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刘知几曾谓史家当具备「学、才、识」三长，清代章学诚则加上「史德」一项，主张「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1然而在台独势力的恶毒心术下，一切历史全被他们为了论证「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而恣意取舍，全在「台湾主体性」与「东亚史」的煌煌名义下遭支解、扭曲，以至于面目全非，因此，既然「史德」荡然无存，遑论史学、史才、史识！

同理，台湾已故史家杜维运也曾写道：「史学家如存心欺骗，为宣传而写历史，则所写成的即是劣史。……史学家有时确是很危险的人物（dangerous people），能颠倒是非，混淆事实，能夸张人间的丑恶，输送可怕的毒液。……端正的心术，纯真的精神，于是对于史学家极为重要」。2而台独分子所做的「研究」、编写的「教材」，无不是浸泡着「台独史观」毒液、渲染反中拒统认贼作父的宣传品，实际上连「劣史」都算不上！因为撰写这些宣传品的人员，既没有维护国家统一、弘扬民族道德的心术，更不遵守求知、求真的基本史学精神，根本不该被视为史学家！故在当前台湾问题日愈严峻的局势下，清除这批「伪史学家」散播的毒素、戳破其假「学术」之名编织的谎言、重建巩固中国统一的正确论述，让台湾人民重新见到真实的历史，看清自己在整个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历史长河中的来龙去脉，进而体认到自己肩上的历史使命，必然是两岸有志于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当有的长远战略目标。

《远望》曾于2021年发表过社论〈建立新中国，台湾人没有缺席──纪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的叶盛吉们〉3，介绍了在日本皇民化教育下依然保有良知，并反省出中国认同，最后为建设新中国而惨死于国民党枪下的台籍革命烈士叶盛吉，并强调「透过对叶盛吉心路历程的深入了解，我们更能具体把握那个艰困时代台湾岛上不死的中国人心；并且借由对『叶盛吉们』的重视与传承，我们也才能找到未来重新接合两岸历史经验、促成心灵契合的着力之处」，也就是必须以寻找和发扬「叶盛吉们」来作为重写台湾史、重新教育台湾人民反帝反殖民之爱国认同的典范。此事绝对是当务之急，否则在统一之后，台湾极可能在缺乏适当教材与正面历史典范的形势下，继续利用「一国两制」的框架持续推行暗藏分裂意识的教育。在此，香港回归22年后还能闹出反修例暴乱，殷鉴不远。

台独势力很早就深知争抢历史话语权的重要性，故其树立台独史观、抢占相关史料、量产台独「学术研究」、扭曲历史叙事等等台独「建国工程」的规模与深度远远超过中国大陆所能想像，绝非仅是削减中国史授课时数和中国经典古文篇数、在教科书中搞「去中国化」这么简单，而是连如同叶盛吉般的伟大革命烈士，也想方设法要收编、改写成「为爱台湾而惨死于中国外来政权之手」的台独先驱，不再是为建立（包含台湾在内的）新中国而壮烈牺牲的优秀台湾人。

台独扭曲、矮化叶盛吉的牺牲

在前引社论中，曾概要性地梳理台独势力如何掩盖、歪曲与矮化叶盛吉的选择与遭遇，不是声称叶盛吉因加入共产党而死乃「一时糊涂」的「无谓悲剧」，就是要把叶盛吉描写成没有特殊表现、又思想动摇的无知小党员。除此之外，台独势力更多的作法是直接忽略叶盛吉，或是掐头去尾地断章取义（着重在「先进的日本」对「落后的台湾民众」的「启蒙」教育），让其成为台独宣传品的一个小注脚而已。

比如在细述叶盛吉认同转变心路历程的《双乡记》中译本出版十余年后，担任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副馆长的欧素瑛，在〈四六事件对台湾大学之冲击〉4一文中，也仅只略提叶盛吉的名字数次，让其与杨廷椅、陈水木、李水井、颜世鸿等其他地下党员并列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祭品的清单上，并未被格外重视。政治大学教授薛化元指导的硕士生叶宗鑫的论文〈战后初期台湾省工委会学委会之研究（1946-1950）〉，虽然对叶盛吉的描述较多，但竟然称「（台大）医学院支部的部分，叶盛吉虽然稳定的担任书记一职，不过工作效率与积极性则相较于其他三者略显消极，人数也为台大各支部中人数最少者」5。这种草率的解读，无疑是把叶盛吉那一代地下党人贬低成以关键绩效指标（KPI）为形式工作目标、尸位素餐的公务员，全然没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风险、背负的救国使命，绝不是以形式业绩来衡量的。更何况叶盛吉为了保护党组织及同志，刻意在面临国民党特务讯问时尽量隐瞒自己的活动，因此在叶宗鑫所援引的笔录史料上，叶盛吉入党后看上去自然没什么「工作效率」，但我们若考虑到叶盛吉的使命感与领袖魅力，便知道实情绝非如此。反之，叶盛吉在道德品质上远远超越同龄人（如李登辉、彭明敏等汉奸鼠辈）的国族认同选择、光复后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最后从容赴死的格局气魄，更当是史家应浓墨重彩加以刻划的细节。

深受日本皇民教育毒害的台湾人叶盛吉，凭借自身良知与卓越的自省能力，最终蜕变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光是这点觉醒就足以流芳百世，并教甘做日本军国主义奴仆的无良台湾人愧死。（图片转自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网站）

岛内即便偶有专门研究叶盛吉的篇章，对其遭遇的诠释也是离谱得令人摇首。譬如陈翠莲在其《台湾人的抵抗与认同》中，刻意选用林献堂、吴新荣、叶盛吉三位日据时期的台湾人作为考察案例，并援引大量当时尚未出版的叶盛吉日记与笔记影本，可说是第一个重视叶盛吉文书并予以研究的台独学者。然而叶盛吉在陈翠莲的笔下，竟只是被当作迥异于林献堂的台籍皇民化青年代表。至于叶盛吉的国族认同转折历程，陈翠莲则描述成「青年叶盛吉从支持同化到认同台湾，又从右翼国粹主义到中国民族主义，期间的剧烈摆荡，明显异于老生代林献堂与中生代吴新荣的经验」6；「战争时期台湾人的政治认同并非固着的状态，而是因时局等因素呈现出游移、流动的现象，并且都有徘徊在中国、日本与台湾认同之间犹豫挣扎的经验」、「即使是受日本统治教化最深的年轻一辈台湾人如叶盛吉，也并未蒙蔽于统治者的宣传，经过不断辩证与思考，最终廓清了自己的认同纠葛。台湾人在战争体制下艰苦谋求生存机会，并未因此就同化为日本人，反倒是对土地的挚爱情感被激发，护卫台湾的意志在战争末期不断强化」。7在这样的描摹中，叶盛吉的「剧烈摆荡」被简单地脸谱化，根本没有细致地考证其重新选择作中国人的决心与抱负。而且叶盛吉从来没有在「中国、日本与台湾（三种）认同之间犹豫挣扎」，他思考的只有中国与日本认同问题而已，因为台湾人本就是中国人，叶盛吉对土地的挚爱必定是包含台湾在内的全中国。更重要的是：叶盛吉根本没有一直「游移、流动」，或所谓「徘徊在中国、日本与台湾认同之间犹豫挣扎」，而是「朝闻道，夕死可也」，一经觉醒，死而不悔！

所以陈翠莲刻意把「台湾」自中国认同中分割出来，还强调「护卫台湾的意志」，无非是为了淡化日据时代最优秀的一群台胞对祖国的向往之情与中国光复台湾的合理性，将叶盛吉等为追求中国富强而反对中国国民党的台胞，扭曲解读为只爱台湾的潜在的台独先驱。这绝对不符合叶盛吉的真实思想与人生目标。

最后，陈翠莲在其书中作出恶意的总结，痛骂「对台湾人而言，祖国政府抵台后的种种施政与思维，与日本殖民政府如出一辙。……台湾人一厢情愿拥抱祖国，换来无情的羞辱。对于期待出头天的台湾人而言，光复并不意味解放，而仍是政治从属化与文化污名化的同族再殖民」。8最后陈翠莲还写道「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岛内政治环境更趋严酷，有关台湾独立主张被强力压制，独立运动只能在海外展开。尽管如此，自主独立意识经过长期蛰伏，仍旧汩汩不绝；直到90年代民主化之后的台湾，终于能够公开主张，并逐渐汇成巨流」9，暴露了「反中无罪、台独有理」的主张。

在这样肆无忌惮的嫁接下，其实陈翠莲根本不在乎叶盛吉的认同转变真实历程，只想断章取义地将叶盛吉挪用成自认是「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台湾人，于是他的牺牲就可作为台独合理性的例证之一。也因此，叶盛吉何以在面对国民党官吏的秕政后仍旧不失对祖国的信心、执意为中国复兴而努力、最后决定加入共产党献身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问题陈翠莲一概回避，视若无睹。

故在阅读叶盛吉文书的过程中，陈翠莲故意忽视叶盛吉不但刻意不参加以台籍皇民为主力的「二二八暴乱」，而且在事件之后，叶盛吉仍在日记内写下「正值创造新中国的黎明期，四亿大众充满着正义感，殷切期盼青年学生的公正力量。为能扛起新时代的责任，且能将我们的力量奉献于建设，这样的基础必须趁现在来构筑奠定」10，以及叶访问上海时对祖国的期许：「中国人是精力充沛的国民，但这精力产生于自身民族之中的生存竞争，从内耗中产生，且这种精力不会对外发挥。但如果这种精力有不再消耗于内耗之中，而能对外发挥的一天，就是中国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发光发热的一天」11等语句。因为在陈翠莲的视角下，叶盛吉这种希冀建设新中国的责任心、坚持把大陆人视为「充满着正义感」的同胞的热爱，甚至他在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赞叹「祖国的天空真美丽」12的真情流露，完全不符合她笔下「对中国失望进而想搞台独」的台胞形象。

叶盛吉的挚友杨威理也在其《双乡记》内提及自己在1948年7月自北京返台后，与叶盛吉几次通宵达旦的长谈，「关切的焦点是后国（民）党时代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了。当时，国共两党在大陆继续进行殊死的武装斗争，而蒋介石的失败已在眼前。我们两人都眺望着正在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13。「一轮红日」的政治象征不言而喻，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叶盛吉在日记内所欲奉献精力建设的「新中国」，不难窥知当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些真实细节，台独分子陈翠莲岂可能书写！

左图为叶盛吉从上海前往杭州途中的日记，右图为叶盛吉在经历「二二八事件」后写下的日记内容，从此二图中足见叶盛吉希冀建设新中国的责任心、坚持把大陆人视为「充满着正义感」的同胞的热爱，以及赞叹祖国中国的真情流露。(图片取自《叶盛吉日记（八）》)

更值得注意的是，叶盛吉在上海期间写下：「在台湾，我们过去把日本人称作狗，现在则把外省人称作阿山，把他们当作憎恶的对象。来大陆之后，才了解到，所谓阿山这种说法，是不值一笑的……这里（指大陆）只有阶级问题，却不存在race（人种、民族）问题。但是，在台湾，生活中微小的差异，很容易（与）race问题纠缠在一起，进而铸成race之间的憎恶（按：即认同矛盾）。这是因为所谓外来者（按：指国民党集团）形成了一个统治、乃至支配的阶级，外来者本身并没有一个自己的社会构成。因而，（在台湾岛内）race间的憎恶，是先于class之间的憎恶的」。14叶盛吉这段分析，明明白白地指出：在全中国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国共内战），在台湾岛内则表现为大陆人与本省人之间的「认同矛盾」，这是为什么叶盛吉虽然基于全国性的阶级矛盾而反对国民党，却不参加台湾岛内基于认同矛盾而激发的「二二八」；并且，他更不可能因为反对「『中国』国民党」就反对自己的祖国「中国」而变成台独，所以他在「二二八」之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为了建立新中国而死于国民党特务枪下！叶盛吉这段对「全国性矛盾」与「台湾岛内矛盾」的关系之分析，不但能把岛内省籍（认同）矛盾的来源说明清楚，更可把台独将对国民党的反对、质变成「反中谋独」的恶意本质彻底揭露，这自然更不为陈翠莲所取。故此，叶盛吉在台独的历史叙事中，断不可能被正确地解读与宣扬，只能是被任意变造曲解的历史过客、为虚构的「台湾国」牺牲的「爱台忠魂」，如此颠倒黑白，这绝对是比「劣史」还恶劣的无耻谎言，更是对包含叶盛吉在内的先烈们的最大侮辱，也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肆意污蔑！

大陆学者不应看低叶盛吉

海峡彼端的中国大陆，肩负着统一国家的重任，理应对台独的技俩大加挞伐并提出正确立论拆穿之。然而，长期以来大陆的台湾研究鲜少有效戳中台独软肋，甚至也没注意到哪些台独回避的课题恰能击中彼等要害。以叶盛吉为例，当前仅有刘芳撰写的两篇论文〈从「趋利避害」到「两全之道」——由《双乡记》看叶盛吉前期的国族认同标准〉与〈从「两全之道」到「天地之公道」——由《双乡记》看叶盛吉后期的国族认同标准〉15，且刘芳乃云南省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并非涉台学者，显示涉台学界尚未意识到此一人物的重要，这不能不说是极重大的疏忽。

刘芳的论文，对大陆的叶盛吉研究虽有开山之功，不过竟毫无拨乱反正驳倒台独的作用，因为刘芳竟错误套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体」理论来解释叶盛吉的国族认同，而这正是台独分子最喜援引的「建国方法论」圣经。刘芳更用「趋利避害」来庸俗化叶盛吉基于「义利之辨」而在民族大义层次的生命抉择。因此这两篇文章既不能给有志摧毁台独史观的人士以启发，反倒在某种层面上与台独呼应，委实讽刺。

首先，「想像的共同体」理论植基于安德森对西属美洲殖民地与东南亚的考察所得来，本身就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通则；再者，安德森称「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像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自其基本型态观之，这种新的共同体实已为现代民族之登场预先搭好了舞台」16。但对于像中国这种数千年来始终具有强烈凝聚力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古老国家，根本不需要什么资本主义与标准官方语言就能维系广土众民的大一统。钱穆便说过：「独有中国文化，自始即在一大环境下展开，因此易于养成并促进其对于政治、社会凡属人事方面的种种团结与处理之方法与才能。遂使中国人能迅速完成为一内部统一的大国家，为世界同时任何民族所不及。……因此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别强大，得以不受摧残，而保持其文化进展之前程，逐渐发展。直至现在成为世界上文化緜历最悠久的国家，又为世界上任何民族所不及。」17

因此，尽管近代中国在面临帝国主义入侵时，不得不痛苦地学习基于「主权」的「万国公法」等各种思潮，又经历了被迫舍弃「天下秩序」而转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徬徨与阵痛18，但正是由于悠久的大一统传统，使得中国的现代国族建构与政治转型远比新兴第三世界来得顺遂又不致缺乏历史根据，甚至可在经历了近半世纪的分崩离析之后还能重新统一，成为世界史上惟一一个迄今犹存的古文明国。故此，安德森的理论压根儿不适用诠释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自然也不适用于中国版图之内的台湾岛──因为即便遭日本殖民窃据51年，但有民族情怀的台湾人士可从没忘记自己本是中国人，而这正是叶盛吉选择做回中国人的最大缘由，这绝不是凭空想像得来。

所以刘芳错用安德森的理论，声称「语言、书籍、国旗、国歌、节日，……，这一切都在建构着一个民族国家，语言与书籍通过印刷资本主义克服了交通的障碍，国旗、国歌、节日和风俗使人们在认同上的心理距离拉近，于是，不同地域甚至不同种族的人们会想像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另一个从未谋面的人也在进行相似的活动，他们因此在这一『弥赛亚时间』中互相发生关联，慢慢地，民族国家这一『想像的共同体』就被建构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叶盛吉的民族国家认同已经得到建构和『完成』」，这一大段缺乏文化自信作基底、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贬低中国文化价值（尤其是「天下为公」及「大一统」这种中国特色的「共同体」思想）的呓语，完全忽略了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历史与文化联系，更否定了叶盛吉决定做回中国人的道德正当性。因为若「共同体」可纯由想像而无历史依据，那叶盛吉不就还能选择做个跟台湾岛毫无干系的法国人、美国人甚至埃及人？在这种崇洋媚外的「学术论文」中，叶盛吉选择做中国人就这样成了只是基于利害权衡的个人偶然之举，甚至于跟与他同年出生的汉奸国贼李登辉、彭明敏选择做日本人无分轩轾！

此外，刘芳以安德森的「朝圣之旅」的概念来诠释叶盛吉对日本与中国的憧憬更是不伦不类，声称「叶盛吉到大陆的这一『朝圣之旅』把中国这一『想像的共同体』变为了真实的共同体，国族身分的建构在他身上最终完成」。前文已说过「想像的共同体」无法解释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叶盛吉的抉择，再说「朝圣之旅」是安德森用以解释殖民地人民教育与升迁之路在一定范围内重合、最后激发出人造「想像的共同体」的媒介。然而，中国本来就不是殖民帝国，而是一个超大型的文明共同体。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仕途之路若未通向中央朝廷所在，也不尽然会催生分裂意识。比如唐朝曾在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带设置大量羁縻府州，也在岭南地带实施「南选」制度任免当地官吏，这些羁縻府州与岭南官吏豪酋除了功勋彪炳或有特殊才能之外，大都仅在当地任职而进不了长安朝廷，但这却很少动摇中国对当地的统治，更不会被当地人视为差别待遇。

所以，叶盛吉幼年懵懂之时去日本旅游或可称为「朝圣」，但他在觉醒之后初访中国大陆就只能说是「寻根」——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和做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尊严。刘芳用「朝圣之旅」的概念来解释叶盛吉对日本与中国的认同转折，无非淡化了日本殖民教育的毒害与强迫性，也贬低了叶盛吉国族认同觉醒的道德意义及合理性。因为叶盛吉是在光复前就已确立了做回中国人的念头，正是先有了热爱中国的意志与情怀，以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否定，才能在没实地接触大陆的人文景致前就凭着良知而决定成为中国人，绝非足踏神州大地或享受到什么「惠台让利」之后才完成所谓的「想像共同体」。一言以蔽之，叶盛吉对祖国的认同回归，本质上是基于理性良知的道德选择，完全不是基于感性欲望的利益权衡。刘芳的肤浅诠释，等同将叶盛吉贬低成一个逐利之辈，或是一个参访了几处古迹、或看了几卷《红楼梦》就想当中国人的浪漫文青，根本无助于阐明叶盛吉认同抉择的伟大，也否定了叶盛吉的牺牲意义。

更严重的是，如前所述，「朝圣之旅」是安德森拿来解释殖民地人民脱离殖民后建国的概念，一旦套用在台湾人身上，岂不是还能硬解成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后的台湾有基于「共同被日本殖民」的历史经验而独立建国的合理性？而这正是台独长年以来最喜欢用的借口──只是新的压迫者被台独代换成「中国」罢了！这跟叶盛吉为之而死的认同抉择根本背道而驰！所以大陆学者刘芳错用这些西方理论，根本是在贬低统派中共烈士、替媚日台独助威！

最后，刘芳声称叶盛吉「在中学以前的国族认同是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即当造成他身分冲突的两个国族无利害冲突时（这一利害可能是没有意识到、也可能是还没有凸显），他以个体利益为标准，选择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那一个身分。到了后期，当被选择双方有利害冲突（或者说这种冲突被意识到、已凸显出来）时，他经过了『两全』之道的挣扎与痛苦后，最终以『天地之公道』为标准认同了中国，这一标准实际上暗含着不仅是以全人类利益为准则，而且还以宇宙利益为准则（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反思：人类如何才能跳出人自身的局限去看待宇宙）。也许，叶盛吉自己的思想与行动都在这一标准下浮动，并在某些情况下进入他的无意识，以至于这一思想中暗含的『宇宙观』他也没有意识到」。

上述引文一以贯之的是「利益」概念，有以下严重错误：一，倘如「趋利避害」是叶盛吉的保命法则，那么他更应该当个像辜显荣般的好皇民（日后再转变成李登辉、彭明敏那样的台独大老），不当有什么为了追求「日台两全之道」的挣扎，更不会在申请改名为「叶山达雄」后、仍在二高明善寮的一年级学生辩论大会上公开主张「我们对自己的传统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加深对于自己传统的敬意，同时，还必须怀着尊重其他传统那样的宽宏度」19，隐晦地批判日本殖民者践踏台湾传统的不义；二，叶盛吉确实希冀替全人类贡献心力，但他是先爱中国而后再扩及全世界，这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天下为公」思维，刘芳的颠倒次序形同再次污辱了叶盛吉的转折，也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叶盛吉未意识到的「宇宙观」，这纯粹是刘芳个人的臆断。总之，叶盛吉对认同问题的反省抉择，从一开始就是道德上的「义利之辨」，从来不是任何层次的「利益权衡」。刘芳之论，正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更神奇的是，刘芳竟在文末说道：「当然，以全人类（或宇宙）的利益来衡量身分选择的合法性，也可能会导致查理斯·泰勒所担忧的少数族群的利益被先验地拒绝，而呈现出少数受到多数的霸权压制、或扭曲『承认』的状况。不过，面对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国族认同，叶盛吉一生所经历过的从『趋利避害』到『天地之公道』标准，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20。这段话不但证实刘芳自己对中国文化真正的普世价值一无所知、毫无文化自信，而且他还据以导出：为了全宇宙的利益，国族认同已不重要的谬论。若以此视角来看，叶盛吉这一「重要参照」的实况不啻成了刘芳所论的反面例证！按照刘芳的解读，叶盛吉的认同困惑算什么？叶盛吉的抉择与牺牲又有什么价值？刘芳对叶盛吉的错误解构，只能得出「叶盛吉比李登辉、彭明敏愚蠢幼稚」的结论！就算出于无知，刘文的效果简直比台独还狠毒凌厉千万倍！

还有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刘芳在论文注明这是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缅边民与台湾公民的民族国家认同对比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该系列尚有刘芳的《试述落地〈落地，请开手机〉：国家对个体的压抑》、《国家意识的淡化与强烈：中缅边民与台湾公民的国家认同策略对比》等文章。但是缅甸华侨与台湾人民所栖处的环境，前者是寄人篱下、居住在根本不是中国领土的国度内，后者是在中国版图之内，这种环境差异所铸就的民族认同本就有先天性的差别，若没有严格的方法论与检验标准，其实颇难拿来比较。更夸张的是，《落地，请开手机》乃北京卫视播映的悬疑电视剧，与中缅边民和台湾公民风马牛不相及。故刘芳将这些毫无内在联系的论文凑成一个项目发表，只是徒然让叶盛吉沦为其谋取学术职称的工具，这对「叶盛吉们」、对两岸统一运动来说，委实是个可笑甚至可耻的凌辱。

最终能够万古流芳的，一定是为祖国牺牲的叶盛吉们，而不会是刘芳这种崇洋媚外的「学者」。

拨乱反正　大陆应该有所作为

前已言之，寻找与发扬「叶盛吉们」的真实历史乃破解台独史观、创立统一史观的当务之急。因为「叶盛吉们」的存在及其心路历程，恰能铲除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谬论，否则一度向往成为好皇民的叶盛吉又怎会因日本的歧视而痛苦？次者，发扬了这些爱国台湾人的历史，也可替鸦片战争以来的人民英雄榜增辉，令全体中国人得知在沦亡半世纪的台湾岛上，尚有这群顶天立地、俯仰无愧的中华儿女，同时更有益于重建台湾地区的民族与道德精神。毕竟在台独的教育下，充满了追怀日本殖民的畸形心理，更不会推崇这些为反殖民、反内战、反分裂而牺牲的中国脊梁，使得台湾人民自然只会甘为殖民者的刍狗、鹰犬，甚至引以为荣，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因此大陆必须体认到：正确的叶盛吉研究绝对有其现实性与必要性，如果低估叶盛吉们的意义，就形同否定共产党革命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更等于附和主张叶盛吉乃「被迫挑选红色祖国」的台独史观。此外，绝对不可再犯刘芳那种既低估又解构叶盛吉的低级错误，同时还得将研究视角与分析导向能推进国家统一的正轨，切不可抱着「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的假清流心态。因为历史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本就没有不带价值判断的「中立性」可言，何况铲除台独促进统一，难道不是两岸中国学者研究涉台问题时本该抱有的意识？这正是章学诚强调的「史德」！因此如有大陆学者欲以「纯学术」为借口逃避这份责任，那与毫无史德的台独分子等同一丘之貉。

再说，台独分子表面打着「学术自由」与「尊重多元」的旗帜大放厥词，实则根本不许异己发声，这从台湾国史馆禁止大陆港澳学者调阅史料、民进党当局屡次扭曲台北故宫定位等举措便可知。且刘芳也在论文中坦承「由于笔者阅读语言及资料的限制，只能以杨威理所着《双乡记》为分析对象」21，这正是台独占有史料的危害性！且即便是台独公开的史料，也不乏以偏概全或指鹿为马的情形。譬如前面摘引的叶盛吉日记、有关台湾人民如何错把阶级矛盾误认为种族矛盾的段落，我们便采用《双乡记》的翻译而不采台湾中研院台史所的版本，正是因为叶盛吉的日记原文是以德文Berg（意为山）来指称外省人「阿山」，中研院却翻译成「现在则将外省人叫做猪」22。这并非简单的错译，而是故意将部分台民的「反中」意识强加到叶盛吉身上，进而否定叶盛吉对中国的认同感。这个例子，难道还不够值得大陆警惕吗？

台独势力出版叶盛吉日记时，在列上日文原文时竟敢明目张胆地扭曲史料，在左侧原文中，叶盛吉明明是以德文Berg（意为山）来代指外省人，台独却刻意错译成「猪」，企图否定叶盛吉对中国的认同感。(图片取自《叶盛吉日记（八）》)

此外，民进党立委李丽芬在质询时公然宣称「促转会的委员和中研院的关系很密切」、「转型正义很重要的一点是厘清历史真相，要厘清历史真相需要透过学术的研究」，台独学者许雪姬也附和道「事实上我们和国家人权馆在几年前就有密切的合作，目前我们在帮他们处理三个案件，一个是白色恐怖事典的编纂，一个是专题计划的研究，从去年11月开始，可能会继续进行五年到六年；另外一个，我们帮他们解读叶盛吉日记」23，这是明目张胆地揭示要拿中共烈士叶盛吉日记作为民进党实行毫无历史、道德、政治正当性的「转型正义」的工具，所以大陆岂能不提高警觉赶紧搜罗史料、争夺话语权？大陆学界更切莫再被「学术中立」的幌子给蒙蔽，包容甚至支持台独胡说八道的「言论自由」，因为台独早已禁绝书写真相与促进统一的自由、早已把历史挪来作为推进台独的利器！

大陆还得清醒地认识到：并非单纯将真实史料罗列出来，便自以为传递出真相、能动摇台独势力。由于史料本身不会说话，因此如何有力解读与宣扬「叶盛吉们」的事迹，便非有敢于从史实上攻破台独编造的谎言（比如许雪姬声称叶盛吉是「被迫」挑选红色祖国）、证明台独的方法论和史观大错特错（比如陈翠莲断章取义叶盛吉文书、台独基于违反史学理论的「台湾岛史」编写教科书）以及厉声抨击台独所写的根本不是历史的奋然气慨不可。若不能以此直剖台独的政治居心，那纵使写出汗牛充栋的学术论着，终究都只是学者们升等猎名的案牍砖头罢了，根本无补于推进统一与巩固统一后的台湾形势。

2017年出席《叶盛吉日记》新书发表会的台独学者许雪姬，其在书序中宣称叶盛吉是为了爱台湾而「被迫」挑选红色祖国，此话无非是否定叶盛吉的理性以及牺牲意义，是侮辱当年台湾地下党的弥天大谎！（图片取自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网站）

再说，台独势力早已用谎言与偏见构筑不容质疑的偏差世界观，在此世界观下，所有真相都会遭扭曲。比如大陆曾于2006年申请在台湾取景拍摄电影《云水谣》，就遭民进党当局拒绝，时任陆委会主委吴钊燮更蔑称该片是「统战手法」、「扭曲历史」。故此，大陆也不必冀求正确史观与史实能立竿见影地被当前台湾社会接受，而是应从长远之处着眼，将包含对「叶盛吉们」的扎实研究在内的新台湾史，在统一之后凭借行政力量重新教育台湾人民，这才能教出岛上新一代的堂堂正正中国人，进而达成两岸的心灵契合与政治融合。

更要紧的是，大陆在寻找与钻研台湾先烈时，切忌不分薰莸地全盘颂扬。比如与叶盛吉同为台大医学院支部成员的林恩魁，在被国民党抓捕后就背弃了初心，出狱后甚至成为「只要有关台湾建国或以台湾名分加入联合国的活动，我还是会想办法参与」24的狂热台独，像这等「地下党」就绝对不应被重视，反而应严加批判。也不宜接纳吴浊流宣扬的「亚细亚孤儿」心态，因为这既把台湾人的苦痛给特殊化（全中国领土上不是只有台湾岛承受帝国主义之害），也给了台独分裂的借口，更稀释了叶盛吉的难能可贵──毕竟统一后台湾人应学习的典范是具有风骨与良知的叶盛吉，而不是徬徨懦弱的「胡太明」！故切莫因「叶盛吉们」是少数，就相对合理化了多数台湾人面对殖民时的无可奈何或两面派行径。

最后，大陆还必须注意到除了犯下「低看叶盛吉」的过失外，同时又高看「台湾人的觉悟性」，误以为当代台湾人在看几出大陆剧、使用抖音、在大陆经商求学后就能幡然醒悟，霎时间被「统战」回中国人的身分。毕竟叶盛吉能够成功摆脱皇民化毒害、转变回中国人的因素，除了自身的高超自省能力外，尚有两点外部因素：一是日本的殖民压迫，另一则是杨威理等人的不断切磋提点。然而当今美日对台的意识渗透与威逼利诱远比从前更加润物无声，台独教育又摧毁正常人的理性思辨能力与道德观，这使得大多数台湾人极难察觉自身正遭强权迫害，反而习惯将自身的不如意甩锅到「敌国」大陆身上，错将大陆当作迫害自己的强权，遑论培育出正确的国家认同！故大陆若仍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期许彼辈能仅因「惠台让利」就像叶盛吉般觉醒赞成中国统一，不但小看了叶盛吉，更无异是刻舟求剑。于是，只有摆正对「叶盛吉们」与当前台湾人的态度，才能采取正确的统一策略，进而巩固统一后的台湾形势，这才是大陆当前应有、当有、必有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