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香港都是中国的领土，在主权上属于中国，只是由于各种内外原因，两地的治权长期与大陆分离。虽然在治权统一方面，香港先于台湾而完成；然而，「港独」却在香港回归以后窜出、兴起，并在香港不断兴风作浪。迄今，本应以香港为示范的「一国两制」反而因港独动乱而减少了对台湾的吸引力，但首先在台湾透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权的台独，又对港独产生极大的启示作用，成为港独学习的对象。
我们今天观察、分析港独、台独问题，不能将二者区隔、孤立地看，一定要注意两点重大事实：一、由于台独已经取得岛上政权，掌握了丰沛资源，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所有分离主义运动的总后台，为港独（及藏独、疆独、蒙独）提供财力、人力、理论、策略、退路（庇护所）等各种支援；二、港独（以及藏独、疆独、蒙独）等分离主义运动，也正在为台独制造突破困境的有力时机与理由。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独立运动联系在一起观察。其中，尤其是近在咫尺的港独与台独。
事实上，港独与台独已经出现危险的「融合发展」趋势，北京必须正视并谋求对策。这种「融合发展」，表现在双方在分离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交流借镜，以及战略战术上的互相支援、利用。
现阶段来看，台独意识形态在台湾俨然已「大获全胜」。不仅教育体制全面「去中国化」，使一代又一代学习台独史观、理论的「天然独」青年学子，不断地复制；媒体和宣传途径也是台独派掌握的重要工具，他们借此极尽所能地对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的抹黑和污蔑。更悲惨的是，行政、立法、司法大权皆由台独派掌控，使他们更能够毫无顾忌地打压岛内统派人士。
有鉴于台独派在台湾的成功经验，目前港台双独的合作模式倾向于「台独指导港独」。同时，港独分子也非常积极的接触、联络台独分子，希望学习和复制「台独经验」，让港独思想、运动在香港遍地开花。北京要打击港独，就不得不设法理解「台独经验」，以及港台双独的合作关系。
一、理论层次的合作
（一）「台湾岛史」与「台湾国族主义」：
1945年台湾光复以及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台独派分离主义分子就开始建构多种台独理论；相较之下，港独的理论发展较晚，而且港独的理论建构基本上也是以较成熟、完整的台独理论为基础。
与台独有关的理论相当多，包括「台湾地位未定论」、「国际托管论」、「日本主权论」等。对于台湾社会影响较大的有「台湾岛史观」以及「台湾国族主义」。
「台湾岛史」概念是台独史家曹永和（1920-2014）于1990年所提出的，以「台湾岛」（地理区域）取代了岛上的居民（及其所属的群体）做为历史叙事及政治认同的主体。除此之外，「台湾岛史」还主张历史叙事的主轴应由汉人中心主义改变为多元族群观点；以及将台湾岛置于世界史的脉络中。1这种作法背离了历史研究需关切的「人群」和「文化传承」，刻意将台湾岛与中国大陆之间人群与文化上的紧密互动关系切开；其多元族群观也不分青红皂白，把来到台湾岛的人同等看待，如此一来，荷兰人、日本人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与明郑、清廷、国民政府治台一样，都对台湾社会有建设也有压迫，并回避从道德价值的角度，深入探究汉人与外国政权建设台湾之目的孰是孰非。扁政府时代担任教育部长的杜正胜即以曹永和的「台湾岛史」为蓝本提倡「同心圆史观」，目前这套史观已完全落实到台湾的中小学历史、社会课本中，使台湾的青年学子从小开始建立台独史观，以及用台独史观来认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台湾国族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是于本月20日百岁高龄过世的著名台独思想家史明（1918年11月9日－2019年9月20日）。史明在1960年代就完成了日文著作《台湾人四百年史》，后来也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史明认为，「台湾人」在近代史中一直处于被殖民的状态，除了荷兰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之外，包括17世纪的明郑时期、1683到1895年的清朝和光复后的中华民国统治，全部都是外来的殖民政权。为了解决「台湾汉人来自大陆」的问题，并且凸显这些「被中国统治」的阶段都是殖民剥削，以合理化自己的史观，史明借由「本土化程度」和到台湾的「时间先后」，刻意区分出「本岛人」和「唐山人」两种不同的「族群」。史明强调在清朝时期从大陆调派来台任官的「唐山人」，大多是短期驻台，一段时间后就回到大陆，与真正本土化且长住台湾的「本岛人」不同。如同今天台独派强调1945年光复和1949年国民政府撤迁台湾后，来自大陆的「外省人」欺压「本省人」一样，他们的史观刻意将同文同种的汉人，切割成不同的族群，并激化这种矛盾来合理化他们的分离主义诉求。
史明的「理论」，加上曹永和的「史观」，形成目前台独理论的最重要基础。
（二）台湾国族主义的建构过程：
根据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所言，国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一种为了「达到或维持某区域中居民的自主、统一和集体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ideological movement），而且「这个区域中居民的部分人，相信他们构成了一个实际或潜在的（actual or potential）国族（nation）。」2而国族主义这个思想运动的目标就在于建立一个「国家」（national state，一般惯称民族国家），所以Smith也认为一个国家的正当性，是建立在国族主义原则上的。Smith的老师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也直接指出：「国族主义就是一个政治正当性的理论」。3
由于国族主义的政治性功能，导致其实际上是一个双面刃。其好处是能够凝聚现代国家（即national state）中多样、繁杂的内部「族群」（ethnic），以维系这个国家或「主权政治体」（sovereign political unit）的统一与团结；然而另一方面，国家内部某些居心叵测的「族群」亦可借着国族主义的宣扬和提倡，将自己塑造为「国族」，以强化分离意识和追求独立建国。
在台湾，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台湾国族主义的发展，源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殖民时期的武装抗日和民权运动。但实际上，当时的武装抗日活动，主要目的是抵抗外族日本的统治，期望继续做中国（大清）人，其本质并非倡导台湾主体意识或国族主义。如施正锋所述，日据时期民权运动的重点是由梁启超向林献堂建议的，如同爱尔兰自治运动那样，要求日本政府对台湾「一视同仁」、「内台平等」。4所以真正的台湾国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展，反而是在主权回归中国之后。
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和贪污腐败之下，引起很多台湾人的反抗，但其中不乏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纯粹只是反抗暴政的左派菁英，例如台湾统左派精神领袖陈明忠先生，和许多遭国民党杀害的老前辈（如曾到大陆参加抗日的钟浩东、组织台湾义勇队的李友邦、雾峰林家的林正亨；「寻找祖国三千里」的吴思汉等……）。同一时期，一些逃到海外（日本、美国为主）的台独分子如史明，开始建构台湾殖民史观及台湾国族主义的理论。所以在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国族主义的思想和运动也尚未真正开始发展，它仅是海外台独派构思、探讨的阶段而已。如施正锋所言，台湾国族主义开始在岛内大幅度发展和宣扬，主要始于1988年李登辉执政后开始大力推动的本土化运动。5李登辉更透过1991年以后的不断修宪，将宪法本文架空，创造「中华民国是台湾」和「两国论」的「法理」基础，使台湾国族主义能够快速的发展、茁壮。
台湾国族主义强调四百年来的「殖民统治」使台湾人怀有强烈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意识。所以史明认为，台湾国族主义的理念就是：「政治上要建立台湾独立国，经济上要建立台湾国民经济，文化上要发展固有台湾文化的思想与行动。」6当然，独立建国是台湾国族主义的终极目标。然而，考量到国际局势的现实，若无法成功独立建国，台湾国族主义的发展目的又是什么？针对此问题，《史明回忆录》的编者周俊男在〈编后语〉中认为，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添购军备对台湾而言意义不大，他认为「台湾最应该做的是强化心防（即台湾国族主义），借此让中共觉悟，台湾人绝对会誓死捍卫自己的家园，即使一时之间能以武力夺下台湾，往后台湾人也将不断蜂起反抗，成为中共统治者的梦魇。」7
从上述这段令全体中国人毛骨悚然的引文可以发现，分离主义分子发展国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结果，是促使该族群（或社群）的成员产生国族认同的扭曲或偏差，以此强化成员对「我者」和「他者」的强烈情感差异，激起成员将「被大陆统治」视为遭到外敌、异族的非法不义的侵占（或侵略）。一旦从国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体系完整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就能透过教育和传媒等宣传工具，将这种思想广泛地传播、扩散，逐渐累积分离主义运动的政治能量及动员能力。纵使有朝一日分离主义的政治中心瓦解，不复存在（如统一后「中华民国政府」消失），分离主义的意识和力量还是会长期存在，造成社会的动荡，提高中央政府的治理成本。
（三）香港国族主义的建构
在港英政府时期，与台湾在日本殖民时代的民权运动类似，香港的社会菁英也在英国殖民压迫的状况下，展开许多争取民权、自治的运动。然而，殖民时代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导致香港国族主义思想的萌生。香港国族主义的出现，反而是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多年以后，这正说明了香港国族主义的目的也是分离主义分子居心叵测的「努力」成果，而且是台独对港独指导，以及港台双独密切合作下的产物。
2010年以后港独和香港国族主义的思想、运动不断扩大。2011年陈云出版《香港城邦论》，将香港的民主诉求与本土意识结合起来。在《城邦论》中，可以看到陈云口无遮拦的对大陆移民、游客的歧视，将到香港的大陆人诋毁为「蝗虫」，认为他们破坏了香港市容的整洁和繁荣。8这种口吻与2008年两岸交流热络后，台独派批评游台大陆观光客的说法一模一样。在面对「谁是香港人？」这个问题时，陈云强调香港的居民、移居外地的「港侨」，以及「觉得自己与香港命运与共的」就是香港人。这也和台独派的论述方式相当类似。在扁政府时期担任驻日代表的台独派大佬许世楷即认为：目前台湾的政治状况下，不适合再用族群（客家人、福佬人、外省人、原住民）做台湾人的内部区分，而应该是不管族群为何，只要「认同这块土地及其历史，想拥护台湾主权独立，反对中国并吞台湾，反对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治侵入台湾的，都是台湾人。」9所以陈云的论述方法正是试图复制台独理论，建构香港国族主义，区隔「我者」（香港人）与「他者」（中国人）。
值得注意的是，港独分子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也利用了国民党独台派的极端反共立场。例如陈云在《城邦论》中批判台独派在台湾的「盲目去中国化」政策，认为香港应该延续古代华夏文化，并与代表现代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共做切割。在回答「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时，陈云认为「中国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而「香港人按照《基本法》，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10陈云还认为中共迟早会垮台，最好把政权「奉还」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然后与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组成「华夏邦联」，如此一来中国才有前途。这套反共论述和国民党如出一辙，他们都刻意区分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在文化上承认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政治上则强调香港、台湾不属于「中国」。
香港大学学刊《学苑》在2014年2月号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为探讨专题，是借着学术自由名义掩护分离主义意识的典型作法。同年9月港大又出版《香港民族论》一书，除了收录《学苑》探讨香港国族主义的几篇专题文章外，又加上了其他学者的文章，包括著名台湾国族主义理论大师吴叡人的著作。吴叡人在《香港民族论》中所写的文章为〈The Lilliputian Dream：关于香港民族主义的思考笔记〉，他将台湾国族主义的殖民史观引入香港问题，认为香港的回归是殖民统治者的转换（从英国变成中国），并且将一国两制诠释为「殖民者」为了同化和消除本土特殊性，所采取的过渡阶段。吴叡人强调，香港国族主义的兴起，正是为了对抗「中国殖民者」的一种「防卫性民族主义」。11
2015年另一位港独学者徐承恩出版《郁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其推荐序也是吴叡人所写。和陈云相比，徐承恩用更宏观的角度来补强港独史观，但其论述方式仍然复制了台独经验。在《郁躁的城邦》中，徐承恩采用台独派目前在台湾岛内推动教改工程的相同模式，即套用日本东亚史的逻辑来诠释中国近代史。东亚史将中国视为一个古老、封建的帝国，而中国内部的分离主义是具有正当性的东亚各民族（如满族、蒙古族、维族）企图跳脱封建帝国的新兴国族主义运动。徐承恩利用东亚史观，强调清末民初中华民族意识（或中国国族主义）的建立，与各省独立运动间的矛盾（如毛泽东曾撰文支持的「湖南共和国」运动；欧渠甲提倡的广东独立建国运动），12而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就是「激进的中国国族主义」击败各省独立运动，最终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徐承恩认为，香港在19世纪中叶就被英国殖民，现代化进程先于中国内地，加上未经历中国国族主义的发展，没有被中国国族主义所融合，菁英阶层也更早发展出不同于中华民族概念的本土化国族意识。实际上，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述完全背离史实，不具任何参考价值，只是增强分离运动正当性的工具。这与台独派将《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菁英在不愿受日本殖民之状况下建立的「台湾民主国」，视为台湾人国族意识觉醒的起点同样荒谬。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并不是各省企图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的国族主义运动，而是在国家宪法迟迟不能制定、防止袁世凯称帝、避免军阀乱政、反帝国主义殖民、拒绝内战等多重考量下，决定先由各省制定自治法规，由下而上建立宪制的权宜之策。13
由于香港和台湾同样具有受外国长期殖民的历史经验，形成国族认同上的偏差；再加上冷战文化的影响，导致两地社会充斥强烈的反共意识和对大陆的不谅解、不信任，进而成为分离主义理论、思想发展的温床。14从上文可以发现，香港的国族主义理论和思想正在快速发展，其发展过程不仅有台独派理论家的参与，而且其发展路数更是完全承接了台独派建构台独史观和台湾国族主义的模式与思想脉络。
二、实践上的合作
史明认为台湾独立运动的路线规画，有「体制外的革命路线」和「体制内的改革路线」。所谓体制外的革命路线，就是「在殖民地之外」推翻「外来殖民体制」，建立台湾共和国。具体例子如早期在海外崛起、发展的台独运动，试图联合外国势力、宣扬理念以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并在海外建立根据地的作法。而体制内改革则是要透过潜伏的方式，将台独思想渗透进台湾的社会和政府。史明指出，在台湾内外的不利局势下，「体制内改革，不能喊『革命』与『独立』。只能以自由、民主、平等等民主斗争的方式实行『改革』，来准备『台湾独立建国』的客观环境。」15可见台独运动的实践，不仅需要与意图分裂中国的外国势力密切结合，还会透过西方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来建立分离主义的正当性，并以言论、学术、集会结社之自由来包装、掩护分离主义思想的散播与宣传。事实上，台独在2000年及2016年两度胜选执政，就是透过「民主选举」而成。因此独派具有极大的正当性基础，能顶住岛外的巨大压力。如果不是因为陈水扁家族过于贪腐，国民党未必能在2008年赢回政权。
（一）议会路线
2016年港独分子游蕙祯、梁颂恒在香港立法会就职宣誓上，上演「辱国」闹剧，且最终造成人大主动释法，褫夺两人及其他港独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这件事是香港一国两制体制的警讯，港独和香港国族主义的思想不仅传播得越来越广泛，而且港独分子还能参与选举，他们很多人甚至有办法赢得选举进入议会。这显示香港正在走上30年前台湾刚解严时的老路，若不设法箝制港独党派的运作，港独的实力将越趋壮大。
今天台独派能在台湾社会兴风作浪、毒化全民，民进党在这30年来的发展和其对政府体制的渗入是功不可没的。当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李登辉，他以国民党主席及总统身分，与民进党里应外合，一手主导了台独教改、去中国化，及政党轮替。
1986年民进党成立，目标就是走议会路线来进行「体制内改革」，当时他们打的口号也是推动台湾的民主改革，并未直接明显表达出台独思想。1988年1月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随即接掌大权，民进党就在李的掩护下，通过具有台独思想的「417决议文」，后来更在九〇年代和2000年以后修改为更具目标性、更完整的「台独党纲」。从1988年的「417决议文」开始就表明民进党是个违宪政党的事实，但是在李登辉的掩护下，民进党不仅未遭到台湾当局以「政党违宪案」起诉并解散，还不断壮大起来，最终在2000年第一次拿下政权，若没有意外，2020年后它依然有长期执政的可能。除了民进党之外，21世纪后各种以台独为宗旨的政党也相继成立，包括李登辉卸任后成立的台联党、太阳花势力成立的时代力量、台湾基进（旧名为基进侧翼）、社民党等。
台独的经验，说明了「进入体制」对于独立运动的发展壮大极为重要。而要进入体制，像李登辉这种「高级卧底」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还是要在体制外长期经营反政府的各种运动，逐渐改变社会氛围、争取选票，赢得选举。
2016年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受邀到台湾，进行港独与台独的经验交流；同年，「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发言人周浩辉也受邀来台进行交流（还遭到台湾爱国人士殴打）；2017年包括黄之锋等「香港众志」成员受时代力量邀请，到台湾参加时代力量的政党活动。可见近年来港独与台独政党的合作关系非常密切，而台湾的太阳花势力成功跃上政治舞台，正是港独政党非常积极想要「取经」的对象。香港必须防止「台湾经验」在港重演。目前以港独为目标的政党或政治组织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多半与「泛民派」维持合作关系，这就是要复制民进党的策略，以民主改革为口号，暗中发展港独。面对这种状况，港府必须使用强制力根除这些以分裂为目的的政党或组织，在这些组织尚未壮大前就令其解散，或设立法规禁止此类组织的设立。2018年港府以《社团条例》取缔香港民族党，就是最好的示范。
（二）社会运动
台独势力和民进党的崛起都是透过社会运动起家的。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1949-1987），台湾的「党外运动」虽然也参杂了反国民党的左派势力和支持两岸和解、统一的爱国力量，但在国民党施行极度反共的政策下，这些人是当时被打压的主要对象，他们许多人都成为政治犯，不是横尸法场，就是坐穿牢底。而台独派则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在这段时间逐渐累积能量，以至于八〇年代后期解严以后，台独势力水涨船高，逐渐演变成台湾政治界的主流。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是最具代表性的社会运动之一，不仅直接影响后来台湾的政经体制改革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废止，还造就了一大批民进党与台独派的政治人物。2014年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和香港的占中运动都企图复制这样的经验，除了追求社会运动之主要诉求外，亦打造出林飞帆、黄之锋等年轻的政治领袖，并透过媒体的宣传，为他们累积政治能量。
目前港、台分离主义分子在社会运动的合作上已发展得相当全面，许多港独人士来台观摩社运的组织和动员模式，台独人士也积极参与香港的社运。2014年台湾太阳花运动领袖之一的陈为廷就曾企图入港参加「七一游行」，所幸遭到香港管理当局拒绝入境，并将他遣返回台，然而与陈为廷同行的其他「岛国前进」组织成员却被放行入境。依照「岛国前进」公开发表的声明所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参与华人民主书院在香港举办的『台港社运交流』活动，与香港社运团体分享太阳花学运经验，同时参与七一大游行，声援港人争取民主、抵抗暴政的行动，并回访太阳花学运期间曾来台声援的香港社运团体。」（关于华人民主书院，参见《远望》2018年10月号〈港独台独互相援引，事证确凿──以「华人民主书院」为例〉）在太阳花运动和时代力量相关人士遭香港「拒于门外」后，台独派开始策动更多知名度较低的年轻学生潜入香港、参与港独运动。以下介绍的就是积极参与此次「反送中」运动的台湾女大学生张珮歆。
张珮歆曾于今（2019）年4月13日参与台中的「四一三抗中护台」游行，因高举「台独」旗帜大呛「统促会滚回去」而登上台湾媒体版面。5月下旬她还参加了由「台湾世卫外交协会」举办的「世卫无国界」行动，与时代力量等极端台独分子远赴日内瓦世卫大会为台湾争取国际地位。根据报导，张女同时为「台湾公民干细胞」社团发起人，该社团成立第二天发布的资讯即与香港有关；其举办的第一场社团活动为「中国侵台资讯战──因应对策」演讲，并担任主持人。讲者沈伯洋为台湾人权促进会副会长、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委员。张女背后与各种台独团体和组织的关系不言自明。
张珮歆在6月12日中午抵达香港，参与此后的一连串示威行动，同时将香港示威游行的即时情况发布在个人社群网路上，短时间内吸引45万人关注，受众群体以台湾青年为主。在参与游行期间，张珮歆发布在个人社群网站上的内容主要有三种：
1. 渲染现场恐怖氛围：内容类似战地记者的即时播送，如人群尖叫、逃窜的即时影像，并表示她身边的人「中弹了」，「战车开进深圳、子弹运到香港、警察举枪了」、「可能会死人」、「被枪指着」等大量煽动性文字及画面。借此营造恐惧氛围，让台湾青年误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毫无人权与自由。
2. 为民进党拉票：因此期间正逢民进党党内初选民调阶段（6月10至14日），张女不忘提醒大家「好好想一下明年的票要怎么投」，并表示自己支持蔡英文。透过此种方式，强化大陆为「敌人」之意象，告诉台湾青年应该支持台独派政治人物，才能「不受敌人欺压」。
3. 宣扬革命浪漫主义，号召更多年轻人响应：张女以「真正的勇敢是精密推演后的义无反顾」，形容自己如何「无畏强权及警察暴力」，竖立起自己英雄般的形象，对青年同侪形成激励示范作用。她表示进入政治的入门并不难，单纯是「正义」问题，「没有人是局外人」、只要「相信自己的影响力」、「公民起义每个枢纽都是你可以施力的点」，因为「如果台湾人冒着生命风险到香港支援的事上了国际新闻，各国对我们的观感一定大大提升，也更能明白，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样子。」除了号召台湾人组团赴港参与示威游行，张女还与港人「组织保护行动」、建立群组协助台人赴港，及「讨论游行策略」等。
从张珮歆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到台独不单是支持港独运动，同时也在利用港独运动反过来在台湾岛内搞反中促独的宣传。
（三）以台湾为总后台，结合各种分离势力：
2018年3月24、25日在台湾举办的「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权论坛」邀请中国大陆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港独、疆独、蒙独、藏独）来台与台独共襄盛举，互相支持、鼓励，并彼此分享、交流运动经验。2019年6月初，已流亡海外且获得德国居留权和政治庇护的港独分子黄台仰在德国国会演讲。深绿台独的「台湾基进」党主席陈奕齐更在个人脸书（Facebook）上，直言不讳地公开基进党干部颜铭纬与黄台仰一起在德国的照片，以及他们与台湾驻德外交官谢志伟的合照。这次德国官方在「反送中」运动期间也表达了对修例的关注，可见台独政治人物在帮助、掩护港独人士潜逃海外等工作中的关键作用。「反送中」示威游行在2019年6月爆发后，台湾绿营就疾呼立法院应尽快通过《难民法》，期望能为香港、西藏、新疆等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更多政治庇护。表面上台湾政界一向强调要向西方先进国家的人权政策看齐，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难民法》，才能增强台湾的国际形象，但此举的实际意义是要巩固台湾做为「五独总后台」的功能，正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牧师林仁谦在6月20日的「世界难民日」活动上说：「通过难民法将是进步价值的展现，台湾不需要考虑中国领导人的看法」，「包括达赖喇嘛以及热比娅女士都应该受邀来台访问」。
总归来说，台湾成为其他分离主义的「总后台」或「大后方」，对其他分离主义分子有很多好处。他们知道在违反国安法、叛乱罪后，还有台湾可以收容他们并提供政治庇护，这让他们少了后顾之忧。他们即便采取更极端、更暴力的手段，也可以迅速逃往台湾避险。此外，台湾与美国、日本长期保持紧密关系，分离主义分子更可以利用台湾作为中介者，与西方国家互通有无，将分离主义运动国际化、复杂化。更重要的是，有了台湾这个大后方，分离主义分子等于获得了无限的金钱和资源，各种反中运动便可经常举办、扩大举办，还能做到「每周办游行、每月搞暴动」的方式，彻底瘫痪社会的正常运行。对台独派来说，这样的合作关系对自己也相当有利。自2016年民进党在台湾取得全面执政后，台独街头运动失去「演练」机会，同时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到大陆去就学就业，台湾青年的「恐共」、「仇中」意识似有减弱。加上2020就是台湾的选举年，台独此时急须「借题发挥」，有效凝聚、巩固台湾人的「反中意识」，此次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就是台独派最好的炒作题材。
三、应速阻断港台两独与美合作
在当前中美对决的关键时期，美国正好加紧支持港独台独以消磨大陆实力，而港独也在学习台独，在香港走「藉街头运动支持参选」的长期抗争路线。在这个过程中，两独与美国必然彼此呼应，试图使大陆与港府投鼠忌器、瞻前顾后，难以出手解决问题。
目前台独面临2020年1月大选，港独则面临今年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及明年9月6日（或更早）的立法会选举，美国特朗普则在明年11月3日面临连任选举。我们可以预期：在美国与台独的强烈支持而且港独也想有所斩获的情况下，这次香港的动乱绝不会如2014年占中那样再衰三竭，反而会进入长期动乱时期。在这个持久战中，港府及北京务必同时考虑两独及美国的动向，尽可能打破其间的连锁互动，否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给了台独、港独突破现状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