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2017年1月号〈评《少年台湾史》（上）──形塑「真正有意识的『台湾人』〉一文，指出台独历史学者周婉窈于其书中，为了政治目的而打造所谓「台湾（民族）意识」，采用曹永和的「台湾岛史」观点，在历史的三要素（人群、空间、时间）上刻意忽视以下史实：

一、人群：台湾本岛无原生人种，故现今定居于此的各个群体均为陆续先后来到，各个族群除了相互尊重彼此的传统与文化传承，亦应享有平等的和平生存权；

二、空间：台湾位处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首先受到东亚国际关系体制的影响，应当回到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里来理解台湾史；

三、时间：移居岛上的主体人群来自中国大陆，我们除了回顾近代在地的生活记忆之外，更该体认到台海两岸为一生命共同体，在历史上休戚与共的事实。

本文为了将「台湾岛史」拨乱反正，针对周婉窈所扭曲的概念和避而不谈的史实再做进一步探讨。

周婉窈于〈给少年读者的信〉中表示：「我不想『简化』历史，我想把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带进来」。然而，我们一一审视《少年台湾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时，却发现：正因周婉窈所采用的「台湾岛史」拆散了整体脉络的大历史架构，而让台湾史本身变得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她所强调的「多样性」则有意识地刻意排除「中国」，因此变得支离破碎，无助思考。那么，这样的史观究竟旨在增进青年学子「对过去的认识」，「了解现在、面对未来」？抑或有着更深层的别样考量？

2019年11月17日，周婉窈出席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的《转型正义之路──岛屿的过去与未来》新书发表会时，强调「这本书简单来讲就是为青少年朋友而写，…年轻人必须跟历史真正能够接上头」，「让这些青少年感同身受」。（中央通讯社，〈周婉窈从少年角度书写，看白恐受难者故事〉，2019年11月17日，1''19'。）

海洋链结起的两岸互动

首先，她自问「台湾离中国那么近，为什么没有接触？」时，强调「主要原因是她（台湾）不在中国帆船航线必经的路途中」，故「不停靠台湾，顶多远远望见而已」。惟不知身为台湾史学者的周婉窈是否遗忘了台湾先民的原乡泉厦、广州自古即以海洋作为生命线，以致有谓「海者，闽人之田也」。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撰于1349年）中记「琉球」，其山「自澎湖望之甚近」，可见就是台湾。根据中研院院士郭廷以的研究，汪大渊自记曾来台「登山观览，可能即系由当地汉人引导。至于内地商人之早已到台贩卖，似更无可疑」。但周婉窈仍坚持以比《岛夷志略》晚出200多年的明代陈第《东番记》（撰于1603年）作为汉人来台的最早纪录，然后双重标准地认定：「距今约六千年前」台湾先住民族的祖先可以「从今天华南一带陆续渡海来台，在这个岛屿定居下来」，可是后来中国（汉人）的船舶反而却仅能「远远望见」此岛！

接着，周婉窈再举考古遗迹、典籍记载来验证她的看法：以古物论之，她先将「台湾北部河口的沿岸地带，曾经出土中国宋朝和元朝的陶瓷器」，主观判定为「数量不多，很可能是船难，或间接输入，也可能是中国贸易船偶尔停留过」，并辅以「澎湖的考古发现大量宋元时期的陶瓷器」，来论定「澎湖被纳入中国对外的海上航路之中，而台湾则外于这些活动」；以古籍论之，她则选择性地以「日本大海商李旦（明国人）的贸易船，曾经停靠『高砂』（台湾）七次」来论断「台湾已被纳入日本人的贸易网络中」。然而，以东亚／东南亚海洋史为研究专长的周婉窈似乎忽略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港湾早在宋末至元代时期就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列世界第一大港，往返的舟船载运了丝绸、陶瓷、香料等商贸交流，海上航路亦因此蓬勃繁盛，此一盛况若将东亚最大贸易主体的中国排除在外便无法理解，又何来自外于中国外贸的「日本人的贸易网络」呢？更何况，被西班牙人称作甲必丹（中国船长）的泉州人李旦，正是由于其所经营海上贸易往返中国、日本及东南亚之间而停泊于台湾，此恰好印证了台湾参与中国东南沿海外贸与文化圈而链结起的两岸互动史。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于1714年奉康熙之命到澎湖与台湾，实地测绘中国沿海的地图。

天下秩序下的自主发展

而后，她继续写到「漫漫的数千年中」，「岛上人群可以说处于自主发展的状态」，是因于「海洋将台湾与外界隔绝开来」。此前，周婉窈更表示「海洋可以隔绝，也可以连结。隔绝是自然状态，连结就要靠航海工具和技术。」如此一来，台湾岛得以自主发展仿佛是历史上的「必然」。然而，前已言之，台湾岛上的人群都来自岛外。若台湾被海洋隔绝是「自然状态」，那岛上的人（包括周婉窈在台湾的祖先）从何而来？再者，如果以「航海工具和技术」作为要素，七〇年代所发掘出土的秦代造船遗址，显示中国早已有相当规模的造船技术，而台湾岛与中国大陆仅一水之隔，并非孤悬于汪洋大海之中，何以能「自然」地长期维持其自主性？

其实，该问题的关键还是得回归到「中国是什么？」、「天下秩序是什么？」来理解。周婉窈曾谓「『中国』这个词，虽然起源很早，但『中国人』用来指称『贯时性』、『本质性』的民族（中华民族），却很晚」。她虽然点出了传统词汇的核心概念不同于近代西方主导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却避而不谈起源甚早的「中国」一词，究竟有着什么意涵？

论及「中国」，做为儒学经典的《礼记》〈礼运篇〉指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观点，将「天下」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再将「中国」置于其中。此处，「家」不仅涵盖了「人」，更着重彼此之间「和合共存」的相处关系，此全然迥异于西方「民族」观念下，人基于自利动机，为趋利避害的本能所驱使，群体之间分化为「我群」及「他群」的必然性，乃致彼此间争夺既定资源时，不惜竞逐、诉诸杀戮。

进而论之，蒋庆于《公羊学引论》指出：「凡符合仁义道德的，《春秋》则中国之；凡不符合仁义道德的，《春秋》则夷狄之。」此言明确地点出《春秋》之「中国」，即依循儒家思想的道德价值标准所做出的「夷夏之辨」、「道德之辨」，完全不同于西方民族观点下的血缘、种族之辨。故夷夏之别不仅不具强制性，不必然导致群体冲突，甚至周边族群亦可借由接受人际相处的道德准则而归入华夏。于是，《孟子》〈滕文公上〉有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如此，「中国」所主导的「天下秩序」奠基于道德理想等价值，注重于稳定与和谐，而得以大体地维系了「漫漫数千年中」东亚秩序的稳定。这才是在「漫漫的数千年中」，台湾「岛上人群可以说处于自主发展的状态」的背后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明白将「大琉球」（即琉球群岛）、「小琉球」（即台湾）和日本均列入「不征诸夷」。但明初的中国就已能组建郑和下西洋时所率领的数百艘船、数万军队的大舰队。如果不是自我克制（「不征」），不但台湾（甚至日本）早入中国版图，恐怕人类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国」根本轮不到英国。

如果明代中国的军力都可以及于非洲东岸，那民间船只要往返台海两岸根本不会有什么技术困难。可见周婉窈所谓台湾的「隔绝是自然状态」根本是有意低估中国对台湾的影响力。

明太祖朱元璋在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的《皇明祖训》里，将朝鲜、大小琉球（琉球群岛及台湾岛）、日本等地列为「不征诸夷」，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

外来冲击下的近代变革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周婉窈刻意将目光局限于台湾本岛及环绕着这座岛屿的海洋，以便低估仅有一岸之隔的中国大陆在历史脉络上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忽视传统天下观稳定东亚秩序的重要性。而后，面对西力东渐对天下秩序的冲击，她则如此说道：「到了16世纪，在环中国海域，人群活动越来越活络、密集，外力开始冲击台湾岛的在地社会。」并且，她将此冲击归因于「明国实施海禁」及「大航海时代」两个变革。

对于中国的海禁政策，周婉窈表示「宋朝和元朝海上贸易很兴盛，到了明朝突然实施海禁，导致海上走私贸易盛行，海盗猖獗」；「台湾逐渐卷入海盗活动圈，以及走私贸易圈」。事实上，海禁的历史背景是：15世纪末，义大利及阿拉伯商人已往来欧亚非等市场，并经营着中国丝绸与瓷器的贸易；16世纪初，葡萄牙商队赴广东卖货获利，亦备受中国优待。惟此后数年，西方商贾于沿海地带出现烧杀劫掠等粗暴行径，海上亦有东洋倭寇频繁侵扰，而后始有「罢市舶」，闭绝日本贡路之政策。故中国面对外力并非自始排斥、闭关自守，而是面对外来的冲击做出防御性的回应，管制着自己的居民、维持有限的对外贸易，来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纷扰争斗。

对于这种防御性的「海禁」，我们必须认知到：唐朝末年，东南沿海已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南宋至元代，闽船、闽贾即「多以海商为业」，活跃于东西洋的经济互动圈；明朝更有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海洋经济如此繁盛，「浮大海趋利，十家有九」，何以嘎然中止，「寸板不许下水」？违背经济利益趋向的政策背后，实为中国文化反对对外逐利扩张，基于中国国防的防御性本质，政府面对海上倭寇侵扰时，必然做出此种收缩性的对策。于是，「多赖海市为业」的沿海居民只好寻求体制外的运作，转而冒险且非法地「通蕃贩货」。但周婉窈指出「海上走私贸易盛行，海盗猖獗」的现象时，却对此前日本倭寇的海上侵扰、西方商人破坏固有秩序的暴行视若无睹，不加批判，反将罪责归诸于中国舍弃利益以谋安定的「海禁」。

在论及西方的航路探险时，她则称「他们主要想来亚洲买香料，中国的丝也是他们很想要的」；「荷兰人急起直追，试图在中国沿岸拥有贸易据点」。如此之轻描淡写，忽视了此种「贸易」乃是西方人挟着国家军力为后盾、以攫财据地为手段的侵略行为。1622年，荷兰提督率领兵船要挟互市、占踞澎湖，虏船虐民等暴行随之而至。而后，中荷海战僵持半年之久，于此期间，荷兰人早已入据「北港」（即台湾），中国政府力有未逮、无法顾及台湾，终至海岛沦陷。然而，中国无力「谕退」葡西荷人的窥伺寇掠、无法抵御西方船坚炮利的侵门踏户，以致西方列强破坏东亚的天下秩序，但这一切在周婉窈的眼里却只成了不痛不痒的「谈谈打打（1622-1624）」。论及结果，她更好似站在荷兰的视角，说「大员是荷兰人『退而求其三』的选择」、「荷兰人不甘不愿来到大员」！莫非我们不为那些曾在天下秩序里安定生活的先祖们抱屈，还得替侵略者荷兰人感到婉惜？周婉窈于书中曾提到「失败者没有历史，他们子孙顺从新主人，用主人的眼光看自己的过去，这是许多殖民地的共同命运。」难道这就是为什么在数百年之后，周婉窈及其他台独史学家明知此种悲哀，却自甘做个不愿意站起来的「日本殖民地奴隶」？

左图为荷兰人于1570年绘制的地图，台湾岛为未横跨北回归线的群岛；右图为西班牙人于1626年所绘的基隆和淡水港。由此可见，奉行重商主义的西方国家，早已锁定台湾岛作为通商贸易的据点。

对殖民政权的评价

殖民主义是基于种族（血缘）优越而进行军事侵略、经济剥削的扩张主义，是对被殖民者的生命与人性尊严最赤裸裸的压迫。周婉窈刻意将荷据后各时期「支配岛上人群的政治体」一概视为外来政权，以「客观」为托辞回避了其对结构性族群关系的道德是非判断，转而采用「人口族别的比例」、「调查研究的详实」、「近代化的发展」等作为评断标准，谈论治理政策的变革，淡化殖民政权武力侵略、经济剥削的野蛮残酷，丑化、扭曲中国人自己的政权的性质。

首先，周婉窈评论荷据时代时，表示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不是移民性的殖民统治（荷兰人不移来居住），虽然招徕汉人来台，但土着人口可能还是占多数」。反之，当她谈到根本称不上殖民政权的郑氏时期，却称「究实而言，朱成功攻台和荷兰占领大员，本质上没有不同，都是以优势的武力入据，并逐步控制岛上的土着人群」，但「台湾人口的族别比例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反而更像「殖民政权」？）。具备历史学专业素养的周婉窈，竟以如此表面的比例数据来刻意地淡化两个政权之下族群关系的差异，所隐瞒的真相是什么呢？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占据台湾岛的VOC虽仅为几千余名荷兰人，但主要以榨取汉人的劳动力来增产农作物等贸易品，并驯服不以务农为主的原住民族作为镇压反抗者的利刃工具。为此，才有着该书中所提及的：「荷兰人来了以后，就在各社的上头平白增加一个统治层级」；「讨伐时，荷方动员其他社的壮丁一起去攻打」；「小琉球的原住民全数被『清空』」等史事。相较而言，郑氏兵士及家眷虽有数万名，然而郑成功于1661年6月14日的宣谕即明言：「当以己力经营、不准混侵土民（番人）及百姓（汉人）现耕物业。」此即以圈地的限制，实际地保护了先住民族及先来汉人的生活型态。荷兰、明郑两时期的族群关系截然不同，绝非草率地以「任何外来统治都有很负面的一面」就能一言蔽之。周婉窈假若真心地关怀「殖民统治对在地人权的伤害」，那么值得留意的是，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所编之《台湾史》记载：「明郑有台二十余年之中，罕有较大番乱。非若荷兰之时，四出挞伐，累年不休。」回顾历史时，注重族群比例的结构转变之外，更应关注各族群间的结构性关系，才得公正地评断其是非对错，将公道还诸历史，以贴近于历史的原貌。

再者，周婉窈曾称许荷兰「留下丰硕的资料」、日本更「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土地调查（1898-1904）和人口调查（1905开始，每5年调查1次）」，甚至表示「假如没有这些翔实的调查研究，我们对台湾汉人和原住民社会的了解，相信会大幅度降低；有些面向，可能一片空白。」惟这样的空白，真是我们所缺乏的吗？究竟怎么样的调查与资料，更能符合「善治」的实际需要？

早至元代汪大渊于《岛夷志略》中，即已述及台湾出产硫磺。明代郑舜功绘有产硫所在地的小东岛（即台湾岛）「鸡笼山」。张燮《东西洋考》亦论及鸡笼淡水「琉璜气每作火光」。惟晚近至清代「榕城（即福州）药库灾，毁硝磺火药五十余万无纤介遗」后，郁永河始出行台湾，「布以给番人易硫土」，此行并针对「山川夷险、形势扼塞、番俗民情」留下了名著《裨海纪游》。相对而言，根据郭廷以的《台湾史事概说》，西班牙占据基隆、淡水期间「积极经营」，「采贩硫磺鹿皮」；荷兰则「每年运出的米值十万盾、糖值十五万盾、鹿皮等亦值数万盾」；日本更是「以全力从事经济搾取」。假若仅以赞赏的眼光将殖民者荷西日人留下的调查记录视为「珍贵的知识财」，就忽视了这些资料的最终用途是为殖民母国的利益服务，目的是加强殖民政权对这片土地的经济剥削与政治箝制。更有甚者，这种评价也意味着未能看懂中国传统所讲究的「善治」、「保境安民」。中国历代地方官员及读书人考察风土民情的目的在于使为政者顺应民情来「兴良风、除弊俗」，不是为了「开发」（实为剥削）资源而调查统计。而周婉窈却要我们只知感念殖民政权细致的调查资料、精确的数据分析，甚至反过来指责自身传统地方志的不足。

最后，周婉窈赞许「奠基在调查和研究上的踏实知识，可以说是殖民统治留给台湾的宝贵资产」之余，亦强调：「日本时期的近代化，大抵是正面的。有些建设背后是为了经济的剥削，但也不全都是这样」；日本在台湾进行建设时，「非常用心」；在推行初等教育上，「相当尽力」；公学校的教育，「品质称得上优良」。在她的眼里，「台湾的近代化，可以看成是明治维新的海外版」。

对于周婉窈视为「大抵是正面」的「日本时期的近代化」，同样任教于台湾大学的许介鳞教授写了一本《日本殖民统治赞美论总批判》来驳斥。许教授指出：「在日本统治之前，台湾在全中国之中是最富庶的一省，当然也比日本富裕。…但是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后，台湾的一切能量资源，转而被日本榨取而牺牲奉献」；「日本殖民统治50年，台湾的资本主义化是完全隶属于日本帝国的一种殖民地型『农业分工』状态，…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牺牲奉献。…这种殖民地的不平等发展，难道还得赞美日本的殖民统治为『现代化』吗？」但正如许教授所斥「现在的学术界堕落得一蹋糊涂，将日本的『殖民地经营』称为现代化，并失去自己的立场而称『日治时期』，甚至依附日本立场称『日领时期』。所谓『价值中立』的说词，不过是思想没有主体性，一种趋炎附势的奴隶思想表现。」

周婉窈在《少年台湾史》的首篇中说：我们要保护这个岛屿的「文化、族群认同和自尊」。难道周婉窈所守护的，就是：仗恃「在地化」而取得正当性的媚日皇民文化，诉诸「多样性」以自外于祖国的台独认同，以及借口「复杂性」实则沦为美日附庸的「奴隶的自尊」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