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2）年5月30日，台湾所谓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结束营业，《远望》随即在4-6月合刊号社论〈变色的「转型」谈何「正义」？──论「促转会」掩护了什么〉中指出：「促转会的结束，标识着民进党搞的伪『转型正义』开始进入收官阶段。接下来他们就要针对所谓『终战』后的台湾史，依据从各方收缴而来的『政治档案』以及清算国民党的诸多『学术研究』，编写一套台独历史玄幻剧本，做出符合其政治需求的总结性论述，然后再经过2024年大选的民意肯定，民进党就可落实2020年1月2日蔡英文发言人林静仪接受外媒专访时所说的『主张统一是叛国』，无所忌惮地推动法理台独的深化，对认同中国的统派人士进行政治迫害，制造更多新的不义。」

在这套台独历史玄幻剧本中，让台独「史家」最感棘手的就是：如何重述在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由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中，一批台湾省籍的「叶盛吉们」参与了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牺牲。1于是，依据台湾所谓「国家人权博物馆」支持的「五○年代白色恐怖邮电管理局案调查研究暨口述历史」研究成果改写成的《激进1949：白色恐怖邮电案纪实》，随即于今年6月正式出版上市。该书叙述了1949年台湾省邮务工会争取归班运动与1950年破获的台湾省工委邮电总支部案历史，号称「拼凑出这波澜壮阔、战后首次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历史细节，也让这段因白色恐怖而封印数十年的历史，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2。编著者陈柏谦还期许「仅希望本书重建的白色恐怖邮电案史实，能有助与当今转型正义的去路与落实进行思考性的对话」3。

该书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乃历史概述，首先介绍台湾光复后美国干涉国共内战、曾企图占据台湾以防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的冷战背景，接着再分别描写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秕政的失望，光复后的台湾工人运动，中共派遣计梅真与钱静芝两位地下党员远赴台岛，担任台湾省邮务工会国语补习班老师，再借机发展地下党组织、鼓励补习班同学编印《野草》刊物与推动台湾省邮电工人归班运动的史实，再以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破获邮电支部与提出「超越省籍冲突的历史诠释」作结。第二部则是刘建修、许金玉、王文清、李荧台等邮电案受难者，及与此案无关的阮红婴的口述；第三部则是邮务工会国语补习班同学会刊物《野草》的文章选刊与导读。

偷天换日：邮电案从来就不等于工人归班运动

如欲爬梳中共台湾省工委邮电支部的历史，以上述架构来分析乍看之下尚称适切，尤其是该书编着团队将邮电案受难者的口述访谈、陆象贤编着的《九三述怀》与《魂系台北─纪念台湾邮电工人运动先驱》等一手史料结合在一块儿运用，以及首度将国语补习班同学会刊物《野草》纳入分析，比起昔日仅靠口述采访、官方档案、新闻报导拼凑的邮电案历史，似乎是研究方法上的进步。然而，全书最充满谬误与错乱的地方，正是正在于研究方法、视角甚至学术伦理方面。因为编着团队故意割裂史料，将邮电案成员最关键的「中国情怀」剥离，使得诸多当事人留下的口述访谈或文稿不是被断章取义就是视若无睹，故其「重建」的根本不是「史实」，而是连当事人及其后代都不忍卒睹、被掏空民族灵魂的残骸碎骨。

为了达此偷天换日的目的，编着团队于编写该书时刻意将架构聚焦于阶级性的「工人运动」上，从而模糊民族解放之核心议题，并将「邮电案」与「邮电工人归班运动」划上等号以起到误导作用，然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邮电案」是国民党抓捕中共台湾省工委辖下的邮电总支部成员所产生的白色恐怖案件，是挑起内战的国民党对代表当时中国民心的共产党的反噬；而邮电工人归班运动，则是以中共邮电支部成员为核心推动的同工同酬诉求，借以团结动员邮务工会群众、积累解放台湾的革命能量，属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份。所以邮电支部成员的最终目标是推翻挑起内战的国民党政权，与其他参与归班运动的邮务工会职员们不同，邮电支部成员也并非因为归班运动（属于劳工阶级运动）才加入中共地下党。

负责主编《野草》的邮电案受难者刘建修便指明：「正式参加工作（指加入中共地下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野草》办起来。……《野草》除了作为组织同学们练习作文与交流的平台外，团结邮电职工才是它真正的主要目标。可以这么说，通过解决台籍邮电工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来进一步发展组织才是主要目的」。4同时，利用编纂《野草》的契机，刘建修还吸收了李荧台入党：「编刊物一定需要人帮忙，也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志。因此，我就找了我在递信员养成所就认识的老同学李荧台来帮忙。当然，他是不晓得我的地下身分的。一方面，我通过编辑《野草》的过程向李荧台介绍国共内战的情况；另一方面，定期地向计（梅真）老师回报李荧台的情况。……《野草》编了几期以后，李荧台也一起加入地下工作。」5倘使只是单纯地通过报刊鼓吹归班运动，刘建修有必要向李荧台介绍国共内战这种攸关中国前途的重大政治问题吗？有必要秘密向计梅真回报李荧台的思想变化吗？

刘建修还说明，当计梅真参加中共上海局与台湾省工委召开的香港会议6归来后，便下达「加快发展组织」的指示，故刘建修「全力配合工作，在补习班同学会以及投稿文章中寻觅对象。……遇到可能的对象，分阶段接触，最后吸收，加入工作。……补习班同学会负有发展组织的职能，那么就必须让它能够运作并且起到实际的作用」7；以及归班问题解决后，「《野草》扮演的角色，是与补习班同学会共同发挥团结邮电工人的作用，《野草》作为争取归班的平台，随着归班的落幕也就完成它的阶段性任务了。眼前的任务需要，是直接加快扩大发展组织。」8这些回忆，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无论是《野草》或国语补习班同学会，都只是为扩大地下党组织的阶段性工具，其最终目标始终是在国共内战战中解放台湾，而不是只为了归班运动而生。

刘建修更在2013年接受编着团队的四次访谈中，清清楚楚地讲明：「我被捕和计老师被捕有关，和邮电工会的游行根本没有关系，是蔡孝干把整个组织交出去的原因」9。如此昭昭史实，难道还不够证明邮电案与邮电工人归班运动在性质上完全不是同一回事，邮电支部始终都是为了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发展组织吗？

岂料编着团队竟罔顾学术伦理，在正式出版的《激进1949》删去了刘建修的这段原话，还在书中刻意写道：「1950年二月，随着计梅真、钱静芝两位台湾邮务工会国语补习班老师被捕，光复初期一批投身邮电工人运动的邮局与电信局员工也相继被捕入狱。同年十月，计、钱两位江苏籍的女老师被枪决，许金玉、刘建修等台湾籍邮局与电信局员工共三十三人被判处七至十五年不等的徒刑。至此，战后台湾工潮的第一朵浪花被遏制在襁褓之中」10。该书腰封上的宣传语还如此写道：「1949年的台湾，曾有一群邮局和电信局员工走上街头，并因此身陷囹圄」。这些语句，无非想令读者产生如下印象：邮电案就是因归班运动而爆发、邮电支部就是为了归班运动而生，因此这个案子，便只是国民党镇压台湾劳工阶级基于阶级意识发起的工人运动，而计梅真等中共党员，也仅是基于「国际主义」精神来台湾支援劳工运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而已。

以「工运」代替「统运」：抹杀中国民族意识

如此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原因是什么？正是为了抹杀以「中国民族主义」为初心的视角，如此便可回避或淡化计梅真、钱静芝、许金玉、高秀玉、刘建修等人是因为「爱中国」（包含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参与包含归班运动在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大业的事实。因此当编着团队简化计梅真等人的行动目标为「工潮」后，中共在台地下党参与缔造新中国的宏大理想便从这段历史中遗失，让台湾读者无从得知当年岛内有这么一群爱中国的英烈、无从对中国统一与复兴心生向往，形同否定了计梅真等人血溅法场、坐穿牢底的历史功绩。

故即便有了刘建修的证言，即便还有国民党在邮电案判决书上白纸黑字载明是因计梅真等人从事「间谍活动，及阴谋叛乱，颠覆政府」11，才下令杀害计梅真与钱静芝，又监禁许金玉和刘建修等邮电支部成员，并叙述是因「根据匪台湾省工委会书记蔡孝干所供出之线索，秘密调查计梅真等来台任教之经过」12才侦破邮电支部，绝非是因渠等发动归班运动才视之为眼中钉。但编着团队无视这些铁证，反而在书中章节标题上指称这是「官方档案说词」13，甚至「惋惜」地写道：「这群台湾战后工人运动的先锋，在白色恐怖年代中，无一幸免成了国民党政权下的政治犯，遭到大规模的逮捕、长期监禁和刑杀」14，仿佛计梅真等地下党人是因为推动劳工阶级归班运动太过「激进」，才倒楣地被国民党扣上「阴谋叛乱」的红帽子，邮电案不过是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冤假错案，所以才酿成了「激进1949」下的白色恐怖悲剧。

这种以工运代替革命、以阶级冲突代替民族解放的错乱解读，完全回避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亦回避了这群受难者前辈们当年「为何」激进、「如何」激进、激进地「想达成」何等伟业、又激进地「不忘初心」至死无悔等最根本的生命全貌。缺乏这些全貌，编着团队有何颜面自称《激进1949》这本书是邮电案「纪实」？要知道，这群地下党英烈们，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反对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响应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号召而加入中共地下党，并为了号召群众而创办刊物与推动工运，借以准备适时响应解放军解放台湾，让台湾省也参与新中国、迈入新黎明。故计梅真等烈士们敢于面对国民党所指责的「叛乱」罪名而从容就义（见图一），刘建修更明言：「我这一辈子，从年轻到现在，仍然为此感到光荣。」15因为他们确确实实就是要发动革命、就是为了缔造新中国才要推翻国民党反动当局！如此为广大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叛乱」，何错之有又何罪之有？又何须编着团队偷天换日地肢解史实予以「正名」？

所以编着团队以看似关怀弱势阶级的左翼观点来「悼念」邮电工人运动的夭折，而不是真正理解、同情与感慨新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在台湾岛内的挫败，使得计梅真、钱静芝、许金玉、高秀玉、刘建修等地下党人追求中国统一、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最核心动机，全然没受到编着团队浓墨重彩地关切与书写，老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就这样横遭解构，这简直等同让他们在革命的战场上再被杀害一次、仅空余鲜红色的「激进」字样印刷在《激进1949》封面上而已，令地下党的壮烈事迹徒然成为该编着团队向台独机构申请经费、为台独进行宣传与贩书的资本，中共地下党人「激进」的本质反倒被虚无化，丝毫无助于后人理解他们的伟大、感念他们的牺牲。更糟糕的是，该书易使读者误以为国民党纯粹是因反对工人运动而压迫左翼，而不是出于即将输掉内战的恐惧感，这只会加深台湾一般人民对国共内战历史的无知、加深对「中国」国民党所象征的「中国」的厌恶，最后更加深对中国统一的拒斥。因此，该书不过是种「只左不统」、「以左谋独」的另类秽史，与右翼台独叙事俱是一丘之貉、殊「独」同归──企图让读者共同归向抗拒两岸统一的台独歧路！

聚焦台岛 割裂两岸历史连结

为了达成「以左谋独」的目的，编着团队必然得遮蔽邮电案中的爱国思想、以及百年来中国人民追求富强统一的迫切渴望，故号称要重建真相的《激进1949》采取以下方法来扭曲历史：首先，刻意淡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忽视当年中共党人（包括台籍地下党人）追求民族复兴的初心与使命，由此便能弱化计梅真、刘建修等地下党人的民族意识；接着又孤立地将研究聚焦于台湾岛内，以期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与历史连结。这种叙事手法，令读者容易误以为中共派遣计梅真、钱静芝赴台只是基于国际主义支援台湾工运，省工委邮电支部的成立与许金玉、高秀玉、刘建修等台湾省籍邮电局职员入党与编纂《野草》，也遭虚无化成只剩推动归班运动而已。如此一来，这个「台湾工人运动高峰」与中国大陆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呼应全遭抹消，台湾省工委与中共上海局之间的紧密牵连亦被淡化，更使台湾省邮务工会工人运动与省工委邮电支部全属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部分的这个史实，在书中烟消云散得令读者无从察觉。

甲午战争、乙未割台激发了中国的戊戌变法，也开启了一波又一波的救国运动，包括后来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两次国共合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好不容易光复了东北与台湾，却又立即陷入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之中。在这超过半世纪的救国救亡运动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具有明确目标、明确手段的革命政党，绝非如同一般工会运动者或改良社会主义者般，仅要求工农待遇的改善或投票权的扩大；工农、学生、妇女等群众运动仅是中共争取人民归附、进而统一中国达成民族与社会双重解放、驱逐帝国主义的手段，绝不是其革命的本质与终点。中共自身在回顾党史时，也称：「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进行的中国民主革命，长时间里没有明确地弄清革命的对象和动力，没有正面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16。在此历史背景下，计梅真等邮电支部成员，岂可能只欲争取台湾邮务工人归班运动成功呢？台湾省邮务工会首任理事长、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陆象贤，对此亦在自传《九三述怀》里表明：「台湾省工人运动的发展一直是同祖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血肉相连的，台湾工人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工人和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7。

正因中共将台湾工人运动视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台湾人民的斗争也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在中国大陆推行的革命手段与在台湾采取的作法并无本质性歧异。譬如中共派员进入台湾成立地下党，有邮电支部，也有基隆市工作委员会、台大医学院支部、台南县工作委员会等支部；在大陆白区内亦有隐蔽于国民党眼皮底下的湖南特委、苏皖特委、上海市委、以及各大院校的秘密支部；台湾邮电支部成员以国语补习班同学会之名创办刊物《野草》，大陆的共产党也先后针对工农、学生、妇女、军队等不同群体主办或协办过各种进步刊物，如《群众》周刊、《中国工人》、《中国文化》、《中国妇女》、《解放日报》、《浪花》等等。所以有良知的研究者倘使理解这些关联，就应明白不能孤立观察台湾岛内地下党人的活动（只强调台湾岛的反中国政权运动），也不能特殊化台湾岛内地下党人的遭遇（只强调国民党对台湾人民的镇压），只有将台湾置于全中国的范畴内考察，才不会以管窥豹，得出以为台湾人是独力反抗「中国」国民党腐败统治、以为国民党只欺压台湾人、以为这是「中国人」屠杀「台湾人」的悲情历史等大错特错的结论。倘使将台湾岛与中国大陆割裂，那无论用哪种左翼视角来撰史，终归只是对「台湾主体性」这种台独史观的呼应罢了！

因此编着团队刻意视而不见中共的奋斗目标与理想，同时又对陆象贤、刘建修、许金玉等地下党人充满爱国情怀与感佩计梅真、钱静芝革命精神的回忆加以掐头去尾，弱化邮电支部成员的民族认同，只以「工人运动」的阶级观点来解释，无非是为了服务台独史观。尽管陆象贤早已揭露计梅真赴台的目的本就是「在台湾省邮务工会的掩护下，以邮工补习学校为基地，在台湾省籍青年邮电工人中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8，绝不仅仅只是来普及国语或推动工运。编着团队却一面在书中承认国语补习班「不只是语言学习」，又一面颠倒黑白地主张「从计梅真发展地下工作的考量，以及《野草》当中记载同学会办过的活动来看，同学会与《野草》的功能，应该就是负责宣传、组织与动员（尤其展现在归班运动的推展上）」19。共同作者许育嘉虽然在2022年6月25日在「国家人权博物馆」举行的新书座谈会上介绍《野草》内刊有庆祝光复节、以及反对台湾被国际托管与台独的文章，承认「他们的视野不仅仅是在工人身上，他们讲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问题」，却又声称「其实所有问题的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归班运动」，就是不肯点明邮电支部成员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建立新中国，自然无法圆满解释《野草》为何会特地制作光复节特辑、刊载攸关台湾乃至全中国前途、具备强烈政治关切的文章。

被矮化的计梅真、钱静芝

当中国共产党怀抱的民族复兴理念被拔除后，计梅真、钱静芝等地下党人的救国意识自然也跟着遭抹去或草草带过。因此，编着团队虽愿意提及计梅真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加入「上海纱厂工人救亡协会」，因而加入共产党；而钱静芝也有类似的经历，20但就是不肯指明计梅真与钱静芝无论是在上海或在台湾刻苦奋斗的根源，都是为了爱中国、救中国，反而只想将她们塑造为工人运动的同情者与组织者而已。

陈柏谦还在新书座谈会上，哀叹道：「我是一直觉得台湾真的是满悲情的，就是说其实20年代末、其实本来还有一波（工运），不管是台共也好，或者是不断左倾化的台湾民众党，它做了非常大量丰富、而且是扎实成功的组织工作」，结果在遭到日本镇压导致中断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计梅真跟钱静芝被派来台湾，至少在那时候的华东局（编按：应是上海局）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满正确的，因为在我判断，其实要在那个时间点上面找到有这么丰富经验的工人教育的组织工作者，以台籍来讲，我觉得也许不是那么样的足够」，这既低看了计梅真与钱静芝的真实动机，也连带回避日据时代台湾工人运动中饱含抗日民族思想（如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民众党动员组成的台湾工友总联盟）、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阶级运动，故陈柏谦的发言等同于伪造历史。

不仅如此，编着团队在书里虽叙述计梅真在课堂上通过〈墙〉、〈野草〉、〈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文章，灌输学生进步思想，甚至在介绍「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时暗中传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21，也提及刘建修在计梅真的引导下阅读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22，另名邮电支部成员黄宏基亦回忆称计梅真：「给我一本小册子《论人民民主专政》，要我好好研读。并说下次要和我讨论。我很兴奋把它看了好多次……可惜始终没有和她讨论读书心得的机会」23，但就是不肯剖析这些中共领导人著作里洋溢的爱国意识，不肯探讨「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24这样迫切救国的呼声，对刘建修等台湾籍地下党人的国家认同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因此，《激进1949》最后对计梅真、钱静芝两人发挥的启蒙作用，竟然如是总结：「计梅真和钱静芝对邮电工人的循循善诱、亲自指导《野草》的编辑，乃至于协助推动『归班』运动等付出，也使得她们双双遭到枪决后，仍受到许多邮电案受难者的追思怀念。许金玉在《魂系台北─纪念台湾邮电工人运动先驱》一书中提出，对计梅真与钱静芝的追思纪念，不仅是怀念老师，更重要的是，要把两位老师在台湾领导工运的史实公诸于社会，让社会知道他们在台湾为工会争取利益的历史」25、「计、钱两人对邮电工人们的意义，不但不是『国语老师』可以简单概括，在她们与学生互动、共事的短短几年中，更深刻地影响了邮电工人们一辈子的思想与行为，令他们对个人与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局势，有了全新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26，甚至引用巴西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1986年出版的《受压迫者教育学》的理论，将计梅真与钱静芝定位成介入受压迫者（台籍邮电员工）中、启发受压迫者为解放自身而战斗的「教师」27。

这种定位，无非低看又侮辱了计梅真与钱静芝超越工运的革命贡献，因为计梅真与钱静芝从来就不是以教师为终生职责，教师仅是方便展开革命的一种身分。毛泽东也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南自修大学；同样身为中共创建者的李大钊、陈独秀也曾是北京大学教授，但他们的眼界与目标从来就不仅仅停留在校园内与学生中，其影响力也远远超越了一般教师，他们是以拯救全中国为使命而行动的革命者。再说，倘若以同情与鼓吹受压迫者起身反抗的「教师」来看待计梅真与钱静芝，便等同抽离她们出于爱护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的中国心、抽离她们出于想解放包含台湾地区在内的全中国的至诚，使计、钱两位地下党人纯粹成了怜悯台湾邮电工人的「外省人」、甚至是台独眼中的「中（外）国人」，如此一来，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法理与历史渊源全被切断，让计、钱在台湾展开的革命斗争成了「中（外）国人」赴台协助台湾人抵抗国民党（中国）的「志愿义举」，与事实全然背道而驰。

所以在切断台湾与全中国的连结后，编着团队必然得语焉不详地含糊带过对刘建修等人影响至深的全新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定义，因为只要仔细浏览编着团队援引过的《魂系台北》原书及其他史料，便能知道刘建修、许金玉、高秀玉、李荧台、王文清、黄宏基等人的三观，全是建立在「爱中国、救中国」的志向上、甘于当个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傻子」而无怨无悔！这与编着团队想强调的方向迥然不符，甚至足以推翻该书只有「阶级」、却无「中国」的立论基础。

计梅真与钱静芝对台湾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启蒙

被计梅真吸收为党员的邮电案受难者许金玉，就回忆计梅真与钱静芝两位老师「从遥远的上海来到刚刚回归祖国的台湾。这里对她们来说是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尽相同的陌生地方。她们背负着祖国人民的期望，来到这里播种革命的种子」、「在她俩的身上我看到了真正革命者的形象，并看到千千万万像计梅真这样的人的中国民族，其前途将是辉煌灿烂无疑！中国人民决不能忘记她们！」28，「如今我虽然已是70多岁的老人（编按：许金玉写下此文时乃1994年），能走到那里，就做到那里，继续走计老师没走完的路，而永不悔」29。许金玉这席话，不正完整表达了计梅真、钱静芝与许金玉自身的理念认同吗？她们不正是为了中国前途而奋斗吗？怎么可能只是在台湾推动工人运动而已呢！？

高秀玉也称：「影响我思想，改变我一生的计梅真老师由祖国大陆渡海来到台湾，担任我们邮电部门教授祖国语言的老师。……对于曾经受过日帝奴隶教育的我们妇女来说，不啻把我们从旧社会的桎梏中解救了」30，随后在计梅真的启发下加入地下党，「在我加入革命工作后，首先令我意识到的是与群众在一起和鼓舞台籍同胞的民族意识的重要性」31。当高秀玉被国民党拘捕之后，「计老师把她所会唱的祖国爱国歌曲都教我们学唱了。……当时除了尽情地展开歌喉发泻（编按：应为泄）心中所积压的对祖国思念之情外，我们没有书可看，也没有纸笔可写，什么也挡不住我们满腔的热情」32。而如此浓烈的爱国情怀，在《激进1949》一书中却不见踪影。

王文清在接受编着团队访谈时，尽管声称与计梅真往来不知她的真实身分：「我始终没有听她透露过她的地下党身分，也从来不晓得她带有任务。……现在有一些人提出质问，认为我是被共党所骗，我是被计梅真所害，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个人无法接受」33。实际上，王文清在《魂系台北》的文章中，早已强烈地暗示过自己的地下党身分与感怀计梅真的风骨：「在老师身上看到与一般外省人不一样的胸怀和风度，令人感到亲切可掬」，还聆听计梅真分析时局：「『将来解放台湾最大的阻力，可能就是美帝出手干预解放运动。』她的忧虑竟成真，而且台湾海峡对峙四十多年还不能解决！令人感慨无量（编按：王文清此文写于1995年）」，因而感怀道：「她是一位优秀的导师，是这样令人折服，我自愿接受她的领导。……计老师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位把一切包括生命青春欢乐都献给人民的革命者！她让至今已近古稀的我还是难于忘怀，虽然我坐十五年牢，倒也心安理得。我能遇到她，成为朋友，成为我的启蒙导师，共同在一段革命运动中共事感到光荣，感到此生没有虚度白活，没有遗憾！」34

黄宏基也赞许计梅真具有亲近群众、自我检讨、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忌空谈理论等优良作风：「计老师就是凭这些『优良』作风赢得了群众的爱戴，因此有好多人都心甘情愿地跟着她走。是中国进步分子在苦难中熬炼而成的法宝，它团结了广大人民，推动了中华民族迈向繁荣富强的大道。……至今我还是没有后悔走这条路……她让我认识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拥有许多像计老师这样党员的中华民族，我确信它的前途一定光芒万丈！我也庆幸自己选对了路，这一生没有白活了！」35

李荧台更直接以〈怀念计梅真老师──她教我们如何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为题撰文，描写计梅真如何严肃地要求学生：「我们既然是中国人，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就必需把过去日本殖民时代的影响彻底拔除，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36。光是这几句话，就足以否证编着团队只谈阶级、回避民族的立论多么荒谬，也凸显「受压迫者教育学」是多么可笑──若计梅真与钱静芝只想推动台湾工运，何必教导台湾人要当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李荧台又写道计老师如何称赞大家愿意当个为大众利益奋不顾身、择善固执的、大智若愚的「傻瓜」、称这与当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不谋而合，并慷慨说道：「『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所『顶』所『立』的天地是祖国一片广阔的锦绣大地。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就是做一个无愧于理想、原则，不辜负祖国大地上苦难同胞的中国人！』这一席话，好似一帖及时的清醒剂，把我从当时『二‧二八』后的迷茫中叫醒过来，使我望见展开在自己眼前的康庄人生大道。并在以后苦难的人生历程当中不时提醒我：不要为自己的私利，沦为民族之敌、强权之走狗、帮凶！！」37

林坦也在悼念钱静芝的文章中，叙述钱静芝在课堂上「说明我们中国人苦难的由来。从历史、社会结构到帝国主义侵略，尤其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们中国的侵略及凌辱。社会制度不公平不合理的原因，以及已经有许多爱国爱民的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投入解放民族，解救贫苦人民的革命，已有多年了」38，并哀悼道：「她在世的时候全心全意为解放人民而辛苦工作，最后还贡献了青春与生命。……但是钱老师您可以安息了，您所追求的目标，现在已由数千万的同志继承下来，并正努力完成中，您以身相许的祖国和人民，正向富裕强国的大路迈进！」39

这些回忆，无一不表明刘建修、许金玉、高秀玉、王文清、黄宏基等人是基于真诚的中国民族意识并受到计梅真人格与学识感召因而入党、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中，绝非只将计梅真与钱静芝视为协助归班运动的「好心外省人」或「外国人」，而是生死与共的同胞与同志！他们也因此直至晚年仍初心不改。但编着团队对这些铁血丹心的爱国赤诚皆视若无睹，既抹灭了计梅真与钱静芝的真实事迹，也连带拒绝正视甚至窜改其他邮电支部成员的爱国赤诚。

被忽视的邮电案幸存者之中国认同

从前引许金玉、高秀玉、王文清、黄宏基、李荧台等人之自述，即可知彼等对计梅真、钱静芝两位老师的怀念，以及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悔。高秀玉出狱后与同受牢狱之灾的地下党员梁良齐结缡，宣称：「我们夫妻俩坚守立场，继续为建设公平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祖国早日和平统一而不懈努力」40。可见从计梅真乃至其他邮电支部成员，都是为了中国统一与复兴的目标而奋斗不辍。

但他们无比明确的国家认同，在编着团队笔下不是被回避就是遭窜改。譬如受到养父的影响、自小就有浓厚抗日民族意识的许金玉，在光复后听到陈仪广播说出的「亲爱的台湾同胞时」时，不禁掉下泪来：「那时候，我终于知道自己是多么深爱着自己的祖国」41；许金玉晚年还坚定地说道：「我以为，我们过去所受的一切的苦，都没有关系，只要大家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好了。而我认为，我们要能真正得到自由，还是要等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42。然而知悉许金玉这些思想的编着团队，却只援引许金玉被捕后对计梅真的询问：「以后谁都认定我是共产党了，那我应该要怎么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呢？」，借以推论这是许金玉「迂回承认」自己是地下党员的方式，接着再称「许金玉在《春天》中也提到一段她在成为工会干部后，计梅真就有暗示过她走这条路迟早都有被抓坐牢的可能」43，企图将许金玉被捕的主因，连结到入党参加工人运动上。然而许金玉加入地下党的初衷，正是为了爱中国、为中国的复兴奋斗，如果仅只是为了从事工人运动，那绝非她理想的「好的共产党员」。

更恶劣的是，编着团队不但避提许金玉的中国认同，甚至还在介绍栏目上只称她「在经济稳固后，积极支持让社会弱势翻身的事业」44，丝毫不提她渴盼统一之志。编着团队中的黄显净，还形容许金玉在访谈中十分谨慎，甚至会在听到某个问题时立刻答「我不想说」，出版商黑体文化的责任编辑张智琦也称黄显净「跟许金玉互动、还有去访问的这过程真的是让我觉得惊心动魄，我觉得这完全是书里面读不到的。许金玉的戒慎、她的审慎、到底怎么去跟她谈这么久以前的往事，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然而，当许金玉查觉到编着团队与她自己的国家认同有异甚至对立，当然会有警觉性，而且许金玉的这种警觉，正好被编着团队抹杀史实又缺乏史德的「以左谋独」行径证明是必要的。

不过被歪曲最剧烈的，恐怕当属刘建修。刘建修在〈我无怨无悔〉里写他得知光复后：「我因从小就听父亲告诉我，『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过来的，台湾人都是中国人』，因此，我几乎本能似的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光荣」，而当经历对国民党的失望与计梅真的开导后，「中国共产党就是代表老百姓起来反抗国民党政权的政党。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我觉醒了，我的思想也充实提高了。于是我毅然决然的接受了计老师的领导。……我也度过了15年漫长的牢狱岁月，但是，我无怨无悔，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45岂料编着团队竟无视刘建修对自己早年在日据与光复初期的民族认同的自叙，只截取其结识计梅真和编纂《野草》的部分经历，更避重就轻地形容刘建修「出狱后，仍继续支持左翼与民主运动，坚持左翼立场、关心社会、两岸和平，直至2020年逝世为止，终生不改其志」！

对献身中国革命无怨无悔的刘建修而言，最在意的分明是两岸统一，也不是台独「两国论」下的「两岸和平」！前去刘建修新竹住宅访谈四次的编着团队，肯定会看见挂在刘宅客厅墙上、刘建修亲手书写的两幅字，其一是以简体字书写的「我们要为人民谋幸福、我们要为民族谋复兴、我们要为世界谋大同、我们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做奋斗目标」，另一幅则繁简混写介绍刘建修的四本著作：「历史是民族的财富永恒的生命，如左列四册。（见图二）一、台湾人民的历史。二、刘建修刼后余生录 受难七千日流放三千里。三、一九五○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档案。四、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这些题字无不强烈传达刘建修企盼中国统一复兴、企盼台湾人民不忘历史的理念，编着团队竟无视于此，还斗胆将刘建修毕生志向窜改成只有左翼与和平、没有统一与复兴，然后称刘「终生不改其志」！如此扭曲前贤，未免过于无耻！

倘使不是为了追求中国统一，刘建修何苦于狱中苦读自修，利用搜集来的资料暗中撰成《台湾人民的历史》，还在书中强调：「台湾与大陆的脐带关系是无法切断的，就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样，是本能的天性谁也无法消灭」，并痛斥韩战的爆发导致「美国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改变了台湾的命运，就像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改变了台湾的命运一样。……难道这还不算侵略吗？」，以及热切的统一呼声：「台湾与大陆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台湾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需要台湾。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这是历史铁的事实」46。

倘使不是为求民族统一，刘建修又何苦编辑《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档案》，记录各个受难者的事略，并质问国民党「是谁制造了台湾40年白色恐怖？是谁改变了历史轨道？是谁使台湾和中国再度分裂？」47如若不是坚定的爱国志向与党员自觉，刘建修又岂会自讨苦吃，在出狱后仍惦念着「1950年代的组织被破坏，有的被杀、有的坐牢，回来后大家分散各地做事，但我们仍旧没有忘记想要重新组织或恢复组织」48，盘算伙同陈明忠等其余难友重建组织，结果于1976年再度惨遭国民党毒手被捕入狱？如若不是基于地下党人的使命感，刘建修又岂会在第二次系狱期间，还吸收了同样心向祖国的难友曾铎璋为新同志？如若不是浓厚的中国民族意识，刘建修又岂会在台湾允准探亲前就绕道香港前往大陆考察，又岂会自1987年起加入《远望》杂志鼓吹统一？49

因此，刘建修之子、同时也是《远望》杂志顾问的刘复秦，才会以「择善固执的中国传承人」、「屡仆屡起的地下党人」来缅怀其父，并期盼「两岸能够早日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告慰父亲及白恐受难者们的在天之灵」50；在坐牢时受刘建修人格感召的曾铎璋亦在刘建修过世后提笔悼念：「刘老前辈他一生生活简朴、满腔热情，怀抱忧国忧民、民族大义之志，深信，在无数仁人志士牺牲奋斗之下，国家必能富强，民族必定复兴，好让世代子子孙孙都能过着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这是他奉献一生、无怨无悔，所要追求的伟大人民事业的实现目标，历史的发展、时代的潮流、大势所趋，是任谁都无法阻挡，斯时，即可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得偿宿愿」51（见下页图三）。

这些凭吊，不都在在显明刘建修热爱中国、戮力推动统一的伟大志向吗？编着团队岂能将刘建修等邮电支部成员降格为左翼「工运」参与者、将刘建修的爱国大义扭曲成只希望「两岸和平」呢？毋怪乎刘复秦在看过《激进1949》之后，会在脸书上发帖痛诋：「以先父为代表的台湾省籍地下党人，何以愿意被『吸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想决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而『工运』，而是经过了思想的碰撞后，知道阶级的解放和国家民族复兴息息相关，而甘愿为之奋斗。如果无意中或刻意矮化『激进的1949的归班』仅仅为『工运』，那就是贬低了他们的理想和抱负：首先是谋求中华民族的复兴，最后是谋求世界大同。没有崇高的理想，怎能有如此激进的1949？怎能有经过1950年代白色恐怖依然不忘初心，甚至又于1975年二度入狱？扛起统派杂志远望的大旗坚持三十年？我想是如此的『激进』才能延续余生不改其志吧！我想这是计梅真和钱静芝两位中共地下党人传递给他们的抱负和信念吧！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终其一生怀念两位老师吧！」可谓一语中的！

牛骥同皂：将台独与邮电案同列

编着团队为了强化「以左谋独」的作用，除了将计梅真等地下党人的革命贬低为「工运」、抹杀其中国认同之外，还使了一手法，即把与邮电案毫无相干、也缺乏中国认同的阮红婴给加入口述对象中，同编于《激进1949》内。阮红婴曾在1946年基隆造船厂担任技工时，为抗议光复后的物价飙涨而发起罢工，并在翌年加入基隆铁器工会，受工会监事林天河介绍而结识地下党人李苍降，因而卷入「基隆市工作委员会案」被国民党判处十年徒刑。然而，阮红婴自始至终都否认自己加入共产党，声称：「若说我是为共产党而死，也没有啊，你连共产党的共字都凑不出来，要怎么当共产党员？」52

尔后阮红婴与陈英泰、卢兆麟、吴声润等台独分子加入「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还在接受访谈时诟骂：「日本时代台湾人生活过得比较快乐，一九四五年中国接收之后，问题接二连三也跟着来。……中国政府根本就是将台湾视为战利品」53，充分显明他完全不自认是个「中国人」、也不认可「台湾光复」。阮红婴唯一认可的，就是当年罢工的举措：「由于白色恐怖的影响，现在的工会发展已经不像我们当时。……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的工人对自己的权利不知道争取，宁愿委屈地过日子。回顾过去，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包括工人争取自己的权益，发动罢工，做这些事我从不后悔」54。此外，阮红婴还叙述国民党接收造船厂时，如何倚仗「一个本省籍自称是艋舺人的人担任主持人，那个人看起来像地头蛇，他在接收大会的主持讲话中恐吓造船厂的员工要乖乖服从接收的命令，引起了造船厂工人的普遍不满」。55

如此一个对光复充满恶感、对「中国人」充满敌意、只在乎工人权益、又曾被国民党认定为共产党员的角色，恰巧符合编着团队的政治需要，他的存在与经历正好可以稀释邮电支部成员的爱国救国思想、又能将国民党残害地下党人的白色恐怖改写成对工人运动的压迫、还能以阮红婴的「冤狱」弱化刘建修等人自承的地下党身分，证称邮电案的「阴谋叛乱，颠覆政府」，只是国民党恐惧工人运动因而滥杀无辜的「官方档案说词」。加上刘建修、李荧台等人的口述已遭编着团队抽离民族思想、解构到支离破碎，如在《魂系台北》里立志要当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的李荧台，当他的口述内容被《激进1949》模糊成失去「中国」主体的句子「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我们当年做的事情是对的」56时，与阮红婴的口述对照之下，哪个读者能分辨出李荧台不后悔的是加入地下党投身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阮红婴所指的单纯罢工？

因此编着团队故意置入左独阮红婴，并把白色恐怖的恶果聚焦在「1950年下半年的台湾工人运动与工会组织，因为受制于戒严体制等『法制』与《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的紧箍咒，加上原先潜伏工人组织的地下党员因『基隆中学案』与《光明报》被国民党破获而纷纷撤离展开逃亡生活，急速丧失了曾经一度拥有的自主性、激进性与战斗性」57，便可符合编着团队想形塑的「邮电案等于邮电工人归班运动」、「国民党指称邮电支部阴谋叛乱乃压迫工人运动的借口」等恶意扭曲的论述。这种以历史为政治工具的写法，对计梅真、钱静芝、许金玉、刘建修、李荧台等地下党人的牺牲，难道不是二度迫害？因此，无论就学术或道德层面来评判，编着团队显然都不合格。

左独右独 殊独同归

编着团队指出：在台湾内部「一切『反共』的用语与思维的延续，在当前看似两种不同的国族认同阵营之间，其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他们主张：「我们确实需要一套超越省籍冲突的历史诠释」、「对于当时加入地下党而最后遭到国民党政权全面肃清的知识分子与工农阶级，从左翼的角度来看，一个同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民主，以及阶级的真正解放，才是其所欲追求的完整理想。……也因此，我们严肃地认为，尝试建立一个『省籍（族群）为表，阶级、真正民主为里』的白色恐怖案件与地下党人的历史诠释取径，真正还原这一批当年试图以行动改变历史发展的『理想主义者』──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农阶级，都将会是一项与当前『民主化论述』与『转型正义论述』进行实际对话、甚至交锋的迫切工程！」58

这种不同于「外省人欺侮台湾人」、「中国人压迫台湾人」等传统右翼台独写法，看似给地下党人「平反」，乍看之下颇有道理，但依据前述对《激进1949》「只左不统」、「以左谋独」的全面批判，读者已不难发现：当抽离了「中国」主体、抽离了「两岸统一」的理念之后，所谓「同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民主，以及阶级的真正解放」等左翼主张，将会只局限在被割裂于中国之外的台湾地区，所谓「民主化」与「转型正义」，也只会继续成为台独的禁脔，而无法真正追究国民党、民进党为反共拒统或反中拒统而残害人权的罪责。如此一来，编着团队自诩的左翼历史诠释，在本质上，只是为了台独而「收编」右翼台独最难解释的台湾人参加中共地下党之史实，这不仅没有还原台湾籍地下党人的真实历史，反而与右翼台独一样，将这群英烈囚入另一套历史谎言内，做为壮大台独的养料，故此双方实是殊「独」同归。

假使爬梳编著者陈柏谦于多年前发表的〈挖掘、拼凑历史过程中遗忘「历史」的陷阱：一个「白色恐怖」口述史入门工作者的自我意义探求〉一文，从其自称祖父也是国民党白色恐怖受难者，以及主张：「如果，它（白色恐怖）自始就涉及了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与社会力量（说到底即是对不同性质政权、社会、未来的想像）的剧烈斗争。……那么，要真正告别或许根本不曾逝去的『白色恐怖』阴影，清楚地对过去台湾历史上每一个环节抱持着高度反思而清晰的意识形态分析、揭露与诠释，并且时时地警觉意识到此刻依然稳固的制约与框限，拒绝种种看似『中性』，或者已在制约结构下导向另一支争辩着『国族认同』战场的各种『去政治』、『去历史』的历史叙事，重新拾起牺牲受难的前辈当年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不幸落败的遗产与遗绪，找回那种亟欲根本取代既有政治经济体制的迫切渴望与行动力，或许，这会是唯一还原白色恐怖真相的救赎的道路」59，更不难发现这段话虽看似否定台独国族认同、但也剥夺了中国认同的生存空间，因此当陈柏谦将「国族认同」全盘归类为「去政治」、「去历史」的叙事后，即便他愿意承认地下党的存在，但拾起的遗产与遗绪也绝对不会是「中国统一」、「民族复兴」这些最关键的核心信念，最后反馈到现实台湾社会的力道将必然会落入台独靶心之中。因此长期关切劳工议题、还担任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研究员与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研究员的陈柏谦，自始至终的本质就是台独，只是披上了关怀左翼、注意地下党的外衣罢了！由他编着的《激进1949》，一路写来自然只剩下工运的躯壳，地下党人拯救中国的志向全遭忽略。

警惕左独 争夺话语权

陈柏谦这类左独的存在，无论是对台湾抑或大陆都起了危险的麻痹作用，因为其以关切阶级、发掘地下党的左翼面孔示人，将令厌恶右翼台独的台湾人与大陆人误认其为友军，甚至强化台湾是个「多元民主」社会的虚假形象，却忽视其破坏统一的推力绝对不亚于赤裸裸的台独──所谓的「多元」实际上仍是台独「一元」，只是欺瞒手法「多元」而已。

台湾当局也深知这种「多元」障眼法的用处，只要擡出左独为挡箭牌，既可缓冲独台与统派的不满，又可蒙蔽大陆，使大陆误信台湾内部存在着跟共产党一样注重阶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同路人，甚至误信这是能援为己用的反独同志，故台湾当局毫不吝于给予左独好处──比如召集陈柏谦等人组成团队撰写《激进1949》的「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就借着所谓「国家人权博物馆」的标案「五○年代白色恐怖邮电管理局案调查研究暨口述历史」，就获得了新台币120万，累计该协会自2015年至2020得到的台独当局的补助已高达1244万元！60由此可见，在独风日炽的台湾岛内，败德的台独行径不仅有选票可骗、更有不义之财可得，若大陆不能明白这点还予左独以优遇的话，岂不是等于鼓励台独以更刁钻的面目哄骗人民、摧毁统一运动吗？

更严重的是，从编着团队的曲解历史可看出，台独面对即便还在世的当事人或白纸黑字的史料证据，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指鹿为马，硬将计梅真、钱静芝等人的爱国革命贬低成「工运」，硬是忽略《野草》中的各篇政治性文章而仅挑十来篇文章导读，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在新书座谈会上，大谈想要正式再版《魂系台北》与替所有《野草》文章撰写导读，这无不透露该编着团队试图掌握史料、垄断话语权的野心。但在他们「只左不统」、「以左谋独」的居心下，任何史料都有遭支解掩盖的危机、任何统派前辈都有遭扭曲利用的风险，因此《激进1949》这类左独作品只会是右翼台独历史叙事的补充，绝无拨乱反正、破除台独史观的正面作用，对统一运动只有大害绝无大用。

更要注意的是，针对左独的批判，绝非简单的学术之争，这是攸关抢救与恢复中共地下党人及左翼统派的志节与生命意义、攸关台湾是否归属于中国的大是大非的现实斗争，若两岸任何有志于统一的个人与团体，还不能警觉到左独的危险性，还不能认识到左独也是争抢历史话语权、推进台独的阴暗对手，因而放任日渐稀少的史料与当事人被左独一一收编的话，那么昔日地下党人的鲜血将被溶解于「只有阶级、没有中国」的叙事脉络中，台湾英烈曾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事迹都将被抹除，两岸统一的合理性也跟着被消灭，岛内台独自然愈加壮大！届时，中国即使收回了最后这一块因帝国主义侵华而长期分离的领土，也难以在这个岛上重建中国人的认同感、自信心乃至话语权，不可不对此提高警觉，严肃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