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3）年的台湾光复节，正是台籍中共地下党烈士叶盛吉先生的百年诞辰。
在当年参加中共地下党并为党牺牲的台湾人中，叶盛吉并不属于资深或高阶者，但是他绝对是党性最坚定的人之一，确实做到了「组织入党一生一次，思想入党一生一世」。更特殊的是：与和他同龄的李登辉或彭明敏相比，叶盛吉的成长背景似乎应使他成为一个更加鲜明的媚日台独。然而，他却自觉选择认同中国，庄严宣誓加入中共，最后从容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透过研读叶盛吉留下的大量一手资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他为什么会在国民党即将败亡的1948年9月，在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有感而发：「祖国的天空真美丽」！1
叶盛吉生于日据时期的1923年，在日本人聚居的新营制糖公司宿舍长大；于「皇民化」运动前期（1936至1941年）就读于以日本学生为主的台南一中，并且以全年级第二名毕业（因为只有日本人可以得第一名）。1941年2月叶盛吉赴日本报考高等学校，连考三年，至1943年3月考上仙台二高。从1941年珍珠港事变到日本战败，叶盛吉在日本本土经历了整个太平洋战争。我们可以说：叶盛吉成长于皇民化运动及日本军国主义最猖狂的时期。以他这种经历而言，他本应长成逆来顺受的日据台湾的「本岛人」，或一个高度认同日本的「三脚仔」（即台籍皇民）。确实，叶盛吉在1941年9月改用日本姓名「叶山达雄」；1944年就读于仙台二高时，宪兵队特高科两度来学生宿舍调查来自伪「满洲国」的中国留学生，并向宿舍庶务干事叶盛吉打听消息，却丝毫未察觉他面前的「叶山达雄」不是日本人！可见青年叶盛吉「日本化」的程度之高。
但是，正是在日本，叶盛吉的自尊心及理性思维使他无法忍受日本人对台湾人的歧视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霸道虚伪，开始针对自己的国族认同进行灵魂拷问。他在1944年2月4日的手记中写道：「我从生下来，自小就走的是一条路（编按：被教育成日本人）。直到中学时代也是如此。随着高校落第，成为重考生，我才知道是一条路分成了两条2。我只好一只脚踩这条路，而另一只脚踩着另一条路来走。但是，在那个时候，两条路的距离并不大，而且是平行的，虽然难走，也还没有到不能走的地步。进了明善寮（编按：二高的学生宿舍）后，两条路乱了套，也不再平行了，而且渐渐地拉开了距离。脚踏两条路，越来越难走了。……现在已经到了总要选择一条路的时候了。选择一条路（编按：继续做日本人）是违背自己的心意的，可是不这样做，现实是不允许的。符合自己的心意的、能够真正叫人安心立命的道路（编按：成为中国人），却是现实不容许我走的一条道路。」3然而，经过反复思索，他在1945年6月3日的日记中，确定自己是中国人：「余感受我race（民族、人种）力量之强大，莫过于今日。思乡之情尤切。而对自己之使命感更深一层矣。……余意已决，坚决战斗到底矣。」4如果我们以「后见之明」视之，或许会以为那时日本即将战败，叶盛吉不过是「识时务」而已。但是当时的实况却是：冲绳战役尚未结束，美国秘密制造的原子弹要到7月16日才试爆成功，美军原预计要到1946年春才能攻打日本本土；反之，在日本战时政府的军事管制下，叶盛吉不仅很难得知真实战况，还要面临日本大本营策画的「一亿总玉碎」本土决战，而他当时刚入学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就在4月27日被指定为东大医学部军事训练的中队长5，根本避不开日本的决战动员。可见，叶盛吉决心要向日本「战斗到底」，绝不是见风转舵，反而是逆向而行，而这正是他「浪漫主义」性格的表现（后述）。
叶盛吉在东大医学部结识了高他一届的学长刘沼光；光复后刘也转学到台湾大学，并成为叶盛吉的入党介绍人。1945年12月1日，叶盛吉在回台前的日记中，写下一段他与刘沼光对谈后的自我分析：「我之所以能够熬过东京的生活之苦，并留下美好的梦想，可能是因为我理性主义的一面与感情上……仍抱有浪漫理想的一面。我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深感自己具有其中像保里斯那样机关算尽，深具现实主义性格，……而同时具有皮埃尔的性格，一旦希望与理想之光燃起，现实主义性格就消失无踪，完全变成浪漫主义者，而且心怀信仰……。这（编按：指其性格中以浪漫主义、心怀信仰为主的部分）似乎是我原本所具备的。而到了东京之后，尤其是与林、刘氏（编按：即刘沼光）接触后发现我自己在逻辑思考上的不足，使我更理性更现实地看待事物，一下子造就了我不流于［过于］理想（有时或许是幻想）的性格。……我认为伦理上的自我反省，若不伴随具逻辑性的自我批判就没有意义。（至少一位领导者绝对必须如此）」6这段话，清楚展现了叶盛吉对自己人格特质的认识：他基本上是一位心怀信仰的浪漫主义者，但是由于他以做「领导者」自期，因此必须加强逻辑思考，使自己能更理性更现实地看待外界事物。然而，他固然反对暴虎冯河之勇，但仍是个坚持理想信念的浪漫主义者，是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曾子语）的领袖人才。他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对于「培育我对真理的爱，对祖国、民族的爱、使我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的二高时代，……依然感谢万分」，因此，他「还是要当一个浪漫主义者」。7在这一年年底（12月31日）的日记中，他做了总结：「我为了我的祖国，要尽量做个浪漫主义者。但有时为了迫在眉睫的各个具体手段，又必须有现实主义者的一面。」81946年初，他在连续三天的日记里强调：「学问是一生的事业，我决定要做一个浪漫主义者努力到底！」（1月3日）、「约定继续努力达成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新使命。」（1月4日）、「对于现实要确实执行，并成为为理想而生的真正浪漫主义者。」（1月5日）。9正是由于叶盛吉在台湾回归中国之前，已深刻反省了自己的国族认同并决心以身许国，因此后来从刘沼光发展他为党员，直至叶盛吉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牺牲，都是他「为理想而生的真正浪漫主义者」性格之必然表现。
虽然「叶山达雄」与同（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辉）一样，在法律上他们于二十二岁以前都是日本人，而且前者的「日本化」程度比后者高出许多，但是两人在「义利之辨」的大节上，表现截然相反：李登辉一生见利忘义，其媚日、叛党、卖国，叶盛吉均不屑为之。否则，叶盛吉作为日据时期皇民化的「模范生」，战后他若选择靠拢国民党，极有可能比李登辉更早成为二蒋治下的台籍政要10。可是，他因理性反思而认同中国，因挚爱中国而加入中共，最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从容就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至于「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据此，比叶盛吉多活七十年的李登辉，只是个「禄之大者」的卑鄙小人。而叶盛吉那二十七岁的短暂一生，生前俯仰无愧，死时重于泰山。我们纪念叶盛吉百年诞辰，正是因为他始终认真对待义利之辨，见利思义，直至舍生取义，可称「立德」，足以作为引领台湾人心复归祖国之不朽楷模。
尤其重要的是：叶盛吉留下的大量日记、手记、书信等一手资料，可以使后人追溯他从「日本人」回归「中国人」的整个认同转变的理性反思心路历程，强而有力地证明了：「国族认同」是一个道德性质的选择；一个在日据「皇民化」时期成长的台湾人，如果他有足够的自尊心及道德意识，根本不需要去过大陆，也不需要读过多少中国典籍，甚至不需要能流畅使用中文，就可以凭借自身被殖民统治的经验而断定自己不是日本人，做回中国人。11换言之，那些借口两岸「历史经验」不同而选择媚日台独的台湾人，其实只是缺乏自尊心及道德意识。在叶盛吉这面照妖镜面前，台独的无耻无德将无所遁形。这也是为什么台独非常在意对叶盛吉的「诠释权」，宁可重金出版与叶盛吉有关的几乎所有文书，也要将他扭曲、矮化成只是爱台湾、反国民党而被中共诱上贼船的不幸青年。12
但是，叶盛吉以及他的许多同志们至今尚未受到两岸中国人足够的重视。眼看着台湾岛上独氛遍地，「诛奸谀（李登辉、彭明敏）于既死，发潜德（叶盛吉们）之幽光」（唐韩愈《答崔立之书》）正是当务之急。
英雄不应无名
1950年11月29日清晨六点左右，在台北市新店溪畔的马场町堤防外河滩地（今马场町纪念公园），国民党宪兵第四团的军车押来十一位中共台湾省工委直属学委会的干部，他们是：李水井（学委兼书记）、杨廷椅（学委兼支部书记）、陈水木（学委兼支部书记）、黄师廉（小组长）、陈金目（支部委员）、赖裕传（支部书记）、吴瑞炉（支部委员）、王超伦（支部书记）、郑文峰（支部书记）、叶盛吉（台大医学院支部书记）、郑泽雄（小组长）。随后枪声响起，他们逐一倒下；随车宪兵按照特务单位的行刑规定，对这些地下党人于枪决前后各拍下照片一张。当时，就在附近，还躺着前一天枪决的台北市工委会干部及党员共十四具尸体，只因他们在押往刑场的路上高呼口号、唱国际歌，导致驾驶惊慌而险些发生车祸，因此竟在死后被「罚」曝尸一日。其中，就有叶盛吉的老师台大医院内科主任许强（台大医院支部书记）在内。
叶盛吉烈士就义前照片
我们不知道叶盛吉在临刑前是否看到他的老师横尸在旁。但是，这两案共涉及九十六名台湾省籍中共党员，包括多位医界菁英在内，而其中二十五位台籍菁英接连两日先后魂断法场，其余五十八位被判十年或更高的徒刑。13对于台湾省籍民众而言，这是极具恐吓力量的冲击。经过1950年代国民党特务统治下这种草菅人命、株连无度的白色恐怖，岛内大多数人对任何与「左」沾边的人事物都避之唯恐不及。
六十三年后的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建成并对外开放。在其花岗岩墙上镌刻着八百多位当年在台湾牺牲的「隐蔽战线烈士」姓名。但是，由于大陆对当年岛内政治案件缺乏深入研究，其中竟有六人是台独，另外至少四人与中共地下党无关；反之，前述两案中被枪决的二十五名台籍地下党人却全未纳入。14虽然这两案中有各别的人在面对特务审讯时，不同程度地出卖了组织与同志15。但是亦有极力保护组织秘密、维护同志安全的忠贞党员，其中，叶盛吉就是典型。
对于叶盛吉，不只大陆不够重视16，岛内的统派也如此。叶盛吉最早是在日本被注意，始于叶盛吉二高同学杨威理在日本《世界》杂志1992年3月号发表的〈双乡记—一位台湾知识分子的悲剧〉，同年夏天，杨威理再将此文发展成书，由岩波书店于1993年出版17。后来日本方面就不断有人或媒体注意到叶盛吉这位曾经的「皇民化模范生」18。岛内统派方面，最早是陈映真于1992年6月间将杨威理文改写、翻译，发表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后经由戴国𪸩教授牵线，再将其书中译（即《双乡记》），于1995年3月由人间出版社初版，2009年8月再版。但是此书并未引起统派对叶盛吉其历史意义的足够注意，导致后来对叶盛吉文书的保存、翻译、出版、解读几乎都由台独「学者」掌握。例如，以撰写台湾左翼运动及人物而著名的岛内作家蓝博洲在2005出版了《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其中书写了郭琇琮、苏友鹏、胡宝珍、许强四位医师的受难经过（郭、许牺牲，苏、胡被判10年徒刑）19。在搜集资料时，蓝博洲连叶盛吉吸收入党的颜世鸿都纳入采访，而颜世鸿在陈述自己入党经过时不可能不提他所尊敬的叶学长，然而书中却未提及叶盛吉这位「医界良心」的大名。十五年后，蓝博洲才在《台声》杂志2020年24期上发表了一篇〈迟到的悼念：纪念1950年11月29日牺牲的叶盛吉医师〉。相对而言，台独方面除了大量出版叶盛吉相关文书外，还将受到政治迫害的台湾医师不分统独一网打尽，在2017年3月由「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出版了一本《医人治世：白色恐怖受难医师群像》，把叶盛吉纳入其中，但是特别强调他「对台湾乡土认同」、「发现中国大陆有严重的贫穷与阶级问题」、「他在遗书上写下『我自始至终并无颠覆政府的意图』」（第45页），于是叶盛吉被蓄意曲解为又一位被国民党「外来政权」杀害的「爱台湾」的无辜青年。
整体而言，两岸中国学者或媒体对叶盛吉这位留下最多一手资料的地下党英烈之研究，还有很大的推进空间。反之，台独与日本对叶盛吉（及其同志们）的另类「重视」，则已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此事关系到历史话语权，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为了国家民族而牺牲的台籍英烈，让他们有如《无名英雄纪念碑铭》所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之知，乃至殒后无名」，那就是后人之过，而且是将两岸统一的大义拱手让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像叶盛吉这样的英雄、先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追思、纪念、铭记。
为了抛砖引玉，我们特先就几个与叶盛吉的历史地位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与澄清。
叶盛吉不负初心
如果有人怀疑叶盛吉在被捕后背弃了初衷，那么可能是因为以下三个误解或曲解。
一、叶盛吉信了基督教？
叶盛吉作为共产党员，按照党章不能信仰任何宗教。但是，如其岳父郭孟扬所叙，「盛吉花了40天精读『新约』圣经。……每周寄出的信都有查经时的圣句，以及对圣句的感想。」20确实，叶盛吉被捕后与岳父家（包括妻子）的来往书信，几乎都表现出他已「信耶稣」，或者正在「逐步皈依」基督教。这导致当他被枪决后，郭孟扬如此想像叶盛吉面临死亡的场景：「他就这样朴素地被带了出来，从容地步入刑场，像是被带走的羔羊，柔和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这旷野的一角，他泰然自若，悄然平和地在天使的守护下，顺从了神的经纶。他想必是向神祈祷保守他的父亲、母亲、岳父、岳母、妻子、儿子后才离世。想起来虽然哀伤也庄严。与其哭泣更应该感谢。能死在主的身边也是种幸福。」21如果叶盛吉信了基督教，那就表示他背弃了自己的党员身分。但是，在他临刑时夹在《圣经》里、用领带捆在腰上的《自叙传》及给颜世鸿的信里，真相却是另一面目。
被捕后，由于叶盛吉已做了必死的准备，为使他那还未满月的儿子叶光毅长大后能真正认识自己的父亲，他在1950年10月24至27日写下一万五千字的《自叙传》，最后并注明「爸爸送此文给忍耐辛苦的淑姿及尚未见面的可爱光毅」。但是，他不能写明战后入党这一段，因此他的结语只是：「日本败战与中国胜利，以及台湾的光复，对我们来说无论主观或客观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且到今天仍然持续。」22与此同时，整篇自叙没有一字提及信教。可见对他人生最后五年影响最大的，绝非「上帝」或耶稣，而是「日本败战与中国胜利，以及台湾的光复」！换言之，他的终极关怀，仍然是大中国的未来，无关上帝。23
最重要的是，他与颜世鸿是同志，彼此最了解对方的心性志趣，因此他特别在10月23日写了一封短信给颜，赋予了重托：告诉他的家人和「友人」（实即其他同志），他初心未改。而短信内容主要就是两点：一、他未信教，二、他没叛党。
首先，叶盛吉向颜世鸿致歉：「造成这样的结果深感遣憾，也实在对不起你，但也没有办法。」当然，他也知道颜世鸿非小人物，不会怪他。接着，他就说明自己假装信教只是为了安慰岳家：「我每周都写信给父母、岳父母和内人。他们可能不太清楚我的事情（编按：指他入党、牺牲的原委），这就是我所放心不下的地方。尤其岳父母和内人是基督徒，较难让他们理解我的心情，甚至是无法让他们理解，我每次写信，都很费心地想该如何才能安慰他们。现在我只盼望他们能安心。」换言之，他为了安慰岳家，只好假装「信主得救」，但他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当然不希望欺蒙至亲，也不希望同志误解，因此他重托颜世鸿：「希望你铭记一件事。我的想法还是和过去一年多以来和你谈过的都一样，相信你都很清楚，而我周围亲近的友人们应该也都一样很清楚。……我唯一想拜托你的事，是希望将来你能将我的想法转告我家人，而且也代为向友人说明相关事情。」最后，他交代颜世鸿：「请保重身体，一定要健康地坚持到最后。」这「最后」一语，指的当然是他们朝思暮想的新中国。24
当时，颜世鸿自己身陷囹圄，只好请妹妹颜一秀去郭家转达。1951年2月9日傍晚颜一秀到郭家，「不断地说，宗教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主义也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灵魂，既然他的灵魂已获得救赎，那么是活是死就无所谓了。」25显然，颜世鸿知道叶盛吉是为主义而死，颜一秀也尽可能地转达了颜世鸿对叶盛吉的理解。然而最后郭家人仍各取所需，郭淑姿在颜一秀来访当日的日记中写下她的理解：「为主义而活，为主义而死。最后他终于接受了宗教。」26郭孟扬日后将他为日本战死的长子郭朝三与为中华民族牺牲的女婿叶盛吉相比，写下：「朝三出征一去不回，而你回台湾……还是聪明的，再次踏上故国的土地。许多不知道民族英雄郑成功的青年都为万世一系的天皇陛下而死。……在不明就里中失去生命。许多忠实的台湾青年由于民族意识不够而无法自救。你已化为干枯的白骨，还说什么意识？什么象征？宗教超越所有民族活在爱之中。爱是神的一切。神爱民族，也期待民族的发展。」27于是，郭家的人都得到自我安慰，但还是不理解叶盛吉为什么不信教。
二、叶盛吉向国民党悔过？
叶盛吉在临刑前的11月24日，于狱中写了一篇形同「悔过书」的报告，台独很爱引用其内容来「证明」叶盛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误上贼船，但残暴的中国国民党仍将他枪决，以此一箭双雕，丑化中国。该报告中写道：「我深切地反省到我参加匪党是我生命史上莫大的耻辱。……可是我自始至终并无颠覆政府的意图。……我决心要澈〔彻〕底改过自新，永远脱离匪党，重归政府的怀抱，重新做一个良好的国民。谨特……准予改过自新，俾得早日继续研究防疟工作，以便将来报效国家、报效民族。」28但是，在当时的特务政治下叶盛吉必然知道：要争取「自新」的待遇，势必要出卖大量且重要的党内机密，并且日后永远甘当国民党的鹰犬，而如此尚且不一定奏效29。然而叶盛吉除了表示「悔过」，并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或多余的表态，而且「自新」后也只是要「继续研究防疟工作」，对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毫无利用价值。显然这纸悔过书只在试探国民党「万一」尚存的「善念」，并无真正叛党悔过的意图。
在中共党史上，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就有过被捕下狱的党员奉命「悔过」出狱的例子。例如1931年6月薄一波在北平被捕，被判八年徒刑。1936年夏，为免日军占领华北后造成中共被押干部牺牲，经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向中共中央建议，薄一波等五十四人便以各被押人员在退党反共「自白书」上画押的方式，换取出狱。可见在特定条件下，中共会为了保护革命力量而采取灵活策略。同样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介入台海，解放台湾被无限期延后，此时叶盛吉在不出卖组织的前提下争取生存机会，实际上即是保存地下党的有生力量，是正确之举。而一如上文所引叶盛吉给颜世鸿的遗书所言：「我的想法还是和过去一年多以来和你谈过的都一样」，其又何悔之有？
三、叶盛吉出卖了同志（颜世鸿）？
叶盛吉的「讯问笔录」显示，他确实招出自己吸收颜世鸿入党。30但事实是，此前其上级杨廷椅、陈水木已经把他及「颜某」写在组织关系表里31，他根本保不住颜世鸿。即使如此，叶盛吉除了在9月3日该案军事法庭开庭时，趁着与颜世鸿擦肩而过，轻声对颜说「一切推给我」32，他还在口供上尽量为颜世鸿开脱。首先，他把颜世鸿宣誓入党的时间从1950年1月延到2月，这样至少可以保护颜世鸿在1月间的活动。33其次，他把吸收颜世鸿说成是「上级催迫……故匆促将颜拉入组织」34，而他在前述「悔过书」中还特别写上选中颜世鸿的原因仅是因颜「也对研究环境卫生有兴趣」35。这些「做球」的细节，都可看出叶盛吉维护同志的细心与苦心。然而，也许是怕与其他人的口供不符，颜世鸿却未接好这两球。当特务给颜看叶盛吉的审讯纪录时，颜不但主动「更正」了自己入党的时间在1月23日36，还于法庭上承认自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者」37。但是，叶盛吉保护党组织和同志、朋友的最主要一招——把自己的入党时间从1948年8月底延后到9月由上海回台后，则既保护了一同赴祖国参访的其他四位同学，也保护了他在大陆接触到的白区地下党组织。于是，从他隐瞒入党的真实日期，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细心而坚定地遵守他入党誓词中的「保守党的秘密」和「永不叛党」。
叶盛吉的入党日期
叶盛吉在1950年5月29日被捕后始终一口咬定自己是在1948年9月于台北市入党38，也就是在他唯一一次走访大陆（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回台后入党。但实际上他应该是在出发前的1948年8月30日入党。理由如下：
首先，叶盛吉1948年7月25日日记中记载：「下午与老杨（编按：即杨威理）去波丽路39，胡氏40也来了，在清凉的电扇下用餐。」41据其好友杨威理记述当天的谈话：「这次，我们关切的焦点是后国［民］党时代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了。当时，国共两党在大陆继续进行殊死的武装斗争，而蒋介石的失败已在眼前。我们两人都眺望着正在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42而叶在8月30日的日记最后出现「System！」43一词（见下图）。杨威理认为这个词「具有组织、系统和机构的意思」，应该是指党的组织，而其后的惊叹号则是表示叶强烈的入党决心。44他俩先前的谈话既然已聚焦于「建设新中国」，可见那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就是中国共产党，而叶的日记中只有8月30日有暗示入党的「System！」一词，显然有其意义。对照叶盛吉在1950年1月23日吸收颜世鸿入党当天，在日记中写下「晚上有SuiPi」45，据杨威理解释，「SuiPi」就是C.P.，即Communist Party〔共产党〕的简写，日期也与颜世鸿的记载一致46，可证叶盛吉确实会以隐语记下与地下党组织有关重大事项。如果他对颜世鸿入党都记载于日记，那么他自己入党更不可能毫无踪影，而「System！」就是最可能的雪泥鸿爪。
其次，根据杨威理所叙，叶盛吉的入党介绍人刘沼光是在1948年8月下旬为避免国民党追捕而离开台湾的47，因此叶盛吉不可能在9月在台湾入党。虽然叶盛吉在受审时说：刘沼光在1948年10月「行踪不明」48，因此许多人都据此认为刘是在10月才逃离台湾的。但这显然是为了配合他坚持的「9月于台北市入党」49而说的，不足为据。连台独学者都注意到：「由于他在9月3日到9月25日前往上海等地参访，行前和返台后特别忙碌，日记中也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似乎该月加入的可能性不大。……杨威理在为叶盛吉作传时提出1948年8月30日日记中最后一个字是『system』，是他即将加入（共产党）的表现，反而有些可信。」50所以，最合理的推断是：刘沼光刻意在1948年8月底离台前夕吸收叶盛吉入党，以接替他担任台大医学院支部书记。
至于叶盛吉在被捕后的考虑，应该如下：纵使他走访过的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地已在1949年5月底前全部解放，国民党残余政权也在同年12月退据台湾，但是由于叶在上海见过的张锡祺（颜世鸿的二舅，后详）与许多台湾人有关，而且许多来台的大陆人都从上海地区撤出，因此叶盛吉若供认他是去大陆前入党，那么国民党特务势必会追问他9月在大陆的行程。如此则不仅会牵连到与他同行的另外四位医学系同学（特别是他所敬重的胡秀山学长），还会使特务有借口在岛内扩大办案，株连更广。于是，叶盛吉为了保护组织与同志，必须把去大陆参访与其入党切割，那他就只能坚持是在回台后入党——反正他的入党介绍人刘沼光已不在台湾，特务无从查证。
所以，叶盛吉是以中国共产党台湾地下党员的身分在1949年9月1日由基隆搭船去上海，直到9月25日再回到台湾。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在大陆有没有与上海的上级党组织联系过？
根据他的日记，以及他从上海带回来的一幅隶书书法作品，我们可以相当肯定：有！
叶盛吉同志在上海
我们从叶盛吉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的行程并非只是参访医院、学校或风景名胜，而是另有玄机。
包含叶盛吉在内的五位医学生于9月3日到达上海后，立即入住著名眼科医学博士张锡祺主持的东南医学院宿舍，并于当天去张锡祺开设的光华眼科医院见了张；后来在9月6日下午叶再去张锡祺宅与张及其同事长谈；在离开上海回台的前一天（9月22日）傍晚，叶又再去张宅道别。首先，张锡祺与叶盛吉非亲非故，当时叶盛吉与张锡祺的眼科学生颜兴之子（即其学弟颜世鸿）也无深交51，因此张锡祺会如此接待叶盛吉一行，以及叶盛吉屡次拜访张锡祺，显然另有原因。其次，细读叶盛吉的日记，他三访张锡祺，除了首次在光华眼科医院应该是五人同去，后两次都是到张锡祺私宅，应该只有叶一人往访，他的另四位同学不会知道他见到什么人。那么，在这种人数较少、私密性较高的会见里，张锡祺会介绍谁跟叶盛吉见面？
自从张锡祺在1930年从高雄来到上海开办光华眼科医院起，张和他的医院就与中共地下党长期相关。从高雄跟张锡祺来上海的江宁静是中共党员（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地下交通员），「据江宁静回忆，当时光华医院是中共地下交通站联络点，接待过陆定一、潘汉年、黄良翌、许涤新等很多著名共产党人，长期为党传递信息。1934年王学文转移到上海，江宁静接受王单线领导，每周在光华医院碰头一次，收转党内信件。有时还在光华聚会。这些情形，对张先生和马绩夫人（编按：张锡祺的日籍妻子，原名马场崎绩子）来说，都不是秘密。先生和师母还接待过许多所谓病人，如李克农同志两次住『光华』作『病人』，安全地避开了白色恐怖。王学文曾请张先生为烈士彭湃的儿子去苏联筹措旅费，马绩夫人还亲手织毛衣为之送行。党的一大代表、时任大学教授的李达同志及进步作家白薇、杨骚等都在『光华』住过。在当时一片白色恐怖笼罩下，先生还为进步组织华联通讯社掩护过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虽是几十年前的事，但仍铭刻在江宁静、许涤新、王学文等人的记忆之中。」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成立王芃生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上海设站，并委任张锡祺的堂弟张锡钧为站长，进行情报工作。包括《远望》创办人陈其昌及张锡祺等爱国台湾人以及中共地下党，又透过张氏兄弟的关系参与到抗日的情报战中。中共方面的活动，便是以光华眼科医院为掩护。抗战胜利后，许涤新还带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去请张锡祺治疗眼疾，邓还转达周恩来对张锡祺的问候。然而，也因张锡祺与中共往来密切，使他在抗战前的1934年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诱捕，关押半年，才被地下党营救出狱。抗战末期，1945年7月，又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拷问。52显然，张锡祺与中共地下党的长期合作关系，才是叶盛吉与张锡祺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的原因。
当时中共台湾省工委归上海局领导53，叶盛吉既然在赴上海前夕在台湾入党，那么他在上海期间当然会与上海局的上级领导联系。而张锡祺医师的东南医学院和光华眼科正是学医的新党员叶盛吉联系上海局的最佳掩护。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叶盛吉在上海期间经由张锡祺或其身边的地下党同志安排，见到了上海局的领导干部，并接受了工作指示。叶盛吉两次访张私宅，应该就是为了与上海局的上级接头。但是他究竟见到谁、谈了什么，除非上海局有留下档案纪录，否则无从考证。
不过，由叶盛吉从上海携回台湾的一幅字（见图三），可以使我们大略体会上海局同志对叶盛吉这位新进党员的期许。
这一幅隶书字幅，乍看之下，只觉得运笔者书法功力甚深，但若细读其内容，就会知道这绝对不只是一般的书法艺术作品，而是叶盛吉与中共上海局党组织联系的重要证物。
书写者「迅虹」究系何人尚不详，但有可能是「迅红」的同音化名，暗示「旧中国迅速变红、新中国即将成立」，「一轮红日」正在中华大地上升起。字幅内容则取自宋代词人李弥逊所作〈十样花〉十阕词54中的最后一阕。原词咏红药（即芍药）花，如下：「陌上风光浓处，红药一番经雨。把酒遶芳丛，花解语。劝春住，莫教容易去。」书写者匠心独运，将「红药」改成「红叶」，将「劝春住」改成「劝君住」，于是写成：「陌上风光浓处，红叶一番经雨。把酒遶芳丛，花解语。劝君住，莫教容易去。」
两处修改意义如下：
一、「红药」原为花名，一经改为「红叶」，便可用来象征中共党人的气节操守。中共有自比「红叶」的传统。例如：
（一）毛泽东于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中，「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就是以满山红叶比喻革命高潮。
（二）中共党人经常以红叶的鲜红与热血意味，比喻党员的精神与品格。例如，1966年秋，陈毅元帅游北京西山，见满山红叶，即景抒情，写下《题西山红叶》，十四句里「红叶」出现八次，即是一例。
（三）电视剧《红叶》、《香山叶正红》、《远山的红叶》等，均是以「红叶」比拟中共的革命运动或党员气节。
二、「劝春住」改为「劝君住」，意旨更加明确。「劝君住，莫教容易去」，意思是：「劝您坚持初心，莫轻易放弃。」
于是，原本只是词人咏花之作，稍加改动，便成为对新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远大期许！以词寄望，寓意深远。
叶盛吉在祖国看到了什么
叶盛吉回台湾以后，写了一篇〈内地归来〉，刊在1948年11月27日的《台大学生新闻》上。他写道：「我们访问了浙江大学，与……台籍公费生会见时，大家莫不感到现实教育力量的伟大，仅仅不到二年的学校生活，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与感化是极大的，并使他们有了一个对现实的正确的见解。55在我们看到的不论是上海同济大学，或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虽然在战后不充分的设备，不安定的环境之下专赖公费生活，住在狭隘的宿舍中二层三层的床铺上，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一个指导原理（编按：指方向感、使命感），同时在分化的学问生活中有一种极深刻的有机的关联的印象（编按：指大局观、归属感）。所谓指导原理，无疑地是从战后急遽转变（编按：实即国共内战）的中国社会中得来的，因此没有纸上空论，一切都从现实出发，所以大都富有实践的能力。他们在激烈的壁报和众多的课外活动（编按：即各种学生运动）的基础上，渐渐地把影响扩展开来。此点与尚在特殊环境（编按：指疏离于大陆之外）中的我们台湾的大学生生活有显著的不同。」56接着当他写到在上海见到的贫富差距、社会阶层分隔造成的内耗时，他却仍看到：「在此恶劣的环境的缝隙之中，中国学生觉悟了历史给予知识分子的使命，因而把握此指导原理充满着向前迈进的勇气。但是台湾学生也曾经验过的日本大学生的沈滞，对社会的关心和改革的念头连影子都没有，完全陷于利己主义的颓废之中，在那样如死的沈寂之中连一点尘埃也看不出，而这里（编按：指大陆）却有针对现实，克服困难的五四运动的傅统力量，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中国学生所持有的特殊的强力。」57
这就是叶盛吉在即将崩溃的国统区看到的祖国大陆——混乱中有方向、内耗中有力量、腐败中有新生、绝望中有曙光。简言之，他亲眼见到了「一轮红日」，看到了黎明。
于是，他在文章中以肯定的语气写下：「祖国的天空是美丽的！」58
我以我血荐轩辕
叶盛吉到访时的上海局领导群体中并无以书法名世者59，估计他从上海带回的字幅应是另请高人命笔。这位高人「迅虹」刻意选用较不常见的宋词来改写，遂不易被国民党特务察觉其深意，当年叶盛吉才方便带回台湾。并且在叶盛吉牺牲后，叶家历经无数次抄家搜索，这幅字仍能幸存至今，成为叶盛吉烈士与上海局联系过的唯一证物。叶盛吉不负初心，在从上海归来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他的热血，便撒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上。
睹物思人，更觉得叶盛吉见危受命、守死善道，而后由颜世鸿「坚持到最后」的爱国赤诚，实为另一种「去留肝胆两昆仑」。
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岭（大庾岭）被国民党军队围困二十余天，弹尽援绝，写下了绝笔诗《梅岭三章》。虽然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突然撤兵，使陈毅得以继续奋斗，但其第三首正好用来纪念舍身取义的叶盛吉：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叶盛吉与颜世鸿这两片饱经风吹雨打的红叶，虽然一去一留，但都做到了「劝君住，莫教容易去」。值此叶盛吉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台独上演末日疯狂，「一轮红日」映照台海，「人间遍种自由花」应为时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