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曾針對哲學人類學命題「人是什麼？」，提出須先解答三個問題：在認識論上「我能知道什麼？」；在倫理學上「我應該做什麼？」；在宗教信仰上「我有權期待什麼？」

就西方思想史來看，這似乎是老問題的新提法。比方始於西元前四世紀末希臘皮浪（Pyrrho）的懷疑學派，即曾認為幸福的人生在於認清三件事：首先，事物的本性是什麼？除了主觀以外，我們一無所知（此為認識論）；其次，我們對它們應採何態度？還是懸擱這判斷吧（倫理學）；最後，這種態度會帶給我們什麼好處？冷漠而恬靜中的幸福（此即宗教信仰，但當時基督教尚未誕生）。

甚者，我們也可以回到中國先秦時代《大學》的三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進而言之：首先，我能知道什麼？是「在明明德」，即一要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地追求真知，二要明白「明德」直指人性中固有的善德。其次，我應該做什麼？是「在親民」，一要親近人民，了解他們的好惡以便能從既有善德進行政治教化；二要革新人民，了解他們在認知上的缺陷，而引領他們進入新局。最後，我有權期待什麼？是「在止於至善」，這可以直指天下為公而太平的終極至善，也可以是階段性的至善──在這個階段中，將一個可設定的理想，做為自己的基本目標，然後才能「知止而後有定」，以及其後的靜、安、慮、得，如是以待進入下一階段的明德、親民以及新的至善。

法國學者阿弘曾指出：若加上「在歷史中」一詞，康德的三個命題就有可能產生不同效應。從而，我們若將「在政治中」加於康德的三個命題，當能更深入地了解「政治是什麼」。在接下來對「認識政治」的主題中，我們將重點依次置於認識論、倫理學與目的論，得出三個論述單元：我能如何認識政治？我應當如何介入政治？我有權期待什麼樣的政治？

壹、我能如何認識政治？

基於歷史背景和社會現實，我們似能從辭源、方法學和文本分析這三個方向的比較策略，更完整地掌握認識論範疇下的「政治是什麼？」。

一、 辭源之比較：

從辭源來看，西方「政治」一詞源自希臘的「城邦」，從而引出三個重點意義：一是政治的內涵直接承襲了古希臘人所執著的「城邦」意識型態，此所以亞里斯多德所說的「人是城邦動物」，後來西方會習於說成「人是政治動物」。

二是將政治的關注重點置於「政體」問題。首先，這是因為古希臘各地紛陳以各種自由城邦型態，而各城邦不但盡皆以其政體為榮，且習於將戰敗城邦改行勝者政體，相信這才是國家與國際的未來安定保證；其次，亞里斯多德《政體學》於後世被習譯為《政治學》，以致直到20世紀中葉西方基本上還習於將政治學研究重點置於政體學，並將該學門隸屬於法學院，以強調不同政體的憲法屬性。

三是亞里斯多德論政體時，絕非只有分析憲法與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法制形式，而還要顧及其運作常態和變態的相應對策。這樣的內涵至少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法國，法文「politique」既指政治，也指政策與策略。事實上，今天整個西方的政治學研究，也兼論政體和治策。

相對於西方，若直接參照許慎《說文解字》，中國的「政治」中，「政」字右邊從「攴」，左邊從「正」。前者從甲骨字形的「舉小棒於頭上之人」，意似「舉棒欲敲」，亦即意味著「有懲戒之權」；後者從《論語》「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由此可見，中國「政」的觀念，早就接受《論語》的義理。事實上，這裡的「正」字有兩個重點，一是看重領袖個人的道德修養，能堂堂正正地以正道治國；只不過雖能免於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卻似又會受困於「君子可欺之以方」。其二即《論語》中另一個解方的「為政以『德』」。但這裡的「德」，絕非意味著只要領袖己正於上即可，而是更需有治國的賢德；此所以「為政以德」前一章是「患不知人」，後一章則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訓「斜」）」，強調稱職的史官當能採得真誠表達的民歌民意。換言之，領袖之所以能安於上位之正，首賴其有識賢臣知民心之德。進而言之，當為政者同時注意到權威和正道，即已進入權力與能力的共同考量；只不過，若要達致更完美的「政正之途」，還需緊密聯繫上善治之道。

再看《說文解字》的「治」字，它從水而借「治」為「理」，而中國治水傳統一向遵循著兩個道理：一是沿襲《尚書．禹貢》明瞭天下河川的地理和經營特色，二是沿用大禹治水採取以疏浚為主的策略。如此一來，一旦將治水之道轉至政正之途，自然即合乎善治之義。

於是中國的政治傳統也出現了兩個道理：一是《尚書》首篇〈堯典〉將選賢舉能之方上推至帝王位階，如是能落實最理想的君主政體，而無須再侈談其他的政體選項；1這樣《周官》之治政就像〈禹貢〉之治水，能明瞭天下人事實情而設定相應的一切官職及其善治之方。進而言之，我們不要小看《周官》裡的天、地、春、夏、秋、冬六部傳統，畢竟在民國以前，中華帝國皆習於採行與之相應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從辭源出發，我們看到先秦的《周官》基於君主封建，而將政治的重點置於治國實務考量，專注於「正道維權下的善治體系」。與之相對的古希臘，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則基於眾多的城邦經驗，而將政治重點置於政體的理論建構。

二、比較方法學

我們區分兩個場域來處理「認識政治」的比較方法學：其一為總理分析工具的「詮釋學」，較傾向於「知」的開放性；其二為針對內容實體的「政治學」，它更著重於「行」的責任性。

（一）通過詮釋學二項式所能看到的政治

廣義言之，一切尋求認識和解釋的方法皆可屬於詮釋學，從而其詮釋範圍即廣泛包容人文、社會和自然等一切領域的研究方法。然而一則由於「詮釋學」（hermeneutics）一詞在西方有針對人文社會學科的傳統，二則鑑於近代科技躍進而帶出方法論上科學主義的強勢，因此我們將此廣義之「詮釋學」二分為「人文詮釋學」與「科學研究法」。換句話說，儘管極端的科學主義者堅持科學方法能全通人文社會場域，但我們還是提出上述的詮釋學二項式，亦即接受狄爾泰（W. Dilthey）的名言：「我們『說明』自然，我們『了解』人類。」只是在分別作出進一步探討以前，先強調需將這二項式辯證地看：既不能因有部分相通就拒絕再作出區分，也不能因有部分相異就不願再尋求相通，而是要朝向正面發展上的辯證解難。

西方原先的詮釋學專門針對《聖經》，其目的在建立宣教權威下的絕對性教義統一。到19世紀，德國學者才開始將詮釋學發展向世俗的歷史和社會，但皆有企求德國統一的強烈國家主義意識型態。再到二戰結束前後，受現象學影響的詮釋學傾向於強調成見的合法性：它先隱身於存在主義，而為之前的戰爭悖德行徑提出變相辯護，以慰藉後悔而自責的集體心靈；其後則緊繫著後現代主義，而為時興的享樂或焦慮的個人主義提供方法論依據，助長自由放任的民粹精神。很顯然，整部西方詮釋學史，就是對人文社會歷史發生過的種種複雜現象，不斷提出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說法或是公正的義理──儘管它們總是充滿了缺陷和不確定，還且往往前後矛盾乃至相互批駁。

相對於詮釋學，西方的自然科學亦有其悠久歷史，唯其真正的飛躍還待15世紀末，由西方海洋帝國主義帶出的近代科技革命。它憑藉其精準設計和複製的能力，而於不同自然場域都發展出龐大的產業成果，也就自然而強勢地逐步加給人文社會學界一定的科學主義心態。其中模仿效應表現最好的社會學門，即與工業生產關係最密切的經濟學。只是，我們一方面固然能看到經濟學的量化能力，如何強勢影響到物質生活的大幅改善；另方面卻也因其忽視倫理學、價值論和歷史學，而使其異化程度達於空前高度。

這種科學主義心態同樣表現於19世紀法國社會科學界，即企求效法物理學的實證方法而建構出「實證社會學」。只是直到今天，社會學界的科學化成就仍遠比不上經濟學，可也因其研究對象而緩和了經濟學所造成的惡質異化。

然而，這樣的科學主義觀卻在政治學界不斷帶出「後發劣勢」。我們注意到，20世紀初因為數理邏輯的強勢興起，維也納的科學哲學界為科學基礎提出邏輯實證論，其後修正為邏輯經驗論，並於二次大戰前傳入美國。這邏輯實證論卻於二戰後的美國出現了相當戲劇性的學術現象：一方面，深化的科學哲學研究看出了它的理論缺陷，很快就忌談這樣的認識論；另一方面，政治學界卻將邏輯經驗論視為自己的認識論基礎，而於1950年代據以建立尋求經驗模式和量化的「政治行為論」。2不過十年，儘管這門新政治學尚未脫離初立階段，就已驟遇來自外界現狀的強大打擊。在1960年代，美國社會出現黑人、女權等運動及貧窮、越戰等問題。突然之間，這新政治學界發覺自己不但不能提出解決對策，甚且根本就未曾認識或研究過這些問題，於是美國政治學界進入「後行為論」時期。

總而言之，當我們談到西方詮釋學時，看到了詮釋學在宗教、社會和意識型態上的種種表現；然後相對卻同樣的，當我們就科學認識論來談經濟學和美國政治行為論時，其實也是就哲學來進行詮釋學論述。這些論述告訴我們，有關政治的詮釋學確有可能在一定的研究範圍內，達到科學般的精準效果；但在更多的範圍裡，卻既難以達成類此效果，且會得不到高度的義理認識，儘管義理論述永遠充滿著不確定性。

（二）通過政治學二項式所能看到的政治

廣義言之，一切有助認識政治事務的研究都是政治學。只是基於解決現實問題的實效性，有必要將政治學二分為「政治學術」與「政治實踐」。政治學術必會影響到政治實踐，但前者更重視自為發展的純學術；與之相對，政治實踐涉及科學研究下的信息認知，但更關切需承擔現實責任的政治行動。換句話說，「學術研究／政治實踐」這組二項式有其最基礎的相通處，即政治信息；可也有其關鍵相異處：學術研究有如藝術創作，強調自由發揮的力度和能量，實際上常毋庸承擔現實責任；政治實踐則如醫生治病，務必時時顧及其現實後果，甚至會直接觸及生死問題。

政治學術有可能涉及政治哲學，其不負責任者可以不求深入認識政治實務，即以哲學術語大玩遊戲乃至大放厥詞；但也有可能涉及政治科學，而在兩個範疇出現嚴重問題：一是極少數的「開創型大師」明明其理論模式是在反映時代現實而有其隱喻侷限，偏偏要訴諸越界的「高級」學科如認識論、經濟學，以建構並宣揚其理論具有跨時空的絕對典範性；二是占大多數的「常態科學家」，他們是堅定的科學主義者，安於追隨科學研究而不願去認識科學哲學，結果對於科學方法尚無能解決的龐大範疇，雖然可以免於那些術語大師的遊戲陷阱，卻也不免「倒洗澡水將小孩也倒掉了」。（編按：「開創型大師」誇大其理論之解釋力，「常態科學家」迴避難做研究的重大問題。）

然而，這兩種有問題的政治科研途徑實際還共有著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即它們都立基於權力關係。這樣的權力問題直接現蹤於研究經費的多寡，而其深層因素則是緊緊聯繫著學派爭議乃至於學閥勢力。即以美國政治學界的經歷來看，1950年代的研究經費即曾快速而全面地轉向政治行為論學派；1970年興起的理性抉擇學派，到兩千年時已獲得全美政研經費的百分之七十，而該學派人數只占政治學界的百分之五。

然後，這兩種政治科研問題在臺灣還會出現更惡質化的表現。原因一是在政治理論界，無論是西洋政治思想史、比較政府還是建構科研模式，研究的重心只在介紹西方學界相關論述的變遷和爭議，寫作的重心則在為西方已有答案的眾多論述尋求自圓其說；二是在政治學中國化上，不肯對中國特有的文化語境提出理論建構，結果是除了套用外來的既有模式之外，在理論建構上只是對舶來學術不斷進行變相考據；三是在行政管理和政策分析學界，缺乏相關領域的知識和經驗深度，只知透過設定的研究流程，去填充實屬生疏的資料，進而沾沾於替官方背書的學術企業。

相對而言，針對政治實踐的政治學要求負責任地解決現實問題，不妄求純學術上的理論突破，而是將整個求學重心放在全面而深入地認識現實世界。於此，以巴黎政治學院為例，其三年課程中有兩個學習重點：一是自我訓練看問題從二分法開始，即面對任何文獻均能從兩個主要概念切入，然後將每個主要概念下的次級概念又再次二分，其下還能再循此二分法繼續類推。這樣做有三個好處，首先在逼學生自行思考並分析文獻信息，其次能累積經驗而達到快速、明確並全面地掌握問題，最後是熟悉這種方法的學生極易建立並運用自己的信息二分系統。3

第二個學習重點在大量而精道的信息獲取。其大量在於每週需唸完1000頁的講義；其精道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任何學系頭兩年均有一半課業放在經濟上，比方每週經濟講義約500頁──畢竟當代重要的政治問題大都離不開經濟問題；其次，講義鮮少涉及純學術論述，而是放在精要的史實分析──畢竟每樁政治事件必有其特殊史實語境，而類此案例所知越多即越能充實解難時的聯想力；最後，講義內容絕不忽略本國經驗，比方以五冊份量來交代一門學期課《第五共和的經濟政策史》。4

我們可以理解，像這樣的政治學院必然上不了強調學術研究的世界大學科系排行表。然而，該校所訓練出來的政界人物無論是數量還是分量大概都是世界第一。只是其畢業生還須經過更進一步訓練，才能正式並適當地進入政治世界，而這將是我們在後面的第貳單元才會談到的主題。

三、比較文本分析

廣義言之，一般所謂的「文本」能分從兩個方向來看：首先，這可以是能被提及或被研究的一切對象（可以是戰爭、城市、建築、繪畫、音樂、文章），它們也都必須通過語言思維或文字傳播。就此而言，我們認為只要能落實為文字載體，就能成為可被具體分析的文本。

其次，這也可以是分有大小層級的文本場域，就像一句戲詞「大圈圈裡的小圈圈，小圈圈裡的黃圈圈」：黃圈圈指最直接而明確讀到的單一文本（如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小圈圈指相關的業界和評論界所涉較小語境的文本（如有關當時詩文唱和習俗的信息，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大圈圈則指當時或跨時代所涉大語境的文本（如北宋初期在政治與文化上的相關信息）。

這三種圈圈文本各自有其獨立的意義與評價，只是常因「知識型」（編按：指基於提供評價和產生新經驗和信息的框架，所構成和產生的具有結構性的知識形態）裡的權力因素而影響各自的獨立價值，如：堅持政治掛帥的政府會要求文藝界必須配合政權宣導，並認定能如此配合反映的才是好作品；與之相對，創作者堅持自有其評量文藝作品的一把尺，堅決反對政治意識型態的正當性。實則黃圈圈式小文本做為最基礎的直接分析對象，在兩方面無法擺脫政治因素：一，即便是反對政府干預，其實也已涉及「反對政治意識型態的意識型態」，甚且已經捲入知識型裡的權力鬥爭而不自知；二，即便政治文本的表達形式較簡單，但因為密切反映政權意識型態與統治階層的決策心態，使其表達形式看似簡單卻因其與意型和心態的相映關係而變得更複雜。換句話說，整個政治意義的掌握尤其存在於簡單表達形式與複雜內容實體之間的辯證關係。

於是可以進一步來談比較文本分析。首先，政治文本分析如同符號學所追求的「意表」或「意義表達過程」（signification），指從表達形式聯繫上內容實體所建構出來的意義，即從黃圈圈小文本的形式，去比較小圈圈裡相關學界的論述文本，以及大圈圈所涉社會信息的大語境文本。換句話說，比較文本分析即是通過三個圈圈文本的比較，以具體獲得意義表達的完整過程。

事實上，符號學在尋找敘事文學作品的意表過程上成就非凡，特別在其所建構出的幾套分析模式極其好用，很容易引導較不敏感的讀者看到他原本難以看到的深刻意表；從而符號學方法論極易立刻轉用於敘事史學界，並因此能輕易地對史著提出更多新的詮釋。5 然而，文本分析符號學畢竟極少用於政治學界，原因有二：一，符號學及其前身結構主義興於法國的人文藝術學界，而政治學界對該學界則一向輕估；二，政治社會內容的龐雜度遠超過文藝符號學家的認識能力，而後者在法國亦習於輕視政治界，因此政治學界一直缺乏適用的符號學模式。6 無論如何，目前看來在文本分析法上，尚無其他方法可超越符號學，因此這顯然是政治學方法論上必須加強的一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