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都是中学生语文课的必读文章；而这两篇于意向和风格上截然不同的散文，显然全都体现了一定的儒家气象，甚且是完整呈现了中国独有而崇高的人文精神。
我们之所以如此肯定，一因这种「亭台楼阁体」的散文当为古中国所独有；二为这般「文如其人」的自许性诗文亦罕见于古西方，更别提今日西方文坛习以「作者已死」来取消文责。
只不过，我们不免要遗憾地指出，传统上国人习于分别阅读两文，而忽略了并读尤能相较出更深厚的人文意表。如是，为能顺利进行相关解读，先附录两文于下：
〈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 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醉翁亭记〉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涂，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谿而渔，谿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 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諠哗者，众宾懽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我们以为并读两文而较之，实有其客观条件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首先，两文皆完成于北宋庆历六年；其次，两人有相似的政治境遇，他们不但身处同一政治团体，还且先后因新政朋党案被贬至地方；最后，两位作者明显地是在为文唱和，于互道近事之余而各舒其志。
这种唱和实情，得由两文分段起兴之处明白见之：首先，两文第一段起头句都在引入全景最盛处，如〈岳阳楼记〉是「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醉翁亭记〉则为「环滁皆山也」。然后，还能将两文二、三、四段的首句依次对照，从而看出每段前两字出现了惊人的相似：
〈岳阳楼记〉／〈醉翁亭记〉
第二段：「若夫霪雨霏霏」／「若夫日出而林霏开」
第三段：「至若春和景明」／「至于负者歌于涂」
第四段：「嗟夫」／「已而」
我们建议从三个方向来较读两文。如是不妨借用〈游龙戏凤〉戏词──皇帝自谓「住在那个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套着黄圈圈」，戏中像是影射大中国里的北京城及紫禁城，于此则不妨依次借喻为「大社会的时代如北宋（大圈圈），小社会的业界如儒家（小圈圈），以及做为基础文本的两文（黄圈圈）」。换句话说，尽管北宋或儒家皆容有无限庞大的内含，若一旦深度掌握住两文，当即能以为基础而了解到：北宋为何又如何会出现这样的文章？当时或后世儒家会如何评价两文？再换从现代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只有深度掌握了文本分析，才能确定学界或业界评论的合理程度，也才能确定整个社会起了哪些作用；并从而得以理解，这两篇文章如何能以中国特有的人文精神而昂立于世界文明之中。
壹、黄圈圈：做为研析基础的范欧两文本身
为能深入研析范欧两文，我们建议借用上世纪欧陆两大哲学流派的文本分析法：一是英伽登（Roman Ingarden）从现象学出发的文学作品解读方案；二是巴特（R. Barthes）从结构主义引出的「S/Z」符码分析法。
英伽登将文学作品区隔出两个解读范畴：「语言学结构」及「深层结构」。第一个语言学结构可以再分出两大层级：其一是「语词─声音层」：〈岳阳楼记〉写景三段常为四字一叠，较易朗朗上口而通传人际；〈醉翁亭记〉通篇出现21次「也」字，又22次「而」字，看似拗口于文，却又自成韵脚，实则明白串出「醉翁」喃喃之情和「独醒」理路之清。其二是「词句意义层」（或称为「意义群」）：〈岳阳楼记〉从洞庭湖晴雨情境大观，进推至怀抱天下宏愿；〈醉翁亭记〉则自旅途山景至宾欢主醉，尽现治政实情。
第二个深层结构亦能二分两大层级： 一是「系统方向层」，是作者意向性的主题舖展：〈岳阳楼记〉从外界变迁到固守内心，再从民本得失到心志得偿；〈醉翁亭记〉从欣游山景到宾主尽欢，从禽鸟宾客的自知而无知，到太守有心的众乐而独乐。二是「图式结构层」，是读者意向得以挥发其成见的场合：这可以是负向的，老庄信徒或小确幸者只会觉得格格不入；也可以是正向的，或是直承孟子的独乐众乐之论，或是追溯《论语》里的老问题：孔颜之乐，乐在何处？──很显然，这「图式结构层」已正式进入小圈圈和小社会（宋代儒家）的诠释范畴。
巴特的文本分析法从五个符码出发，是即文化、诠释、行动、义素、象征五项；但并未强制碰到诠释对象时非得五码并陈，而毋宁更看重读者的解码功力。这样，我们且以「文化」符码为例，它直涉大、小社会语境，既有助于确定文本本意，亦能回馈增益社会语境的解读乐趣。比方一旦得知范仲淹实未去过岳阳楼，或即能倏然领悟：何以〈岳阳楼记〉的洞庭湖景可复制于一切大湖？又何以其四言写景特易让人了悟、熟悉而善诵？1再比方本文一开始提到中国独有的人文精神时， 所论及的若干理由亦皆得属于文化符码。
然后来看「义素」符码。它本来专指意义的最基本元素，巴特则以之为人物性格──毕竟影响事件进展的关键，常在乎参与者的性格特质，且常是这种特质最能逗引读者的关注。惟须注意：个人性格或还能发展乃至升华为某种人格。这样，于〈岳阳楼记〉中，原来范仲淹传记所示的严谨性格，得升至卓然不群的伟岸人格；再于〈醉翁亭记〉中，相传欧阳修的宽和性格，得跃为人格上的达正：因为达观，所以能于山水自然与人际交谊上得享如此欢乐；因为周正，所以能在醉醒之间调适得如此堂正而周到。
最后来看「象征」符码（或译「征象」符码），巴特建议将之视为一系列二元对应的类聚关系对比，而我们当即能见出「〈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这样一组看似信手拈来的象征符码，其实可以推演出一张结构树状图如下：
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多作诠释推衍，唯且以右下最后一组为例。做为最高格调的壮志「乐观未来／乐起当下」，实则范仲淹乐观未来之时，未必无视于当下治绩，而其文中先述滕子京「政通人和」， 实如称述自己的暗喻修辞；至于欧阳修之乐观当下，实是于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之乐的当下，更期以太守之醒能兢业自守而终致进施治政大业。
贰、小圈圈：宋儒会如何评论两文
我们读北宋历史可以推知，约莫就是在〈岳阳楼记〉发表那年前后，曾发生两件有趣事件：一是欧阳修初见青年王安石，鼓励其用功得成就如韩愈，而安石却答以：「实愿成如孟子」；二是少年兄弟程颢、程颐首访周敦颐，临别时后者鼓励两人回去当深思：「孔、颜之乐，乐在何处？」看来很显然，就像汉唐读书旧习那样，《孟子》和《论语》仍为北宋士人熟读对象；从而很自然，我们得由这两部书出发，以检视宋初士人界小社会对两文的解读倾向和评价依据。
针对两文基点「何时而乐」与「众乐独乐」，再配合上提两桩事件，我们先撷取《孟》、《论》几段引文，以为论述小社会的评价依据。
1、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王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孟子曰：「今王鼓乐于此，⋯⋯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ㄨㄤヽ）矣。」《孟子．梁惠王第八章》
2、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ㄨㄤヽ）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第十一章》
3、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第七》
4、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点，尔何如？」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先进第十一》
5、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第十二》
我们先来看《孟子》的两段引文。第一段先要确悉君王亦肯定独乐不如众乐，然后即强调君王施政若伤民则难有众乐，唯利民始能享众乐。换句话说，不是君王想要众乐就能众乐，而是端赖能否行仁政于前。显然，这里是借独乐不如众乐之说， 以助成君王行仁政而后乐的儒家之道，亦即从仁政到众乐有个时间差。于是如果辅佐君主的条件不变，范欧两人皆乐有仁政之后的众乐──唯此时即碰到空间差的问题，而这就来到第二段引文。
在后者中，孟子直言「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肯定仁政施行须以天下格局为准； 于是可以看到，当范仲淹自问「何时而乐？」再自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他显然更近于孟子之言。然而，一则全天下皆行王道的时间遥不可期，二则决定权操于君王而更远不可待， 从而范仲淹的「乐以天下」实属儒士们的千古悲情。或即因此〈岳阳楼记〉得为千古至文，且名声常大于〈醉翁亭记〉。
相形之下，欧阳修的正当性则有赖第四段的《论语》引文。其中可以看到，处理好小城或宗庙之事，亦能算是邦国大事。于是，欧阳修无待于天下大治，只要滁州得治即可；无恃于君王遥控，只需太守亲持即可；于是在〈醉翁亭记〉中，我们看到欧阳修小小善治之后的即时行乐，而且是得享众乐之余的独乐。
换句话说，同样都持有「众乐vs. 独乐」的念头，范仲淹执著于君王天下的时空距离，像是自匿于悲剧英雄的恒常之「忧」；欧阳修则自足于太守治州的小小格局，也就成就了讨喜角色的即时行「乐」。
我们接着来看《论语》的三段引文。第三段犹如起了个头，也就是周敦颐就此提醒程氏兄弟的「孔颜之乐，乐在何处？」第四段孔子之言「吾与点也」的暮春之游，尝由宋儒赞为「道家气象」，像是称颂其行乐境界，亦即对周敦颐的问题做出了解答。如此这般的春游即景与享乐随意，岂非正合乎〈醉翁亭记〉里的叙事语境？然而一旦联系起该引文后续的为政之言，却更吻合了中国传统士人为官则儒、休致则道的生活态度。
只不过「吾与点也」毕竟是孔子喟叹之言，是他一时的感慨，而非他平素汲求之行。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到《论语》编辑理路，知道其篇章联系的巧思性，当即能看到第四、五段分别为〈先进第十一〉末章与〈颜渊第十二〉首章。换句话说，前篇末章才稍作春游之叹，隔篇首章即正言归仁四目的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后者是最严格的刚毅自制，是做为「天下归仁」的前置修养，使范仲淹坦然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安身立命之道。
换句话说，范仲淹面对着「天下归仁」的遥遥无期，仍能自持于「后天下之乐」的安身立命之道，这或许才是〈岳阳楼记〉使儒生归心的主要原因。
参、大圈圈：北宋社会何以会产生两文这样的作品？
我们现在来到文学社会学的大社会范畴，也就是既要探索何以北宋会出现这样的作品，还要了解何以这样的人文精神会傲然于西方世界，且特别是对于整个文艺复兴时代。
我们首先来看范欧两人所处的北宋有何特质。
当然，我们绝不能轻忽周代以来两千余年的文化传承：它先是周公取消殷人尚鬼政治而改奉「敬天保民」国策，且此后习为领有庞大疆域的君主封建政体；再是孔子建构起来的儒家士阶层，他们于国家是依历史经验而行民本之治，于己身则践行《论语．子罕篇》首章的「子罕言利， 与命，与仁」（儒者极少谈个人利益，而是更多地履行立命行仁之道）。从而很显然，范欧儒者本即有可能写出〈岳〉、〈醉〉这样的至文。
然而，如果反问何以在宋以前看不到这样的至文，则可以北宋的时代特质现身说法。首先，北宋恰是中国第一个进入平民社会的朝代，而其历史性原因有二：一是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使平民有机会大举翻身，二是三国两晋以来长期世袭的士族政治已结束于唐末。如是即出现第一个关键点：范欧两人皆为平民出身，自易贴近平民苦乐。
其次，尽管北宋人有完整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基本上不采宗教信仰的宋儒，却能一方面圆融地化掉了佛教和道家的中心义理，二方面依旧奉行修齐治平的伦理规范。如是，宋儒更易展现「民胞物与」的宽宏胸怀。
再次，北宋尤其是中期以前的大词人皆为国之重臣，词中深情如范仲淹的「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或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样的词风与历练自有助于写出文情并茂和情景交融的〈岳〉、〈醉〉两文。
又次，宋太祖于立国之初即宣称要「以文化成天下 」，而采「佑士」政策：一则明令「不欲以言罪人」，继则改用文臣充当武将，三则由皇帝亲定殿试名次， 从此进士皆为天子门生，且一中进士即授官，不需再经吏部选试。这是《论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理想实践。正是在此儒家君臣大义氛围中，范仲淹遭贬仍于〈岳阳楼记〉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欧阳修被贬，则在藉〈醉翁亭记〉抒己治绩乐事之余，终亦于同年的〈丰乐亭记〉称颂地方长年安定全赖皇恩浩荡。
最后，正是上述多重因素的组合，宋儒更能坚持《论语》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于是他们一则坚守其道德修养，范仲淹一生清心做官， 清廉自守，欧阳修自诩为「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二则关注王道理想及现实问题，还将之落实到具体行动： 既有范仲淹、欧阳修等鼓吹庆历新政， 又有士大夫的上谏成风，乃至于贬官仍能持志续求善治；三则必能不耿耿于得失、不汲汲于目前，而要展现其为政济世的人生艺术于人品文章之中──这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肆、圈外：为何西方人文主义者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我们接下来看： 何以〈岳〉、〈醉〉两文不会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我们之所以要做此比较，原因首在现代史学界已习于称北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与之相比更显师出有名；其次则因西方历史过长，自难照顾周全，而四百年的文艺复兴恰恰在西方文明中承先启后，因而最具代表性。
但再进一步分析前，有必要先突出文艺复兴与北宋的基本差异。首先就是时间差：西方文艺复兴从14到17世纪，横跨400年；北宋从西元960年至1127年则只有167年，只占西方文艺复兴不到一半的时间。
这样的时间差呈现出两个现象：一是北宋的结束几乎要比文艺复兴的开始还更早300年，而两者之间的衔接者则为蒙古帝国，其中关键在三次西征将北宋的火药、罗盘、造纸术和印刷术等科技传到西方，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几个重大进程。
第二个时间差现象在于内含重大进程的数量差异：北宋在徽宗以前可说安定地处于儒家主导之下，只在经学上出现理学，在政治上发生变法。文艺复兴400年则先是出现人文主义运动，16世纪开始宗教革命、海外扩张与科学发展，17世纪中出现了现代主权国家。
进而言之，首先是14、15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这两世纪大部分仍重叠着中世纪后期，知识界开始重寻古希腊的人文著作，但鄙视世俗财富幸福的天主教仍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仍以宣教作品为主，而这也可能涉及令人无助而只能求告上帝的天灾：黑死病侵袭欧洲一百多年，而1451年甚至害死了1/3的欧洲人口。
其次是16世纪开始的宗教革命与殖民主义。1517年路德（Ｍ. Luther）贴示《九十五条论纲》，批判罗马公教的腐败及传道的专横，从而要求改革教会传统，导致新教革命及未来百余年的宗教战争。我们须注意：人文主义运动只触及一小群文化人士，而宗教改革则涉及到所有上、下层人口。至于殖民主义，是由葡、西开始，其后欧洲国家纷纷加入并持续了好几百年，同时并因航海和军事科技引发了即将来到的科技革命。
最后是17世纪中出现了现代主权国家，亦即于30年战争后，欧洲诸邦于1648年缔结《西伐利亚合约》，确认了主权的原则，诞生了现代国家。它们仍然继续着欧陆与海外的争霸战争：战争需要集权，长期战争需要专制，于是新生现代国家多行君主专制政体，以建立常备军，连带需要配有财政力量、司法秩序及奉行中央号令的公务团队。
在整个历时400年的文艺复兴时期里，我们首先看到回望希腊而相当薄弱的人文主义运动，其整个人文精神的重现力量远不如宋儒。然后，16世纪开始的宗教革命与儒家民胞物与的志气距离很远，野蛮的海外殖民帝国主义完全无涉国家善治；航海引发的科技发展还要到 18世纪才能带出工业革命。最后，17世纪中出现了现代国家，其备战为主的君主政体更是远离了民本为重的北宋。很显然，范、欧两人的鸿文绝不可能出现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而其中道理多少已被韦柏（Ｍ. Weber）闻到一些端倪：
「中国的官大人在出身上，和我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相似，⋯⋯中国这个阶层挟其取法中国古代而发展出来的规矩，决定了中国的整个命运。如果当时的人文主义学者也曾稍有机会取得同样的影响力，我们的命运也许是一样。」（韦伯，〈学术做为一种志业〉）
因此，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终究只能出现于北宋时期的中国，而不可能出现于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