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未曾有如今天这么强大，中国政府对国家的治理未曾有如今天这么有效，中国人民的经济状况不曾有如今天这么丰裕，中国百姓所凝聚的国族意识也未曾有如今天这么坚固。这些事实让许多爱国人士以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似乎日趋水到渠成。

无奈中国这位巨人的身上，仍有两处自1840年以来迟迟尚未痊愈的创伤，时时牵制他的一举一动。即便如前所述，中国具有总体局面的优势，但只要台、港两地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引发新疆、西藏等地的分离主义，就暴露出巨人的致命伤。

今日香港确实可能是明日台湾

凡对台湾、香港局势越有深刻体认者，就会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越担忧。台湾问题绵亘70年，岛内目前反对「一国两制」者（也就是反对统一者）超过八成。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局面转好的机制、动能并不存在，台湾问题的复杂、困难程度，不言可喻。至于形体已经回归20年的香港，心灵并未回归。近日的「反送中」暴动，显示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急遽恶化，且正在向台湾「看齐」。分离、反中意识现在不只充满台湾岛，更溢散到越来越多香港年轻人的脑海里。台独、港独的桴鼓相应、互为表里，更是北京的棘手问题。

独派常用「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一语，恫吓台湾人切勿接受统一。此话虽然颠倒是非、用心狠毒，但却具有警惕北京的极大正面意义。众所周知，在回归前夕，港人认同中国的比率远高于台湾；从回归至今，香港历任特首都不是分离主义者；从回归至今，支持统一的建制派议员，一直多于敌视祖国的泛民主派议员。但即便香港拥有比台湾更正面的上述条件，港独势力却从1997年以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与时俱进」。反观台湾，日后两岸一旦统一，根据北京以往的承诺，台湾将比香港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不幸的是，台湾目前具实力的政治人物非独台就是台独，议会里对北京友善的议员，屈指可数。无论以何种方式统一之后，除非北京从香港学得教训，坚持台湾必须谨守「一国」才能享有「两制」，否则在宽松的「台人治台」框架下，台湾政客挑拨反中情绪骗取选票的情况，以及民众无由对北京孳生的敌意，只会比今天的香港更严重。届时面对有心人的任何煽动，台湾社会将无任何反制、纠正的力量，这和统一之前的今日台湾，如出一辙。「明天的台湾」只会比「今天的香港」更混乱、更反中。

果真如此，那么对付台独、港独之道何在？

硬实力：反独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把大陆建设得更进步、对港台更多的交流与让利、使中国国力追上（甚至凌驾）美国，是最常被提及的解决之道。可惜这些做法并不管用。因为从改革开放迄今，前述三项方案都有长足的进展，但是台湾的分离意识却比40年前更强烈；以往不存在的港独，也在大陆最进步、国力最强盛、北京对港最仁至义尽的今天，盎然发展。

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必然会继续进步，但这只是解决台独、港独问题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从独派与反中外国势力手中抢回话语权，才能反独促统，也是北京的当务之急。中国必须掌握话语权，才能收复民心，让大众相信自己的国家所宣传的「事实」，且臣服于北京设定的价值观与道德正当性。如果掌握话语权，中国反独促统的努力就能事半功倍。如果丧失话语权，中国就只能在敌人搧风点火的阵地里，被动挨打、左支右绌。

争夺话语权是一场没有烟硝味的战争。以往有些大陆官员以为「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体制的良窳、中国发展的成就，日久渐明，不必浪费口舌去与别有用心或脑筋不清的反中势力辩驳。此话在昔日或有几分道理，但在网路科技、自媒体流窜，且极易积非成是的今天，则大大不然。这场没有烟硝味的战争，所要捍卫的阵地，绝不是实体战争捍卫得了的。西方人取笑中国大量出口电视机，却无法出口电视节目。中国有熊猫，也有功夫，却没拍出「功夫熊猫」这种影片。制造业显示的是硬实力，但左右人心的却得靠影片、话语权。

又有人说，中国的发展尚未与西方并驾齐驱，更别说超越西方，所以很难掌握话语权。此说不然。在网路科技尚不发达、中国仍然贫穷落后的年代里，中国的一些话语在国际上反而有着超乎自己实力的影响力。例如1950年代北京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年万隆的亚非会议上，中国说服大会把「求同存异」定为各方相互关系的原则并写进会议公报；1960年代毛泽东思想深刻影响西方学生运动，毛的著作成为显学；当时中国的反殖、反帝、反霸主张在第三世界得到普遍响应。以上往例说明：话语权是塑造有利于己的道德正当性，与国家的贫富强弱无必然关系。

反中势力掌控话语权　台港天翻地覆

反中势力掌控话语权以来，不费一枪一弹，就已把台、港搅得天翻地覆，且拖住中国的发展脚步。北京即便有再强的军力与经济力，也无从制敌，无处反击。反中势力设定的话语权极为绵密，兹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一、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人民应享有充分的（不是条件式的）自由、民主。

二、尽管经济快速提升，但中国仍是不文明国家，中共仍是专制独裁政权，中国人民无法享有自由、民主、人权。

三、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是落伍思想，一国是否可爱，取决于该国国民是否享有（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权。

四、先进国家讲求自由、民主、人权，他们的政府不需要（也不会）推动意欲左右人民意识的「爱国教育」。

五、巩固国家安定、追求国家统一是中共专制、独裁的借口。

六、拒绝专制政权是香港人民的权利，拒绝被中共统一才能保有台湾价值与生活方式。

凡是熟稔中国近代沧桑史、稍具国族意识、未被西方话语权挟制，且对于中华民族如何复兴曾用心钻研者而言，都知上述论述每段都犯了严重谬误。中国人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也为了提供人类另一种异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不但不能接受上述谬论，更应奋力阐述下列事实与理念。

破解反中势力话语权

壹之一、自由是一种秩序，必须有其前提条件及界限，人类社会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再说，国家有了自由，人民才可能享有个体的最大自由。

壹之二、民主只是一种政治程序（如何产生政府），并不能保证由此程序产生的政府的能力与品质，且若将「民主」等同于「普选」，则更有可能陷于民粹陷阱，因此不应该、不值得把它奉为普世价值。自古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所秉持的民本思想（政府如何造福人民），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

贰、中国近40年来的快速发展，证明它的政治体制必有其优点，并非如外人所指控的那么不堪。评断中国人民是否享有自由、民主、人权，不该引用西方标准。若以中国的标准衡量西方，西方亦不及格。至于中国不文明的偏颇印象，主要来自外界对中国异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歧视与曲解，以及14亿人中不可避免尚有未受教育、未具现代化观念国民的言行。如果考量西方自18世纪以来兴起过程中的以邻为壑，对照于历代中国所主导的天下秩序，以及近年中国崛起完全来自胼手胝足、不折腾他人的过程，谁文明、谁不文明就一目了然。

参、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百余年被外人蹂躏的悲惨岁月，至今伤痛仍未抚平，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松散文明国，人民缺少现代国家的观念。反之，西方自1648年的《西伐利亚条约》以来，就逐渐形成凝聚国家民族意识的现代型国家，他们用这种有组织、有效率的力量东征西讨、富国强兵。现在中国强调爱国主义、追求国家统一，已经比列强晚了数百年，如今为了摆脱外人欺凌，为了后世子孙永享自由、民主、人权，当然必须效法西方曾藉国家主义图强的历史经验。西方岂可过河拆桥，得了便宜又卖乖？

肆、如前所述，先进国家已经完成国族意识的凝聚工程，故可好整以暇讲究小我的自由、民主、人权。他们并非不讲究爱国教育，但因为他们雄立世界已久，没有立即威胁国家生存、统合的因素作祟，并且长期掌握「普世价值」的话语权，因此可以优雅、迂回、不着痕迹地推行爱国教育。这和中国所面临的险峻局面完全不同，无法相比拟。台湾、香港强大的反中、分离意识，不但威胁中国的统一，甚且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由于治权尚不及于台湾，北京坐视台独意识蔓延乃是不得已，但怎可再让已经回归祖国的香港继续孳生分离意识？香港政府推行公民教育、进行国安立法、修改逃犯条例，完全合理、合法、合宜，但这些计划却被污名化且被彻底推翻。另外，爱国与自由、民主、人权并不冲突，它们处于不同层面，但有心人却把前者丑化为后者的对立面。北京与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竟然受制于反中势力的谬论，有志难伸，就是因为没有掌握话语权。

伍、巩固国家安定、追求国家统一是1840年以来中国的最高国家目标。百余年来，最具使命感也最有能力达成此目标的是中共政权。凡是以国家、民族为念，不被党派之私捆绑、不为西方理念迷惑的中国人，都应支持最能带领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政权。中共是否专制、独裁的问题，很大部分是反中势力炒作出来的错误印象。论者更不应忽略大国治理与发展的不易，动辄拿治理小国或已开发国家的标准要求幅员广阔、族群复杂的中国。何况美国研究机构PEW历年来所做的调查，各国公民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程度向来都以中国最高，且远高于所谓民主国家公民的满意度，可见中共专制独裁、西方自由民主的简单比对并无意义。

陆、台港反中势力先已决定不与大陆同「一国」，不与中国休戚与共，「两制」的善意自然被他们嗤之以鼻，中共的「专制」遂成为他们反中的最佳借口。北京应该主动大声阐明：「统一是最高的道德」（胡佛教授语），中共是否专制和中国应否统一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不该混为一谈。以低层次的问题干扰高层次目标的追求，本身就是不诚与不道德。何况反中势力一再有意（或无知）地把一国两制曲解为「北京对台、港事务一概不得干预」，只要北京或香港特区政府推行些微与「一国」相关的政策（包括「一地两检」和这次打算修改逃犯条例），就被敌对者抹黑为破坏一国两制。须知「一国」是「两制」的底线，如果任何联系港、陆的政策都不能推行，中国收回香港究竟有何意义？再者，「中共专制」乃是不实、过于简化的指控。北京承诺港、台在回归之后沿用既有（但不准反中）的制度，这种宽容就与专制的指控相矛盾。又，基于「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原则，北京原本不必也不宜指称、批评「中华民国」，但为了拆穿台独、独台假借「中华民国」招牌拒统的虚伪，北京应该主动明白指出：「做为中国分治政权之一的『中华民国』已被偷梁换柱」、「拒统有违『中华民国』立国精神」、「『中华民国』不该沦为中国的对立面」等事实与道理，让更多世人看清毁灭「中华民国」的是台湾的蓝绿政客，不是北京。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因

与反中势力散播的谬论相比，「中国论述」虽然义正词严，但相对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原本「劝人和好」就比「见缝插针」困难，挑拨「兄弟阋墙」就比「化干戈为玉帛」容易。另外，反中论述多诉诸市井小民能体会（但不见得被正确解读）的生活经验（如自由、民主、人权），中国论述却必须先有许多历史铺陈，以及国际政治经济背景的分析，才能说明白。反中论述只从小我出发，无限扩大小我的意义与重要性，这正与百年来流行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契合，故容易说中人心。中国论述兼顾大我（国家民族）与小我（个人），为了长远的大我利益，有时必须牺牲小我的短暂利益。再加上自媒体与社交网路平台的风行，非常有益于轻薄简短论述的流传。在耸动性重于正确性、风趣活泼重于言之成理、错误资讯可轻易掩盖正确资讯等现代网路特性之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劣币驱逐良币，反中论述原本就比中国论述易于传播，中国想要抢回话语权注定难上加难。

台湾少数统派人士以及大陆某些专家、学者确实一直努力于建立中国的话语权，但是效果不彰，因为台湾与西方的大众传媒非他们所能主导，他们要阐释的道理又比反中势力的信口雌黄更深奥难懂。在现有恶劣环境之下，大陆官方（及官媒）遂成为可以扳回话语权的唯一希望。大陆官方的言行必然引起各国及港台媒体的瞩目，他们具有创造、主导议题的有利地位，官方打头阵之后，两岸民间人士可以接续新闻热度，呼应、阐述、扩展官方的论述，逼使媒体进一步讨论官方原创的议题。

今后大陆官方应该善用每一新闻事件，改变四平八稳的立场宣示，不做被动性防御，多多主动出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接地气、老妪能解的词汇，恺陈中国论述。2008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上，以平民化的语言提出「不折腾」一说，引起国际社会媒体的热烈回响。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时，曾说「太平洋够大，可容下中美两国」，这是阐述共存共荣的「天下观」时，极恰当、极通俗的比喻。前述二例就是公众传媒用语的楷模，比起「套话」、「空话」或「官话」更能引起共鸣。

北京也必须正视、了解自己与各类分离分子之间最尖锐的矛盾点，针对此关键迎头痛击，揭穿对方的虚假与不义，塑造自己促统的正当性；切忌「与人为善」，误以为各种独派也是中国人，终会回心转意；也切忌各自表述立场，各说各话，留下「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局面，这对于扭转目前北京在台、港的负面形象毫无助益，对于压缩独派在台、港的版图也不见功效。

北京老生常谈　台港民众反感

历年来，北京一再宣示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的基础，一国两制是统一之后的最好制度安排，台独是走不通的路，大陆愿意和台湾共享经济发展的机遇，两岸血浓于水等等。对于已经认同中国者而言，这些话都属天经地义。但对于台独与独台信仰者而言，这些话则是老生常谈、马耳东风，北京一说再说，民众不但无感，只有反感。北京如果无法塑造「统一」、「一国」的道德正当性，「九二共识」就成为蓝营敷衍北京、北京自欺欺人的道具；「一国两制」就成为北京自以为善意但却被港台民众揶揄、排斥的笑柄。北京如果无法掌控话语权，无法改变人心，就只能坐视分离势力不断扩张，最终恐难避免诉诸「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统一问题。

请以下列最近发生的新闻为例，说明台湾社会（以及国际社会）早被反中话语权绑架的严重情况。在这些事例中，北京与分离主义者形同各说各话，北京平白丧失改变人心的时间与机会，分离主义者的谬论却积沙成塔、横行霸道。

反中话语权绑架台湾的实例

今（2019）年4月底宋楚瑜赴大陆，新华社刊出专访指宋同意习近平提议，两岸应进行「一国两制」政治协商，引发轩然大波。宋的亲信幕僚相继离去，宋于5月2日辞去资政，并否认自己在大陆提及「一国两制」。宋为亲民党主席，该党被归为「统派政党」，宋的「一国两制」疑云竟导致众叛亲离，台湾对「一国两制」的嫌恶可想而知。

5月23日韩国瑜受访时说，中美是两个大齿轮，他希望台湾成为像瑞士一样的永久中立国，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绞碎。被北京以及台湾非绿阵营赋予厚望的韩国瑜，从不遮掩其独台立场。宣称支持九二共识的韩，现在又向永久中立国迈进一步。被北京奉为两岸关系定海神针的九二共识，绿营嗤之以鼻，蓝营则视为欺骗大陆让利的敲门砖。

6月4日被视为「统派媒体」联合报以「『六四』卅年：民主应成为中国梦的制度堡垒」为题，发表社论。该文说：「六四民主伤痕至今无法平抚，让两岸裂隙愈来愈大……，『一国两制』无法成为『和平统一』的要件，『民主』才是两岸融合的长城。已回归廿多年的香港，『两制』仍不时冲撞『一国』，缘由莫不在此。」

6月15日韩国瑜针对香港「反送中」运动发表谈话，他高喊「拒绝一国两制，热爱中华民国，坚持自由民主，坚持和平繁荣」。他承诺如当选总统，保证一国两制绝不会在台湾出现，「除非Over my dead body（跨过我的尸体）」。

先前，韩国瑜未在「反送中」游行的第一时间发表支持意见，惨遭议论。参加国民党党内初选的郭台铭（不知是想为韩缓颊或是落井下石），说他曾在上次韩访香港时劝韩别进中联办。安排韩国瑜访港行程的叶匡时说，访中联办是当天临时决定，郭台铭应该不知道。靠大陆赚大钱的郭某，为了与韩竞争，竟然不惜表态疏离中联办。此举固然令人不齿，但韩营不敢为访中联办一事辩护，反以取笑郭的信口雌黄来转移、淡化韩进中联办的心虚。韩郭相比，实属一丘之貉。

6月19日联合报刊出「抵抗一国两制要靠中华民国」文章，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失败的，中华民国在抵抗「一国两制」和「中国统战」中扮演关键角色。

西方话语权下　中国得不到公平待遇

美国著名作家德瑞勒（David Von Drehle）8月20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习近平的选择：毁灭川普或拯救川普但削弱美国」一文，认为川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只是为了操控民粹、赢取连任的伎俩。川普的伎俩使美国利益（理性治国、厚植国力）与川普利益（成功连任）分道扬镳。中国如果与川普怒目相对，固然会毁了川普的连任美梦，但也会逼使民众抛弃、检讨川普的民粹治国，让美国步回正轨。反之，中国如果忍一时之痛，佯装败北，助川普连任，却可以坐等川普继续拖垮美国国力。美国的国运，竟然系于习近平的一念之间。

说过「太平洋够大，可以容下中美两国」的习近平，何曾想要操控、凌驾美国？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只想寻回自己应有的尊荣与地位，与各国共存共荣。如果中国真对美国回击，也是被迫防御、自保。可惜西方人士大多不理解中国的王道文化与天下观，德瑞勒因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错把习主席面对的艰难挑战，归诸于「他为中国设定了成为全球最强国家的目标。」

德瑞勒犯的第二个错误，是用不同标准看待中、美两国。美国政治体制的问题，已经因为川普的恣意妄为昭诸于世。但是包括德瑞勒在内的大多数西方人士，并没有因此虚心检讨西方政治体制，并且改以善意、客观心态看待迥异于西方的中国体制。德瑞勒此文仍对中国政府有许多不实指控，诸如他说：1989年北京学运以「屠杀」告终；中共在新疆制造了「集中营式的群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苦的总是人民」等。德瑞勒对香港问题的偏颇态度，更令人无法苟同。他反对北京以强硬方式处理「邻居」香港的问题，但他却写过一本畅销书颂扬以南北战争统一美国的林肯。德瑞勒虽然批评川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不智与不以国为重，但同一个川普却支持香港分离主义者，而港独分子也屡向川普「求救」。根据德瑞勒对中国不友善的言论和对港独的支持，可以想见他应会支持被他批评的川普「拯救」香港。在西方强势的话语权之下，中国永远得不到公平待遇与尊重。

争话语权必先具备文化与制度自信

前述几件新闻与言论，不约而同显示下列几项特性：一、分离主义者深受反中谬论鼓舞，已经判了「中国」、「统一」死刑。二、既然不愿与中国同「一国」，不管「两制」如何宽待台、港，都被解释为居心叵测。反中分子认定北京以「两制」请君入瓮，日后再用「一国」关门打人。（这就是韩国瑜抵死不从的原因。）三、历来北京为了反独促统所做的制式立场宣示，虽然义正辞严、苦口婆心，但毫无效果，并未打动人心，急需改弦更张。北京争夺话语权之战的对象，不只是台独、港独，更包含西方反中势力。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说：「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显然中共中央早就注意到「挨骂」的问题，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与着力点，仍有待努力。

台湾问题的「硬」解决，当然取决于中美大国博弈的结果。北京今后能否掌握话语权，或许并不影响两岸终归统一的结局。但是统一之后的台湾，是否成为更棘手的香港？目前纷乱的香港对祖国的认同将往哪一方向变化？它们都不取决于中国的「硬实力」，而是看北京是否掌握了话语权。

最后，话语权争夺战的本质固然主要是技术问题，但支撑话语权的基础，则是真真实实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中国大陆在面对台独、港独问题之前，不能不扎实做好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