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台大历史系教授周婉窈所着《少年台湾史：写给岛屿的新世代和永怀少年心的国人》，成为「国、高中课外补充教材」，引领校园内对台湾史的学习与讨论，并形塑了新世代的「台湾人意识」。正如同该书绘图者许书宁所言：「婉窈老师等待的…是我的整个人…缓缓地长成一个真正有意识的『台湾人』」。但是，这是什么样的「台湾人意识」？又将会形塑什么样的「台湾人」？本文先从周婉窈所谓界定历史的「特定时空的人群」出发，分别讨论其如何借由定义「空间」、「时间」及「人群」来发展「台湾岛史」，塑造台湾的「主体意识」。

空间──以「台湾岛」作为历史的主体

周婉窈于〈给少年读者的信〉中，阐述了其对于历史的界定：「历史这个学科是研究过去某个特定时空的人群活动」。这样的论点并非首创，乃一脉相承自同任教于台大历史系的前辈曹永和。周婉窈曾表示：虽未直接师承于中研院院士曹永和，然而其早期所着的《台湾历史图说》即为「台湾岛史」主张的实践。继前书译为日、韩等外文出版后，她更出版了《少年台湾史》，提供予新世代作为台湾史入门书。在史学研究上，曹、周两人均以「空间」（即台湾岛）作为历史叙事的主体，进而发展出所谓的「台湾岛史」。在这样的脉络下，周婉窈毫不避讳地于首篇便直接地点出了探究此问题的核心意义，即为「台湾原住民是『中国人』？当然不是。」

作为立论的基础，周婉窈于书中引用了生物学的亲缘树（phylogenetic tree）及语言学的南岛语系等研究。前者以西方基因类型的概念来理解汉族，而得出了「拿基因亲缘树来说的话，华南汉人、台湾原住民，以及东南亚多数人群之间的关系，比起他们和北方汉人的关系要近得多了」的结论。然而，中国的天下观迥异于西方的民族观念，若按西方之「基因血缘」、「体质人类学」视之，汉族早已分崩解体，何以凝聚之？乃因「汉」本为文化概念，不以血缘论断，岂能仅以基因决定其范围？后者则以「南岛语起源…最北是台湾，最南则到纽西兰」之分布，刻意地将台湾从中国本土切割、纳入独立的地理范围，甚至强调依存于「最古老的南岛语，以及在地化的台语和客家话」，「就是我们台湾文化的多样性，以及附着在母语上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若按此逻辑，以语言来决定民族认同，则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内兼容并蓄了各种方言，甚至文化上的服装、习俗、宗教亦大不相同，那么偌大天朝何以「和合共存」？乃因揉合此一「天下秩序」的是汉文化的价值内涵，而非外在表象的异同。

于是，周婉窈在空间上恣意地将台湾岛切割出中国，欲使「台湾人」自外于中国。在时间上，她主张「了解台湾的历史，必须『从头讲起』」。那么，台湾岛史又「选择」了什么作为起点呢？

原住民族委员会官网简介写到：「在汉人大规模迁居台湾之前，台湾早已为南岛语系民族所居住。…北起台湾，南到纽西兰。台湾是南岛语系民族分布的最北端。」台独史学家无视中华民族是文化概念（兼容并蓄各种方言），刻意借用语言学上的南岛语系来界定岛上住民与周边的关系，企图使台湾岛自外于中国。

时间──历史记忆的「切割与重生」

周婉窈先阐述了人类的迁徙「通常只是一小支人离开母体，而不是整批人离开」，故实际上「所有分支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源头」。如此一来，她将时间轴无限向前推移，「若要说，则我们都是非洲人的子孙」。她将历史的起点放至毫无文化意义的远古，以便低估「台湾原住民的祖先从今天华南一带陆续渡海来台，在这个岛屿定居下来」之历史意义，再转而强调：当历史研究的主体为「台湾岛」时，「人群在传承过去的历史记忆时，做了『切割与重生』」，并以此说明她笔下「台湾人」的起源。

首先，她称「原住民，在长远的历史过程中，遗忘更久远的过去」是「祖先智慧的选择」，以「原住民」之用语暗示其作为台湾岛史起点的正当性，并淡化这些陆陆续续、先后来到台湾岛上的先住民们，本身仍为岛外移入、认同殊异之各族部落的性质；再者，以「在地化」的概念赋予先来到这座岛屿上的人们「本土化」的「正港」特质，再以「先来优于后到」的逻辑，区别并排斥后来移入的群体（国民政府及「外省人」）在这座岛上的平等权利。

至此，周婉窈笔下这座硬生生切割出来、独立于太平洋上的地理舞台——台湾岛──及其上的人们，随着「文化在地化后，就和亚洲大陆愈来愈没关系了」。

1955年国民党军在美军第七舰队护航下，将两万余名浙江省的大陈岛军民迁至台湾。这些摧家毁舍、离乡背井的「大陈义胞」，被分散安置于台湾岛上或移防至金门、马祖，生活相当困苦。

人群──以「在地化」来形塑「台湾人」

周婉窈采用了极为严格的标准来定义「汉人」，不仅须符合语言学、基因类型之标准，甚至须援引体质人类学等科学验证；然而，其对「台湾人」之概念，却毋须符合类似标准的检验。「汉人」与「在地化的台湾人」的区别并无严谨、一贯的标准，而是被主观、人为地归类划分。

谈论「在地化」时，周婉窈所援引的语言学的判准不再是绝对真理，却转而强调应当尊重实际状况。即便周婉窈清楚知道「藏语和汉语同源，共同组成汉藏语系，台湾汉人讲的台语和客语，都属于这个语系」，却依旧表示「今天『台语』已经和中国的『闽南语』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在语言学上它仍被归类为闽南语，但事物的名称是人实际在使用的，在台湾我们有必要尊重民间长期的用法，称它为台语或台湾话」。实际上，这是先下结论（「台语不是中国方言」）、再找理由。为了形塑她要的「台湾人」，周刻意地忽视她所谓「台语」（狭义）与大陆的「闽南语」间以及两岸的「客语」间彼此可以互通，反之「台语」、「客语」、「原住民语」间却彼此不通的事实，于是也就无视于台湾汉人本就是（不同语群的）中国人，且并无统一的「台湾话」或「台湾人」。此外，台湾的各族群语言不通，被她视为「多样性」，是「台湾文化」的优点；但中国各语群、方言千差万别，却不被视为优点，反而被她用来支持她切割中国、分裂两岸的论点。如此「翻手作云覆手雨」，其实正是该书一贯的手法。

当周婉窈要定义「台湾人」时，她亦不再以生物学的基因归类，改以文化的异同来论断。甚至，中国汉人「在地化」成为「台湾人」，也被她说成是文化上的进化。她论及华人文化时，强调其「不重诚实，人民没有守法的习惯，政府没有执法的意志」，故「今天我们要创造优质的新台湾文化，就要针对汉人不好的行为模式，设法改革」。书中提及「汉人在台湾是外来人口…台湾汉人社会风气很不好」，然而，其评论移垦社会「轻财重义」的优点时，则归诸于在地化后的「台湾人」，而非（中国）汉人。

由上述可见，她借由台湾岛史所欲塑造的「主体意识」，乃是运用「在地化」的概念，将台湾文化与中国汉族予以区别，来强化彼此的差异性，并漠视彼此在历史上的休戚与共及文化上的一脉相承。因而在周婉窈的史观里，「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如何被迫对西方国家开港通商，并允许基督教到中国传教」等等，均可「留给中国史去讲」。其笔下「在地化」的台湾人，仅须将「台湾岛」纳入关怀的范畴，将目光放在「清廷一步一步被迫放弃它在亚洲拥有的朝贡国…在这个过程中，台湾都深受影响」。于是，在这座人为切割出来的舞台（台湾岛）上，台湾不再做为整体中国的一环，也就忽视了在西方强权威逼下的近代史中，台海两岸互为生命共同体、相互影响的性质。偷梁换柱的结果，后人仅能孤立观察到台湾岛被影响的现象，却无法看懂台湾史上人、事、物因何而来？为何离开？所有的事件，都成了历史上偶然的巧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