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与中国的民族／族群概念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民族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习以为常地使用西文翻译过来的词汇「民族」来描述中国内部不同文化群体的现象，然而在现实中造成了相当多混淆，并且与中国的传统以及现实也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使用「族群」（也就是西人所谓「ethnic group」）来界定也许更为恰当。而要准确理解这两个词汇，则必须回归传统中国与西方的族群政治的差异上。
族群的议题，在亚洲与欧洲的传统世界中从来都不是重要的政治话语，直到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发展时代，西方开始建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1，才将人群与国家主权的概念连接在一起。当民族国家的概念出现，欧洲人努力朝建设民族国家的方向去奋斗时，同时期的中国也发生了自己的历史转型，从传统的天下国家逐渐转变成为有确定界线、确定人民的领土国家2。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亚洲面临源自西欧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挑战，发现西方人所奉行的民族主义概念可以成为动员民众维护国家的一种力量时，中国被迫中断了自身的历史演进进程，转向民族国家的建构方向。举个浅显生动的例子，如果把中、西想像成两个星球，原本两个星球没有往来，彼此文化差异巨大，但当太空技术发达之后，两个星球接触了，他们面临极大的冲击，被侵略的星球被迫去接受发动侵略的星球上的一些制度与文化，这就可以说明19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情形。
在传统中国里，汉人与非汉人的诸多语言、文化同存共处，儒家文化与佛教两大平行的意识形态在相互影响下并行不悖，当时中国的内部人群从未被定义成「民族」。直到西方民族概念进来后，中国人被迫重新审视内部人群之间的关系，才开始用「民族」去描述、定位内部的群体差异。这种定位后来却被日本以及西欧北美等外来势力利用，认为由于中国内部存在诸多「民族」，因而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或者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并不具备统治非汉人的合法性。在语言上，西方用「Chinese」来代替中文里的「中国人」，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并不相等，西人认为只有汉人才是「Chinese」，非汉人以外的满、蒙、回、藏以及西南苗、瑶等族群全部都是「Non-Chinese」。在这种描述下，西人跟日本人很自然地认为非汉人族群被中国统治乃是传统帝国体制压迫下的被压迫者。当然，这并不符合传统中国的真实样貌。传统中国不仅本质上是多元的，在多元当中汉人也并非一直是统治者。非汉人在历史上曾多次征服过汉人，成为汉人以及非汉人区域的共同统治者，诸如元朝的蒙古人与清朝的满人。但无论是汉人还是非汉人主导下的朝代，内部的多元对于统治者而言都是一种常态。与此相反，西方则视中国内部的多元为其漏洞、缺陷，以此为基础煽动中国内部的非汉人族群发展自身的民族主义，同时也鼓动汉人发展汉人民族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民党的前身革命派曾高调地声称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目标，主张把传统中国拆散，让各个族群各自建立民族国家，实际上就是汉人民族主义。1911年10月10日，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爆发；同年11、12月蒙古也爆发了一场革命，蒙古人主张要脱离中国统治，建立独立国家，并把辛亥革命的这一年叫作「猪年革命」3，借口其虽为清朝的臣属，但汉人既然要建立一个纯然的汉人国家，蒙古人自然没有义务要继续待在汉人国家里。
辛亥革命一结束，执政的革命派立宪派联盟立刻发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荒谬，于是改弦易辙地接受了原来立宪派主张的「五族共和」。事实上，「五族共和」就是清朝族群政治里的现实，也是建立共和中国所必须要走的道路。清朝的政治体系依靠满、汉联盟，加上满、蒙联盟，再加上西藏宗教因素的加入而建立，满、汉联盟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共同防范蒙古人，同时满、蒙也对汉人做一定的牵制。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汉人的人口资源与经济资源支持，由满人建立的朝廷是没有办法统治比今天中国面积还大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
革命派发现族群共存的现实即使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仍然不能完全改变，于是在1912年将「五族共和」作为中华民国族群政治的基本政策，塑造中华民族的基础。但一开始国民党还是抱持一些汉人中心主义观点，希望可以同化非汉人少数族群，以汉人为核心来建立中华民族。抗战之前，蒋介石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的塑造，包含两个理论：其一，汉、满、蒙、回、藏等在中国境内的族群，都拥有共同的祖先，彼此血缘上一致；其二，这些族群在近代拥有共同的历史经验，一起抗击过列强入侵。蒋介石著名的代表作《中国之命运》里写入了「同血缘，共命运」的论述，这个主张在当时受到了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质疑，宋美龄对于蒋介石出版这本书也感到很焦虑，担心可能得罪盟邦，但是蒋介石作为一个中华民族主义者，仍然坚持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其抗战和统治中国的正当性。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则主张中国族群是多元的，内部除了中华民族外尚且存在其他民族。这个主张实际上受到苏联民族论述的影响，我们若是将其放回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会发现存在一些盲点，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历史。苏联的民族史相对简单，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是透过「征服」。沙俄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征服了很多原来的前民族国家，将它们整合到一个大帝国之内，这个帝国大致完整地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继承，并采取加盟共和国体制，让那些前民族国家转型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下的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这些加盟国各自拥有国家主权，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能以会员国身分参加联合国，唯一的差异在于它所有的公民只能是「苏联公民」。这种情形跟中国历史不一样，中国各个族群相处的时间都在两千年以上，长期的相处使彼此间有非常密切的来往，而这种来往并不以国家对国家的形式进行，各族群长期交流融合最明显的阶段在于元朝。
元朝虽是由蒙古人建立的朝代，但元朝要切实统治中国需要很多人的辅助，首先是管理农业社会、工商社会的人才，由于蒙古人一开始不太相信汉人，决定从今天新疆、以及新疆以西大概到伊朗范围内的地区，引进穆斯林和突厥人，让这些名目上的「色目人」担任管理阶层工作，由此引进了很多非汉人的技术官员以及普通人。再者，蒙古与西藏结盟，邀请其加入统治汉人的行列，西藏利用藏传佛教融入中国，使得藏传佛教在元朝之后拥有了非常高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成为国教。蒙古人加上西域各族群的加入，成为联合起来共同统治整个中国以及汉人的统治阶层。不可避免的，元朝在中后期也必须借助汉人庞大的经济与文化资源，汉人从而加入蒙古人建立的朝代。现在教科书里一般都写元朝有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而新的研究告诉我们，这并非等级制，只是四种分类、四种圈子，圈子里的阶级大致是被打破的。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当后来汉人官僚增多，其中很多汉人是拥有蒙古人奴仆的。如果元朝是一个结构性的压迫体系，就完全不能想像汉人居然可以拥有统治民族的奴仆。
今天蒙古、新疆、西藏与中国的关系，并非西方人所描述的、以及很多台湾人所想像的由汉人扩张所造成，恰恰相反，这是由于汉人被蒙古人、色目人、西藏与西域征服所造成的，这些族群加入了蒙古人共同统治中国的行列。而这种统治也并非所谓的「民族压迫」，因为汉文化非但没有被消灭，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元朝境内最强势、影响力最大的文化，元朝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所尊奉的统治思想，同时带来一个平行的文化体系──佛教，儒家与佛教的并行共同影响了近古与近代的中国，成为近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基础与常态。
元朝时期，蒙古人、汉人、色目人与西藏人的相处，造成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们如果比较今天中国及其邻居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琉球，会发现中国的习俗跟这些地区有比较大的差异，比如日本、韩国常声称他们保留下来的传统要比中国更道地，诸如席地而坐与分食制；语言方面，日文、韩文与越南文使用了很多中国中古的字汇与概念，现代汉语反而不使用这些概念，而是蕴含了大量的契丹、女真以及蒙古语字汇，比如今天台湾经常说什么东西很优秀叫作「很棒」，实际上这个词汇就是从满语来的。经过各族群融合后的中国文化，已然与韩国、日本、越南、琉球等移植的中国中古文化产生了巨大差异。
反过来，我们去听现在的蒙古语、维吾尔语，其中也夹杂了非常多的汉语词汇。理论上，广西的壮语跟泰语属于同一语族的语言，两种语言非常相近，有一些群体甚至可以用口语互相沟通，但如果我们去听壮语以及泰语的广播，就会发现虽然可以听懂一部分壮语，却对泰语完全陌生，两者间的根本差异在于壮语极大程度地吸收了汉语的字汇，使得拥有相同文化的壮与泰，后来发展成为两个国家的不同族群。
这些都和元朝以来中国内部各族群的文化交流、高度交融有直接关系，这种关系在清朝时期被制度化，清朝将元朝以来各族群之间的融合，演变成完整的族群政治制度──「五族共和」。在「五族共和」的制度下，清朝的军队实际上规模很小，统治者认为优越的制度使其无须倚赖庞大的军队便可以控制边疆，因此清朝的税率也是极低的，大约3%的税率只能养非常小的军队。这种规模的军队在控制内部方面不会产生问题，但却无法有效应对列强的入侵，其组织化程度更是远远低于列强、以及后来居上的日本。「五族共和」制度被后来的中华民国以及中华民国的继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即使中华民国在建构中华民族时曾试图做出改变，却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转化中国内部族群之间的生态与族群分布状况。
中华民国统治期间，中国的人类学家们曾致力于研究中国境内非汉族族群之间在语言、文化与历史上的差异，这一研究成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族群分类时的学术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基本上改变了原来中华民国的两项族群政策。其一，「民族的同化政策」，在蒋介石的中华民族论述里，希望用汉文化来同化少数族群；其二，「行省化政策」，即行政一体化政策，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区域进一步推动从元朝延续下来的政治和行政一体化。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回归中国的传统、甚至于元朝以前的传统，承认文化的多元存在，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并且允诺在文化多元下的政治制度可以有巨大的弹性，由此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今天全世界在民族国家体系下所追求的是「单一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并且一个国家只承认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语言。相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继承传统，从来不把自己定位为「单一民族国家」，而是承认内部有56个不同的族群，这56个族群所使用的可能超过一百多种的语言，都应加以保护。不同族群的政治可以实行与直接行政管理制度不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省级自治区到地区级自治州到县级自治县到乡级民族乡，都有不同层级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区域有制度上一致的一面，也有根据每一群人、每个地域因地制宜的一面。此外，民族的多元政策也进一步扩展到解决殖民地的问题，即原理上与之存在一定相近之处的「一国两制」，香港方案、澳门方案以及设想中的台湾方案各不相同。这种制度设计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多元一体」。19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最重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家费孝通以「多元一体」来形容中国的族群政治，其与整个西方民族国家的一元一体，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
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对中国多元制度的批评与利用
关于在内蒙古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议题，近来欧美、日本、台湾等对此政策皆表示质疑。事实上，这些区域本身实行的却是「单一国家语言制度」，即教育体系中只允许使用一种合法的教育语言，不允许使用其他族群的母语来教导学科。美国、澳洲、纽西兰、加拿大等虽然声称其为多元文化，但是它们的教学语言只有一种，加拿大魁北克省虽主张以法文教学，范围却相当有限；台湾亦然，直到最近这些年才开始宣导多元的语言文化，但原住民的语言还有其他方言仍不能被作为教学语言来使用，事实上仍是单一化的。
相较之下，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体系长期存在双语教育、多语教育，即少数民族的母语跟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普通话并行。其中「汉语普通话」跟台湾所谓「国语」的概念不同，国语本身有国家唯一官方语言的定位，而汉语普通话只是中国境内百余种不同语言中、汉语各种方言中的其中一种，跟其他语言的性质差异在于，汉语普通话被视为各族群、各语言、各方言之间通用的共同沟通工具。中国的语言政策强调的不是单一，而是「通用」，事实上，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妥协，放弃母语，讲一种共通的语言。汉语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造语言，以北京的语音为标准音，同时采用各地方言以及某些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
中国的族群政治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世界族群政治的趋势与走向，原来那些奉行单一语言、单一民族国家的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逐渐开始接受多元文化，逐渐承认单一语言之外还有其他语言存在，同时采取措施保留濒临灭绝的文化根源，只是尚未做到将其纳入教学语言来使用。西方的改变实际上是在模仿中国的模式，只是他们不这样讲，反过来强调自己的所做所为是比较优越的、民主的、进步的。4
回过头看，西方是如何看待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20年来中国的状况。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基本上处于经济高度成长、再度和平崛起的状态中，这个状态造成西方、以及与中国敌对的其他势力的强烈焦虑，他们试着从各个角度寻找中国的弱点，与20世纪一样，他们发现中国还是具有一个弱点——「多元」，包括中国的边疆、特别行政区香港与澳门，也包括中国在法律上拥有但是现实中分裂的省分台湾，这些地区都成为西方进入中国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族群政治方面，这些年西方一直在操纵西藏与新疆的议题，近来内蒙古的议题也被纳入，西藏的议题主要是讲所谓的「宗教迫害」，新疆的议题则是所谓的「宗教迫害」、「种族灭绝」、「集中营与再教育营」等，内蒙古的议题则是讲所谓的「文化灭绝」。
实际上，西藏、新疆的情形跟西人的想像恐怕是相反的，西藏原来文革时期遭到破坏的寺院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全面恢复，数量甚至超过了文革前，新疆穆斯林所拥有的清真寺的数量也早已超过文革以前的状态。但是西藏跟新疆却都出现了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这些民族主义运动甚至出现了极端状态，即暴力状态与恐怖活动状态。西方一般否认恐怖活动的说法，但一些人跑到火车站不分青红皂白看到汉人就用刀砍杀，这无疑是恐怖活动。至于恐怖活动背后有没有理由？所有的恐怖活动背后都有理由，比如美国的「九一一」事件背后就有阿拉伯人非常强烈的、非常长期的、结构性的不满；阿尔及利亚人在1960年代想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无差别地杀害法国人的时候，背后也有一定的正当性与政治基础，但这些事件仍然是恐怖活动。
自从新疆、西藏出现恐怖活动，当地汉人的安全与生存便受到严重的威胁。以新疆为例，过去的十几年期间，新疆刑事犯罪的比例明显增加。比如2009年发生的「七五」事件中大约两百个汉人被杀，当时的土耳其依照自身的、西方的历史经验，认为一定是维吾尔人被杀，派人调查后才非常讶异地发现，居然是所谓的「中国主体民族」汉人被杀害，这是土耳其怎么想都想不通的事，因为库德人规模性杀害土耳其人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刑事犯罪中，还有比例相当高的性犯罪，主要针对汉人年轻女性，在追究源头后，我们发现犯罪背后实际隐藏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因素，即这种犯罪是专门针对汉人，目的在于引发汉人社区的恐惧。这种方式确实达到了很大效果，很多汉人早在大概十年前就纷纷离开新疆，以致于造成新疆的房价在整个中国房价暴涨的过程中，是属于平稳的或下跌的一个区域。
汉人准备逃离新疆这件事造成北京的焦虑，北京以开办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作为其应对办法，其中含括台湾与西方皆不熟悉的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中国共产党政治传统里的一部分。但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时代，其效果却可能大打折扣，在执行上官僚主义一刀切的做法，甚至激发基层包括少数民族民众的一些不满。这些毛病都是存在的，但它仍然不是大规模屠杀、种族迫害，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再过五、十年这些事情都会呈现得非常清楚。
至于新疆有一、两百万人被关到集中营里的说法，一直缺少着学术依据。其源自于一个学术圈外的德裔研究者，但该研究非但没有依照任何学术方法，也缺乏任何事实依据，全靠凭空想像，却由于契合西方的政治需求，很多国家直接引用这种不能够引用的证据，如同写论文随便引用一个街谈巷议的人乱讲的话一样，是非常荒谬的引证态度和方法。
西藏、新疆工作座谈会的解读
几个月以前，北京召开了两场重要会议——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及新疆工作座谈会。两场会议皆在相隔多年后再度召开5，一般舆论界的解读是面对新疆与西藏的情势挑战，相关政策将进一步收紧。我则有比较不同的观察，工作会议实际上强调了三个重点：第一，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议题；第二，加强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三，新疆与西藏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上文的基础上，我们将对这三个重点做些必要的解读。
首先，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会解读成民族同化的汉化政策，事实上，完全相反，其与另一种主张才是同一件事——恢复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共革命话语占优势地位，为了革命所需，包括少数民族在内所有人的传统文化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打击，其中汉人传统受到最大规模的压制。汉人传统从民间文化到儒家思想都受到强烈批判，「孔老二」被视作当时最大的敌人，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在现实政治中，若有人与孔夫子连接在一起，就会被政治纪律视为非法，林彪即被加上这样的定位。直到改革开放，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与革命话语同时衰退，需要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时，方才意识到必须从传统中寻找能重新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
那么中国传统的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样貌是什么样子的？伊斯兰教大约在7世纪末传入中国，但规模非常小，真正比较大规模地传入是在13世纪末期的元朝，伴随色目人进入中国而来，并且立刻进入「中国化」的进程。伊斯兰教为了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传播，必须吸收中国文化的元素，加入很多儒家的话语至伊斯兰文化里，调整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使宗教服从国家的最高权威。就物质来说，伊斯兰教的建筑型态拥有明显的中国式传统，然而这并非最重要的，真正关键的还是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相结合。比如穆斯林教徒为了在汉人社区中生存，透过考科举、中进士进入儒家体系，借此保护伊斯兰教里特殊的葬俗以及祖先墓地。
藏传佛教亦是如此，在9世纪吐蕃王朝解体后，后弘期藏传佛教与西藏本土的巫术相结合，形成非常多教派，这些教派在不同的地方各自建立分裂割据政权，由于各自力量都很小，为了生存他们选择与汉人地区的政权建立关系。大概从宋朝开始，西藏高原地区的诸多教派政权相继主动与汉人建立关系，将汉人、蒙古人传播藏传佛教的宗教关系转变为政治关系，借此获得汉人以及蒙古人的支持，确立他们在西藏高原区域的合法化统治。元朝时期，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与八思巴等皆与元朝建立宗教与政治互相交换的合作关系。因此，藏传佛教不是简单的宗教，它的本质是政治，只是以宗教的方式呈现，可以称其为「宗教政治」。
西藏佛教对于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八思巴文传进中国后，几乎给汉语制造出一套拼音系统，元朝统治时期很多汉字是可以用八思巴文拼写出来的。我们东边的邻邦韩国同样受到八思巴文影响，韩国的「训民正音」（谚文），原本用于拼写非母语的汉文，后来转变为国家文字，而这种文字的源头即八思巴文。藏传佛教的影响到了明朝仍然存在，明朝看似纯粹的汉人朝代，事实上，其与西藏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今天西藏很多的宗教体系都是由明朝册封的，比如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派系格鲁派与黄教，以及流传至台湾的大宝法王。格鲁派后人的两个重要体系——达赖与班禅，在清朝时期也与清廷建立宗教政治联系。西藏透过独特的宗教政治体系，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与儒家政治空间平行的空间体系，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杭州的灵隐寺等地，就是藏传佛教在汉人区域境内的大本营。
若认为北京推动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中国化是一种民族同化政策，那就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因为这并非现在才在进行的事，而是中国历史里一直存在的传统，也是中国在革命话语中断后的1980年代，整体回归传统中国文化的现象。
第二点，西藏和新疆工作会议里强调的维护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件事情所针对的其实是改革开放后由市场化、全球化带来的现象，市场化、全球化使中国出现了非常大的社会变迁，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民营并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并行，并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在这个状态下，大多数人获益，但也有一些人遭受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包括很多下层的汉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毛泽东时代那么有尊严，原来党与国家组织可以决定的事情，现在必须听命于资本家；另外则是少数族群，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强烈竞争。部分企图心较强的汉人在市场、原料等因素的吸引下，前往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少数族群区域开设公司进行商业贸易，在市场竞争中占据较大的优势，少数族群则因为文化、习俗与宗教的缘故，在这种强烈的市场竞争面前需要较长的适应期。对于少数族群而言，很多人将他们所受到的相对剥夺感归咎于汉人的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乃至于政治侵略。但我们从整体来看，这些全部都是由市场化与全球化所带来的，是整个中华民族以至于全体中国人皆面临的共同挑战，含括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
「汉人的政治、文化、经济侵略」这种解读当然不符合现实，但这种论述的前因却可溯及1949年以来的中国族群政策，由于族群政策是分类化的，将中国人分为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拥有特殊的利益，获得文化、政治以及制度上面的全面保障，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准许实行不同于其他省分的特殊政治措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比例代表制，给予少数民族的比例实际上超过其人口比例；以及考试加分、政治机会、工作升迁与加薪等基础性的诸多保障6。
在市场化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极大地增加，改变传统中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人口固定状态，过去依靠严格的户口制度、粮票以及单位，将所有人固定在一个地方，当时要出差、迁移都必须花非常大的功夫。可是在改革开放后，一切壁垒逐渐地消融，今天的中国成为全球移动最快的国家，内部的高铁里程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二接近四分之三，若我们将中国的移动速度当作一个指数，它可能是全世界走得最快的。这样一个快速移动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前所未有的密切。我们可以想像，原来大家只认识生活周遭的邻居，现在我们则不断认识从来没见过的人，包括过去只生活在一定区域的少数族群。汉人与少数族群的接触，首先会面临语言问题，接下来还有文化问题，人跟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在1949年人群分类化的政策后，只要两个不同族群的人发生任何冲突，都会被解释成为民族矛盾，普通的治安纠纷或是刑事犯罪都会转变成所谓的民族事务，立刻转移至民族事务委员会处理。中国大陆的一个典型描述，即只要牵涉到少数民族都必须谨慎处理，以免引起民族问题。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少数民族受到优待，通常受到损害的反而是汉人普通人。
汉人觉得自己相对于少数民族有强烈的被剥夺感，长期累积后发展成为「汉民族主义」。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主义曾发生于南宋、明朝末期与清朝初期，汉人面对少数族群的军事暴力威胁以及政治压迫时，出现的原型反抗与民族意识。19世纪末期的汉人，也曾以汉民族主义来反对当时清朝的统治，诉求种族一体来推动革命。而当今的中国，汉民族主义意识再度崛起，呈现在汉服运动以及所谓的「皇汉论述」里，并出现了非常多情绪性的种族歧视字眼。
这让我们联想到大概三十多年前，苏联发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人觉得苏联在七十年的统治当中一直采取优待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政策，使得俄罗斯人的文化与东正教受到歧视与压迫，以至于在后来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最大的推动者并非高加索、中亚区域的加盟共和国，而是认为自己是被剥夺者的俄罗斯人。
汉民族主义跟俄罗斯民族主义非常像，它的兴起很可能会导致汉人成为未来中国逆向整合中推动分离最重要的民族，比目前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危害要大得多。防范的办法在于必须调整1949年以来的人群分类论述，朝向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方向调整，落实到每一个公民的平等权利上面，无论具有什么样的族群背景，个人公民权利都应完全平等。只有落实公民平等，才能压抑住所有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的危机，将其消弭于无形。当然，在技术上很难做到消弭所有民族情绪、民族主义思想，但完全可以透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将冲突的张力降至最低。
第三个议题，关于西藏和新疆的的扩大开放。西方认为西藏跟新疆一定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歧视与屠杀，所以中国不敢对外界开放。事实上，整个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的时间也并不长。我们可以回想大陆刚开放台湾回乡探亲的那段期间，当地官员、书记都得出来陪同，先把人请到旅馆招待大家一起吃饭叙旧，不能让你直接回到家里去，担心在看到家乡很穷困、又得知家里有人去世的消息后，大家会抱头痛哭，哭诉这些年过得很不好。当然，在改革开放十几年后，这种情形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台湾人到大陆很难再产生像刚开放探亲时那样的错愕以及优越感。
同理，边疆也是一样的，物质方面你会惊讶地发现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喀什、阿克苏等区域似乎比高雄、台南都来得进步。若再比照其他的指标，全台湾含括印尼穆斯林大概有27万人信仰伊斯兰教，而台湾只有四座清真寺，如果把两座可以做礼拜的地方也加在里面的话，共有六座；中国大陆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口大约在两千两百万人左右，这些人共同享有四万多座清真寺。若我们依照相同的比例计算，台湾现在的六座清真寺应该扩大为四百多座才合理。我们若以新疆清真寺、西藏藏传佛教寺院的数量来衡量宗教自由的话，那么台湾看起来就像没有宗教自由一般，不仅台湾没有，欧洲、美国同样没有，美国穆斯林的数量要比台湾高很多，但他们的实际情况还不如台湾。
北京完全没有必要对边疆不自信，经济上来说，原来处于边缘状态的新疆、西藏、内蒙古，在整个一带一路的计划下，是交通线上的核心部分；就世界地理范围来说，更是处于整个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进行经济开发合作。
举个例子，曾经边缘中的边缘——宁夏回族自治区，最近这些年经济成长得非常快，一开始开放穆斯林到麦加朝圣都是由政府编列预算，后来很多人有钱了就自己出资前往。穆斯林觉得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功德就是去麦加朝圣，朝圣完身分就能转变为「哈吉」（Hajii）。透过朝圣的过程，回民发现其实他们具有非常优秀的从事商业的能力，以及很多当地可供使用的资源，于是开始发展清真食品工业，今天全世界穆斯林使用的清真加工食品，大部分产地都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这只是一个例子，新疆跟西藏实际上也拥有非常丰厚的经济潜力。若大陆能够自信地进一步扩大开放边疆地区，只会对中国的少数族群权益、中国族群之间的正面互动，以及在全世界面前呈现中国族群政治的真实样貌，都有正面助益。
我们从族群政治的角度放大看待中国的制度与政治，会发现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其实北京是缺乏自信的。因此，在面对香港与台湾的议题上特别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案，前提即觉得大陆的制度尚且不如人，所以可以先给予缓冲期，等到将来大陆的制度发展完善后，再谈一国一制。到了21世纪后，彼此间的种种差距在缩小，面对突如其来的新疫情，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也被突显出来，即便与欧美体制、日本体制相比较，仍然非常先进。大陆唯有看到中国制度本身优秀的一面，并且以开放的心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才能建立对自己的文化制度产生真正的自信，逐渐改变当今中国没有话语权的状况。话语权若只依靠自身不断论述，实际上效能相当有限，很多话语权是靠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达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