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媒体火力全开，猛烈批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人民日报》钟声文章指出：「正当新冠病毒在美国露出最狰狞的面目，催演一出又一出丧失生命的人伦惨剧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露出了最狰狞的面目，四处散播同样凶险的『政治病毒』，以偏见和傲慢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消散人类共同迎击新冠病毒的精力，力图把全球都拉入对抗冲突的局面。」这让一些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又紧张起来，好像局势又要升级似的。

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升级双方紧张关系，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对蓬佩奥等政客对中国的恶意攻击进行必要还击，并对特朗普政府可能升级的行为进行警告，起到关系止跌的作用；二是中国摸准了这些美国政客的脾气，你越示弱他们攻击得越起劲，你进行有力的还击，他们才有可能收敛，跟你谈合作。

因为疫情危机而打口水仗，只是表面现象。不少人判断中美关系因为新冠疫情而再也回不去了。这个判断过于夸张，回得去回不去，与疫情危机关系不太大。

这次疫情的全球扩散，的确超过了绝大部分疾控专家的预料，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美国的感染数和死亡数，更是遥遥领先，与其GDP领先比例大体相当。面对那么多的人一个一个地逝去，人们有些恐慌和迁怒是可以理解的。假如事情反过来，中国人处于现在美国的情况，老百姓的恐慌和迁怒也是少不了的。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吧。然而，美国政客利用民众的这种情绪，恶意攻击中国，共和党甚至制定了攻击中国的系统计划，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这种攻击计划主要是为了选票，很难说是遏制中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能说是短期的政治需要。

所以，我们不能夸大疫情危机对于中美关系的长期意义。同样，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危机对于世界局势的长期影响。偶然事件的确常常成为历史进程的转折点，但疫情危机只是暂时让人们呆在家里，一些生产活动也只是暂时停顿。生产设施和能力并不像战争中那样被摧毁，只要疫情得到控制，复工复产不是太难的事。除开其他的因素，全球产业链也不会仅仅因为疫情危机而受到多大的影响。「逆全球化」也好，「顺全球化」也好，都不会因此而有太大的改变。

 如果没有全球性安全危机，譬如说大规模的战争，「顺全球化」的力量还是会强于「逆全球化」的力量。所谓「逆全球化」，尽管因素不只一种，但主要还是美国因为政治因素而人为推动的一股潮流。这股潮流的确给全球化带来破坏性影响，但相对于全球化内在和长久的动力来说，这种影响终究是一种短期的障碍。

看待这个问题，运用马克思的大社会历史观是很适合的。现在马克思的某种回归更多的是因为西方国家阶级矛盾的激化，然而，马克思更重要的洞见是人类终将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基础上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全球化进程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其间会有各种挫折，但这一总体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有了这种认识，中国人对于全球化进程就会有坚定的信心，不会因为美国的逆全球化政治而有所动摇。不管美国政客如何玩「脱钩」，中国都会积极地与各国发展经贸关系。

「做生意」有自身的逻辑，其根本的一点就是「互利」，只有对双方都有好处，这生意才能做得下去。尽管因为主观判断问题，生意双方获利大小不一，但总体而言，「做生意」改善了参与者的生存境况。「愿买愿卖」，这是各国经贸关系，也是全球化的最强大动力。

美国商界是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量，过去也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支持力量。但这些商人不是带着慈善的目的与中国做生意的，而是看到有利可图才这样做的。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支持特朗普打贸易战，只是为了在与中国做生意的过程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而不是支持什么「脱钩」。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美国这些商人的利益会受到很大损失，以美元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也会岌岌可危。看清楚这一点，中国就大可不必为短期的「脱钩」言论和行为而惊慌。更不用说因为美国的「脱钩」威胁，中国会更加努力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了。恢复理智的美国，会重新走上「顺全球化」的道路，而且想重新领导全球化的规则制定。中国在走向更加开放、更加公平的全球市场经济方面与美国、与西方有不少共同的期待，一些分歧是可以通过谈判和调整加以解决的，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很大，不应该造成让世界紧张的严重冲突。当然，中国对于全球化，有比美国更远大的追求，要让它更能够造福于世界各国普普通通的人民，中国人的这种伟大理想，美国人暂时不能够理解，未来会理解的。

总的来说，只要中国不主动「脱钩」，中美就很难真正「脱钩」，全球性「脱钩」更是天方夜谭。

让「脱钩」变为可能的不是经济本身的因素，而主要是安全因素。

从宏观来说，美国担心中国威胁其全球地位和利益而威胁「脱钩」，但真正「脱钩」的话，美国的这种地位和利益能够得到更好保障吗？答案是否定的。但美国的精英和民众一下子还认不清这个道理，中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让其恢复理智的看法：只有在推进全球市场一体化过程中与中国进行利益竞争，而不是把中国排斥在某个圈子之外，美国才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圈子实际上很难搞起来，即使搞起来，对美国也不利。

 从微观来说，美国需要有具体的办法限制中国的行为和发展。台湾就成为美国利用的「棋子」。在过去的限制战略中，在「不独不统」的基础上保持美台亲密关系成为美方主流的策略选择。两岸冲突激化被认为不符合美国利益，所以「台独」势力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让其越过红线，「急独」势力被认为麻烦制造者。但世易时移，美国现在把中国视为「准敌人」，需要一种更具冲突性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进而需要代理人或「棋子」为中国制造更多的麻烦，需要中国花费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去应对，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从中国自己处理两岸关系的历史进程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9-1996年的「融冰」阶段；二是1996-2019年的「防独」阶段；三是2019年以后的「促统」阶段。随着从被动防独走向主动促统，两岸冲突必然会更加激烈。一些台独政客也有了某种急独冒险的想法。这种想法与美国一些政客的谋画一拍即合，从而促成美台一些势力在「台独」方向上的合流。从《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台湾旅行法》，再到《台北法案》，完成了美国支持「台独」的三部曲，给中美关系带来转折性变化。这种变化比经贸本身的因素更容易让中美「脱钩」。这三部法律尽管是国会通过的，但与特朗普政府煽动起对中国的敌意有密切的关系。过去美国行政当局对国会的反华行动有一定的牵制，而特朗普政府则带头鼓动了反华情绪。

中美关系尽管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仍然围绕着建交时就已存在的两大主题──台湾问题和经贸问题展开的。邓小平当时的态度是：在台湾问题上坚决斗争的前提下积极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尤其是在主权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怕中美关系倒退。当美国有所妥协，不越过中国划定的红线时，中国也展现出较强的灵活性，积极推进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

现在的困境在于，在中美努力处理双方经贸矛盾的过程中，美国于疫情危机中通过了确认台湾是一独立国家的《台北法案》，越过了中国划定的红线。

在建交时就已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都出现了很大的麻烦，疫情危机其实是暂时掩盖了这种麻烦的严重性。中美无论是抗疫合作，还是打口水仗，对于处理两大基本问题都没有多大的直接影响，只是为双方思考下一步的行动留备了一定的时间而已。

如果延续邓小平的路线，那么就需要两条腿走路，在台湾问题上坚决斗争，在经贸问题上努力合作。在美方越过红线的情况下，要把斗争视为合作的前提。如果没有必要的斗争，那么所谓的合作不仅是不可靠的，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利益带来重大伤害，让更年轻的一代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有人在考虑美国大选的因素，也许想大选之后会有所变化。然而，由于美国精英和民众的反华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中美战略性竞争印象已经被塑造，中国想等待一个比较友好的美国政府可能性不大。因此，无论大选后谁上台，中国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基本思路都不会，也不应有什么变化。灵活性必须以原则性为前提，这是「大国之信」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