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非典时期已有长足进步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全球专业机构和组织对中国的评价都非常高。医学领域最项级、最权威和最专业的刊物无疑是创刊于1823年的英国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它对中国的表现专门发表了社论，其中说：「SARS流行时，中国在实施感染控制措施方面准备不足。这次，中国已成功地汲取了SARS的教训。据大多数报导，中国的有关部门正在隔离疑似病例和接触者、制定诊断和治疗程序以及开展公共教育活动方面达到国际标准。」这个社论由于其权威性，也被西方媒体业的标杆《纽约时报》引用了。
另外一个最具权威的机构就是联合国属下的、拥有194个成员国、负责全球医疗卫生安全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也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组织。全球在它的领导和推动下消灭了天花和「Ⅲ型脊灰野病毒」（后者是小儿麻痹症病毒之一型），并计划于2030年消灭肝炎、狂犬病、结核病以及爱滋病。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Ghebreyesus）亲往中国考察之后做出这样的结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在创纪录短的时间内甄别出病原体并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防治，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阻止疫情蔓延。中国体制之有力和中国举措之有效世所罕见，令人敬佩。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并充分肯定中国政府采取的果断措施，感谢中方为阻止疫情蔓延所做的巨大努力。」
其他西方医疗专家的看法例如：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称赞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政策，认为这一有效行动让人们可以更好地做准备。德国联邦疾病防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主席洛塔尔．威勒（Lothar Wieler）说：「在此我们想向中国同行致敬，他们快速从样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以及获得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与世界同行共享，这对于各国开发诊断工具至关重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首席卫生官克丽．钱特（Kerry Chant）1月27日在当地卫生部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非常及时地通报了疫情发展，后续也很早就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我们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也有团队，这些都是积极的进展，我们对目前信息分享的层级非常满意。」
这些专业人士非关政治，更看重其学术生命，自然不会无视事实，面对这样严重的疫情而误导世人。而他们对中国之所以评价如此高，恐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亲身经历过很多次全球疫情的爆发，有所对比。
比如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其人均GDP为九千六百多美元，属于发展中国家优质板块。2009年3月18日，墨西哥发生首例新型病毒猪流感，直到4月23日死亡六十余人后，才开始报导并采取行动。而且墨西哥没有能力分离病毒，一直以为是常规流感，直到4月21日受到感染的美国分离出来之后告诉它。尽管美国4月15日发生首例，而且首先分离出病毒，但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估计，截至2010年3月中旬，这场疫情导致5,900万美国人染病，265,000人住院，12,000人死亡。反观当时中国的表现：2009年4月25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出紧急公告，呼吁来自猪流感地区的人士如果有流感症状需要主动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而各口岸对入境人士会测量体温，疑似感染人士会被隔离并且送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5月2日，由于在墨西哥来华航班上已发现流感的确诊病例，中国政府决定，暂停接受墨西哥航空公司飞中国上海的航班。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境内的墨西哥人进行隔离，墨西哥驻华大使还为此批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墨西哥人面临强制隔离的国家。但中国的应对措施有效的阻止了猪流感在中国传播。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下法国媒体对新冠疫情的报导。法国媒体多年来对中国并不友善，充满偏见。它们第一次报导武汉疫情是今（2020）年1月21日──也就是中国领导人20日第一次对疫情发出动员令之后。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驻北京记者如此报导：病毒来袭，中国既警惕又不安，「中国政府比在2003年的非典危机时更有准备，也更透明，并与国际机构合作。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感到满意，认为中国在疫情监控与研究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当天的财经报刊《回声报》（Les Échos）的报导也认为中国吸取了2003年非典危机的教训。偏右的《费加罗报》（Le Figaro）也指出：「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如今已经比非典危机时更加透明。」《世界报》（Le Monde）虽然以批评为主，但也提到了中国的进步：「尽管和2003年非典疫情的头三个月相比，中国有了更多的透明，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对中国当局发布的统计数据的完整性表示怀疑。」
连对中国不友善、充满偏见的法国媒体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高效和透明，这也可视为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中国的表现。
汲取教训，惩前毖后
这次疫情中仍然显现出一些有待改善的问题，我们必需正视并谋求改善。
和国际高度评论颇有差异的是，受疫情威胁和直接波及的广大民众则相当不满。他们的不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为什么在初期不能及时遏制？疫情一发生就控制住，这确实是一个美好愿望，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是很难做到的。仅就本世纪这几起疫情而言，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可有哪一个国家能在初期就遏制住？美国第一个分离出墨西哥猪流感的病毒，但依然控制不住，最终导致5千多万人感染，一万多人死亡。具体到武汉，在一个流感季节，有人出现感冒症状，其中部分人还出现肺炎，这是年年都有的现象，很难区别。就是现在，如果没有检测，还是无法区别究竟是普通感冒还是新型冠状病毒。法国撤回的侨民有20人出现症状，全国紧张万分，结果检测都是阴性。而且根据第五版诊疗方案，无症状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防范和遏制难度很高。
就这次新冠肺炎而言，2019年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就发布了疫情。12月31日国家卫建委就派专家组到武汉。2020年1月1日封闭了海鲜市场。后来国家又不断派专家组到武汉。值得注意的是：1月9日到16日，也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到武汉之后染病的那一组，也都没有得出病毒人传染人的证据。这期间（1月13至15日）还有来自港澳台的专家组，也都没有得出人传染人的结论。王广发1月10日还接受媒体采访说此病「可防可控」。面对这样专业的问题，政府是要尊重专家意见的。这直接导致武汉市政府1月18日允许地方继续举行传统的万人宴。王广发在事后回应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专家组激烈争论是否人传染人，由于病例过少，还是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就是全球著名的法国巴斯德研究中心，在初期也出现严重误判，判定新型冠状病毒出现症状后传染他人尚需时日。但随后的研究却表明在潜伏期即有传染性，而且传染的方式很多。疫情初期，《柳叶刀》发表的两篇有关新冠病毒的论文都有重大错误，当时得出死亡率10%以上的结论。直到1月23日，香港城市大学研究团队还发表论文认为不会很容易的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不会导致很严重的感染。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决策不能依据论文的原因。
所以面对一个新型病毒，在病例还没有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这么多专家组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长确认了人传染人。当天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就下指示抗疫。23日就宣布武汉封城。客观的说，这里不存在真相隐瞒。因为非典之后，中国传染病上报是正常工作，不上报才会有风险。中央的行动也很迅速，连续派专家组去武汉，但专家组得不出明确的结论，政府自然很难决策如何应对。
另外，中国发现病毒后，就根据国际惯例和全球卫生组织分享。中国是1月3号开始和美国分享，一共有三十多次。美国知道后，为什么政府和媒体都保持沉默？美国政府为什么不采取任何措施？比如禁止美国人去中国、禁止中国人去美国。至少应该禁止美国人去武汉疫区或者武汉疫区的人不能来美国。原因也是面对一个新病毒，谁都不清楚采取什么措施才合适。在安全、稳定和发展之间做选择，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困难的事。只有在相当程度的了解之后，才能下定决心。
但并不是由此说中国就没有可改进之处。人类面对未来可能更加凶险的疫情，必须要千方百计改进和提升应对的能力和效率。
2020年2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中国采取措施，从源头遏止疫情蔓延，为全世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赢得时间」，并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并肩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防疫法规与政府体制的改良
就中国而言，首先是《传染病防治法》需要修订。中国在1989年制订《传染病防治法》，非典之后根据新情况在2004年进行了修改。后来2013年6月又进行过修订。从这次疫情来看，需要修订的地方包括：如何应对未知的具有传染可能的病毒。这次新冠病毒并不属于《传染病防治法》所列举的传染病，即使武汉政府要采取行动，也不知道应该按哪一种级别的疾病去做。新的《传染病防治法》必须补足这个漏洞。
另一个修订重点是：如何迅速的发布可靠消息进而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比如发布主体是否应该扩大？现行法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常见、多发的其他地方性传染病，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按照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管理并予以公布，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可否扩大为副省级城市以及更多的地市？
此外，法律制订后更重要的是执行。《传染病防治法》自实施以来，处罚功能并未得到有效体现。比如法律明确规定要对以下行为究责：「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报、报告或者公布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传播时未及时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未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但现实中，这种究责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体现。
其次，中国是「政治统一（集权），经济分权」的体制，而且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也有划分。应该说这种划分对于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是合理有效的。它既能保持全国一盘棋，又能做到因地制宜，有利于全国各层面的发展。但在面对疫情这种突发公共事件时，确也有其不足。地方政府从本地经济发展的角度，自然希望尽可能采取不过分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对策，像「封城」这样出于全局考虑的措施只可能由中央提出并强力实施。显然疫情过后，这样的问题是必须想办法解决的。
武汉疫情发生后，许多人批评中国体制导致地方官员唯上心态，上面不表态下面不敢行动，唯恐担责。这个解读从政治上来看或许一定程度符合事实，但从经济上、从疫情治理上却并非如此。疫情控制的主要代价在于经济，而地方官员恰在这一点上是不唯上的、和中央政府立场不一致的。但当中央政府把疫情上升到政治层面之时，地方官员则必须立即看齐。
从政治层面的角度，还有一个因素要吸取教训：即要提升卫生官员的级别。武汉疫情爆发后，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出任湖北省委常委兼任湖北卫健委书记和主任。如果各级卫健委的一把手都兼任地方党委的常委，这将从组织结构上大大提升疫情的反应速度。
2020年1月25日，武汉政府宣布兴建集中收治受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患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并分别于2月2日和5日竣工。两所医院参照2003年应对非典的北京小汤山模式收治确诊患者，高效、及时地统筹调配医疗资源。
言论开放与打击谣言的平衡
第二，为什么当有人透露虽然不是非常专业但也和疫情有关的信息时，不但没有引起重视，反而被警方以散播谣言的名义问询？
应该说，对散布谣言全球各地都有法规，特别是针对疫情。比如中国台湾早就规定，对散布不实的传染病疫情谣言者，可处以最高50万元新台币罚金，并可能移送法办。针对这次疫情，台湾官方亦警告散播假消息者会面临受罚。1月28日，马来西亚警察协助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拘捕了1位怀疑在网上散播肺炎相关不实信息的34岁网民。印度喀拉拉邦有最少5人因WhatsApp散布不实新冠状病毒信息被捕。不仅如此，各国也往往采用封号或删号的方式应对。比如脸书2019年前三个季度就一共删除了多达54亿个帐户！印度甚至在特殊时期为避免虚假信息直接断网、断电话。根据智库印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从2012年到2017年，印度互联网关闭时间达到大约16,315小时。2014年以来断网357次。2018年最多断网134次，不到三天一次。
仅就这一次新冠疫情而言，警方的处理当然有可议之处。正如最高法院微博上的文章所说：「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文章还分析说，「虚假信息起源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
客观而言，我们应该吸取两个教训：一是面对未知的病毒或者相当专业的医疗领域，警方在处理的时候应该先征求专业人士的意见；二是可以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进行劝导。根据该法第三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劝导他们向医疗机构报告。
此外仅就李文亮医生这个例子来说，他本意只是提醒同学注意，也要求同学不要对外转发，可见他并没有传播的故意，当然也没有要充当吹哨人的意思。警方连训诫书都完全不需要签发。
至于如何打击谣言，以及与国家发展相适应的言论开放，只能逐步探索。
2019年间，台媒多次报导FACEBOOK为打击假消息，已删除数亿帐号。参见自由时报〈FACEBOOK为防假讯息海啸，狂删54亿假帐号〉、联合报〈脸书最近半年移除34亿个假帐号〉及科技新报〈FACEBOOK积极打假，今年首季移除22亿个假帐号〉。
官员责任感与政治意识的提升
第三、民众对湖北一些官员的表现非常不满。甚至在中央政府全国采取行动之后，仍有不少官员屡屡出现失误。比如黄冈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被免职，地方红十字会主管因为失误被免职。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专业水平和责任心，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相当缺乏政治意识。疫情成为公共事件后，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外溢效应。正如中共中央所定调的：这是对中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考验。这个时候，全国都在盯着湖北，任何一个小的失误都会被放大。结果从新闻发布会上省长公布的口罩数据，到下面官员的具体作为，频频出包，一再激发大家的不满，而且往往是中央派下督查组才能解决（比如对红十字会的处理）。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如前所述，李文亮本人并不想当所谓的吹哨人，反倒是违反他意愿转发的同学充当了吹哨人的角色。但在民众不满武汉政府处理疫情的情况下，李文亮医生成为一种象征和寄托。此时他的命运已经具有很大的社会效应了，但湖北和武汉政府显然没有意识到李文亮医生已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特殊病人。按说年仅34岁的李文亮是不难治愈的，他10日出现症状，不知为何2月1日才确诊，超出了感染扛过三周一定康复的规律，至少对他的治疗没有从政治高度来对待。结果他去世后，引发全国性的悼念浪潮，并把疫情爆发以来积累的不满冲到最高点。
经过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治吏，确实出现了不敢腐的效果。但官员的不作为和能力又成为新的问题。等到疫情结束之后，这个教训也急需汲取并切实加以解决。
最后一个教训是：中国的饮食习惯要改变了。从非典到新冠肺炎，滥食野生动物的教训和代价巨大无比。中央与地方已经开始立法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杜绝将（至少是陆生）野生动物放上餐桌。
2020年3月7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会见世卫总干事谭德塞，通报中国政府决定向世卫组织捐资，支持世卫组织在国际间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疫情的能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强化制度优势，防范未来危机
虽然有这么多的教训，但面对这次疫情的考验，中国的制度优势还是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除了它的高效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应变能力、学习能力都一再得到验证外，还有它的问责制也得到突出的体现。问责制在中国的体制下之所以如此突出有两个原因。一是前文提到的它政治上是单一制（集权），经济上是联邦制（分权），中央政府对体制的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免上，这其中问责制是很重要的内容。二是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治理结果和绩效，这和西方来自程序不同。川普这样的总统在中国早就丧失合法性了，但在美国却完全不受影响。官员出了问题，如果不问责就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即时和迅速的问责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不会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无一人问责的事情，也不会出现发生伊拉克战争这么大的失误也无人承担责任的事情。
客观地说，中国制度的优势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事实上越是危机和突发事件出现时表现得越为突出。这一次疫情，中国的表现远远好于2003年非典。只要我们善于汲取教训，在未来人类面对还有可能出现的未知疫情时，中国会表现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