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这个昔日的马场町刑场，代表1950年代白色恐怖幸存的受难人在一年一度的秋祭场合上发言。写这篇讲稿的同时许多复杂的心情又再度泛起。

我生在1937年的台北鹿窟，那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展开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为了补充兵源，殖民者将台湾青年推上不义的侵略战场。1945年，日本投降了，距离现在正好是75年。我看见大人们为脱离被殖民的处境，欢欣鼓舞地庆祝台湾光复、迎接祖国的到来，那一年我8岁。不到2年，「二二八事件」爆发了，事件本身虽然没有对我生活的鹿窟村庄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整个社会的气氛改变了。当时还年少的我不懂所谓的政治，但是隐约知道这个光复后来台接收的政权，不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

到了大约1949年底，村里陆续来了一群地下党人，从此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村民的一生。他们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也谈与生活、劳动有关的事；谈土地革命，谈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关系，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土地那么多，有的人却什么都没有。70年过去了，岁月让我从一个稚气的、不识字的贫农孩童，长成了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但是，我想告诉各位，70年前牺牲的，那一些我在山上、在牢里头见过的，影响了我的一生的地下党人们，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容貌还是那么年轻；为了普罗阶层的解放、为了苦难民族的统一与复兴而誓死捍卫的真理，也同样还是年轻的。

我永远忘不了，鹿窟山中飘扬着一面红旗；也忘不了在军法处看守所那些温热地与我们一一握手道别的同志，在次日清晨就义前高喊着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不迫的英勇气质。1950年底，我13岁，我参加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我是小鬼队里的小组成员之一。常常有人说，宇宙万物中最珍贵的是生命与青春，原因在于每个人都只能活一次；那么，我所亲眼见过的连命都可以不要的志士们，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捍卫的又是什么？有什么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他们用青春和生命写下的，是台湾人真正的历史。

一些亲绿的御用学者与官方文章在研究鹿窟事件的时候说，我们是不识字的农民，怎么会加入什么组织，根本就是被骗的、被利诱的。对他们而言，我们是一群不明事理的、无知的乡下人。巧合的是，他们跟蒋政权特务一样，都用「纯朴」来形容我们，好像这样没知识的乡下人怎么可能参加共产党。我当时不识字是事实，不知道什么共产、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事实，但不代表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是非曲直，什么是公平正义。我出身贫农，为了一顿温饱，也当过矿工挖过媒，我的二叔与哥哥，都是在矿坑里头去世的。可以这么说，我的思想与血肉都无比深刻地体会过什么叫做阶级压迫，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是不公平的，知道什么样的政权才是属于劳苦大众。同时，经历过岛内当局制造白色恐怖肃清的我们，更深知两岸敌对的状况下，受苦的不会是位居庙堂的高官政客，永远都是为数最多的劳苦大众。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断加深两岸敌对、鼓噪民粹的氛围，使包括我在内的老政治犯们尤其忧心。在海峡的对抗局面下，台湾当局在当年实施了戒严，出卖民族主体性与大众的福祉以仰赖美日帝国主义，偏安了反动的在台政权，肃清了岛内多数的进步力量，在社会上制造「反动」高压氛围，今昔映照一点都不感到陌生。民进党当局一再升高两岸的对抗、进行台独与反共政策，终于要将台湾推向热战边缘，这对广大的劳苦大众而言是不公平的。在座的同志们、朋友们、包括我在内的老政治犯们不曾为70年前的受难经历有过一刻后悔；同样的，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与劳动大众的尊严，今后我仍然要与多数爱乡爱国的台湾人一起投入反对台独、推动民族和平统一、实现历史正义的运动。为此，我以做为一名劳动者、一名台湾人而感到光荣。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我们继续向前走。

写在2020年10月24日台湾光复75周年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