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是人，当然有人的意识，并且同时有「共相」和「殊相」的反映。所以，台湾人不但是人，并且，也是中国汉民族的人，以「共相」而言，台湾人必然反映中国汉民族和人类「共相」的意识，另一方面，以「殊相」而言，台湾人必然有台湾人特殊的意识反映，即「台湾意识」，进而有「闽南人意识」和「客家人意识」的不同，还有「漳州意识」、「泉州意识」的不同，再进而有不同阶级、家族，甚至个人的意识。
祖国意识和人格殖民化
1895年，日本据台，并以武力镇压台胞的反抗运动。面对这种压迫，「共相」的汉民族意识更形突出。并且，汉民族意识固以满清为异族，然而台胞在抗日运动中，亦渐渐以汉民族意识迅速形成以清廷为中国政府的国家意识。这项国家意识也就是「祖国意识」。虽然后来中国的政权遽变，而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日本国民的台胞，以中国为祖国的观念则无改变。
台胞属构成中国最多人口之汉民族，此一血缘和文化上的事实。并不因为政治的改隶日本而改变，这项「客体」存在的事实，也必然反映在台胞的意识中。这也就是陈其昌先生说的「台湾人是天生的中国人」。
有人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社会的既得利益（不一定是政治的），而以自己的汉民族意识向统治民族屈服。例如辜显荣等御用绅士，甚至台湾人当上了巡查补，比日本警察（巡查）还要凶。这是19世纪以来，世界各殖民地都发生的现象，甘心做统治民族的工具鄙视自己出生的民族和文化，并且以同化于统治民族为荣。这乃是殖民者对殖民人最大的精神伤害——「人格殖民化」。
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
这种「人格殖民化」的现象，日据时代的文学家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和反映，例如杨云萍的《光临》，陈虚谷的《荣归》，杨守愚的《罚》，自滔的《失败》，朱点人的《脱颍》。那些「人格殖民化」的「御用派」，在文学家的笔下，有下列的形象——
「他有时偷眼看座中的日本人，视线都一齐集在他身上，他愈觉得骄傲得意，他想对他们说，我是高文的合格者，是台椚的代表人物，是日本国的秀才，断不是依你们想的寻常一样的土人，劣等民族。」（陈虚谷，《荣归》）
「一团丰润的脸庞，分明带着脂肪过多的样子，一双从金丝眼镜里透出来的眼睛，时时闪耀着高傲的光芒，头发是很光泽的，一身值钱的洋服，又是时髦而合致，表现出御用派，绅士式底有闲阶级架子！」（自滔，《失败》）
进入战争体制后，日本对台胞的「皇民化」运动更厉，「人格殖民化」也愈烈。陈火泉的《道》中的青年竟自言「菊花是菊花，樱花才是花，牡丹就不是花吗？台湾人究竟不是皇民！啊！连人都称不上！」「因血统不同，我才主张精神的系统。透过精神的系统而与神道的精神，大和精神交流」。
在「人格殖民化」下的意识反映正是王育德所说：「当时已有许多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日本国内和台湾岛内，处于跟日本人几乎无法区别的状态下，和日本人并肩活跃。前往中国和满州、南洋打天下的台湾人，被当地人视为日本人，体味到优越感。」
这种日本对台胞的「人格殖民化」的创伤，战后的日本学者西野英礼则将之归咎于殖民教育的结果，并且，据他的观察，战后的台湾仍留下「伤痕」。他说：
「由于日本人的教育，台湾人民的精神负担被破坏的情形很大，是无可比喻的；企图使台湾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后还要使台湾民众的痛苦再挨几十年？我以为在日本的台湾殖民地化之中，最受夸耀的教育制度的确立，不就是对于住民最野蛮的行为吗？我以为这是比任何血腥的弹压，还要来得野蛮！」
这种「人格殖民化」的意识反映，是真实的存在于一些台胞的身上；也是反映了日本殖民政策的这项客体的存在。我们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台湾意识」，只不过这是一种反映台湾人破坏自己民族主体性，而降伏于统治民族的一种「意识反映」。
自1992年至2020年6月，台湾民众自认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比率长期递增至67%，自认是「中国人」的比率长期递减至2.4%。多年来，台独派的「去中国化」工程已成功使绝大部分的台湾民众「认异」于中国。（资料撷取自：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台湾共产党与「台湾民族」
日据时代除了「御用派」之外，还有「祖国派」、「台湾派」和「无产青年」一派。他们则是努力于保持自己民族的主体性和自尊，与统治民族抗争。他们也各自站在自己的政治和阶级立场，反映了和民族「共相」的意识，也反映了台湾社会的「殊相」意识，甚至反映了各自的政治和阶级立场的「殊相」意识。
以反映汉民族「共相」意识而言，以蒋渭水为首的「祖国派」固不用多说，「台湾派」则以林献堂为首一生谨言慎行，但还是发生「祖国事件」，被日本人指为「非国民」。光复后，在陈仪的阻挠下，〔林献堂〕还是参加了「台湾光复致敬团」，代表「台湾光复致敬团」发表谈话云：「应知台胞在过去50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仆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明乎此一切可不辩自明矣。」「650万台胞，不但在敌人治下无时或忘祖国，对于祖国数十年来的内忧外患尤极关切。」
其实「台湾派」心怀祖国意识，在日据时期的日本统治当局也是很明了的。所以「祖国派」和「台湾派」的区别，并不在于祖国意识的有无，而是斗争策略的不同。用现在的话来讲，「祖国派」倾向于「体制外改革」，「台湾派」则倾向于「体制内改革」而已。
至于「无产青年」，有较严密组织的是台湾共产党，既提出「台湾民族」，又主张「台湾独立」。「台湾民族」一辞乃1928年，台共在其政治大纲中所提出来的。其原文如次：
「未开化的高山族是台湾最早期的居民。在16世纪的前半期，西方的先进国家荷兰开始占领这蛮荒岛屿的南部，西班牙则占领北部。这就是台湾殖民地历史的序幕。在1660年代，被满清所击败的郑成功率领士兵东渡台湾，把那些为数甚少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驱逐岛外。接着，居留在岛上的原住民也逐渐受到压迫，土地渐次被剥夺，终于完全被汉人赶进深山林里。在这段时期，土地大都为郑氏家族以及其部属所分割占领。从那个时期以后，中国南方移民台湾的汉人增加了许多；所谓台湾民族就是由这些中国南方移民渡台湾后所结合形成的。」
台共这段的叙述，很明白的指出「台湾民族」乃是大陆汉民族的移民，这显然是针对日本的大和民族而发的。台共又在「党的当前任务」中，明白宣示「拥护中国革命」，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党的主要任务是要尽力介绍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各种事件，而在可能的时期，动员群众，利用示威运动等方法来和中国革命相呼应，共同来反抗世界性的帝国主义。」
至于台共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现在仍然健在的台共党员郭德钦在1986年言:「我们本想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来反抗日本，但中国本身军阀割据，内战不已。所以转而想利用当时国际上盛行的『殖民地独立』的思潮，想联合各弱小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使台湾先从日本殖民地统治下独立出来，再回归中国。」
失去祖国意识的「御用派」
台湾抗日前辈黄玉斋在1925年出版的《台湾革命史》中即言有「台湾独立派」，而说：
「这派发达很早，如本书前面所讲的，说他是『台湾独立派』亦可；说他是『台湾光复派』也无不可！我们所谓：台湾人，个个都是中国人。总而言之，所谓：『独立派』舍去极端自主外，都是要做中国的一省呀！最近极端独立派的论调是说：『现在中国内受军阀横行，外受列强压迫，几乎自身不能顾了，焉能顾及我们台湾呢？』他们的结论还是：现在应该台民治台，将来还是做中国的一部分！」
可见日据时代，除降伏于殖民统治的「御用派」外，「祖国派」、「台湾派」、「无产青年」，莫不具有反映台湾人「共相」的「祖国意识」。失去了「祖国意识」，那是「御用派」所「独」有的「意识」。
战后的「台湾独立」有二个来源，一是1945年8月16日，「御用派」的辜振甫、林熊祥、许丙等与日本少壮军人牧泽义夫、中宫牾郎等的阴谋台湾独立。但因「御用派」恶名昭彰，另外当时台胞正浸淫在台湾光复的兴奋中，所以，并未引起台胞的共鸣。
另外一个「台湾独立」的来源，则是来自美国的对台政策。而有「二二八事件」之后，由柯乔治（G. Kerr）（编按：即葛超智）等人支持的廖文毅、廖文奎兄弟的「台湾再解放联盟」，为符合「民族自决」以达成台湾独立的要件，他们也泡制了一个「台湾民族」，但与台共的「台湾民族」不同，而宣称「台湾人是混合血统，与周围任何国家，并无自然连系」。这种「血统论」的台湾民族不具说服力后，又制造了经济论、阶级论、文化论、意识论，反正就是要否定台湾人是中国汉民族，并指责汉民族意识为「大汉沙文主义」，且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充满了鄙视和敌意。
台独论的意识沙文主义
谢里法在第二期《民进报》发表的〈从二二八事件看台湾知识分子的历史盲点〉，也指责「战后台湾知识分子所做最大努力是推销（或代销）中国文化，他们不知道中国近代文化的一无是处，而古代文化也只供学者研究，对当今的社会已无实用价值。」
这正是西野英礼所言「使台湾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的弊害」的延续。尤其谢里法以台湾人未能同化为日本人为憾，以「御用派」立场，批判台胞抗日运动。这种「台湾意识」与「祖国派」、「台湾派」、「无产青年」都不合，而只能和「御用派」前后呼应。
谢里法的文章出现后，即引起陈其昌等十位抗日老人（其中包括当年的「祖国派」、「台湾派」和「无产青年」）的抗议，而《民进报》则答复这十位老人曰：「我们宁愿回到台湾人的立场上」（参见：陈其昌〈一群八十岁抗日老人给民进党的一封公开信，《远望》2017年2月号〉）。甚至还有人妄说陈其昌等抗日老人所创办的《远望》杂志不具「台湾意识」。
到底是谢里法以「御用派」立场批判台胞抗日运动是「台湾人的立场」呢？还〔是〕其陈其昌等人才是「台湾人的立场」呢？即使我们不否定「御用派」也是台湾人，有「台湾人的立场」，但是非「御用派」就不是台湾人，没有「台湾人的立场」吗？再者，否定自己民族立场反华的台独意识是「台湾意识」，难道肯定自己民族立场主张祖国统一的台湾意识就不是台湾意识吗？这未免是台独论的意识沙文主义吧。并且，这也是是非的颠倒和价值的倒错。虽然，我们不否认日据时代「御用派」也是「台湾意识」，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被扭曲的台湾意识的反映。
这种台独意识的形成，除了「人格殖民化」的「御用派」意识的延长外，还应当包括美国的对台政策，和将近四十多年来，以外省人为主的国民党政权在台的高压统治，及恐共的对大陆的隔离政策（如以大陆为「匪区」，以大陆同胞为「共匪」及仅以台湾为「我国」的宣传）。并且，在光复及迁台之初，摧残台湾抗日一代志士，而与「御用派」共治台湾，「御用派」的「台湾意识」遂成为台湾人社会中的合法主流。再加上美国对台政策或新殖民化的宣传，反华的分离主义遂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的「三不政策」继续下去，我们可以预料的是，台湾分离主义将会继续增长。
回归真正台湾人的立场
台独在现实政治上的不可能性，我已在〈统独问题与台湾前途〉一文中有所分析。本文则要指出：否定自己出生民族的反华台独意识，只是一种被扭曲的「台湾意识」；10位抗日老人才是代表了台湾人反抗传统的反映台湾人民族立场的台湾意识。要回到台湾人立场的，恐怕应该是异化的「台湾意识」者谢里法吧。
1987年6月20日于新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