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诩「民主、自由」的台湾，竟容不下一个合法经营的有线电视频道。掌管全岛卫星电视生杀大权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磨刀霍霍，7位委员一致通过决议：不准中天电视新闻频道换照、营运。今（2020）年12月12日中天新闻台被迫关闭，这是台湾史上的头一遭。NCC罗列中天的「罪状」包括：在选战过程中偏袒特定人物（韩国瑜、柯文哲）；蔡衍明老板干预、主导新闻处理；中天背后有中资挹注；内控机制失灵等等。尽管中天极力反驳，台湾各界也声援中天，但以民进党对台湾政局的绝对掌控，以及蔡衍明「反独促统」的政治不正确，中天关台台早成定局。
中天不服NCC的决议，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下简称北高行）声请假处分。可惜中天即使在申请假处分时，还是固守「言论自由」及「程序」争议的立场，而不是NCC本身「滥权」打压正确、合宪（一中）言论问题。于是北高行果然以NCC本有定期审查执照之权（而不问NCC是否滥权）驳回中天。北高行驳斥中天的另一重大理由则是：「新闻媒体……应受国家政策与主管机关依法监督」，这与一般人「媒体监督政府，非政府监督媒体」的认知明显抵触，包含部分统派人士在内的诸多民众，除了以更悲愤的心情，指控绿营政府的不民主、没人权、违法乱纪之外，竟然束手无策。中天事件的本质是民进党当局藉NCC打压正当、合宪言论，但是中天及其支持者竟然看不出这个关键，持续只在低层次的言论／新闻自由上，做无谓、无效的抗争。
对蔡政府来说，存在一个持续挖民进党疮疤、多次支持在野党挑战执政者、不时散布反独促统言论的媒体，是「动摇国本」的国安问题。为了「长治久安」，这种媒体务必去之而后快，正如为了确保国民党不再具有挑战绿营的能力，民进党不惜横柴入灶，清算该党党产，更把疑似支持国民党的团体贴上「随扈组织」标签，关闭或掠夺文复会、中央通讯社、妇联会、救国团、国语日报、华航、台苯等。最近为了彻底瓦解国民党的地方派系，连民间的水利会都被充公、收编。区区一本大陆童书，日前也以「美化中国防疫成就」之名被查禁。所有「依法论法」向蔡政府讨公道的声音与压力，最后都无疾而终。因为所有的「法治」、「民主」程序都设定为台独「建国」服务，能真正阻止绿营违法乱纪的，只有直接质疑台独的正当性、合宪性。
中天有线电视新闻台被关之后，马上移师网路平台，准备以新媒体型态继续发声。果不其然，NCC马上高调地公布早在今年7月就已草拟的《网际网路视听服务管理办法》，该法规定「一定经营规模以上之网际网路视听业者」必须向政府登记，而且业者提供服务的内容，不得有主管机关认定「妨害国家安全」者。换言之，绿营早就把可能阻碍台独「建国」的言论视同国安问题，而且他们防堵的方式可谓滴水不漏。中天即便绕道网际网路，也避不开NCC。中天、蔡衍明以及所有反独促统人士，如果缺乏「中国认同」的「正当性自信」，逃避挑战民进党的「国家」是否正当、合宪，只在言论、新闻自由的层次哀号，绝对无法有效反击台独的种种迫害。
中天老板蔡衍明来自「台独」家庭
蔡衍明出生于台北的殷实家庭。远在威权统治时代，蔡父曾因一桩生意被国民党诬为匪谍，被警总关了两周，无法回家过年，从此蔡家走上反国民党、支持「党外运动」之路。与当年许多支持党外、反国民党的台湾人一样，蔡家的原始动机应只为一吐怨气、追求公平合理待遇，与统独认同无关。但党外的诉求后来从「反威权，要民主」转为台独，当时主张「反攻大陆」的国民党，则成为残暴、蛮横中国政权的代表，党外支持者遂被带上台独、反中之路。这是蔡衍明自称来自台独家庭的背景。
1971年台北在联合国的席次为北京取代，许多台人成惊弓之鸟。蔡家此时决定避离台湾，忍痛留下未服兵役不能离境的蔡衍明。尽管父母给予他财务上的绝对支持，并且安慰他很快就可团圆，但被抛弃的不愉快经验，以及全台风雨欲来的恐惧，让蔡衍明终生难忘。直到1992年前往大陆经商，对岸的进步景象，才让蔡氏开始以客观、理性的态度，认识、对待中国大陆。总之，1992年之前，蔡衍明对中国大陆的陌生与疏离感，与所有绿营人士大略相同。1992到2008年之间，尽管蔡的心态已有改变，但他在大陆经商、致富、接受当地政府补贴的过程，则与所有台商（含独派台商）并无二致。
蔡衍明（1957年1月15日－）生于台北市，祖籍福建泉州府石狮，出身台北望族。其为旺旺集团创办人，亦是中国时报集团与中天电视的最大股东。
反独促统，三中媒体成众矢之的
2008年蔡衍明买下三中媒体（中国时报、中天电视、中国电视）之后，开始展现其反独促统思维，此后他就成为绿营的眼中钉和台湾的异类。其实宣扬反独促统的台湾人士当中，表达更激烈、论述更明确、立场更坚定者大有人在，可惜他们的声音都被局限在小众媒体，对绿营的杀伤力十分有限，蔡衍明因此成了出头鸟和众矢之的。
2011年蔡氏购买中嘉有线系统的计划，被「反媒体怪兽」运动硬生生拦下。此时台独声浪已成为台湾主流，反独促统的旺中集团因为政治不正确，早已沦为主流媒体中的弱势，怎么说也没资格称为「媒体怪兽」。但是此时反中、拒统意识已经占据台湾社会的道德高地，「反旺中」成为年轻人最热血、最时髦的活动。连「美国良心」杭士基（Noam Chomsky）教授也被来自台湾的独派青年误导，短暂成为「反媒体怪兽」运动的重量级支持者。2012年1月21日《华盛顿邮报》刊出蔡衍明受访内容，他表示1989年的事件未如外界渲染，「没死这么多人」。此言一出，惹来轩然大波，引发各界拒买、拒看《中国时报》，许多学者及意见领袖拒绝投书中时，三中媒体的处境再度受挫。2019年6月23日，数万人上台北街头游行，高喊「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所谓红色媒体就是指旺中集团。
总之，本土味十足、出身独派家庭的蔡衍明，竟能逃脱反共、台独思维的绑架，投身反独促统大业，确属难能可贵。但由于树大招风，而且反中、拒统已成台湾岛上的「政治正确」，蔡氏因缘际会，以一介商人竟成为反独促统的标竿人物，局面的发展实在令人唏嘘。
反媒体垄断运动（又称反媒体巨兽运动）的通用标语模板。
统独是敌我斗争，无关言论自由
媒体具有政治立场毋宁是自然、正常之事，各国知名媒体莫不如此。但台湾媒体必须面对他国媒体无须面对的另一难题，亦即国家认同的选择。统独立场的差异，是区隔台湾政论节目、新闻媒体的首要特质，也是影响其生存空间的重要因素。
正常、先进国家，早已完成国家之统一与国民意识之凝聚（此即民族问题），才能在此基础上摸索合理、有效的政治运作方式（民权问题），进而执行有益人民福祉的各项民生政策（民生问题）。西方所推崇的言论自由，其实是以国家的统一为前提，个人、政党、媒体才能在民权、民生议题上畅所欲言，各拥立场。前述「各国知名媒体都具有政治立场」，是指他们对于民权、民生议题各拥立场，至于分裂国家、塑造新的国家认同之主张，等于鼓吹革命、制造仇恨，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也不见容于任何正常国家。
此外，媒体又被称为第四权，西方社会认为「媒体监督政府」乃天经地义。北高行以「媒体应受政府监督」驳回中天不服NCC裁决声请假处分案时，所有支持中天者，都鄙视此理由。他们认为应受媒体监督的政府，岂可监督媒体？如前所述，西方推崇的言论自由，是以国家的统一为前提；「媒体监督政府」的正当性，亦以国家的统一为前提。在正常情况下，国家认同与政府一致的媒体，犹如忠诚反对党，当然应由它监督各项政府施政。但在国家认同混乱的社会（如台湾、香港），媒体的统独立场不但各异，他们更是影响民众国家认同的利器。负责任的政府不但不能容许媒体各吹各调，还应取缔、惩罚所有误导国家认同的媒体。在无关国家认同的层面，确实应由媒体监督政府，但在攸关国家认同层面，政府必须约束媒体，以免国家分裂、社会纷乱，波及民众福祉。
如果台独是台湾主流社会的国家认同，认同不正确的中天，被政府监督、取缔乃是必然。中天有何资格监督政府？如果两岸统一是台湾主流社会的国家认同，所有独媒不但没资格监督政府，他们被政府解散、处罚乃是罪有应得。（同理，具港独立场的港媒不但没资格监督港府，港府更不可纵容它们。）
言论自由（包含媒体监督政府的权柄）只给我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没有人会给敌人言论自由，纵容其言论瓦解我方民心士气。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尊严，中国当然不容许台独。反之，台独若要「建国」，必得引用外力反中、仇中才可能成功。拥有水火不容国家认同的两岸，怎能容忍对方假「言论自由」之名，改造己方辖下民众的认同，进而危及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最后颠覆统（或独）的神圣使命？台独当局不给中天反独促统的言论自由，正如大陆不容许独派人士李明哲在对岸宣扬台独、反共理念一样。两案唯一的差别是：大陆清楚明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李明哲；台湾地区仍供着一块支持反独促统的神主牌──《中华民国宪法》，让绿营即使在内心早已认定「主张跟中国统一是叛国」1，但在现阶段还不敢公然把反独促统的主张，直接以叛国、叛乱罪论处。所以，民进党必须拐弯抹角地以其他名义夹杀主张反独促统的组织与媒体。NCC批评蔡衍明董事长干预中天的新闻处理，就是绿营扑杀中天的借口之一。但是随着分离意识的普及与固化，中华民国「一中」宪法对民众的影响力几近于零，何况绿营政府不但已掌控释宪的权柄，可以架空「一中」宪法，他们更修订许多针对统派人士的新法律（如《反渗透法》），反独促统被直接入罪大概为期不远。届时台独政府扫荡统派团体和统媒，连借口都不必找。
中天电视换照风波以来，包括陈水扁、吕秀莲、施正锋、张俊宏等独派人士，以及独台派《联合报》、台独派《苹果日报》，都公开反对NCC打压中天，「争取言论自由」成为他们共同标榜的价值。连为争取台独言论自由自焚而死的郑南榕，也被拱为支持中天的要角。一时之间，支持中天好像成为超越统独的主流声音，蔡政府似乎成为独夫。但是这些以「言论自由」为后盾的脆弱声势，终究保护不了中天。
能护中天的是统一的道德正当性，不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保护不了中天的原因如下：第一，言论自由只给我群，不给敌人，已如上述。目前许多反对统一但仍支持「中天应有言论、新闻自由」者，是因为旺中媒体集团反独促统言论的杀伤力并未充分发挥（详如下述），全台赞同统一者长期递减，统媒声音犹如狗吠火车，旺中还未具备「全民公敌」的分量，所以中天换照风波尚被（蔡政府以外的）各界视为言论、新闻自由问题。但是掌权的蔡政府，口虽未言，心中已认定旺中集团是敌人，不可能给他言论自由。旺中集团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以更坚定、更清楚、更积极、更有效的方式，阐述、宣扬反独促统的道德正当性，让台湾人不把旺中当敌人，旺中才有活路，才有言论自由。
以2020年台湾大选为例，旺中媒体为了避免绿营胜选，全力支持「誓死反对一国两制」的韩国瑜，此举一方面触怒蔡政府，惹来秋后算帐，另一方面更错失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一国两制的机会。由于「反对一国两制」确实是台湾共识，所以旺中挺韩至少符合蓝营选民的愿望，不会视它为敌。但如果旺中的目标不只是消极反独（反对蔡英文连任），而是积极促统，他们就应该阐述：一国两制是对台湾最有利的制度安排、韩国瑜支持九二共识又反一国两制实属自相矛盾、积极与北京商讨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等等。果真如此，旺中才算是真「统媒」，才可能彻底扭正台湾人的错误思维。反独促统的道理没有讲透、讲明，台民的错误思维没有彻底导正，即便蓝营（借由旺中媒体之助）暂时打败绿营取得政权，全台九成反对统一者终究不会把支持统一的旺中当自己人。冀望操之于（敌）人的「言论自由」来保护旺中者，显然错估了统独对峙有你无我的本质。
第二，凡以言论自由（而不是统一的道德正当性）支持中天的人士或媒体，绝大多数都具反共、反中意识，他们虽容忍中天发表反独促统言论，自己却继续发表、发挥更积极有效的反统促独言论，足以压倒中天的狗吠火车，让台湾继续倒向反统促独的方向，此时保留无力扭转局面的中天做为样板，反可夸耀台湾的自由、民主。
以独派的《苹果日报》为例，该报2020年10月16日社论〈勿忘新闻自由是台湾的骄傲〉，看似支持中天电视，其实棉里藏针，文内暗含反中、分离主义思维。该文说：「新闻与言论自由是台湾人民最骄傲的台湾价值，也是台湾与中国最具体且最巨大的不同。……放弃了言论与新闻自由，将形同放弃台湾对抗中国最强而有力的武器。」这段话摆明要和（不含台湾的）「中国」对抗，此处攻击的对象不是蔡政府或NCC，而是正在香港法办《苹果》大老板黎智英的中国大陆。该文又说：「曾得到社会广大回响的『反旺中』运动（按：发生于2019年6月23日），10万人聚集凯道的『反红媒』，对于特定媒体的影响，远远大过政府或NCC出手。……一个背离新闻专业，自甘沦为政党、政客传声筒、化妆师、打手的媒体（按：指旺中），影响力消逝的速度远超过想像。」《苹果日报》表面上大度地支持旺中媒体的言论自由，实质上却极端藐视旺中，甚且巧妙地以各种罪名，左批旺中，右打北京。
早在2019年6月24日，《苹果日报》以〈认真处理台湾内部的「红媒」〉为题的社论，赞扬前一天10万人参与的「反红媒大游行」，又说此游行刚好呼应立法院修订惩罚共谍的《国家安全法》。但该文又嫌此法不够细腻，台湾应增订《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反中国统战法》以及《反外国势力干预法》等。此社论呼吁蔡英文「不要像以前那样说说就算了，必须立法从严，执法认真，从法治面严管亲共的红色媒体。」同年7月5日，该报社论以〈看透红色媒体烟幕弹〉为题，抨击中共「在台湾内部支持红媒主要的目的首先是洗脑台湾人民，……把他们的民族主义价值替换台湾的民主自由价值，……为最终两岸统一做出贡献。」因此，「台湾独立自主媒体对抗红媒的斗争是话语权（论述权）争夺的生死斗争。」
这两篇社论表明，想要「洗脑台湾人民」的「红媒」旺中和其背后的中共，都是《苹果日报》要斗争的「非我族类」。没错，话语权的争夺确实就是统独之战的前哨战。统派组织和统媒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被洗过的台湾人民的脑再洗回来，让他们明白：他们被洗脑而灌输的所谓「台湾民主自由价值」实际上只是「台独民族主义价值」，既违反历史正义（美化殖民侵略、歌颂美日霸权），也陷台民于危亡（为美国抗中而牺牲）。《苹果日报》已经点明统媒能否在台湾存活、发声，是敌我的残酷斗争，不是我群之内的「言论自由」问题。中天换照风波以来，以「言论自由」为中天辩护者，不是缘木求鱼（如中天自己），就属别有用心或口是心非（如《苹果日报》及其他独派人士）。更荒谬的是，声援中天的某些台湾统派团体，过去认为自己的言论自由被打压，现在竟然还向他们认定的加害者争取言论自由。莫非他们都忘了反独促统既具有道德正当性且合乎宪法，只好尾随一般人也以言论自由为诉求？
「言论自由」的争取无法挽救中天新闻关台的命运，诉诸道德正当性才能正中台独不义政权的要害。图为刊载于《远望》2020年9-10月号「老培有画说」漫画之局部图。
蔡衍明的小手，不敌绿色恐怖的巨手
根据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民调，台湾人口组成当中，目前主张统一者约不到一成，台独与独台者合占九成。这种比率约略也反映在各行各业之中。主张台独的媒体（如三立、民视、《苹果日报》），旗下聘用者大约都是主张台独者；主张独台的媒体如《联合报》），其员工大致都是独台的支持者。换言之，这两类媒体招募符合自己统独立场的员工，毫无难处。员工的立场既与媒体一致，上下一心，老板自然无需过问媒体之言论与方向。但是旺中媒体的情况完全不同。蔡衍明以办食品工厂的经验来办媒体，以为人的立场会跟着利益（利润或薪水）走，（这与大陆误以为让利可以促统的思维类似），于是他接手三中以后，并未在机构内部按照自己的政治思维重整干部队伍。结果，蔡董事长几乎是全集团唯一积极支持统一者，少数干部接受老板部分感召者亦有，但大多数员工都深受反中、反共、西化思潮的长期薰陶。他们或者阳奉阴违，或者由于认识不清，无法正确阐述反独促统思维。如果说蔡衍明比其他媒体老板更积极主导统独立场，那是事实，也是无奈。因为大环境为台独、独台媒体制造了忠于媒体立场的员工，其老板当然不必介入；但同一大环境让蔡衍明必须不断对属下耳提面命，才让旺中媒体相对倾向统一的立场。如此一来，蔡董就被坐实了「干预新闻处理」的罪名，但冤枉的是：旺中并未因蔡董的「干预」而充分发挥反独促统功能，真是事倍功半，徒呼负负。
NCC指控蔡衍明干预新闻处理，旺中看似是千夫所指的唯一有罪羔羊，但真相并非如此。
美国大选之前，拜登投书在美国《世界日报》，一来向华裔选民示好，二来表明自己有别于川普的激烈反中态度，希望当选之后能修补中美关系。《世界日报》是《联合报》的姐妹报，拜登的投稿又极具新闻价值，照说岛内《联合报》应大事宣扬并全文转载，但他们却低调处理，没引起台湾社会的关注。合理的猜测是：蔡政府一面倒向川普（这与川、蔡互相援引抗中有关），台湾社会已经不理性地过度表达对美国两党的偏好，在此氛围之下，《联合报》自我设限，不愿得罪「主流民意」，自动删除可能纠正台湾非理性挺川普的另一种声音。《联合报》处理此事的本质，与蔡衍明主导中天新闻相似。不同的是，蔡氏只动用他个人一只小手，绿营政府表面上虽没出手干预《联合报》，但那只巨手却笼罩全岛，无所不在。
无独有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报导，选前被共和党大作文章，诬指拜登父子与中国大陆有商业利益的「文件」，是香港壹传媒主席、《苹果日报》大老板黎智英私人助理花钱请人撰写的。
总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文人办报时代已经过去，媒体具有政治立场乃是常态。媒体老板关注新闻处理，亦属自然。《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生前每天坐镇编辑台的时间，远远超过蔡衍明。对绿营来说，中天真正的「罪状」，不是蔡衍明干预新闻处理，也不是中天具有「明显政治立场」，而是中天和蔡董的「政治立场不正确」。绿营在反中谋独的道路上，必然要扫除反独促统的「杂音」。
根据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20年6月所发布之「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民调，台湾民众中，主张统一者仅有5.8%（包含「尽快统一」的0.7%和「偏向统一」的5.1%）。
独媒与绿营互为帮衬，统论已无空间
在正常社会里，媒体应与政权保持距离，善尽第四权职责。但在国家认同尚未解决的台湾，政权与媒体的关系迥然不同于正常社会。媒体（与教育）是政权打造人民统独思维的利器。媒体可以塑造支持或反对某政权的民意与态势；政权则可制定政策并以各种手段，培植或打击某媒体。在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控制三大报。《中央日报》贯彻国民党的反共国策，但解严之后该报首先出局，无人闻问，已成历史。反共又反台独的《联合报》，在李登辉掌权、倾独之后，成为批判台独的急先锋。该报因此成为李政府及独派团体抵制的对象，但也成为凝聚反共、反独的泛蓝舆论阵地。《联合报》的立场可称为独台派，或「中华民国派」，他们不排斥统一，但为统一设定永难达成的条件，也就是对岸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存在，而且两岸必须统一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下。台独兴起之后，台湾陆续冒出许多主张台独的各式媒体。但因为反共又反独的民意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联合报》一直都有极大的影响力。
创办、主持《中国时报》数十载的余纪忠，当然富有中国情怀，该报对台湾亦影响深远。但李登辉掌权之后，余氏体察社会民心的改变，为了巩固《中时》的市场，开始引进强调民主、自由的所谓多元声音，淡化追求两岸统一的远景。直到余的晚年，他才警觉《中国时报》已经远离中国，当他找来王作荣、胡佛等老友商议，如何把《中国时报》带回中国时，已经时不我予，大势已去。余先生过世前两年在《中时》写下一篇苦口婆心的长文之后，便撒手人寰，留下在十字路口徘回的《中国时报》。
积极主张台独的《自由时报》，在蒋经国过世的前半年问世。此报开始无人闻问，必须以免费赠报吸引读者。独派掌权之后，政府以公权力为该报促销。独派政治实力的增长，与《自由时报》的茁壮互为帮衬。此报30年磨一剑，终于打造出全台的谋独、反中氛围。2003年由香港来台发行的《苹果日报》亦为独报，其发行量曾为各报之冠，更助长独势。
2008年蔡衍明买下三中媒体时，台湾舆论不归杨（台独派看《自由时报》、《苹果日报》），即归墨（独台派看《联合报》）。当时的中国时报、中国电视空有中国之名，并无中国之心。
被诬为「红媒」背后黑手，北京失败失算
从蔡氏入主三中媒体以来，大环境对他是不利、不友善的，而且越来越不利、越不友善。2008年到2016年虽是蓝营主政，但对反独促统毫无诚意的马英九，一再对绿营退让、妥协，平白丧失「反独促统的战略机遇期」，让独派平安度过扁朝贪腐的低潮期，反而浴火重生，不可一世。（参见《远望》2020年7-8月合刊本之社论〈马英九辜负了王晓波：兼论北京对台思维与台湾统运的盲点〉。）马政府如果择善固执，善用公权力，大可拨乱反正，扶持遵守一中宪法的媒体转弱为强，成为导正台湾民心、风气的利器。但马却逆向而行，亲痛仇快，多次让蔡衍明感觉孤军奋战。这种情况与马政府修改教科书的为德不卒，反而激出独派青年反课纲微调的正当性，如出一辙。
屡被诬指为旺中集团背后黑手的北京，如果真想透过台媒影响台湾舆论，它的最佳管道应该是在对马政府交流、让利的同时，向马提出要求，让他以台湾领导人的身分，依《宪法》、《国民教育法》等处理台湾内部事务，使台湾回到两岸一中及民族精神教育之正轨。可惜俱往矣，北京当年显然对马毫无要求。他们一来误信交流、让利足可改变民心，二来忽视教育和舆论阵地被独派掌控的严重后果。以统一为己任的北京，竟然坐视岛内舆论及青年学子的思维快速向独倾斜而束手无策，今天中天电视的窘境则是这个恶化大趋势下的一小段插曲。
早期大陆对台系统还犯了另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对台湾各界一视同仁，甚至不分统独。坚持独台立场的《联合报》某前总主笔，屡屡受邀去大陆开会、演讲，返台后再把他的独台言论以无人能及的超大篇幅，刊载在报纸上，继续让台民知道他对大陆人士发表的「宏言谠论」。某段期间，内地甚至容许发行地区版的《联合报》，其中不乏可议内容。大陆如此善待独台媒体，立场纯正的统媒情何以堪？
对照全台支持统一者逐渐减少至约有一成的事实，以及中天电视今天的下场，北京如果真如《苹果日报》所言，「在台湾内部支持红媒……洗脑台湾人民，……为最终两岸统一做出贡献」，那么北京的「操作」（？）显然彻底失败。但如果北京其实认为两岸一旦统一，台民自然风行草偃，因此忽视统一前的岛内教改与舆论倾向，却反被诬指为「红媒」背后的黑手，这又是何等失算？
无论是失败还是失算，北京都应该从中学到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