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健民医师1992年年底从日本迁回台湾居住，1993年4月和陈映真共同成立「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一起探讨当时陈映真最重视的一个问题，即「台湾社会性质论」，其后十多年曾医师一直是陈映真最重要的工作伙伴。后来，陈映真对陈芳明所提出的「战后台湾再殖民论」（主张国民党来台湾，相对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是对台湾的二度殖民）展开批判，曾医师也写文章呼应。龙应台发表〈请用文明说服我〉，批评大陆「不文明」，陈映真又对龙应台发起批判，曾医师又为文响应。这就造成一个印象，以为曾医师只是陈映真的「助手」。这样的印象让很多人对曾医师产生误解，以为他的工作没有独立性。长期以来，我对他也有类似的看法。在这种印象的误导之下，很多人不了解曾医师真正的贡献，这对曾医师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翻译、清算「皇民文学」

其实，曾医师有其独特的关怀点，这种关怀点有其独立性，并不是陈映真的「台湾社会性质论」所能全部涵括的。就以他和陈映真共同创办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前4辑的内容来看，就能了解这一点。《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第一辑《清理与批判》（1998年12月）和第二辑《噤哑的论争》（1999年9月），其重点之一就是对「皇民文学的清理与批判」。在《清理与批判》中，曾医师撰写了〈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这一长文，谈到西川满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曾极力抨击当时台湾最重要的两位小说家，张文环和吕赫若。张文环和吕赫若不愿意配合日本殖民当局的南进政策，不写这种题材的作品，西川满批评他们的小说毫无价值，只是「狗屎现实主义」（日文原文「粪的现实主义」）。有一个台湾作家，笔名「世外民」的（即后来的邱永汉），为文反驳西川满，当时还年轻的叶石涛配合西川满，写了另一篇文章〈给世外民的公开信〉，这就让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叶石涛正是西川满要培养的皇民化的台湾人。曾医师还提到，当时有另两位台湾作家吴新荣和尹东亮（即杨逵）呼应「世外民」，为张文环和吕赫若辩护。在《噤哑的论争》中，曾医师把这篇长文所提到的5篇文章，全部翻成中文，让我们能完整的看到关于「狗屎现实主义」论争的全部文献。后来我和大陆学者赵遐秋共同主编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人间出版社，2002），其中第三章，由大陆学者曾庆瑞所负责的〈在「皇民文学」的压迫下的现实主义思潮〉，主要就是根据曾健民翻译的文献和他那一篇长文撰写而成的。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第一、二辑的出版，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批判张良泽，因为张良泽正着力为皇民文学平反。曾医师的论述与翻译，让我们了解，西川满代表日本殖民当局要求台湾作家写作「战争协力」的作品，以宣传日本「南进」的神圣性。这两个专辑让我产生深刻的印象，我才知道，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如何压迫台湾作家，让台湾作家丧失了创作的自由；同时也让我们理解，台湾作家如何努力保持台湾文学的自主性。

揭穿光复初期文学论战本质

在《噤哑的论争》和另一册独立的专刊《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这两册于1999年9月同时出版）中，曾医师又让我们对光复前4年（1946-1949）台湾文坛的真面目产生全新的理解。在这之前，台独派的叶石涛（见《台湾文学史纲》，1991，文学界杂志社）已经注意到，1947年《新生报．桥副刊》上，有一连串的关于台湾文学性质的论战。但叶石涛却只撷取其中观点完全对立的彭明敏和钱歌川，以前者代表台湾人，以后者代表外省人，由此推论：当时的台湾作家正努力追求台湾文学的主体性，不愿意让台湾文学附从于中国文学。叶石涛的推论，完全不符合论战的实情。当时论战的主调，主要是想探讨，光复后台湾文学应如何重新融入中国文学之中来发展。叶石涛把彭明敏和钱歌川的论述片面化，又没有说明这两人的文章在全部的论战文章中是极特殊的，就这样完全扭曲了这场论战的性质。叶石涛的书，对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成为其后台独派台湾文学论的主流论述。但从来没有人从当时《新生报．桥副刊》的原始资料中，去查证叶石涛的论述是否可靠。

是曾医师凭着一个人的努力，把《桥副刊》的论战文章全部复印出来，加以整理，重新出版。看了这本书，我们就能立即了解叶石涛的论调是如何片面扭曲的──从论战文章中根本看不出，当时的台湾作家想要脱离中国文学，而追求台湾文学的主体性。看了这本论议集之后，我曾经跟我的一个台独派学生说，从这些论战资料，根本得不出叶石涛的结论。他的回答非常奇妙，他说，我们只撷取我们需要的，只要不合乎我们需要的，我们就会舍弃不用。这就是台独派扭曲资料的论证方式。在这本《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的前面，石家驹（陈映真）和曾健民各写了一篇序，读了这两篇序就可以理解，这场论争，完全被台独派极其片面地扭曲了。虽然曾医师花了很多功夫整理出这本论议集，但台独派仍然我行我素，继续鼓吹他们的台湾文学主体论，好像这本论议集根本不存在一样。

曾医师同时还挖掘出1947-49之间一位非常重要的小说家，欧坦生。欧坦生是福州人，暨南大学福建建阳分校毕业，1947年到台湾任教。在学期间受到著名小说家和文学理论家许杰的鼓励，开始写小说。许杰把他的第一篇小说〈泥坑〉推荐给上海《文艺春秋》的主编范泉发表。其后，欧坦生自己投稿到《文艺春秋》，又连续发表了5篇（以上6篇小说刊载于1946年至1948年间的《文艺春秋》）。曾医师把这6篇小说汇编在一起，成为《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第三辑的增刊《鹅仔──欧坦生作品集》（2000年秋）的主要内容，此集同时还刊登了吕正惠、朱双一、曾健民3人的论述文章。

欧坦生到台湾任教后，恰逢二二八事件，在危难中碰到一对善良的本省老年夫妇收留，因此逃过一劫。他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写了两篇小说〈沈醉〉与〈鹅仔〉，都非常精采，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国民党接收初期的种种怪现象。之后，欧坦生改以「丁树南」的笔名发表小说和评论，颇有名气，几乎没有人记得他的「欧坦生时期」。欧坦生的发现，弥补了战后初期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缺漏，对于了解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国民党接收人员种种恶劣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和吴浊流的短篇小说集《波茨坦科长》和吕赫若著名的短篇小说《冬夜》并列。

收集整理光复初期报刊杂志

大约就在编辑《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这几期的同一时间，曾医师跟我讲，他搜集、影印了两大箱光复初期台湾的报刊、杂志资料（大部分都是从大陆和日本影印的），问我能不能找一位博士生，利用这些资料写一本博士论文。当时徐秀慧刚刚考上我的博士生，正在寻找论文题目，我就表示希望她利用这些资料来写博士论文，后来徐秀慧接受了。徐秀慧花了很多时间阅读、整理这些资料，她感到很痛苦，因为她发现，她从台湾文化界所得到的关于光复初期台湾社会的一些流行说法，和她所阅读的、曾医师送给她的资料，两者之间差距极大，她完全不知如何调和。我跟她说，你只能不断地阅读这些资料，从中得出你自己的看法；如果你不能摆脱现代流行的说法，就很难写出你自己的论文。徐秀慧并不是独派，当然那时候她还不是统派，但她已经先天接受了由独派散布出来的一些看法，她很难完全摆脱。经过几年的努力，她终于写出了博士论文《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这本论文让很多人（包括台独派和国民党派）都很惊讶，因为资料极其完整，所有论述都是根据资料而来，不能说她的论述逻辑完全合理，但你找不到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她的论文得到很高的评价，很快就找到教职，让我都感到意外（这本论文后来还申请到「国立编译馆」的补助，于2007年由稻乡出版社出版）。我必须说，主要的幕后功臣是曾医师，而不是指导教授吕正惠。后来我和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时，第四章〈建设人民的现实主义的台湾文学〉就由曾医师主稿。可以说，以后要撰写台湾文学史时，1945-1949年这一段极关键的转换时期，一定要参考徐秀慧的论文和曾医师所撰写的这一章。

曾医师发掘很多备受忽视的资料，发掘这些资料需要有独到的眼光，你要是台独派，你就不可能看到这些资料。阅读这些资料，也需要非常细心的功夫，并且要时时体察这些资料和你早已接收的既成观念是否有矛盾。因为徐秀慧不是台独派，她只是不小心受到台独派的影响，所以才容易发现她的先在观念和曾医师提供的资料有矛盾，这已经不容易了。我曾经读过两本我的台独派同仁指导的硕士论文，他们都很认真搜集资料，但是他们必须得到他们的老师所需要的结论，于是他们的结论和他们的资料常常互不相容。我跟他们说，我现在应用你们所搜集的资料，来写出结论完全跟你们相反的文章，你们看看谁有道理。我真的这样做了，他们看了我的文章，都很惊讶，他们没想到我的推论更好，结论好像更有道理。从前台独派的学生都比较朴实，不会故意隐藏资料，所以我才能加以利用。曾医师的贡献就在于，他提供的资料很准确，你只要够用心，就能得出流行观念绝对得不出的一些结论。这就是曾医师的资料和徐秀慧的功夫相加所得出的论文，让台独派学者也不得不大吃一惊的原因。现在台独派的学生就非常恶劣了，他们既不努力搜集资料，又不愿意仔细阅读反对派所提出的有力反证，并加以反驳，他们只按照自己所需要结论，然后再随便从别人的论文或网上找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资料，再编辑一下，就成为自己的论文了。这样的论文有什么价值呢？连起码的学术要求都没有做到。

整理出战后台湾史的真面目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曾医师主要的工作是和陈映真一起策划、编辑《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但忽略了在这之外，曾医师自己独力完成的一些著作。前文谈到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前三期《清理与批判》、《噤哑的论争》、《复现的星图》，和专辑《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鹅仔──欧坦生作品集》，主要是要批判张良泽的皇民文学论，和重新梳理1947年《新生报．桥副刊》上关于台湾文学未来应如何发展的论争，这是陈映真和曾健民共同关心的主题，其中最重要的资料都是曾医师重新处理的。第三辑还集录了白色恐怖牺牲者蓝明谷早期的文学作品，这也是两人共同关心的。以后的第五─七辑（2001年8月-2003年12月），在我看来，其主导者应该是陈映真。第七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说诗报导评论》（2003年4月）和《文学二二八》（2004年2月），其目的就如《噤哑的论争》一样，在于重新搜集、整理二二八前后台湾文学的一些资料。没有曾医师的整理、出版，这些资料恐怕很少人会去注意。但是，后面所出的这2本书，就远远没有像《噤哑的论争》那样受到重视。

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9月，《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又出了八─十辑，但同时曾医师又独立的编撰了一本书《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8月）和一本资料集《1945光复新声：台湾光复诗文集》（印刻，2005年11月）。第一本《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资料集。从1945年8月15日到1946年1月，短短的一百多天，是台湾的战前和战后的交接时期，在这一段时间，人心激动，变化复杂。然而这一段历史，后来却只剩下光复节的一个简略的剪影；再后来，连光复节也被取消了。这一段最为激动人心而又混乱不堪的一百多天，其丰富多采的形象，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了。曾医师根据当时的报章杂志，把当时的种种现象，包括「历史现场的欢呼与叹息，告诫与启发」，经过整理，全部呈现在我们面前，希望让我们看到历史的真相。我认为，一直到这个时候，曾医师才有时间利用他辛苦搜集的资料，开始整理出战后台湾史的真面目。

曾医师在他所撰述的《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的序言〈打开新的历史视野〉中说，「台湾战后历史，深受中国、东亚和世界历史的影响，也受到岛内多重政治经济力量左右，道路十分崎岖而复杂。这使得一般人的生活中，或者一般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充满了片面和迷思的历史形象，我20年来的历史研究和评论，主要致力于拨开这些历史迷思，揭露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才是曾医师回台之后最重要的工作目标，而《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就是曾医师根据原始资料，处理战后台湾史的第一部著作。这一部著作的价值，可以从陈逸松的家属主动连系曾医师，授权曾医师整理《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的这一决定看得出来。《陈逸松回忆录（日据时代篇）》，早在1994年就由林忠胜先生处理完毕，并由前卫出版社出版。但战后篇因为涉及到陈逸松后来的「投共」，以及前后担任大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20年，其整理出版遇到种种困难。陈逸松家属读过《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看到曾医师所写的关于陈逸松在那个时候的各种行事，认为十分忠实，所以才会找到曾医师，希望他能够整理战后篇。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曾医师的战后台湾史撰述，相对于台独派和国民党派来说，都要更为忠实可靠。

曾医师撰述的第二本战后台湾史著作，是2007年3月由人间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一九四六．动荡的曙光》。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二二八前夕台湾社会内部的各种问题，从政治、社会、经济到文化、语言、文学，举凡台湾内部种种的冲突与矛盾，无不包括在内。这是曾医师仔细阅读过当时的报刊、杂志，从中归纳出来的台湾内部问题的总体相。《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只描述台湾光复后的前一百天天，只有到了1947年二二八前夕，台湾社会的所有问题才完全曝露出来，对此曾医师有非常详尽的归纳与分析，极其深入。任何人要研究战后台湾社会，这本书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基础。

曾医师第三本台湾史著作，是2009年11月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1949．国共内战与台湾》。这本书受到相当的重视，因为此书共印了二版九刷。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价值似乎不如《台湾一九四六》那一本。《1949》这一本关于大陆的部分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而这一部分大陆已经有很好的论述，其实只要稍加简述即可。因为大陆部分过于详尽，反而排挤了台湾部分的内容，特别是台湾文化和经济的变动，完全付之阙如。曾医师写作此书期间，正逢父亲病危、去世，亲情与写作交相逼煎，恐怕也影响了他的写作心情。另外，曾医师为何从1946直接跳到1949，暂时略过1947与1948，我就无法推测其原因了（也许这本书是联经出版公司特别约他编写的，也有这种可能？）

曾医师编撰的另一本有关台湾历史的重要著作，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11月）。陈逸松13岁到日本冈山读书，后来进入东京帝大法学部政治科就读，1931年毕业，同时考取律师资格。1933年返台开设律师事务所，1935年当选台北市会议员。台湾光复后，于1945年10月独资创办《政经报》，1946年8月当选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台湾省参议员，同时参加「台湾光复致敬团」到陕西遥祭黄陵。后来还被推荐为行宪后第一届考试院考试委员，不久又被指名担任中央银行常务董事。1964年参选台北市长失利，1971年因台北市美国花旗银行爆炸案，误遭警总拘押，经历过三日夜疲劳审讯。事后陈逸松对台湾当局非常失望，准备退休长居美国。路经日本时，因日本中国侨领的鼓励，上书周恩来，因此周恩来邀其访问大陆，并热情留他担任两届人大代表，其后又担任两届政协委员。担任政协委员期间，主要留居美国（只有一次短暂回大陆参加政协会议），2007年病逝，享年93。

以强烈历史责任感完成《陈逸松回忆录》

陈逸松在日据时代及光复初期，一直是台湾政治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取得中国代表权，不久（1973年）陈逸松即「投共」，后来又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人大常委，此事在当时非常轰动。虽然陈逸松在1983年后主要居住在美国，1997年曾经短暂回台湾，但他的「不循常规」的行为在台湾有极大的争议性，台湾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加以谈论。前面已经说过，《陈逸松回忆录（日据时代篇）》早在1994年就由林忠胜先生处理完毕，并由前卫出版社出版。但战后篇就因为涉及到陈逸松的「投共」，以及前后担任大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20年，其整理出版遇到种种困难，原因就在于此。曾医师为陈逸松感到不平，所以当他受到陈逸松家属委托，接续这一工作时，他即不遗余力投入工作。

陈逸松回忆录的战后篇，原来也由林忠胜和吴君莹夫妇录音，并由吴君莹整理出部分文字稿，但由于陈逸松口述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一直讲下来，时有跳动，而且年纪已大，讲话又快，有时候不很清楚他在说什么。如果不根据一些客观资料和他的日记，很难对照整理。曾医师说，他整理这本书时，根据「陈逸松先生的访谈、日记、杂记和发表的文章编写而成。为保留陈先生的原叙述、原口气，本书采取第一人称的方式撰述。」应该说，曾医师参考各种资料，把它们融入陈逸松的口述之中，使之成为首尾完整的口述体，确实花了很多心血。曾医师说，「我不忖固陋，以个人的力量，不计酬劳答应接下这项重大的付托；不只为了整理陈逸松个人的生命史，还为了彰显其个人史所代表的重大的时代史意义；后者 ，触动了我不计名利不计毁誉投入这项工作。为此，我花费了两年时间，自掏腰包整理和搜集资料，特别在最近半年，我推辞一切杂务和活动，终日与陈逸松先生进行对话，闭关写作下才完成了这本书稿。」

陈逸松身处两岸面对国际局势巨变的关键时刻，深切理解弥缝两岸关系的重要性，不计个人毁誉，毅然投身大陆，是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医师完全了解陈逸松的重要性，所以才愿意付出时间与财力，努力整理《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没有曾医师的付出，这本书不可能像目前这么完整，这么容易阅读。从曾医师整理这本书，可以看出曾医师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从2009年到2018年之间，除了上面提到的《1949．国共内战与台湾》和《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两书之外，曾医师还编撰了2本书：《台湾光复史春秋：去殖民、祖国化和民主化的大合唱》（2010年7月）、《台湾意识形态批判》（2012年4月）（两书均由海峡学术出版社出版）；同时还编辑了3册《方向丛刊》：《东亚后殖民与批判》（2012年11月）、《歌唱黎明》（2014年2月）（以上均由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及《东亚的忧患：日本的历史翻案和右倾化批判集》（2018年9月，猎海人出版社）。以上共计7本，做为一个业余学术工作者（专业牙医），其分量绝不下于一个专业学者，勤奋令人印象深刻。

同时，我们还要知道，曾医师这些业余研究，所有资料的搜集全部自费，没有申请任何公家补助。1992年曾医师从日本回台湾，到他去世，前后28年；如果我们总计他的工作成果，可以说，在台湾史的研究上，他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据跟他比较亲近的友人说，在他去世前几天，他们去看他时，他的书桌上已然放着两部几乎接近完稿的著作，《台湾1947》和《台湾1948》。这两部书如果出版，和《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台湾一九四六．动荡的曙光》及《1949．国共内战与台湾》合成一套五部曲，我们一定会对曾医师油然升起敬意。他默默工作近三十年，但他一生的信念与贡献，却至今尚未得到承认，真是令人遗憾。

2020年10月13日

补记：曾医师去世后，有一群朋友筹备举办「追思纪念会」。筹备小组的李中跟我连络，希望人间出版社和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一起挂名主办，我当然同意。李中还跟我讲，希望我在追思会上讲几句话，我也同意了。在那之前，有人告诉我，网上流传，我不让《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继续办下去，所以曾医师才自己创办《方向》丛刊。其实这一传言在《方向》丛刊创办时（2012年）就有人公开讲过，但我从来没有讲过话，没想到曾医师去世时，又有人旧话重提。这就让我很为难，不知道追思会要如何讲话。我还是做了准备，打好腹稿，讲题也决定了，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到了追思会现场，拿到纪念手册《为了前进的回顾》，在等待追思会开始的时间，我翻读了其中《为了前进的回顾──曾健民访谈》（原刊交通大学亚太研究室的《人间思想》22期，也是刚出版不久。）我在其中赫然发现，是曾医师在访谈中亲口说，「吕正惠突然说要停刊」（指《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所以这一次不能说是传言，因为是曾医师亲口说的。但我又不能不上台，上台也只简单讲了几句话，老实说，我那时候心里很不舒服。追思会结束后，《远望》的同仁希望我把我的讲话写出来，他们打算刊登。我当时是答应了，但回家后颇为犹疑。曾医师已经不在了，我不能反驳，你不能批评一个已经离开人世的朋友批评你的话，这好像不合乎做人的基本原则。最后，我还是把会前准备要讲的话原原本本的写了出来。曾医师对我的批评，涉及到我接掌「人间」初期的一些具体的人事问题，我一直在回忆那一段时间的事情，我只能说我的记忆和曾医师的记忆有蛮大的差距。如果要把所有的事讲清楚，就要说出一些现在最好不要说的事情。所以我决定什么都不说，只讲「曾医师的工作与贡献」。

10月16日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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