湾统左派1代表性人物。他一生历经了20世纪两岸历史风云变幻的重要节点，始终不改其志，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不懈，深受台湾统派后辈敬重。但两岸学界对陈其昌关注较少，除少数纪念文章对其生平事迹有所追忆外，尚未见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2实际上，陈其昌投入中华民族复兴实践的经验十分丰富，理论思考较为成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留下过文字。并且，台湾「国家档案管理局」及《远望》杂志社现存与其有关的档案资料较为丰富，在相关人物的回忆著述、日记、报纸资料中也能找到其参与重要事件的线索。3这些一手史料是探索陈其昌思想内涵、深入认识其实践活动的新依据，但此前并未被充分挖掘和使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依托前述材料，系统梳理陈其昌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和实践，以就教于方家。

一、辗转求学：左翼青年初长成

1905年4月23日4，陈其昌出生于台北汐止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祖父是前清秀才，非常重视子弟的传统文化教育，在陈家祖厝大厅办了一所私塾教授传统汉学。5受家庭氛围薰陶，陈其昌「自幼仰慕中华文化」。6少年时期他接受日本殖民教育，先后就读于汐止公学校、艋舺简易商业学校，1920年进入台北新高银行总行工作。7因不满日本殖民统治、心向祖国，年仅17岁的陈其昌做出了影响其一生发展道路的选择——只身奔赴祖国大陆求学。

1922年，陈其昌进入浙江省立杭州第一中学学习。他前往祖国并非个例，当时受岛内文化运动的影响，不少台湾青年民族意识觉醒，纷纷奔赴祖国大陆求学，形成了一股风潮。8在杭州，陈其昌结识了同样来自台湾的爱国青年林木顺、谢雪红等人，并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黄中美保持密切联系。黄中美虽在国民党党部工作，实为中国共产党员。9受中共派遣，他在杭州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因此，陈其昌等来自台湾的进步青年成为他积极争取的对象。在他的影响下，陈其昌等人经常聚集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开始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并参与政治运动。111925年，五卅惨案的爆发掀起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陈其昌等在大陆的台湾青年也陆续投身到运动中。陈其昌自幼居住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早就深感到没有自由，没有政权的悲哀」，来到祖国大陆后又「目睹了洋人靠『不平等条约』统治中国」，「早就对帝国主义者心怀不满的火种」。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反帝情绪的他被推选为杭州第一中学学生代表，参加「杭州工商学界抗日联合会」，走上街头声援工人和学生运动。12在热火朝天的爱国运动中，陈其昌、谢雪红、林木顺三人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发出「收回台湾」的第一声呐喊。作为饱受过殖民奴役和压迫之苦的台湾青年，陈其昌等人迫切盼望祖国早日收回台湾。当他们观察到数次示威游行的宣传标语只提出「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领事裁判权、收回一切不平等条约」，却没有提到「收回台湾」时，便共同以「谢飞英」的名义向《浙江日报》写信提醒：「……爱国同胞们！岂不是把台湾忘掉了吗?」《浙江日报》见信后迅速以大字标题「不忘，不忘，不忘，不忘……」作为回应。其后，「收回台湾」成为后续游行宣传中不可或缺的口号。13

五卅运动对陈其昌的一生影响深远。一是通过亲身经历这次爱国运动，陈其昌对中国现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深入思考五卅运动的本质，认为「这正是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一贯压迫的具体呈现」，殖民主义者「蛮横的压迫」，「使得中国人民积压于胸中的反帝怒火，猛烈地爆发出来了」。14如果说此前陈其昌对于帝国主义者的不满是出于个人感性生活经验，那么此时他已从理性层面意识到中国人民反殖民主义压迫的强大意愿，以及开展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正是在五卅运动期间，陈其昌选择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边，他正式加入共产主义组织，开始走上左翼政治道路。1925年6月，在安存真、宣中宣二人的介绍下，陈其昌与谢雪红、林木顺等几位台湾青年一同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虽然不久之后他们集体在形式上加入国民党，但实际上他们仅参与共青团的活动，受共青团领导。15

1925年6月，上海总工会成立。7月，陈其昌、谢雪红、林木顺三人被调往上海参加「五卅惨案救援会」工作。16这期间陈其昌被推选为上海总工会救济会救济委员，主要负责救济浦东日资纱厂罢工的男女工人。17这次救援活动让陈其昌深入到劳工运动的最前线，与劳动人民建立起了紧密联系。8月前后，陈其昌、谢雪红、林木顺等人陆续被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8他们是党组织准备竭力培养的革命种子，入党后不久即被指派去上海大学学习。9月，陈其昌与谢雪红、林木顺一同考入上大，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

或是受到瞿秋白所说「日本的社会科学比较进步」的影响，20又或是受到党组织的指派，陈其昌于1926年赴日本东京留学，就读于日本大学政治系。留日期间，陈其昌继续跟随中共党组织活动。那时，在东京的中共党员都属于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但特支是秘密的，党员的公开活动是通过国民党开展。21陈其昌被任命为武汉国民党日本总支部交际主任，常与日本劳动党、《无产者新闻》社联系。221927年国共分裂后，东京特支领导下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加上一部分偏左的中间派，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社，进行半公开活动。23陈其昌也参与其中，「研读山川均、河上肇、福本和夫学说及《资本论》」，进一步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知识。他还积极参加留日爱国学生组织的反帝、反右派运动。在一次爱国纪念活动上，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右派到现场进行武装干扰，引起武力冲突。因在武力抵抗中担任副总指挥的角色，陈其昌被日本员警拘捕。10天后日本员警发现其台籍身份，勒令其今后不得参加中国学生的任何活动。241929年，陈其昌从日本大学毕业后返台。8年来，他辗转杭州、上海、东京求学，逐渐成长为一名兼具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左翼青年，对祖国及世界的革命运动形势有了较为深刻的认知，为日后开展政治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锋芒初露：致力民族解放运动

陈其昌返回台湾后首先与昔日同窗谢雪红取得了联系。谢雪红于1928年初自东京返回上海创建台湾共产党，后被日本领事馆遣返台湾。回台后她继续发展左翼运动，与台湾农民组合、新台湾文化协会（简称新文协）接触，扩大台共组织。就革命理想和同窗情谊而言，陈其昌自然对加入台共或新文协等左翼组织更为向往。但在台共谢雪红和杨克培的引荐下，他与台湾民众党左派领袖蒋渭水相识，并受蒋之邀加入了台湾民众党。

关于陈其昌加入民众党一事，有学者认为是谢雪红的「渗透计划」。25的确，台共成立初期，谢雪红一派曾试图走联合路线。1928年台共政治大纲指出，要「尽全力吸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所有革命势力，以工人农民为中心建立一个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为达到这一目标，要「极力暴露民众党的欺瞒政策，促使在他们指导下的群众左倾」。261929年春，台共进一步确定其主要工作任务之一为：「对台湾民众党，应在群众中暴露其投靠日帝、实行改良主义的反民族利益的期瞒政策」，对该党中「一部分有不同程度反日思想、被称为『民族主义者』的分子，应加强对他们的联系，争取和利用他们来参加反日斗争」27所谓「民族主义者」指的就是以蒋渭水为首的左派人物。可见，谢雪红确实有争取蒋渭水共同革命的想法。但是，蒋渭水一方的用意和需求也不应被忽视。有必要对台湾民众党的发展形势和蒋渭水的政治思想做具体分析。

台湾民众党成立于1927年7月10日，其主要成员是在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后退出的蒋渭水、林献堂、蔡培火等人。民众党成立之时，声明立党以「提高本岛住民的政治位置，安定其经济基础，改善其社会生活」为目的，以「确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除社会制度之缺陷」为纲领，表现出温和、稳健，在体制内争取台湾人地位的特征。28但实际上，民众党党内一直存在着以蒋渭水和蔡培火为代表的左右两个派系的对立。蔡培火一派属于保守右派，主张「经过合法政治运动」「诉求于内外舆论，启发岛民」，以达到「殖民地自治」的终极目标。29蒋渭水一派属于较激进的左派。蒋渭水受祖国大陆革命影响较多，尤其「受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的影响最大」。30他「欲将全台湾人民组织化，并行推动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与世界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相提携，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实现殖民地民族解放」。随着台湾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民众党左右两派的分歧日趋尖锐。1928年6月，民众党第二次党员大会筹备之际，左右两派发生激烈争执，争论的焦点是对劳工运动的态度。317月第二次党员大会召开。大会一改一次大会宣言中否认民族斗争的立场，提出联合无产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等主张，基本代表了蒋渭水一派的立场。32此次党员大会后，蒋渭水一派掌握了民众党的实权33，民众党日益左倾。蒋渭水一直有吸纳优秀革命青年的想法。他曾豪不掩饰对谢雪红的欣赏，在其初返台湾时颇有诚意地主动接近她，试图吸 收她加入组织。34而陈其昌这样一位优秀左翼青年的出现，恰好满足了蒋氏巩固党内左派势力，进一步发展民众党的需求。

一方愿意推荐、一方愿意吸收，陈氏似乎成为了谢、蒋双方试图建立联合路线，共同促进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结点。于陈其昌个人而言，虽然此前他与蒋渭水不曾相识，但经过深入了解后，开始欣赏和认同蒋氏及其思想。并且，「民众党的资源比其他社会运动团体多」，可以支付工资，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35综合来看，台湾民众党也不失为一个合适的政治舞台。所以，陈其昌加入台湾民众党是谢、蒋、陈三方合力的结果。

1929年5月23日，陈其昌正式加入台湾民众党。在欢迎茶话会上，他表示今后将以「不惜一切牺牲」「不受周围压迫」的态度开展工作。36入党后，陈其昌迅速被提拔为党的骨干力量。民众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5月26日决议其任组织部主任，379月决议其接替王钟麟为后继主干。38同时，他在各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中均占有席位，在加强党组织建设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其参与的主要事务有决策党旗样式、指导地方支部建设、参与党员训练会和演讲动员会、扩大党领导下的劳工组织等。在民众党组织、领导的反日斗争中，陈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参与发起了反对台湾总督府有关吸食鸦片新牌照政策、反对「始政纪念日」、反对台湾总督府使用毒瓦斯镇压雾社少数民族等运动。他在民众党期间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参与撰写第三、四次党员大会文件，不遗余力推进民众党改组为无产阶级政党，直至民众党被日本殖民当局取缔。

1929年10月17日民众党召开第三次党员大会。或许是吸收了二次大会宣言被查禁的教训，此次大会并未公开发表任何宣言。一个月后，组织部将一份宣言书秘密分发给党员。此宣言的制作、颁布者实际为蒋渭水、陈其昌二人，简来成、陈炳奇负责文书印刷及发送。39这份宣言书充分表达出左派的政治主张和立场，强调民众党对阶级问题的一贯态度是「以农工阶级为中心，展开农工商学的共同战线」，指出「今后世界无产阶级及殖民地民众，对内须坚固阵容，对外须紧密连络更加努力奋斗，并猛烈进攻，以便和他们（帝国主义）进行最后决战」。40日本殖民当局得知秘密宣言的分发后，以违反出版法为由，搜查民众党党部及蒋渭水、陈其昌的住所，陆续拘留审查蒋渭水、陈其昌、简来成、陈炳奇四人，还将蒋渭水、陈其昌、简来成起诉至检察院。该案在半年内几经上诉，最终以蒋、简无罪，陈其昌被处罚款50元（日元）告终。41

1930年，随着民众党右派另外组建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蒋渭水、陈其昌、谢春木等人「私下考虑为民众党打开前途之策」，有意使民众党进一步左倾化，遂着手改组事宜。1930年12月30日民众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纲领、政策、党章修改之理由，指出立党之初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客观情势之限制」，立党精神「不能充分表达」，现将党纲修改为：「（一）争取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政治自由。（二）拥护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日常利益。（三）努力扩大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之组织。」之后，又于1931年2月2日发布文件，补充说明党的本质为「农工阶级为中心的民族运动」。正如林献堂、林幼春等人所认为的，新纲领、政策表现出「以无产阶级为本位」「完全以无产阶级政党自我期许」的特点。尽管在前述文件中，蒋渭水并未提及「阶级斗争」一词，但此时他已经一改往日反对阶级斗争的态度，认为「今天这个时代并非依赖资本家之时代，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固不必再喋喋不休」。42

1931年2月18日，民众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指导精神可谓是以民族运动为纬、阶级斗争为经的」新纲领。日人认为，随着右派稳健分子的退出，民众党在一系列激烈行径中逐渐显露出思慕中国、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倾向，此次的新纲领更是「违背了对台统治的根本方针」，又「危害安宁秩序」，无法继续容忍民众党存在。因此，在新纲领刚刚表决通过之时，日本殖民当局即派员警署长把结社禁止命令交给陈其昌，强制解散此次集会。随后将蒋渭水、陈其昌等16人扣押，取缔了民众党。面对取缔，蒋渭水、陈其昌等人并未屈服，他们发表声明抗议此一「有计划的扼杀」，继续强调台湾人民开展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解放运动的重要性。他们声称：「台湾人的解放，只靠知识份子及有产阶级是不可能成功的，整个台湾人之自由须待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之奋战，解放运动才能获得真善美的结果」，「我们目前的任务在于扩大强化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之组织。尽力促进解放运动战线之统一，以期早日完成解放运动的目的」。在善后会议上，陈其昌坚持强调成立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政治结社组织仍有其必要性。43尽管在当时形势下要实现此目标难乎其难。

陈其昌个人政治思想与民众党左派的主张基本吻合，入党后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使民众党进一步左倾化。因左翼色彩明显、革命热情高涨，并且工作能力突出，陈其昌成为日本殖民当局的眼中钉，经常被监视、检束、拘捕、审查。但正如在入党时承诺的那样，在民众党的3年期间，面对强权和压迫他从未退缩。在陈其昌看来，台湾民众党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出现的团体，是要去努力奋斗谋求同胞幸福的总机关，是从事于全体台湾人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乃系宗主国与殖民（奴隶）的关系，所有活动乃属于奴隶对抗宗主的民族斗争」。44也就是说，陈其昌在民众党时期所进行的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抗日运动，其斗争路径是以劳工运动为中心，谋求全民族解放。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民族解放运动并非视台湾为「独立」民族，要求「独立」建国，相反，陈其昌、蒋渭水等民众党左派成员始终以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为荣，他们所从事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将台湾的解放置于全中华民族解放进程中，终极目的是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民众党被取缔后，陈其昌继续开展劳工运动，较具代表性的工作是参与轰动一时的台北印刷工人罢工事件。1931年7月，因不满台北印刷业主同盟突然减少5日工作量，45受暴压已久的台北印刷工掀起罢工事件。陈其昌早在1930年参与台北自由劳动者同盟，任常务委员和总务部主任，46指导「无产阶级的生活向上及其解放」，47在劳工群体中拥有较高声誉，深受信赖。这次罢工事件发生后，陈其昌受邀以台北印刷从业员组合青年部代表身份，就印刷工人的诉求与业主同盟进行交涉。48但业主同盟的敷衍态度进一步激起民怨，印刷工人发起了范围更大且持续时间更长的罢工行动。为保证罢工工人生活，陈其昌四处奔走募集救济款，9月底拜访前民众党成员黄旺成、林献堂等人，请求援助。49陈氏为此次劳工斗争奋斗约3个月，但由于「反动工友的叛逆行为」，罢工运动终归失败。5011月1日，陈其昌前往祖国大陆。对于此次的大陆之行，《台湾日日新报》发文称陈氏因罢工运动惨败而「回避责任」，「吞金」潜逃。51考虑到日本殖民当局御用报纸的挑拨可能会致使岛内工友「灰心馁志」，不利台湾劳工运动的发展，陈其昌在《台湾新民报》发表声明，交待罢工运动资金动向及运动失败之原因。借此机会，他也透露赴陆动机：由于台湾社会运动「由活跃的表现而入静默的潜伏」，拟在大陆「偷闲静养」，「以备未来的奋斗」。52但实际上，陈其昌的大陆之行并非单单「静养」这么简单。1931年8月蒋渭水逝世，去世前他曾嘱咐陈其昌，「今后关于党一切的残务要一任你保管」，53在遗愿中又希翼「旧同志，亦应加倍团结，积极的援助青年同志，努力为同胞求解放」。54结合蒋氏言论、前民众党骨干谢春木等人也纷纷奔赴对岸，及陈其昌在大陆的种种活动来看，陈氏应是观察到台湾岛内已没有开展激烈革命斗争的空间，试图前往祖国大陆寻求继续革命的可能。

到达大陆后，陈其昌名义上先后担任厦南股份有限公司、中和牧畜公司主管55，实则继续为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奔波。他建立社团组织，努力寻求大陆方面对岛内抗日的援助。1932年6月，陈其昌、蔡平、黄清波、詹阿胚等人在厦门思明南路青墓口平民饭店集合，决议组织以台湾「独立」（指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为目标的「台湾独立运动同盟」。通过该组织与汕头、泉州、上海及台湾的抗日组织取得联系。同时，陈其昌、蒋文来、黄清波、蔡振辉等人还发起成立台湾革命运动牺牲者救济会，作为「台湾独立运动同盟」的后援团体。1932年8月5日，适逢蒋渭水逝世一周年，陈其昌、黄清波在厦门思明北路东圆旅社发起追悼会。在会上，陈其昌提议组成厦门新台湾青年会，以亲睦互助相标榜，但真实目的仍是抗日救援运动。56遗憾的是，这些尝试似乎均未取得较好结果。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出于「中国不强，台湾是没有希望获得自由平等的生活」57这一认知，陈其昌投身大陆抗日战场。此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前往苏州，以在《江苏日报》报馆工作的名义，秘密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的抗日地下工作。58由于在大陆的台籍青年通常日语流利、深谙日本情势，且热爱祖国、抗日意识强烈，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招揽了大批台籍菁英担任外勤情报人员，加入地下抗战阵营。59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李万居、谢春木、张锡钧等。陈其昌始终坚定地相信「祖国的抗战一定胜利，台湾也终将光复」，60他与这些台籍爱国志士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并肩作战，直至抗战胜利。

从毕业返台到抗战胜利，陈其昌经历了从学生到政治运动家的蜕变，时人评论其为「新进气锐之士」。61无论是以台湾民众党为平台开展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抗日运动，还是在祖国大陆进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这一时期陈其昌主要从事的是旨在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使台湾回归祖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