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化」的台独史观、建构主义的「台湾民族论」

乙未年（1895年）日本据台展开暴力殖民统治，台湾人沦为失去祖国的被压迫者。日寇培养一批甘为日人狗腿的台湾人，此辈「倭奴」出卖同胞，协助日本军警以暴力方式高压统治台湾，甚至与日寇一起迫害台湾抗日先贤。日本总督府给予这种台湾人丰厚的利益，彼等遂成为介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权与被压迫的台湾人民之间的「买办特权」──台湾人汉奸阶级。日帝因台湾人非其大和民族，故不视为日本国民，而只是被殖民统治的「岛民」，绝不能同化为「日本皇民」。直到日本步入穷途末路的战争末期，台湾总督府才开始实施「台湾人去汉姓而改为日本姓」的政策，与其他政策如「去中国神祇而改宗天照大神」以及「模范国语家庭」、组织动员「台籍日本兵」等政策互相配合，目的在巩固加强台湾的防卫力量，以做为日本扩张战争的后盾、日本本土保卫战的前线牺牲打。这些政策统名「台湾人皇民化政策」。高度配合依从此政策的台湾人，绝大多数就是从日本据台时就顺从媚事日寇而失节丧耻的台湾人，彼等拥有各种工商产业、许多田产土地，以其特权和财富炫耀于台湾人民之前，并且骑在台湾广大的苦难同胞头上作威作福。1945年台湾光复，这个「皇民化台湾人」特权阶级因此丧失了很多利益，譬如工厂、田地等经济特权以及社会性和文化性特权，于是对中华民国以及全中国产生了怨恨，他们许多远赴海外，有些留在台湾，遂在岛内外筹谋发展了否定、消灭中华民国的分离主义运动，这就是「台独主义」的核心。

文化历史教育领域的台独运动，从那个时期即已开始。兹举两个台独史学者加以说明。一是王育德（1924-1985），他出身日据时代台南的富裕世家，战前去东京帝大读书，后因东京大轰炸，乃返台任教于台南一中。1947年爆发「二二八事件」，其兄王育霖被杀，王育德逃往日本，一度加入廖文毅主导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后又创立台独杂志《台湾青年》双月刊，宣扬鼓吹台独。此人是典型的「皇民化台湾人」。他以日文撰述了其台独史观的《台湾：苦闷的历史》，后经台独分子译成中文，在台湾流行畅销。

《台湾：苦闷的历史》被独派视为台独「圣经」。它以黑白双元二分的分离主义史观论述台湾史。其说法是：在台的中国统治，包括明郑、清朝、中华民国都是负面的；日本的殖民治理，在他看来不是殖民，而是现代化，则是正面的。又，从大陆来的中国人，是负面的，在台湾数代以居的人，才真正是台湾的主人，是台湾人而已非中国人，是正面的。此书割裂中国的大陆和台湾，变成双元对立的中国与台湾。

台独分子夸张吹嘘说他们争相诵读这本台独史著作，「一面读，一方感动哭泣」。此书对于台独的灵魂和思想建设，十分重要。其台独意识形态，就是李登辉御用无耻学者杜正胜以所谓「同心圆史观」开始设计台独史观历史教育的「葵花宝典」。

另一是史明（1918-2019）。他是台北士林人，1937年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特别研习「马克思主义」。1942年赴大陆参加中共的抗日活动，战后在中共控制区的晋陕豫鲁边区军政大学组织台湾队，1949年据称因对中共、中国失望而辗转逃回台湾1，1952年刺蒋计划败露被国民政府通缉，再遁逃日本。1960年代开始在日本搞台独运动，陆续创立「独立台湾会」，办《独立台湾》（《台湾大众》），组织「独立革命军」。李登辉掌权后，广邀海外台独分子回台，史明遂由日返台，成为台独的「国师」、台独理论的指导者。1962年，史明出版日文的《台湾人四百年史》，1980年出版中文增订本。史明自称此书「站在四百年来从事开拓、建设台湾而备受外来统治的台湾人的立场，来探索『台湾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及台湾人意识的形成过程」。此即显示史明的台独史观：统治台湾的政权，包括明郑、清朝、中华民国在内，都是「外来政权」；他创立并鼓吹「建构主义」的「台湾民族论」。

「台湾民族论」是史明的台独史观中的灵魂，是史明提供给台独分离主义的灵感理论，影响并支配台独意识形态既巨且深。此论的中心观点是：做为台湾人的汉族及台湾原住民族不是中华民族，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岛上自己建构出来的「台湾民族」。中国政府（包括两岸）主张两岸同属一中，并主张中国必须统一，这是「泛中华沙文主义」，是帝国主义，而「台独」乃是「台湾民族」反帝国主义的「台湾民族解放运动」。

「台湾民族论」有两个代表性的论调，一是「混血的台湾民族」，指「台湾民族」系荷、西、英、日、美与台湾土着（南岛语族）以及闽粤汉人大混血形成的杂种型新兴民族；一是「皇民化的台湾民族」，主张「皇民化的台湾民族」是日据50年间，由日本带来最高水准的现代文明所培养出来的进步皇民化台湾民族。

史明本名施朝晖。其父林济川，日本明治大学商科专门部毕业，返台后曾是文化思想抗日组织「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因七七事变爆发、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后，被先后派任为「厦门特别市政府」公卖局长（鸦片、食盐公卖）、市府简任参事兼公卖局长，致二战结束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起诉，旋以放宽台民「汉奸」认定（战前台民已被迫归属日籍，不适用「惩治汉奸条例」）获释回台。其母施氏则是士林施姓望族世家，史明从母姓。史明有日据时代台湾青年的社会主义左翼思想，同时却又因为父母的关系，怀有日据时代「皇民化台湾人」特权阶级的优越感；两种心灵意识的路线，使史明成为矛盾的台独理论建构者，即，以左翼斗争论来推行台独运动，但其台独建国的核心情感认同，却是亲日的「皇民化台湾国」。

《台湾人四百年史》成为从李登辉开始、经陈水扁加强加深、至蔡英文完成的台独史观建构下，完全去掉中国史的「台湾国历史教育」所依循的蓝图和方策，而其背后的两个意识形态，一即是「混血杂种的台湾民族论」，一即是「优越的皇民化台湾民族论」。

此种「建构主义」的「台湾民族」伪论，影响很多台湾无知之徒，也透过中学历史教育，对台湾广大学子进行了有效的洗脑。

日据时期的皇民化运动主要分为1936年底至1940年第一阶段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重点在于「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及1941年到1945年第二阶段的「皇民奉公运动时期」，主旨在彻底落实日本皇民思想，强调挺身实践，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

文化台独与异化的台湾文学

从1988年李登辉以副总统身分接下总统大位，至今已30年。李登辉也是「皇民化台湾人」当中的重要人物，精于伪饰，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以及中华民国政府里。他善学德川家康，以非常人的坚忍，在「敌人主子」面前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恭顺至极，「板凳坐二分之一」，遂取得党国领导和元老们的喜欢，逐渐委以国事重任。一待「杜鹃啼叫之时」，李氏手上既已握住党国命脉，便效法德川，利用文化教育展开其复仇式的颠覆中华民国、另建「台湾国」的分离主义叛国工程。

忧心或愤慨台独思想如何透过文化教育坐大和深化者，一般只会注意到中学历史课纲及课文明显「去中国化」的问题，譬如书写为「中国唐朝的诗人李白」，而非「我国诗仙李白」；再则是谄媚日本殖民帝国主义之说，譬如称「日治时期日本政府的建设让台湾走向现代化」、「日治时期慰安妇是自愿的」。人们多半不太警觉到，文化台独的另一条实践路线，是台独观点的台湾文学创作与诠释。

在蒋经国主政时期，台湾文学界有过「现代主义和乡土主义文学论战」。乡土文学，系指台湾一些作家以写实主义的方式创作小说，来显扬台湾乡土文化、关切台湾基层庶民。他们反对台湾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而迈入全球化之后的文化和文学风潮，即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创作喜作个人内心主观独白，常以抽象或意识流语言书写个人在疏离情境中的状态；其表现在小说和新诗，严重者往往与社会、群众、文明脱离，变成自身极端自私自我的喃喃自语，而形成颓废、苍白、虚无之风。乡土文学则是关心台湾乡土、以写实的方式书写的文学创作，具有深厚的关爱台湾这片土地和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台湾的汉文化小传统出发而上通于中华文化的大传统。那个时代产生了不少乡土文学作家，作品优秀隽永，对台湾文化境界的提升，起了重大的贡献。

李登辉上台之后，乡土文学就起了貌相似而质已变的异化──「台湾乡土」被逐渐转化为「台湾本土」。「乡土」是「以中国为主体」书写的中国一乡一地文化，「本土」却是「以台湾为主体」书写的台湾本土文化；前者是「中国观台湾」，后者却是「台独观台湾」。李氏诱之以名闻利养，变节的乡土作家为数不少，他们类似日据末期「皇民文学」无品格的台湾作家，如周金波、陈火泉、王昶雄之流，在大皇民李登辉笼络怀柔之下出卖节操，鼓吹并强调台湾文学和文学史的「台独性」，于是他们在李扁台独政权长时间的卵翼下，将台湾乡土文学以及台湾文学史扭曲诠释，宣称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无关，台湾文学是「台湾民族」独立自主的文学，是书写、记录、追思、弘扬「台湾民族」在这个岛屿上面的文化和历史。例如，北部一位著名的台湾乡土小说家、也是一位「客家大老」，就曾当着广东嘉应学院来访的一群客家学学者夸夸而言：「你们中国的客家属于大陆文化，我们台湾的客家则属于海洋文化；你们中国跟我们台湾是完全不相同的。」这批大陆访客闻之瞬间面面相觑、表情错愕，惊愕于此种荒唐话怎会出自台湾一位重量级客家乡土小说家之口？当时笔者即在现场，感到真是台湾人、也是台湾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此种为了世俗名利而宁失晚节的「半路台独」文人作家，真是无德操、无知识极矣。另一位同样非常著名的乡土小说家，当「台独分离主义」的势力逐渐高张，他也从中华民族的身心性命中自我阉割出去，异化为「半路台独」作家：他宣称台湾文化是多元综合的，有荷、英、汉、日、美等文化以及台湾原住民文化，并随时间演进而形成多元统合式的台湾文化，故与中国文化无关。再者，台湾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是源自原住民族、日本、荷西、英国以及美国，而汉文化在台湾则是落后的、陈腐的，如台湾人本来十分肮脏，日本统治后给台湾人带来了卫生，又清朝专制封建治理台湾，而英国美国则给台湾带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类此用二分法高擡帝国殖民主义文化、贬污中华文化的论调，在台独化以后台湾作家文人的话语中，可说罄竹难书。其台独式台湾文学论以及台湾文学史论，近30年来深远影响了文学风潮，左右了并污染了台湾大批知识分子、文化人、文学爱好者以及广大年轻学子的心灵。

2015年5月29日李登辉出席台联募款餐会，呼吁「本土派」大团结。（画面截取自YOUTUBE@台湾团结联盟，《2015台联募款餐会-李前总统致词》，2015年6月4日，1'02''。）

新课纲是为「法理台独」布建的思想武装

蔡英文执意实现的「十二年国教历史课纲」，是以「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为架构的历史课纲。这个历史教育中，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国史教育显然完全阙如。依其历史意识的认同主体来看，是台独意识的台湾史：它与「东亚」联接，却不与中国有直接关系，若说台湾与中国有历史关系，那么关系是须先通向「东亚史」才发生的，好比「东亚史」是一个房子，进入这个房子，台湾和中国才会「照面」。换言之，台湾国民的文化历史教育所成就的认知和情意的培养，只会剩下「台湾主体」，「中国」对台湾人而言则是纯粹彻底的「他者」、「异邦」。我们生活在台湾，本来就是中国人，然而在近30年来的台独史宰制之下，我们纵使反对台独，可是我们的子弟却仍会丧失「中国主体」意识，纵想生作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亦不可得。

蔡政权的「去中国史的台独主义历史课纲」，妄言伪语地胡扯「没有去中国史，而是将中国的有关史实纳入东亚史的范畴，依其在东亚架构中产生关联的主题，会编入东亚史中加以叙述，如此教育目的是为了启发学生能够去掉心中的中国优越独断性，而应建立东亚人的多元价值的历史认知。」此种说辞不啻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摆明了态度就是：中国不但是外邦，更是敌国，故必须将中国史教育彻底消灭。

传统中国人的地理辞汇里，有「东土」或「中土」，而无「东亚」；「东亚」系从「亚洲」（Asia）一词派生出来。而「亚洲」，乃欧洲人给予他们视为东方世界的地区名称；中国人压根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中国人的「天下空间观」不由欧洲人支配。西力东来并进而宰制东方之前，东方人并无一个统一均质的地理空间观，中国人更不会称我们中国是「东亚的中国」；同理，朝鲜人也不称朝鲜为「东亚的朝鲜」，以此类推，日本人如是，越南人如是，印尼人如是。欧洲中心的「东亚」概念，是欧洲人以其殖民入侵东方的拳头优势而加诸东方的地理用语。

西欧开启大航海的商贸殖民主义，他们称自己是「欧罗巴」（Europe），称东方世界为「亚细亚」，而依距离欧洲之远近，再划分出「近东」、「中东」、「远东」；或依方位而切分为「西亚」、「中亚」、「东亚」、「南亚」、「北亚」。「东亚」原本就是欧人指称亚洲最东边的地理区、即「亚洲东部」的简称。

由于错误的地理教育，台湾为数众多的学生无知地以为「东亚」就是韩日。其实「东亚」的范围包括中国本部（含台湾、海南、中国东北）、韩国、日本（韩日合为「东北亚」）、琉球列岛、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后二者合为「东南亚」）。

而在这所谓「东亚」的地理区域空间中，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中央型泱泱大国；中国人以天下观来看自己的本土和周边，故有华夏中原与四夷的空间结构观，韩日在史上均属于东夷之国。如果将中国从所谓「东亚」抽出，就没有「东亚」可说。蔡政权御用的台独史学者、「去中国史的台独历史课纲」设计小组及其召集人金某，究竟有无「东亚」的真确地理空间认知？笔者认为不会有──若无「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和「文化地理学」素养，自无法真切明白「东亚」究系何义。

历史乃特定人群的活动史。史上并无一种独立单一的「东亚史」，因为「东亚」只是一个由后来的人主观武断地划分出来，由大陆、半岛、群岛、海洋共同组成的松散框架；在悠久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这片广袤的「东亚」地理空间里，存在过很多部落、王朝、帝国的兴亡衰败，也存在过各类宗教、社会、种族、文明的起落变迁，时间空间上彼此错综复杂、层级浑沌，在其中没有一个均质体，而是一个杂乱体。当然，这些体系亦有其互动交流，因而形成文化冲突、涵化、同化等现象，可是就「东亚」而言，最终并无单一总体之存有。学者可依各自专业而就其中某种互动交流演进史进行深入追溯的研究，譬如东南亚华人开发史，或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东亚侵略史，或中国海上丝路贸易史等等。然而这样的「东亚史」内容，为这一地理范围内某群人的某类活动轨迹，属于非常专业史的学术课题，是研究主体而非教学主体，中学的历史教育以此为内容则完全不宜。

更重要的是，据该小组的说词和规划，这个课纲是把「中国史」纳入「东亚史」的框架中，并将依合适的「主题」、以主题形式来编纂。然而，「中国」是上下五、六千年的泱泱大国，所谓「东亚」又如此庞巨复杂，试问台独史学者有何能耐在两大存有的联集和交集中，又依据什么来择取你们所称的「合适的中国在东亚中的主题史」？再者，就台湾而言，在「东亚」的地理空间中，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史本来就是「东亚史」中一个甚为重要且具关键地位的中国史核心内容，依据历史脉络，本应先教中国史再教台湾史，因为大陆和台湾之间在中国史上所体现的伦理与逻辑关系，就是「东亚」文明事实的时间轴中台湾史的主线，何可将中国置入「东亚」，却将台湾史独立于、并且先于中国的架构之外，让两者变成没有关系或伪造成两者是国与国的关系？

蔡政权的去中「东亚史」究竟想干什么，其实不难理解。这就是一种「台湾国」的历史教育，是试图在「东亚」架构中，让「中国」被逼到「他者」的边缘、「外邦」的区位关系上，甚至成为地缘政治概念中的「敌国」。而依循台湾在「东亚」近现代史里的关系，这些媚日台独分子必然会拥抱日本的利益并延伸日本和台湾之间昔日「殖民─被殖民」的主奴关系，让日本变成台湾的「我们」。

中国在东亚，是一个地理历史上具有中央地位的庞大存在，台独如何能视而不见？此所以在所谓「东亚史」的架构中，台独分子不得不也撰述一下中国在「东亚」的历史，但他们必像这样书写，例如：「中国王阳明的心学影响日本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和武士道。」而绝不会写成：「我国明朝大儒王阳明的心学影响日本明治维新。」再如：「中国清帝国的好官陈瑸在台湾台南兴建朱熹祠。」而绝不会写成：「我国清康熙时期陈清端公在府城文庙兴建朱文公祠。」又或例如：「清末中国派刘铭传巡抚台湾，刘在台北修建台湾第一条铁路。」而绝不会如此写：「清朝任命刘铭传为台湾巡抚，刘在台湾修建第一条铁路，是我国第一条正式完成的铁路，象征我国的现代化是在台湾开始。」换言之，「东亚史」里面的「中国史」叙述，分量和比重一定很少，而且绝对是「外国史」，王阳明、陈清端公、刘铭传都是「外国人」。

李登辉卵翼媚日台独分子，形成搞分离主义的重要力量。这些人认同日本主子，甘以倭奴角色为荣；在他们心中，台湾史的脐带不是连着中国的往圣先贤、列祖列宗，而是连着日本帝国的天皇、圣战，他们心中具有的是「日本大东亚共荣圈」里面那种被殖民而觉得光荣幸福的倭奴性台独史。因此，即使其所规划的「东亚史」，内容也必然是「东亚共荣圈中的日台连续共同史」，必然是以日台关系史为论述主轴的「东亚史」。接受此课纲的历史教育，台湾学子将不再认识到大陆与台湾两岸一家、命运与共，而只会认贼作父，以为台湾与日本才是东亚世界中的共荣体。

2019年连同十二年国教一并推行的「一○三课纲」与「一○八课纲」的历史教材比较图。

去中历史教育完成，「台湾国」即建成

明（2019）年暑期过后的新学年度，依「十二年国教课纲」编写的教科书必会推行，依「去中国史的历史课纲」编写的「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新教材，必正式进入教学。

从《台湾：苦闷的历史》和《台湾人四百年史》等台独史圣经和蓝图在台风行开始，「皇民化台湾人」收割「党外运动」的成果而建立「民进党」，便是将党外运动追求台湾政治和社会民主改革的路线，异化为「台湾民族主义」的革命路线。这条路线落实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台湾乡土文学质变为台独文学；落实在历史的国民教育上，就是「中国主体」的台湾史教育变异为台独主义的「台湾国」精神教育。这个透过文化教育启动的台独革命已经实践多年并持续迈进，历经李扁政权，其工程已达到明显成效；蔡英文政权则是完成这个「台湾国历史教育」所必须的最终阶段，而蔡氏不会突然自行中止，一定与其党徒铁了心加速前行。马英九在位八年，才终于惊觉台独史教育已如毒水之浸染、如水银之泻地，恶势已然形成其中，然却未敢及时举雷霆之力来拨乱反正，而仅于末期仓卒组织「课纲微调小组」，尝试就些枝微末节予以修正，然虽仅及于「微调」，却已遭到「皇民化台独分离主义」排山倒海的攻击。蔡英文赢得政权之后，首先便悍然废除了「微调课纲」，国民教育历史学门遂又恢复到李扁一路下来「媚日皇民意识形态」的台独史观教育，而且更深化之，正式提出并完成了蔡政权必要推行的「去中国史的台湾历史教育」。

我们回顾省思过去30年的台独叛国革命运动，应该深刻体悟清末《春秋公羊学》大家龚自珍的警世真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沈二》）「媚日主义的皇民化台湾人汉奸」的消灭中华民国工程，就是在消灭中华民国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近30年来，台湾岛上已裂解为两个国家和国族，一是法统的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一是如妖氛魅影一般的「台湾国」和虚构的「台湾民族」，两者持续进行文化和政治上的斗争。台独政权如果延续下去，如果2020年居然还赢得政权，则中华民国在法理上必定灭亡，台湾岛上的中国人欲坚持是中国人也将不可得。那个以日本为主子并甘为美帝走狗奴的「台湾民族之台湾国」，就会成为法统上的国体。然若发展至此，中国大陆岂会坐视而任令台湾飘流离去？哪一个中国领导者敢在其手上断灭了中华大一统的历史使命？届时，必是武统台湾，然台独固然从此消亡，统一之后两岸的接触磨合中亦必引生出许多困难和纠结。台湾反独以及追求和谐大一统的志士仁人，岂能无动于衷？因此，自己整编常道正统的中国史（台湾史包含于其中），团结良心未泯、志气未死的国人，效法前贤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并真切实践笃行，把正知正见的台湾文史推广宣导于台湾社会，此任务十分紧迫，时间已甚短促。又由于30年史学界的总体堕落，试图从中国正史之教育来贞下起元，恐怕缓不济急，真正要釜底抽薪，则犹须结合两岸以及全球中国人民的力量，尽早团凝文化、政治、社会、经济的综合之功，一举推翻汉奸本质的台独史观及其台独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