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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阴暗面的美国

可以在中国合作下重建世界领导力

作者 | 储建国
储建国:大連海事大學公共管理與人文藝術學院教授兼院長

川普意识到美国实力的下降,为了让美国再度伟大,他主要做了3件事情:一是通过减税等措施重振美国经济;二是通过退出多边机制而减少世界领导负担;三是通过加剧冲突而打击对手或敌人。对于美国来说,第一件事情是基本做对了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第二件事情也并非完全错误,其背后的逻辑是实力下降的美国承担不了过多的世界义务;第三件事情基本上是错误的,它让美国陷入更加不安全的境地,也抑制了其国内政策的效果。对于世界来说,这三件事情的负面影响就更大了,尤其是让世界陷入自二战以来最不安的局面,几乎到了国国自危的程度。因此,有人认为,川普及其团队是世界和平的敌人,这种说法并不过分。如果局势进一步朝坏的方向发展,并进而爆发战争,那么,他们就会在人类历史的罪人群里占据几个位置。

新冠疫情的爆发也算是老天爷对他的惩罚,美国不仅付出了众多的生命代价,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让他第一项基本做对的事也打了水漂。如果美国选民还要让他继续在这个岗位上折腾下去,那么,所谓「天理难容」的就不只是川普及其团队了。

任何文明既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川普所聚拢的人马代表了美国文明的阴暗面。这种阴暗面究竟是什么呢?过去,人们常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现在汉语词汇中又常常出现 「美西文明」,好像西方文明是一个完整的板块,美国是这个板块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可能只是表面现象,美国文明更多地源自不列颠岛屿上的海盗文明,不能简单地说源自欧洲文明或英国文明。这个海盗文明由2个部分构成:一是商业个人主义,二是暴力冒险主义。前者构成美国文明的阳光基因,美国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所谓「现代经济政治秩序」,并向全世界扩展开来。后者则构成美国文明的阴暗基因,白人殖民者对暴力运用的逻辑与海盗无异,对于掠夺对象来说,要么绝对服从地交出土地和财物,要么承受被屠杀的命运。印第安人的命运就是如此。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类似地继承了这两种基因,而是不同的人继承的基因比例不一样。所谓「鹰派保守主义」更多地继承了阴暗基因,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背后都暗含着相同的因素:反文明地运用暴力。

美国过去的成功,主要在于其文明的阳光面较多地抑制了阴暗面,为本国也为世界供给了较多的财富和秩序,阳光面的产物越多,阴暗面的产物就越少。现在情势大变,阳光面的产物越来越少,阴暗面的产物越来越多,川普的团队则是这种阴暗面的集中体现。

阴暗面成份的不断发酵,会有2种可能的结果:一是把世界拖入无序和灾难;二是成就竞争性文明的光明面。中国就是这样一种竞争性文明,在美国不断增加无序化的信息时,中国则不断增加有序化的信息,给世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往前发展的机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的光明面是平平安安地展现于世的,它也要依靠强力来抵制外部文明阴暗面的侵害。这种抵制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但这种防御必须足够有效。为了增强这种有效性,必须对外部阴暗势力的挑衅进行必要的还击,以测试在类似的冲突环境中不被阴暗势力击垮。

譬如说美国在南海的挑衅对于中国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中国军队很久没有打仗了,尤其是没有打一场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而且在军事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军队也迫切需要测试一下战斗力。所以,美国在南海的军演给了中国一个练兵的机会。双方针锋相对的演习不太可能转化为一场真正的战争,因为双方都没有这种主动意愿。

真正的危险还是来自台湾方面,美台政治、军事联系的强化,导致台独势力铤而走险,是中美之间走向战争的最主要因素,也几乎是唯一的因素。表面上看,是否进行武力统一,主动权在大陆,但实际上到了某种地步,大陆是被逼迫的一方。一旦发生台海战争,很多大陆专家推测美国会以半介入的方式支持台湾,譬如说为台湾提供情报、技术、武器等方面的支持。这样的话,大陆仍然会获胜,但有可能付出很大的代价,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台湾惨败,大陆惨胜,而美国毫发无损,从而达到阻遏中国发展的目的。这种险恶用心,大陆的决策者不会看不清楚,所以,武力统一是非常艰难和谨慎的决策,如果做出这种决策,那么就必须视美国的半介入为侵略中国,大陆可以对美国进行必要的还击,让其也付出惨重的代价。

所以,台海战争要么是在美国不介入情况下的速战速决,要么是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半介入而不遭受大陆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很小,这也是对中国非常不利的一种局面。

一旦中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就不太可能是小规模的局部战争,而是有可能导致相互毁灭的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甚至会把其他一些国家卷入进来。这样一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是前两次世界大战难以比拟的,毁灭性的程度是几乎没有办法加以控制的。

当前的美国政客陷入了集体非理性,成为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极不负责任的赌徒。1中国则在极力地克制和忍耐,对美国人因为疫情等因素而产生的非理性言语给予一定的理解。中国大概会等到美国精英层恢复理性后,再来进行一个综合性的战略沟通。在这种沟通中,各自可以弄清楚对方的利益究竟在哪,哪些方面可以合作,哪些方面不可以合作,但必须将冲突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在国家战略层面,美国过去表现得像个大人,中国像个小孩,现在似乎反过来了,中国表现得越来越成熟,美国则好像魂不守舍,拎不清轻重,不知道怎样做对美国更有利。

如果在新的世界格局下,中美的战略思维处于同一个层次的成熟度,那么双方完全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中国可以帮助美国再度伟大,美国也可以容纳中国的继续发展。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在中国的合作下,联合其他大国,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力,这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非常期盼的局面。

走到这一步,是非常艰难的,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双方的沟通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幻想,而是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其最大的障碍是相互的「不信任」。

就当前美国精英和大众的言行来说,对中国的「不信任」更多地是基于歪曲的事实和脑子中固有的偏见。这并不是说中国的行为不可以调整,坚持改革开放就是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行为,但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期望去调整。想改变中国行为的美国人采取敌对的态度只可能起到相反的结果。他们试图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割裂开来,结果导致后者对前者更坚定的支持。美国人有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心,这是真实的,但要消除过分的担心,则必须在充分的沟通中更加明确地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增加对未来行为的可预见性。而现在美国主动「敌对化」中国的结果则是增加了自身不必要的恐惧感、甚至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面对心态如此失衡的美国,中国保持一段时间的战略忍耐是正确的选择,只要美国行为没有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构成重大威胁,中国的回应就不需要那么激烈。如果美国还是像通过《台北法案》那样继续踩红线,那么中国就必须采取强硬的方式予以回击,强硬的程度和回击的方式以产生预期的效果为准。正如美国官员常说的,需要结果导向。

美国政客集体非理性的一页需要翻过去了,中美的互动方式需要在综合性谈判中予以调整,双方合作有非常大的共同利益基础。回归理性的美国精英会认识到中美双方可以构建一种相互信任和安全的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为基础,为世界提供一个具有足够领导力的和平秩序,这种秩序也许可以延续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

如果走不到这一步,美国所受到的伤害不一定小于中国,中国则可能更快地以替代性方式呈现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