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理上来讲，《港区国安法》是中国的内政，也是国际惯例，其内容和西方大国比起来，也是大同小异。西方没有法理依据干预，说三道四。比如根据中国的《国安法》，政府有权读取并要求中国企业交出数据。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的《云端法》（CLOUD Act）1就允许美国安全机构从这些平台获取非美国公民的数据。几乎在所有国家，国家安全机构和他们的工作方式之间都有相似之处。
然而从本质上来讲，国际关系并不是讲道理的，还是要凭借实力和其所拥有的权力。从权力的逻辑上讲，今天发生的一切又都是「合理」的。《港区国安法》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和整个西方社会的对立。正在和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美国、自认为对香港负有责任的英国自不必说，正和中国发生摩擦的加拿大、澳洲大利亚也都公开站在英国一边，即使和中国关系相对良好的德国都为此召见了中国驻德大使。目前欧美的区别在于：美国采取实际制裁行动，欧洲仍然只停留在口头表态。
目前的态势，所有相关各方都是利益受损者。中国不仅和美国的关系更加恶化，也把过去摇摆不定的英国推到美国一边，连带华为也被排挤出英国市场，其他国家也趁此机会加大了对华为的限制。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对欧洲、对俄外交也处于守势：中国对它们的需求提升，降低了讨价还价的能力。由于西方拥有话语权，《港区国安法》也被塑造成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的例证，中国也被认为破坏了一国两制。这对两岸统一的「一国两制」方案」也是重大打击。尽管台湾内部接受「一国两制」者本就是少数，现在反对者更有了宣传的理由。可以说，一部《港区国安法》，就实事论，令香港和台湾民意更加疏远中国大陆。
香港则由于这部《港区国安法》而失去了过去拥有的许多「自由」。比如出版和言论都有可能因为违反国安法而负刑责。当然就事论事，除了常态的政治歧见，像鼓吹分裂国家、暴力甚至恐怖主义，在任何国家都是被法律禁止的，这属于自由权的滥用。至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制裁，从长远来看也必然某种程度地损害到其经济和金融地位。美国取消了对香港的特殊地位，但香港是美国唯一有贸易顺差的地方，还有一千多家企业在香港经营，损失同样不小。脱离欧盟的英国更需要中国，比如双方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却因此法而走向双方对立。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港区国安法》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各方都受损的个案。
陆委会于2020年8月6日公布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指出逾八成民众「反对中共制定『港版国安法』」、「反对对岸的『一国两制』」，并称「台湾主流民意认为中共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及伤害两岸关系」。
香港问题何以陷入困境
只是香港何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主要有三大因素。
一是中美竞争是结构性的，已经无法化解。
香港身处东西方第一线，当东西方共同利益大于竞争时，香港可发挥桥梁作用，两边兼利，左右逢源。这个时候，即使香港出现问题，也很容易化解。比如2003年的「反二十三条」立法。一旦特区政府做出让步撤回，抗议也自然平息。但自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客观上）日益撼动到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美国对华战略便开始从接触转为遏制，并在川普时代演变成全面的对抗──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人才战。这一时期，香港就沦为东西方博弈的战场，此时出现的问题也难以化解。从2014年的「占中」开始，到2019年的「反送中」，无论特区政府怎么妥协，反对派也不罢休，甚至升高要求，抗争到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认为既然无论怎么样都不可能解决矛盾，那就只能直接出手应对，总不能放任香港成为对抗中国的基地，哪怕付出巨大代价也别无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根据《基本法》，中央政府本就有权直接就国安事项立法，但直到回归23年后，才行使这项权力。因为过去还有可能由香港特区政府来完成，但今天这种可能性已荡然无存。
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十八大」后的政治演变香港难以认同。
「一国两制」的设计本身就是务实的面对香港和内地制度的差异。本着因地制宜的治国传统，希望能够「两制」和谐相处。但在西方和许多香港人眼中，中国制度是落后的，没有民主，缺乏人权。因此，香港对内地政治制度没有认同感。刚回归时，民族主义压倒政治分歧，香港长久以来的非政治化传统也起到了消融政治差异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香港新一代崛起，再加上西方的介入，港人日趋政治化。再者，「十八大」以后，中国政治出现的变化，比如党政高度合一、对社会的控制日益增强、国有企业强势回归，特别是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甚至时有个人崇拜现象，都令香港社会无法接受。
客观而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其自身文化和历史的逻辑，其优异的表现也证明了它的合理性。这次新冠疫情就是对东西方制度最好的检验。中国不可能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不会接受香港放弃现在的制度模式而完全走向西方。所以面对香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不认同，面对香港社会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诉求，试图改变1997年后形成的「一国两制」，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的。
三是「一国两制」下，由于媒体、教育、出版完全独立，基本失去了塑造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作用。对中国近七十年的发展和进步要么淡化、要么无视，相反地却把主要篇幅放到中国出现的失误和问题上。在后殖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既没有经历殖民时期的民族屈辱，也没有对祖国的认同，反而成长为反对祖国的一代。而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中央政府出手制订《港区国安法》。
这三大因素决定了为什么现在围绕香港的大博弈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今日香港已经不再是1997年时的香港，我们可以说香港正进入第二次回归，也可以说现在的「一国两制」正在发生方向性的变化。
图为部分的香港通识教材，教材中充斥着各种丑化中国的论述和图示，皆是刻意采用西方惯用于抹黑中国制度和中国复兴的观点。
香港开启新的大发展时代
这并不是说香港的未来会走下坡。首要的，香港能否继续繁荣，根本的还是要看大陆这个腹地的发展。香港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唯一可以依靠的经济腹地就是中国。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中国成功应对并率先实现经济恢复。欧美则一直在疫情的泥淖中挣扎。虽然从短期看，欧美在出现疫苗后早晚可以走出困境，但从长期看，疫情暴露出西方体制的严重问题，中国则显示了强大的制度性优势。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更优于西方。
其次，中央政府为了确保决策的实效，一定会大力支持香港的发展。以中国目前的实力，扶持一个香港并不困难。
第三，《港区国安法》颁布后，香港必然回归稳定，回归到商业城市的基本面。这也是过去香港成功的重要原因。西方所指责的法治缺失等并不存在，至少在非政治领域不会存在。香港的吸引力并不会减少。不妨看看大陆，它每年吸引外资都是全球第一或者第二，但内地的法治环境还是落后于香港。新加坡也不是民主社会，但仍然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根据今（2020）年3月26日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第二十七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上海首次晋升全球第四，超过新加坡和香港，仅次于纽约、伦敦和东京，且与伦敦、东京仅有2分和1分的差距。上海的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高速发展。
事实上，除了大陆的腹地作用外，诚如今年6月4日台湾《经济日报》社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谁来取代？〉所论，香港能成为亚太金融中心的原因主要在于：「金融机构和市场紧密结合，采取以市场而非政策为导向的发展策略。香港政府恪守尽量不干预市场运作的原则，并实施低税率政策和推行简单的税则，使各类商业活动在有利的营商环境之下，能有更多的主动权及创新空间，并吸引众多的高端国际人才赴港工作及定居。」其他因素则包括：香港股市法制健全、监管架构完整，公司治理制度完善、国际化程度高；香港外汇市场没有外汇管制，且位于有利时区，可以24小时在世界各地市场交易；港币挂勾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更有利于维持商业交易的稳定。当然香港有内地作为经济腹地的优势更是关键。特别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之后，香港扮演内地市场跳板的角色也更鲜明，成为外商与内地合资的重要管道。
香港金融中心这几个条件和优势，都不会因为《港区国安法》的实施而改变。相反，该法将成为香港新的大发展时代的重要历史性因素。
2020年3月26日，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的第二十七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港台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大陆
总之，只要香港恢复政治稳定，在中国经济腹地的支持下，全面发挥其经济优势，其全球经济和金融地位只会大幅上升。
至于美国的制裁，确实应该承认，美国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香港只是美国的第二十一大贸易伙伴，所以制裁对香港的影响更大。但由于香港是美国唯一出超的贸易对象，香港与美国之间贸易额在三百八十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对香港贸易顺差高达三百三十四亿美元，损失更大的却是美国。再者目前全球只有美国取消了香港的特殊经济地位，市场的力量一向大于政府的行政干预。更何况香港最重要的经济地位是世贸组织的4个「个别关税领域」（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之一，另外3个是欧盟、澳门、台湾（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地位是世贸组织赋予的，这种国际公认的地位，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给予的，也不能被某一个国家任意废止。
所以美国的做法会对香港产生负面影响，加大香港的发展难度，但却并不是决定性的。
最后要说的是，今日台湾的情形颇类似香港，都是夹在中（陆）、美两强博弈之间。目前中（陆）、美、台三方都在升级紧张形势，而没有一方在试图降温。中（陆）、美是战略博弈，而且体量大，承受打击能力强，回旋余地大。但台湾也随之起舞显然不智。我个人认为台湾应该吸取香港的前车之鉴，而且应仿效澳门。当然台湾念念在心的是「主权」和自治，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享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是少数。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也只能是一个半独立半主权国家，外交和军事的决定权还是在美国手中。日本尚且如此，更何况台湾。退而求其次，台湾的繁荣、和平才是唯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