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说：「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在此我们要补充、强调的是：在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台湾人并没有缺席。可惜因为国共内战造成两岸分治、分裂至今，这些可敬的台湾先贤、先烈，遂没有受到应有的认识与纪念。
就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2013年建成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纪念上世纪为建立新中国英勇牺牲的台湾中共地下党员。国共内战期间，中共秘遣干部入台建立地下党组织。但主要由于被叛徒出卖，从1949年国民党政权溃败来台前夕起，岛内大批地下党员被捕，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者1,100余人，身陷囹圄者不计其数。这些被杀、被囚的中共党员里，就有许多从日据时期即认同中国的台籍同胞。他们在殖民统治下反抗日寇，在国共内战中反对国民党，最后在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下「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文）。目前纪念广场的花岗岩墙上，刻着八百多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倒卧血泊的岛内烈士英名，但还有许多牺牲者「陨后无名」。其中，就包括鲜为人知的台籍先烈叶盛吉。
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铭
共产党应引以为荣的台籍觉醒青年
台湾史学家戴国𪸩指出：有三个同在1923年出生的台湾人，其人格、资质与后来的「地位」成反比。以日据时期的学历而论，学历最低的李登辉（台北高等学校毕业、日本京都帝大农林经济科肄业）「地位」最高；学历次高的彭明敏（台北高等学校毕业、东京帝大政治科肄业）次之；但学历最亮眼的叶盛吉（日本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毕业，东京帝大医学专门部肄业）却于1950年11月29日，因身为中共台大医学院支部负责人而死在刑场，结束他仅仅27年的生命。
死于国民党枪下许多台籍中共地下党员之一的叶盛吉，他的独特意义不在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殊勋（因为事实上国共内战未止、台湾未被解放、叶和许多同志「陨后无名」），也不在于他留下多少成熟作品（除了一篇台大医学系本科毕业论文外，他只留下日记、手记、笔记、书信），而在于他以短暂一生显示了一个今天所有关心两岸者都应思考的道理：一位完全在日本「皇民化」教育下成长的台湾青年（甚至还是日本殖民教育下的优胜者），只要他具有足够坚强的自尊心和是非观，愿意学习、反省，那么他不需要去过中国大陆，也不需要受过中国教育，仅凭自身被殖民经验，就可以依循良知，反省得出正确的国族认同，并在日本战败后在国共之间做出正确选择。而且，一朝觉醒，九死无悔！
因此，叶盛吉留下那些纪录他成长过程的日记、手记、笔记、书信，才是这位早逝的台籍觉醒青年最值得我们重视、反思、纪念、发扬之处。透过对叶盛吉心路历程的深入了解，我们更能具体把握那个艰困时代台湾岛上不死的中国人心；并且借由对「叶盛吉们」的重视与传承，我们也才能找到未来重新接合两岸历史经验、促成心灵契合的着力之处。
正如叶盛吉的独子叶光毅所说：「我以我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为荣，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也会以拥有叶盛吉这样的（台湾籍）党员为荣！」这句话，道尽了未来两岸修复历史伤痕、重建同胞骨肉亲情的重要切入点。
试图脚踏台日二船的叶盛吉
叶盛吉在中文世界开始为人所知，始于1992年6月间，陈映真将叶盛吉二高同学杨威理在日本《世界》杂志1992年3月号发表的〈双乡记──一位台湾知识分子的悲剧〉改写、翻译，发表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同年夏天，杨威理再将此文发展成书（由岩波书店于1993年出版），后又由陈映真翻译成《双乡记．叶盛吉传──一台湾知识分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实践与悲剧》，于1995年3月由人间出版社初版（2009年8月再版；以下简称《双乡记》）。2009年底，叶光毅将母亲（叶盛吉遗孀）郭淑姿和他尽力保存近一甲子的大量叶盛吉相关手稿、资料借给中研院台史所，进行整理及数位化，后再于2014年12月起由国家人权博物馆及台史所进行翻译、解读与出版。迄今为止，已出版《叶盛吉日记》一至八册（以下简称《日记》），以及《郭淑姿日记》二册。透过这些不为发表而写作的一手资料，我们得以理解这位被遗忘的中共烈士不惧长路漫漫、用心上下求索的短暂一生。1
日本在台湾建立殖民政权的28年后，叶盛吉于1923年10月25日生于台北。22岁生日那天，他在日本迎接「台湾光复节」。当时，他已清楚明确地解决了「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国族认同问题。但是，这个违反他成长经历的选择并不容易。
叶盛吉的母亲早逝，他由叔父收养，就在叔父任职的日本公司宿舍中长大。从小他就感觉家居环境（日本氛围）与台籍亲戚的生活习俗并非一致。就读新营公学校（学生以台人为主）时，他已感到殖民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同和歧视。1936年，他考进主要招收日本人的台南一中，与殖民者群体一起学习，直接面对了民族矛盾。后来他回顾中学时代︰「每受屈辱，在为自己的凄惨懦弱而悲哀的同时，因了遭受难堪的侮辱而悲愤不已。」但他作为一个「好学生」，一开始的态度是逃避问题、选择同化，认为台湾人只要成为日本人，民族矛盾就迎刃而解。于是，他单纯地接受了殖民者的「皇民化」教育。1939年夏天，叶盛吉初次到日本旅行。他后来回忆：「第一次目睹日本的美丽与繁华，在我的心中栽种了对于日本极为强烈的向往之情。」1941年叶盛吉以第二名毕业，台南一中的「品行鉴定书」中记载：「语言（按：指日语）︰表达明确（完全没有台湾人口音）；才干︰富有文采，很有行动能力。」显然，叶盛吉已经是殖民教育下的「人生胜利组」。
1941年2月至1943年3月，叶盛吉前后三次报考日本本土的高等学校，最后考上仙台的第二高等学校理科乙类（医学方向）。这段期间，他一方面顺着「皇民化」的思维方向，在1941年5月申请改名为「叶山达雄」；但在同年秋天，他在日本备考期间偶遇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唤醒了他的民族意识。他回忆：「这是我民族意识觉醒的起点。从那天开始，我心中的矛盾就没有停止过。」他究竟是「叶山达雄」还是「叶盛吉」？这个问题不仅事关他的尊严，也关系到所谓「大东亚战争」的是非。凡事较真的他无法视而不见。据曾与他上过同一个升学补习班的日籍学长角田秀雄说，有位补习班老师以亲身经验大谈如何虐杀中国俘虏。当时，角田亲见叶盛吉悲痛与愤怒交织的表情，让他毕生难忘。
1943年4月，叶盛吉进入二高，与同届考上的台湾淡水人杨威理同班、同宿舍（明善寮一寮），两人一起探讨、争论他们无法逃避的「与民族（认同）相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初入二高的叶盛吉首先希望走出一条「两全的道路」──同时作个「好的日本人」和「好的台湾人」。但是，他在1943年10月30日的手记中自承：「在先天上、在宿命上，我们注定了无法出人头地。」自尊心极强的他在11月16日的手记中写道：「除去这个问题（按：种族问题）以外，再没有能使我恢复生机的问题了。我对于其他事不可能发生热情。」11月19日，他首次穿上借来的日本和服，「想像」自己是日本人，一时感觉「浑身充满力量，心情也觉得从容得多」。但是，他终究逃不开现实。
1943年12月6日，叶盛吉被推选为明善寮一寮的总务委员，这个职务要求他必须从统治民族（日本人）的立场统管学生宿舍，这等于要他完全认同歧视自己的异民族。叶盛吉终究不是李登辉（自认日本人并参与歧视中国人），也不是郑南榕（参与「本省人」排挤与己「同类」的「外省人」），他的自尊不容许他作贱自己。1944年2月4日，叶盛吉对杨威理坦承：「我从生下来，自小就走的是一条路（按：成为日本人）。……随着高校落第，成为重考生，我才知道是一条路分成了两条（按：同时做「台湾人」和「日本人」）。我只好一只脚踩这条路，而另一只脚踩着另一条路来走。但是，在那个时候，两条路的距离并不大，而且是平行的，虽然难走，也还没有到不能走的地步。进了明善寮后，两条路……不再平行了，而且渐渐地拉开了距离。脚踏两条路，越来越难走了。……现在已经到了总要选择一条路的时候了。……符合自己的心意的、能够真正叫人安心立命的道路（按：成为中国人），却是现实不容许我走的一条道路。」然而，他的领袖气质带来的人望却使他越发尴尬。六天后（2月10日），叶盛吉高票当选整个明善寮的庶务干事，管理六个学生宿舍。他更急迫地想找到符合自尊的民族认同出路。首先，他试着从体会、力行「日本精神」（所谓「八纮一宇」）来化解认同矛盾，也就是努力让大家（包括自己）都成为并不偏颇狭隘的「高级」日本人。可是，「现实」再度提醒他：日本人实在不高级，而且很偏颇狭隘。
左图为叶盛吉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证；右图为叶盛吉于台南第一中学校「品行方正」、「学业优秀」的赏状。
叶盛吉确定中国认同 深信祖国必然腾飞
1944年5月，在二高负责军训的日本教官国分五郎大尉侮辱了叶盛吉，使他在12日的手记中写道：「难禁愤激之情。像是长久、长久以前的伤口，重又开始作疼的感觉。自己的过去，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终于仆倒下去。在苦痛中挣扎，在血泪的生活中度过日日夜夜，这实际上却是由于国分式的人物存在所造成的。」他对「成为高级日本人」也灰心了。可能由于他看不到自己人生的希望，他还首次提到：「最近我开始考虑结婚的问题了。……余以生命为标的而奋斗之时，踵继余之志者，唯我血嗣而已。」同月21日，二高台籍学生的迎新会上，杨威理建议︰「今后我们的谈话，原则上使用北京话吧。」这是有意识地要与日本人区别。在杨威理的启发下，叶盛吉越来越清楚自己不能也不应成为日本人。
与此同时，叶盛吉还逐渐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为日本侵华服务的「满洲映画协会」于1943年拍摄了《万世流芳》，1944年在日本公映。这部以林则徐禁烟为主题的电影原意是要收编中国人反英的民族主义，但叶盛吉看了两遍之后，在8月13日的日记写下：「林则徐曰︰民心不死，则国不亡。……余将起而战斗，破一切欺骗、虚伪、利己主义及帝国主义之侵略，返于高义正道所立之秩序。」「灌输给国民的战争目标模糊不清，而使得日本国民的道德充分走向极为低贱的状态。这副朽木不可雕也的样子要怎么当东亚的领导者？」（后句见《日记》五，页162）叶盛吉看穿了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本质，从此开始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略战争辩护的反犹太主义与「八纮一宇」思想。
既然认清了自己不是日本人，而且日本发动的是帝国主义的不义之战，那么叶盛吉的选择就很清楚了：作回自己本应该是的「中国人」。1944年8月起，二高理科学生被派到军需工厂作战时劳动服务半年多。叶盛吉虽然是队长，但他不再全力「奉公」，反而争取时间向杨威理学读、写中文。当他在日记中要骂日本人时，就把「大和民族」用中文注音同英文搭配，写成「ㄉㄚㄏㄜ race」。在9月13日的日记中，他将杨威理买到的一本《支那语杂志》上刊载的中国国民党党歌歌词和乐谱一丝不茍地抄在日记里，还在歌词加上了注音符号。对于孙中山作的歌词，叶盛吉评价︰「建国的宗旨极为明确。」当时，他并不了解国民党，只知道那是中国的执政党。
随着对中国的认同日益明显，叶盛吉对日本的国仇家恨也日益加强。1944年9月19日，他写道：「全东亚人民将会从错误、虚伪的历史的压抑下解救出来。大理想的实现，绝不是把臣属于自己的民族之增加，称为『共存共荣』」；30日，他再写道︰「忆及幼时多少怨恨，皆深入骨身，难以忘怀。家严对虽口中不语而实相轻侮者，语音愤怒。家慈则至死咒骂不绝。」1945年3月，叶盛吉从二高毕业，并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4月入学后，他又被任命为全医学部的教练中队长，但是他对中国的认同已经不可能被日本人对他的重视所改变。6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感受我race（民族、人种）力量之强大，莫过于今日。……对自己之使命感更深一层矣。……余意已决，坚决战斗到底矣。」至此，叶盛吉不但确信自己是中国人，也下定决心为自己的国家奋斗到底。
据杨威理回忆，1945年8月，在日本战败约十日前，他俩私下讨论战后的问题，「对于中国在战后的雄飞，丝毫没有怀疑」。10月19日，叶盛吉写道：「中国的前途、台湾的建设，可能存在着不少困难。然而，为了正气，我要奋进到底。」1945年年底，叶盛吉在日记中写下一段总结：「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祖国迎来了辉煌的胜利。这一伟大努力的结晶，必将成为下一个时代雄飞的力量，对此我们都深信不疑。」面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满目疮痍，他认为我们不能只看表象，还要看到那「潜流在深部的民族的动向」。
这是一个没去过中国大陆，也没受过中国教育，日文远比中文流利的22岁台湾青年对祖国的决心与信心！
1945年6月3日，叶盛吉在其日记中写道（见红线处）：「余感受我race（民族、人种）力量之强大，莫过于今日。……对自己之使命感更深一层矣。……余意已决，坚决战斗到底矣。」
叶盛吉与二二八
怀着对中国复兴的期待与使命，叶盛吉在1946年4月8日回到台湾。然而，当天他在日记里用中文写下从基隆港上岸的第一印象却是：「在港头见着国军没有实力，幻灭的悲哀。」但是「幻灭」的，只是他对国军（或国民党）的期待，不是他对中国的信念。
叶盛吉回台后，立即察觉台湾人与战后来台的大陆人之间的隔阂。他在日记里也常用当时台湾人蔑称外省人的「猪」、「阿山」，有时还用更隐晦的「山」或德文的Bergmann（山人），甚至简写为「Berg」或「B」。但是，他并不把所有的外省人都等同国民党，更不认为这些人代表全体中国人。这种异于其他台湾人的认知，表现在他对「二二八事件」的态度上。
叶、杨二人回台后都转学到台湾大学医学院（1946年12月杨再去北京大学经济系）。由于叶盛吉的领袖气质，使他先后当上了台大全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医学院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等职务。以他对中国的关怀，他当然想引导同学关心、参与公共事务。
1947年1月9日，因上个月发生在北平的沈崇事件2，台北学生也上街游行。不过台大医学院学生却以考试在即为由，没有积极参与。叶盛吉在日记中有感而发：「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在各地引发的反美示威，也波及台北。医学院的许多人仍然采取超然的态度，令人十分遗憾。」一个多月后，「二二八事件」爆发。他在2月28日的日记写道：「必来之时日来矣！此至堪纪念之一日也！」根据他在事件期间的日记，他应该都有到场，但是这回他反而没有积极动员同学参与，只是每天记下所见所闻，似乎采取了「超然的态度」。乍看之下，叶对「二二八」的态度实在难以解释。
「二二八事件」平息后，他仍在日记中记下政治要闻，可见他一直关注国家大事。9月23日，叶盛吉在日记写道：「……我不愿仅止于一介论者，而只想成为一位实践者。」（《日记》七，页515）从沈崇事件以来，在叶盛吉心中「熊熊燃烧」的，始终是他对中国的关怀与使命感。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席卷全岛的「二二八事件」反而持旁观态度。
「二二八事件」无疑是台湾民众群起反抗「中国国民党」当局的大事。但是，「中国国民党」包含了「中国」与「国民党」两个因素，参与事件的台湾民众究竟反对哪一因素，这是探讨「二二八事件」前因后果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从事件初期各地涌现的无差别打杀外省人的现象可以看出：相当大比例的台湾民众反对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外省人」（中国大陆人）。反之，大陆学者张海鹏教授指出：「这次事件虽然可能受到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反蒋形势的影响，但不是共产党策划与领导的。」3所以，坚持只反「国民党」而不反「中国」（外省人）的中共地下党人虽然也参与其间，但并非此次事件的主导力量。这就是关心中国的叶盛吉密切关注此事件，但却始终保持旁观的原因──因为他只反国民党，不反中国（外省人）。
叶盛吉知道当时台湾人对「大陆人／外省人」的反感，所以他在事件爆发时写下「必来之时日来矣」。但是当时他尚未参加中共地下党，又反对把矛头指向外省人，所以只能旁观。后来他在1948年9月去京、沪、杭一带参访，于6日的日记中对台湾岛内社会矛盾做出总结。他认为大陆有明显的阶级问题，但是台湾的阶级问题却隐藏在「拟似民族问题」中：「在台湾，我们过去把日本人称作狗，现在则把外省人称作阿山（按：原文是「猪」），把他们当作憎恶的对象。来大陆之后，才了解到，所谓阿山（「猪」）这种说法，是不值一笑的。也就是说，在大陆，由各class〔阶级〕的人合起来形成一个社会构造。……这里只有阶级问题，却不存在race〔人种、民族〕问题。但是，在台湾，生活上微小的差异，很容易与race问题纠缠在一起，进而铸成race之间的憎恶。这是因为所谓外来者〔指国民党集团〕形成了一个统治、乃至支配的阶级。外来者本身并没有一个自己的社会构成。因而，race间的憎恶，是先于class之间的憎恶的。」换言之，就全中国而论的「阶级矛盾」，在与中国大陆隔绝半世纪的台湾岛上却表现为（拟似的）「种族（认同）矛盾」。这就能解释何以「二二八事件」初期有许多外省人被打杀，日后台独又不断将此事件拿来炒作认同对立。事实上，直到今天，台湾岛内的主要矛盾还是认同问题而非阶级问题。甲午战争日本据台造成的民族撕裂伤口，至今仍未愈合。（参见本期吴启讷〈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社会主义视角下的台湾议题〉。）
叶盛吉的〈内地归来〉一文，刊登于1948年11月27日的《台大学生新闻》第二版上。
叶盛吉与中国共产党
叶盛吉在东大医学部结识了原籍台湾新竹的学长刘沼光（1921-1991）。刘在战后也转学到台大医学院，继续与叶来往。刘与杨可能是对叶盛吉的左倾影响最大的两个台湾人。
「二二八事件」后，叶盛吉对国民党更加憎恶。1948年7月，去北大读书的杨威理回台省亲，与叶盛吉一如既往纵论家国天下。8月30日，叶对杨说的一句话，让杨终生难忘。叶说：「只要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抵死我也要坚持走下去的。」就在当天日记里，叶盛吉以英文写下「System！」杨威理分析：「这个词具有组织、系统和机构的意思。……他的死刑判决书上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在9月间，但System这个词则出现在8月30日。从时间上看，System这个词，似乎只能解释为『党的组织』。叶盛吉是用这个外文单词来表述他自己要入党的决意吧。而且，那个惊叹号，再明确不过地反映出他入党意愿的坚定。」不久，刘沼光介绍叶盛吉加入中共地下党。刘离台后，叶成为医学院支部负责人。
就在叶盛吉写下「System！」的两天后（9月1日），他与另四位同学赴大陆参访。也许因为他已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可能已入党），虽然此行参访的正是崩溃前夕的「国统区」，但是他对中国大陆的感受不但没有「幻灭」，反而相当正面。9月6日他虽然在上海看到了鲜明的阶级问题，但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楼、商店与人潮都不仅是表现出表面的样相，背后包含有对我们而言深不可测的底蕴。」（《日记》八，页254）8日他从上海赴杭州，写下「祖国的天空真美丽」。（同上，页258）他对西湖之美尤其赞不绝口，甚至认为比日本类似的景点更美。10日，他参观了完全由中国工程师（茅以升）设计的钱江大桥，「工程浩大，其高度、规模与设计的独创性真的值得一看。中国人其实很杰出，更深感重点在于政治问题。……我在这趟旅程中，中国人大多给我温顺，正直的印象。……这个庞大民族的伟大工程师被自己的内耗所消耗。感觉在此政治第一，而蹉跎了使民族兴隆的良机，真是非常可惜。」（同上，页269-70）离沪返台的23日，他又写下：「中国人是精力充沛的国民，但这精力产生于自身民族之中的生存竞争，从内耗中产生，且这种精力不会对外发挥。但如果这种精力有不再消耗于内耗之中，而能对外发挥的一天，就是中国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发光发热的一天。政治统一与安定的日子，以及蓬勃发展也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同上，页299-300）
终止中国的内耗（国共内战），使中国人在世界历史上发光发热，人民能过上政治统一与安定的日子，就是叶盛吉找到的「正确的道路」，而且他也确实坚持到死。
1948年8月30日，叶盛吉在其日记中以英文写下「System！」（见红线处）
叶盛吉被捕与就义
叶盛吉入党后外表看来一切如常。1949年4月，省立师范学院及台大学生与警方冲突而爆发「四六事件」，国民党宪兵入校捕人。叶盛吉日记从3月的学生抗议游行开始记载此事，但看不出其具体参与程度。6月，叶自台大毕业，在台大附设医院工作。12月24日，叶到台南与郭淑姿结婚，婚后不到二十天即北返，但郭已有身孕。1950年4月13日叶辞台大医院职位，前往屏东潮州的疟疾研究所任职。
在此期间，叶在1950年1月23日吸收学弟颜世鸿入党。据颜自述：「我是一个偏于无政府主义者拉斯金的崇拜者，本来应与布尔什维克和毛泽东毫无关联，我是在人生经验及逻辑上输了他，也服了他的人格，才被他收取为徒弟。」由其用词（「徒弟」）可见颜对叶佩服之程度。六天后（29日），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干第一次被捕，后又脱逃；2月再度被捕，随即叛变，使整个地下党组织瓦解。
5月13日，国民党当局宣布侦破了八十多个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同日，台大医院四位医师许强、胡鑫麟、苏友鹏、胡宝珍被捕，另一医师郭琇琮（台北市工委书记，直接领导台大附属医院支部）早已于2日被捕。他们都是叶盛吉的老师或学长。叶本人在29日于潮州疟疾研究所被捕，颜世鸿则在6月21日被捕。
叶、颜之案只在9月3日开过一次庭。当天，叶盛吉在走廊上与颜世鸿擦肩而过，他细声对颜说了一句：「一切都推在我身上」。结果，叶在9月16日被判无期徒刑，后因他是支部书记，于11月6日被改判死刑。颜世鸿被判刑12年，实际被关押13年7个月。
当叶盛吉被捕四个月后，10月2日其子叶光毅出生。叶盛吉身陷囹圄而得到「踵继余志」之「血嗣」，高兴异常，他于9日写信给岳父郭孟扬：「现在我在我的前途发现一条光明的路了。……我充满了光明，我一时忘却了我是在狱中了。」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他在10月24至27日（27岁生日前后）用日文写了两万字的〈Autobiography（自叙传）〉，将日本战败为止的生平经历作了一番回顾，最后一页写着︰「日本败战及中国的胜利，以及台湾的光复，给我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今天仍在持续进行中。」最后写上：「献给忍苦的淑姿，还没有见面的我儿光毅。父亲字。」显然他是要让自己的妻儿明了他寻回自己「中国人」认同的心路历程。（见下段组图之上图）在被改判死刑后，叶盛吉又在11月12日以不纯熟的中文写了一封至情至性的信，给那「天真可爱的光毅儿」，并将此信夹在一本圣经上，用领带捆在腰际，走上刑场。这就是更鲜明地坚持要以一位「中国父亲」的身分，写遗书给无法亲见的「中国儿子」！叶盛吉的国家认同竟是如此强烈，令人动容！
1950年11月29日黎明之前，叶盛吉和十名难友被押往马场町。一位堂堂正正的台湾省籍中国人、忠于中国的共产党党员叶盛吉，就此结束他短暂、壮烈的一生。
1950年11月12日，叶盛吉用不纯熟的中文写给素未谋面的孩子叶光毅的信。
我们如何面对历史与英烈
叶盛吉们就义70年后，台湾岛上已是一片墨绿。不论是当年以白色恐怖迫害这些英烈的国民党，还是后来接收国民党特务单位的民进党，都没有任何动机要保存、传承、发扬这些英烈的历史与精神。反之，民进党只想以这些左翼爱国人士的受难史来批判国民党、为台独服务。在今日台湾，我们遂看到以下几个令人忧心的现象：
一、虚伪的「转型正义」增添不义
在民进党当局的「转型正义委员会」运作下，叶盛吉们的案件只是基于程序理由（非军人不应受到军事审判、审判过程不合「正当法律程序」等）而被平反，但他们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仍被视为错误。换言之，民进党只在程序上否定了国民党当年残杀这些共产党英烈的合法性，但在实质上不但不否认甚至还继承、发扬国民党「反共」的正当性。
回到抗战胜利之后的历史现场，我们必须严正指出：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会的各党派都已在和平建国、和平制宪的五项政协决议上签字。但是字迹墨沈未干，国民党就一手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内战。这个历史罪责就在国民党。（参见《远望》2017年4月号、5月号〈档案中的内战责任（上、下）〉）。连国民党党史会出身的历史学者蒋永敬，都不得不承认中共在政协后的若干举措（对党内指示「即将参加政府」、与支持政协决议的国民党人合作、反对国民党内的反民主分子、暂停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等）「有其正面的意义」。反之，国民党在该年3月的六届二中全会中对政协决议的「宪草原则」做了重大修改，「这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大翻案4」。国共哪一方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内战，哪一方就是背叛国家、背弃人民。无庸置疑，那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
因此，叶盛吉们选择参加中国共产党，就是要终止国民党挑起的不义内战（内耗），使饱经战乱的国家重回正轨，符合抗战胜利后的全国公意，具有完全正当性。真正的「转型正义」，应该挞伐的是「体制性不义」，亦即「内战体制」5，而非刻意忽视这个体制的不义目的（该体制的迫害对象正是由其目的所决定），仅只揪住其形式上的「威权」大做文章。（参见《远望》2020年3-6月号社论〈量身定做的「正义」不是正义〉。）
总之，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只是把不义的「内战」转换为更加不义的「外战」。当年为了救国而横尸法场的叶盛吉们，仍得不到真正的正义。
二、英烈的历史遭掩盖、扭曲
以叶盛吉为例，前已言及，他在临终的〈自叙传〉末尾写道︰「日本败战及中国的胜利，以及台湾的光复，给我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这篇自传被颜世鸿译成中文，收入他自费出版的回忆录《霜降》中。但后来台独的「郑南榕基金会」将此书重编，改名《青岛东路三号》，并在2012年7月正式出版时，竟擅自删除上句中对于叶盛吉的国家认同极其重要的「以及台湾的光复」数字。（见该书页278）于是，台湾人似乎又成了「日本败战」及「中国的胜利」的旁观者，身分模糊。
此外，在中研院台史所许雪姬、王丽蕉的〈叶盛吉日记的整理、翻译与解读〉（《日记》八，页22-49）中，提到叶在1948年大陆行中，「他对中国大陆的第一印象是『异国他乡』的感觉」。（同上，页30）但是明明在其日记中，他都称大陆为「国内」（同上，页220、223、306），所谓「有前往异国之感」是他在9月1日于基隆上船时的感觉（同上，页233），根本不是他看到大陆的「第一印象」。并且，《日记》的译笔比《双乡记》中陈映真的翻译生硬许多，叶盛吉日文原文的情感往往因此流失。更重要的是，叶盛吉许多思想论述是写在日记中的「手记」，但是《日记》却不翻译这些手记，使不通日文的读者无法读到这些经常带有火花的文字。
比掩盖更严重的，就是矮化、扭曲。例如：
（一）把叶盛吉们参加中国共产党说成是因国民党太坏而别无选择，意味着他们是「一时糊涂」，甚至被诱骗才参加共产党。因此，叶盛吉们的死就成了无谓的「悲剧」。对此，叶光毅多年来不断强调他的父亲是有意识地加入中共，因此「毫不冤枉」，他并且引以为荣。然而，众口铄金，害叶盛吉真正「蒙冤」的，竟是他慷慨就义六十多年之后的「转型正义」！
（二）为了说明叶盛吉因加入中共而死是一场「悲剧」，有人又指叶在牢里写了悔过书、承认错误。但是，一个党员的党性如何，要看他是否保守党的秘密、是否出卖同志，不是要求他去做无谓的牺牲。好党员固然不怕死，但是一味求死也没意义。在1950年的「邮电案」中，中共直接派来领导邮电工人的计梅真就对王文清说：「你们要自己爱护自己。……不管十年二十年或一生都要活下去。」6因此，叶盛吉写悔过书何错之有？他对颜世鸿那一句「一切都推在我身上」就已道尽了他对党的忠诚。
（三）还有人说叶盛吉入党后并无特殊表现，也只吸收了一个党员，他因此被杀实在冤枉。但任何对中共党史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在革命低潮时，「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就是党员的义务。更何况，叶盛吉没什么「特殊表现」也不见得就是事实。难道跟国民党特务斗争，还要像公务员办业绩一样记载在册、申请奖金？
（四）从1950年9月起，叶盛吉们被允许每周与家属通一次信。叶盛吉写给妻子、父母和岳父母的信，至今还保留二十余封。笃信基督教的岳父母在写给叶的第一封信，就劝他「读圣经、祈祷、悔改」。从那以后，叶盛吉每次回信都告诉他们，自己天天读经、祈祷，信尾必写上「阿门」。也许又有人说：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怎么能信基督教？叶既信了上帝，表示他思想已经动摇。然而，杨威理果断指出：这是叶盛吉体贴他人心意的表现，决不意味着他在狱中开始皈依基督教。
事实上，在1949年12月7日，叶盛吉还写信给岳父透露了重要信息：「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因限于当前时局，难以充分说明）在暗中存在。这一更为根本、更为重大的问题，即使现在尚未表面化，但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还是要去面对的。（按：这显然是指他参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事）……所谓宗教、皈依信仰和祈祷这些事，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被捕后，1950年10月23日，叶盛吉给在狱中的颜世鸿捎了一封日文信，写道︰「我每个礼拜都给父母、岳父母和妻子写信，他们恐怕是对我的事况（按：指加入中共的原委）并不很清楚。这正是最叫我挂心和遗憾的一点。尤其，岳父母和内人都是基督教徒，很难让他们理解我的心情，而且现实上也不能让他们理解的。我每次写信回去，在下笔之前，都考虑到怎样写才能安慰他们。为今之计，一切但愿能让他们一家能够安心而己。然而，有一件事要请你牢牢记住。我现在的思想感情，和过去一年多来同你交谈时的思想感情，没有任何变化。此事你最清楚。……我有一事相托，即来日请把我的这思想感情好好地转告我的家属，也好好地向我的朋友说明关于我的一切事况的始末。……请保重身体，祝愿你健康，而且一定要好好地坚持到底。」杨威理指出：此信表明，叶盛吉已经预想到最坏的情况，但他丝毫没有变节茍活的念头。
三、台湾历史的话语权正在流失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独以发掘史料为名，大量出土、出版呈现日本殖民者观点或对台独有利的史料与研究；他们又以保存史料为名，搜集、抢占岛内国民党政权、左翼爱国主义，以及台独运动的史料，然后依据其政治需要决定哪些可公开、如何公开。岛内经历当年白色恐怖的左翼人士凋零殆尽，幸存的如颜世鸿又多年乏人闻问。他们的手稿、史料若再不征集、抢救，恐怕迟早散失，或落入独派「学者」之手，借着垄断史料、扭曲史实，以建立符合台独史观的话语权／诠释权。因此，抢救、保存左翼爱国主义者的史料，刻不容缓。否则，将来统一以后，中国人将如何重建台湾史？如何接续岛内爱国主义传统？如何凝聚两岸人心？
上图为1950年10月27日，叶盛吉在狱中用日文写了两万字的〈Autobiography（自叙传）〉，自叙传末尾写道︰「日本败战及中国的胜利，以及台湾的光复，给我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红线处）颜世鸿将叶盛吉的自传译成中文，并收入他自费出版的回忆录《霜降》中。下二图则为台独的「郑南榕基金会」将此书重编，改名《青岛东路三号》，并在2012年7月正式出版时，删除上句中对于叶盛吉的国家认同极其重要的「以及台湾的光复」数字。（见下图右。见《青岛东路三号》，页278。）
结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台湾人并未缺席。他们就是至今鲜为人知的「叶盛吉」们。叶盛吉以其留下的手稿、文书，把他短暂一生的觉醒过程真实地呈现给后人。他的存在告诉我们：反独促统不能只靠「惠台让利」与《反分裂国家法》，还要发掘、启发更多的「叶盛吉」。具有高度自尊心与是非观念的台湾人，才是岛内统一运动的真正力量。
今年3月我们探望了高龄94岁的颜世鸿先生。他刚动过第二次癌症手术，身体极度虚弱。他所实践的，就是71年前叶盛吉在牢里告诉他的「一定要好好地坚持到底」。透过这位老人的坚持，我们得以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年仅27岁的叶盛吉的人格感召。
叶盛吉初访大陆时，能在崩溃前夕的国统区看到中国的潜力。颜世鸿先生则在2006年底写下〈回顾一生〉。他写道：「心内总是有一个愿望，要看看2020年的中国如何。一个出生在日本殖民地台湾的人，自小已经自认为是中国人，不是想看中国如何强大，心内如今仍是期望中国人能正正堂堂的为这世界和平做一份贡献」；颜老结语：「2020年如无战争，或大乱，中国不管外国的褒贬如何，应是可以建成一个小康社会。这是我的祈望也是信念。」正因颜老与叶盛吉一样，对中国具有同样坚定的认同与热爱，才使他在15年前就能预言2020年底中国大陆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中国大陆没让他失望，即使2020年并不平静，但中国大陆仍如他所愿──也如他的学长叶盛吉在天之灵所愿──如期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习近平在今年七一讲话中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作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71年前的的叶盛吉们（包括颜世鸿先生），就已经在台湾树立了「作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的典型。
2019年初，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中说：「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共用民族复兴的荣耀。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颜老先生已经看到小康社会。他两次手术之后坚持化疗，必定是期望再看到台湾问题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远望》团队于今年3月南下探望已94岁高龄的颜世鸿先生，病榻上的颜老得知「党」没有忘了他时，他吃力地举起了手，对着镜头敬礼。他实践了71年前叶盛吉在牢里告诉他的「一定要好好地坚持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