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2018年5月31日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以下简称促转会），原定两年就要完成任务1、提出报告。后来在两次延长运作期限后，终于在今（2022）年5月30日结束营业，留下了一地鸡毛、几许忧思。
一地鸡毛，是因促转会运作四年，志本不在「转型」，而在「变色」，只是把原有的情治单位收编绿化，将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爪牙变成民进党绿色恐怖的鹰犬，使「不义体制」换个颜色继续存在。因此，该会虽然在收摊前留下一部长达3125页、共计177万字的《任务总结报告》，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残缺不全的历史、遮遮掩掩的真相，和扭曲变形的平反，唯独看不到民进党振振有词的「正义」。而这一地狼藉，将草草转交给行政院六个部会，实际上台独当局将不会再继续推动许多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同志）殷切期盼的对政治迫害加害人进一步的揭发与追惩。
几许忧思，则是因为促转会的结束，标识着民进党搞的伪「转型正义」开始进入收官阶段。接下来他们就要针对所谓「终战」后的台湾史，依据从各方收缴而来的「政治档案」以及清算国民党的诸多「学术研究」，编写一套台独历史玄幻剧本，做出符合其政治需求的总结性论述，然后再经过2024年大选的民意肯定，民进党就可落实2020年1月2日蔡英文发言人林静仪接受外媒专访时所说的「主张统一是叛国」，无所忌惮地推动法理台独的深化，对认同中国的统派人士进行政治迫害，制造更多新的不义。而经过台独这一番虚伪「转型正义」的宣传洗礼，台湾人的历史意识、是非观念将严重倒错，未来再光复后的拨乱反正将是极为艰巨的社会心理重建工程。
以下，我们就来逐一清点促转会这四年来该做不做，与不该做而做的各项恶行劣迹。但是，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都是源自于民进党从成立促转会伊始就别有用心。
量身订做的「正义」不是正义
根据联合国秘书处在2010年3月发布的《联合国转型正义指南》（United Nations Approach to Transitional Justice），「转型正义」所针对的是由整个「不义体制」（政体的「型态」）对人民造成的大规模伤害，目标是要将体制导回正轨，并防止未来再度出现新的不义体制。因此，转型正义的目的是「政治体制」的「转型」，而不是「统治权力」的「转手」。但是台独追求的「转型」既不是针对政体，也不是针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或阶层分布），而是针对国家认同本身——要使「台湾」脱离「中国」。在他们看来，台湾「民主化」的终极目标不是要改变「政府」（执政党），也不是改变宪政「体制」，而是要改变「国家」──把「中华民国」去中国化，变成不伦不类的「中华民国台湾」。至于结果是否符合宪法、利于宪政，算不算「民主法治」，皆非所问。2因此，蔡英文一上台，就按照法理台独的需要，切割出刚好符合他们所需的扭曲变形的「转型正义」。
台湾史上出现过的不义体制，有西班牙、荷兰及日本的「殖民体制」，和二次大战之后国民党建立的「内战体制」。3但是，民进党为了搞台独，就完全放过最为不义的日本殖民统治，甚至以受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经验来证明两岸并非一体，而完全忽视日本侵占台湾只是进一步向中国（及南洋）侵略的起步。在成立促转会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中，即规定其目标只针对「威权统治时期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不法行为与结果」（因此不追究内战责任），并且将「威权统治时期」限定于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到1992年11月6日（金门、马祖、东沙、南沙解严）为止。于是，不但对日本在1874、1895年两次攻台之役及整个殖民统治时期杀害、迫害台湾人（包括原住民）的残暴完全放过，台籍慰安妇及台籍日本兵应得之道歉与赔偿也不再追究。4这样的态度对比于台独对二二八事件的刻意放大与不断声讨，特别能显现其「转型正义」的双标与虚伪。根据台独派黄昭堂所着《台湾总督府》（台北：前卫出版社，1994年4月新修订版），仅依据日方纪录，在所谓「台湾攻防战」（即乙未割台之役）期间，从1895年5月29日日军登陆台湾到10月为止，半年间被日军杀死的台湾人数达一万四千人之多，伤者虽数目不明，但一定比死亡数目多。连黄昭堂都指出：「按照当时台湾约二百六十万的总人口计算，牺牲的比率可以说相当高」（页58），并且，「日本从领有台湾开始到一九零二年为止的八年间，就只凭日本政府一方的统计显示，台湾人被杀戮的人数就已达三万二千人，这数目超过了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一。特别是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搭档时期（1898-1902）所杀害的台湾人总数，和初期台湾攻防战时所杀害的人数，足以相匹敌。」（页93-94）可见日本在基本攻陷台湾后仍然继续以大规模屠杀镇压台民。但是，这些日本人纪录在案、台独心知肚明的台湾史，却完全被民进党排除在「转型正义」的对象之外。
反之，为了擡高台独脱离中国的正当性，他们一方面倾向于夸大二二八中死难的台湾省籍民众人数，另一方面又要遮掩台湾人在事件中曾经打杀外省人的事实。结果，二二八的死亡人数不断被放大，最高估计达到数十万，而实际上二二八基金会受理申请赔偿金20年（1995-2015）的结果，「死亡」684件、「失踪」178件，二者相加为862件。5我们姑且不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与责任，在此事件中确定死亡与失踪者合计共859人，按照光复初期全省人口约六百万计算，日本在占领台湾初期所杀的台湾民众人数比例比光复初期死于二二八事件者（仅就本省籍民众计算）高80余倍。但民进党成立的促转会只愿资助二二八基金会撰写《二二八事件真相与转型正义报告稿》以声讨「『中国』国民党」，却自始不认为日本屠杀台民值得一提。
这样量身定做的「正义」，徒显其虚伪与双标，有何正义可言？
国民党的「不义」在于内战体制
其次，如果我们确认国民党建立的不义体制是「内战体制」，那么首先就应该追究其发起内战、征粮拉伕抓壮丁，造成两岸中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历史罪责，而非仅将其认定为「威权体制」，追究其「程序不正义」。对此，我们可以高秉涵为例，说明这种「转型正义」的荒谬。
曾当选「201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高秉涵，是山东渮泽人。他在13岁时孤身来到台湾，流落街头，在同乡帮助下半工半读读完中学。为了免除学费及生活费，高秉涵报考了军校法律系，并在1963年毕业后当了军法官，分发到金门军事法庭。此后，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这名逃兵叫郑凤生，本是金门对面的厦门岛的渔民，某天为母亲去镇上买药，在路上被国军强抓入伍，被迫来台。15年过去，他所属的部队轮驻金门，他觉得机会难逢，于是于夜间站岗时抱着汽车内胎跳下海，游了一天一夜，却又被海流飘回金门，一上岸就被捕。当时敌前叛逃只能判死刑，高秉涵奉派审理此案，但他不愿判一个想家的士兵死刑，就问上级能否换人主审。长官回答：「其他人跟你一样，也都有情绪，谁不想回家？但上面已经定调了，从严从快，审判只是走个过场，尽快结案。」高欲求其生而不可得，无奈签下那纸判决书。郑凤生死前，高秉涵带一瓶高粱酒去看他，郑给高一张写有母亲姓名和地址的纸条，希望高有朝一日回大陆，能代为探望其母。行刑后，高秉涵在办公室痛哭，「我心里亏欠一辈子，我杀死了一个想妈妈的人。」两岸开放探亲后，高第一站不是先回山东，而是带着郑凤生的衣物去了厦门，循纸条上的地址找人，但当地已改建成一栋大楼，旧日居民不知去向。这个案子让他「背了差不多一辈子的十字架」，作为他「终生愧疚的一次宣判」写进回忆录。6此事荒谬之处在于：由于民进党不认为国民党发起内战为不义，因此对类此强迫入伍的拉伕案视若无睹。在促转会的《任务总结报告》中不但没有郑凤生（也因此其死刑判决并未撤销），也没有福建东山岛寡妇村7。对于受害人数更多的「澎湖山东流亡学生案」8，虽然《任务总结报告》确有提及，但是只字不提主导此一冤案的澎湖防守区司令李振清、39师师长韩凤仪。当年造成此一被称为「外省人的二二八」冤案的加害者中，仅有先被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派赴澎湖查办此案、后又被彭指派担任本案审判长（集办案者与审判者于一身）的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舒绍鸿被指名道姓地提到9，且因他列名判决书而被纳入该报告附录之「政治案件审判决策者名单」中10。但此案最荒谬之处在于：另一位加害者、当年带头以残酷手法刑求逼供的39师政治部少校秘书陈福生也出现在促转会的《任务总结报告》中，可是他竟然不是因心狠手辣、至少逼死九条人命而被纳入，却是因为他后来在退伍后被确认曾经刑求办案，结果以非军人身份而受军事审判被列入「政治案件当事人资料汇整清单」11，仿佛他也是白恐受难人！与无数逃脱罪责的大小军头（如李振清、韩凤仪）、特务（族繁不及备载），以及身为迫害者却被纳入（疑似）受害者名单的陈福生相对照，凡是因为国民党挑起的不义内战而被抓来台或被迫充军的外省老兵一生所受的悲苦，甚至如郑凤生那样无辜丧命者以及更多不留纪录的被「抛锚」冤死者，全都不在台独的「转型正义」视野之中！
关于大陆人受国民党迫害的更大案例，还有高达一万四千多名的朝鲜战争志愿军战俘被强迫来台充当「反共义士」宣传工具，后来大多数被终生监管直到老死异乡。12这些外省人因国民党挑起的不义内战而受害终生，民进党却只因他们是「中国人」而冷血无视。
最后，当年因迫于生计才读了军校、当了军法官，但始终秉持良心尽量避免冤狱的高秉涵，却在促转会的《任务总结报告》被当作（疑似）「加害者」，与前述真正搞政治迫害的舒绍鸿一起，被纳入「政治案件审判决策者名单」，但这却不是因为使高愧疚一生的郑凤生案，而是因他参与了另外两件军人「为匪宣传」案的合议庭判决（均判七年徒刑，高还不是主审）。只因只有这类案件才被台独视为「政治案件」，于是不仅判决被撤销，高也被列入「决策者名单」。至于像郑凤生那样被绑架入伍的外省老兵以及被迫充当反共宣传工具的「反共义士」，则永远等不到正义降临。
在台独眼中，「中国」就是外省人的「原罪」，如果外省人因卷入中国内战而牺牲，则死不足惜！
关键的加害人是线民与特务
事实上，从高秉涵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当一件交由军事审判的案子到了军法官手中时，往往已经没有什么裁量余地。这是当年军法系统的性质使然。因此，每一件政治案件在「成案」过程中，真正起着启动不义体制的关键作用者，是违反作人道义的线民、告密者，和那些在「办案」第一线享受着玩弄人性、虐人为乐、大搞刑求逼供的大小特务们，以及为了保命或禁不起利诱而主动出卖同志的变节者。13
促转会《任务总结报告》第二部引用〈监察院于44年间向蒋中正提出的军法案件调查小组报告书〉，指出「当时之军事治安机关及军法审判机关以刑求或不正方式取供之泛滥情形，更加证明斯时被告的抗辩尚非空穴来风：凡有保密及治安有关机关侦查检举之案件，在初次讯问时，几无一非以酷刑胁迫、疲劳诈欺等不正方法取得供词，或竟做成笔录，强令签署，于案件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审理时，被告等均痛切陈述，当时刑求情形，绘声绘影，令人触目惊心。〔略〕但会审之军法官，则视若无睹，听如不闻，对于被告陈述之是否真实，侦查机关之是否非法，从未加以追究，多凭初次之笔录（即所谓原始供词）为判罪科行之依据。」（页249-250）由此足见基层特务的刑求逼供，是各类政治案件「成案」的关键起始步骤。但是，在侦查机关或特务开始「作案」（制作冤案）之前，通常先有线民（台湾俗称「爪耙子」）通风报信，告密或诬陷，特务才会启动整个「作案」程序。
2018年4月17日，施明德和陈嘉君夫妇接受促转会访谈时，陈嘉君两度指出：「我们今天认识的白色恐怖历史中，只有受害人，没有加害人，特务、告密者、检举人、线民、领奖金14的人，这些历史重要角色都去了哪里？没有这些角色，白色恐怖是在恐怖什么？」「白色恐怖的真相就是有刑求、有告密者、出卖者、有人领奖金、人性的软弱，这些才是真相，才是档案要揭露的事项。」15施明德则不但控诉特务1962年「把我打到全口一颗牙齿都没了」16，还控诉高金郎在美丽岛事件中检举他而领奖金。17这些线民和特务绝大多数不像高秉涵那样因迫于生计才当了军法官，反而大多是因逐利，甚至本来就有权力欲，因而自愿违反作人的基本道德，甘愿充当统治者打击异己、迫害人权的政治工具，于是成为体制内的共犯、帮凶。如果没有这些逢君之恶的特务头子、为虎作伥的第一线特务、出卖亲友的卧底线民，人人闻之色变的「白色恐怖」如何能够体制化，并将恐怖的乌云笼罩住整个台湾社会？但是，这些显露人性丑陋面的人与事，基本上都未在促转会《任务总结报告》里被充分揭露，更谈不上追究。事实上，包括台独理应非常在意的美丽岛事件、林义雄家血案、陈文成事件在内，至今没有任何白恐第一线的恶犬（不论是线民还是特务）曾因过去在「威权体制」里扮演的不义角色而受到民进党当局及促转会追诉，甚至连充分揭发都没有。而且，显然民进党已经觉得「转型」完成、「正义」达到，在促转会熄灯后，根据同时修正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看起来，未来除了继续以公帑赔偿受难人，基本不会再去追究个别具体不义行为的责任（后详）。该会熄灯后留下的一地鸡毛，就将这样随风飘散。
事实上，不只施明德，许多曾经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不论左右、统独，都对线民与特务深恶痛绝。
根据调查局在1981年3月编印的《布建工作手册》，为了「全面掌握社会有关安全及犯罪活动情况」，全台湾预定布建线民人数达三万人。1983年时调查局布建的各种线民已达35790人以上。这个情报网，每年产生大约19万至20万件情报，再透过程序进行过滤与鉴别。182021年5月4日，促转会曾公布一个「校园安定系统之布建运用情形」的档案，其中包括某一年全台湾各学校中的线民及其身份、是否支薪、工作表现等资料，但该会将这些校园线民全部以代码呈现，并刻意将人名、年代、学校、社团、监控对象给隐去（只留下院系名称），总数竟达4277人。前台大学生会长、台独学者范云就说：「初步浏览，就不时可以指认出过往的同学，可能就是细胞，令人毛骨悚然！」范云曾申请阅览监控档案，才知道情治机关对她的监控长达八年，至1998年才停止（那时李登辉已经当政十年），同时有超过七、八个线民在监控她，且可能被跟监。19
但是，尽管这些校园线民当年曾参与打压反国民党的师生，民进党的促转会却无论如何拒绝追查并公开这些校园线民的真实身份，在其《任务总结报告》中也只记载了该会与八位当年的线民及少数特务极为温和的访谈，并且仍然不揭露线民的真实身份。民进党甚至对于当年对党外与台独伤害最大的美丽岛案、林义雄家血案、陈文成案，竟然也不彻底公开或追究当年参与「作案」的线民与特务，而且连林义雄自己也不催促民进党当局公开所有灭门血案相关档案、追查真相、找出真凶，岂不怪哉？
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么，民进党要掩藏的「妖」是什么？
2021年10月17日，民进党新潮流系立委黄国书突然在脸书贴文，为学生时期曾做调查局线民道歉。他除了被新潮流除名外，还宣布退出民进党，不再寻求连任。原来一位新系大老向促转会调阅档案查阅自己被监控的纪录时，发现过去家里的格局被清楚画下，经过推敲确认是由黄国书提供，并进而发现黄不只在学生时代当过「爪耙子」，毕业后、甚至进入民进党，都还在作线民。这名新系大老于是找来黄国书当面对质，黄面对档案纪录，只好承认。但是，黄国书并未辞去立委，民进党也未进一步追查他的不义作为。民进党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还说：线民已是「最末端」，更应谴责党国威权体制中用不法手段逼迫人民的掌权者。在促转会《任务总结报告》第二部中也说：「威权统治者是威权统治的源头，也是威权统治时期各方权力集中的核心。」（页30）这就是很明显地要放过线民，只追究国民党「掌权者」。今（2022）年7月22日，黄国书陪同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扫街，被人质疑是他复出参选立委的起手式，黄则对媒体表示：乡亲至今都还很支持我。显然这位昔日的线民对于先前表示自己将不再参选，已经不再认帐。
除黄国书外，在促转会开放「监控类档案开放阅览」期间，野百合世代成员有人在一叠线民作业费领据中辨识出有部分笔迹出自民进党台南市长黄伟哲之手，并依此向促转会举证。促转会因此约谈了黄伟哲，但黄虽承认笔迹很像他，但以领据所签之名不是他本名（应是化名）而否认。不过，在促转会于2021年5月公布的「校园安定系统之布建运用情形」中，有人指出其中代号「A143」的台大农推系线民就是黄伟哲。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更指控黄伟哲曾监控野百合学运，而且罗自己就是主要监控对象。对此，促转会代主委叶虹灵表示，该会只是要「还原历史中体制运作的逻辑」，而「不是用来揭露个案使用」，最有趣的是她还说：情治单位（也就是当年运用线民的那些机构）对于「资讯揭露」也有不同意见。奇怪吧，情治单位当年不就是在打压你们这些反国民党的台独分子吗？为什么现在对于「要不要揭露当年特务与线民的不义作为」还要考虑情治单位的「不同意见」呢？今年2月，罗文嘉的友人透露，罗针对「线民案」表示：「我是当初黄主要的监控对象。你问我，他是不是国民党细胞，我跟当时的朋友，会肯定说是。那证据呢？证据就在档案里。为什么档案不公开？内容要遮掩？核实报告不公布？公开不就一切明了。」对啊，公开档案不就一切明暸？除非，民进党的目的本来就不在使真相明了？
其实二蒋虽然是白恐体制结构的建立者与「层峰」，但促转会《任务总结报告》称其为「源头」，正是有意要掩护作为整个白恐运作机制「起点」的基层特务与线民。苏贞昌与促转会刻意将白恐运作的「起点」称为「最末端」，就是有意淡化基层特务与线民在整个恐怖统治机制中的「启动者」角色。例如：作家季季的前夫杨蔚（笔名何索），就是调查局的线民，他的告密造成1968 年以陈映真为首的「民主台湾联盟」案。此外，在基层特务的严刑逼供下，不但许多人被屈打成招，而且被迫供出更多无辜的受难者，制造更多的冤狱，只为了满足这些特务获得破案奖金的贪欲。例如，2019 年 11 月 1 日，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举办了一个「没有历史的人」论坛，其中一个主题是「外省人的白色恐怖」，与谈人王健文说道：「张子清案，一个福建省龙岩县人，那时候在花莲县当过国小的教师，首先是他被逮捕，要他去招供出同伙。张子清就在各种刑讯之下，念了一大串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国小教师赖喜生，赖喜生也一样在刑讯当中，把他认识的名字都说出来。......他念的那串名字，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外省的公教人员。......被赖喜生、张子清供出来的，据称大概超过两百多人。后来『首谋』张子清最后是被判感化一年，其实什么事都没有，但就随便安个意识不清，有左派左倾的思想......的罪名，......他牵连了差不多两百个人。」可见基层特务对扩大「案情」的积极性，以及这种株连无辜对形成白色恐怖气氛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民进党量身定做的「转型正义」里，原本就没有打算要揭发、追究这些为虎作伥的线民与基层特务。
首先，正如前述，与苏贞昌态度一致，促转会多次重申：线民只是监控系统的「最末端」，应设法了解档案脉络及掌握监控系统的运作方式——即所谓「体制运作的逻辑」。很明显，民进党执意要保护当年的线民！但为什么他们如此坚持要掩护「最末端」？我们从黄国书和黄伟哲的例子可以看出，当年站在「最末端」的，很可能正是民进党现在的「同志」。
事实上，当年参与国民党不义体制的帮凶（以及分享其特权的受益者）至今还在民进党的高层，仍然是台湾的执政者。且不说蔡英文始终交待不清的博士论文问题以及她如何受聘于政大的过程，施明德早在2010年4月16日（美丽岛军法大审宣判卅年周年前夕）就公开质疑：当年15位「美丽岛律师团」如何组成、运作？成员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后来当到总统、阁揆，为何不公开美丽岛档案？施明德说，「我合理怀疑，他们都有问题！」施说：「谢长廷确定是调查局的特务、干部」20，他一直想问谢：当年律师团成员都没有反对运动背景，如何快速结合？如何运作？ 并且，世人只看到律师团成员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从选立委、县市长、总统，当阁揆、党主席，卅年来永远手握镰刀，不断收割，但民进党（在阿扁时代）执政八年，真相和解与转型正义一点都不做。施明德更深深质疑：林义雄家灭门血案和陈文成命案真相为何？民进党（在阿扁时代）执政八年，为何转型正义寸步不进，谁最怕真相揭露？不一定只有国民党，是不是还有些人更怕？他曾当面要求陈水扁组真相调查委员会，也没下落。去（2021）年11月4日，施明德又在脸书贴出「恳求被告书」，向谢长廷喊话：「2000年那一夜，江鹏坚向我告白（按：承认自己是调查局线民）时，同时也坦白对我说了，你也是。所以，你听到江鹏坚向我告白了，你一定联想到江鹏坚也会告诉我实情，你的底细。你才迫不急待立即跳出来替江鹏坚否认。我已经公开对你说了：『如果你不是特务，你怎么知道谁是，谁不是？』」面对这样严重的指控，民进党的反应却是顾左右而言他，既不去法院起诉施明德诽谤，也不彻底开放档案澄清真相。当然，在促转会的《任务总结报告》中对以上这些有线民之嫌（或之实）的民进党人是只字不提的。
最后，在促转会的《任务总结报告》第四部中提出了两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全文修正案》，其中有一条共同的新增条文，内容如下：
第十八条 于威权统治体制中，出于维护威权统治之目的，故意并自愿实施以下行为者，为加害行为人：（按：前七款是针对特务、法官，略）
八、对人民之思想、言论、生活及行动进行监视、监听、跟踪、资料搜集及记录等监控措施。
前项第八款之加害行为人，以具有下列身分为限：
一、担任公职。
二、任职于实行威权统治之政党。
促转会对这一条立法的「说明」如下：「第一项第八款之监控行为，其不法性之评价重心在于威权统治者策动与布建该等监控网络，高度渗透人民之生活，破坏人际间信任关系。惟在第一线实际执行监视、监听及资料收集之人，如非具有运用国家机器或公权力者，往往仅是军、警、情报治安机关之工具，更系威权统治体制下整个社会监控系统之最末端，追究其加害责任，尚难落实转型正义所欲达成之目标。惟如系具有公职身分者为监控行为且符合第一项本文之法定要件者，自应追究其责任。再者，我国威权统治时期系由当时实行威权统治之政党事实上长期立于主导国家权力之绝对优势地位，形成『党国体制』（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七九三号解释理由书参照），故如于实行威权统治之政党担任职务实施监控且符合第一项本文之法定要件者，亦属有运用国家机器以体现威权统治者意志之支配能力，并借此巩固威权统治者。是以，允宜仅对具备公职或党职身分者追究其实施监控之加害行为责任，以平衡兼顾转型正义追究加害者责任及促进社会和解之目的，爰为第二项规定。」
可见在促转会的设计中，在该会收摊后下一步「转型正义」要追惩的对象里，已经预先排除了非公职且非（国民党）党职的「线民」——那不就正是黄国书、黄伟哲，以及「传说」中的美丽岛律师团吗？实际上，后来通过的修正案是更简略的版本，对于继续追查政治迫害的「加害者」，仅在第 11-2条规定如下：「促转会解散后，国家应办理之转型正义事项，依下列各款规定移交予各该中央主管机关办理：一、平复司法不法、行政不法，与识别及处置加害者事项，由法务主管机关办理。」根本没有具体规定下一步「识别及处置加害者事项」的追惩措施。换言之，不仅线民，连特务也会被放过，因为现在的「法务主管机关」，还主管着需要继续运用线民的特务机关——调查局。
所以，不论是黄国书、黄伟哲，还是早已位居高位的美丽岛律师团，甚至当年曾经把施明德打到满口无牙的第一线特务，都可以高枕无忧，或安享晚年，或继续在台独当政下为「国」效力！因为，民进党大张旗鼓的「转型正义」，从来不是要揭发、追惩这些线民与特务。
促转会目的在打造现代东厂
民进党如此处心积虑地要纵放作为白恐机制起始端的线民和特务，正是要收编、延续国民党白色恐怖机制，将其变色为绿色恐怖，为台独效力。此所以我们在每年调查局的调查员训练班结业式上，一定会看到蔡英文前去致词、合照。例如，今年1月4日，蔡英文就曾出席调查局调查班第58期结业典礼，并与全体结业学员合影，期勉这批新血能成为调查局的「尖兵」。
早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台独法学者许宗力就曾指出：情报机关与治安机关应该分立，因为前者是为政治决策而搜集情报，后者则是为了维持法律秩序而执法，二者必须分开，才能确保统治者不至于为了政治目的而运用治安机关打击异己。21但是从国民党时期以来（甚至是从日据时期以来），情、治就是合一的，所以向来称为「情治单位」，而且长期将「政治侦防」（将政治异己当作治安问题来加以侦防）作为主要职责。在促转会的《任务总结报告》第二部中以「政治侦防方法与手段」一大节（页424-491）来「还原历史中（白恐）体制运作的逻辑」，可见他们对「政治侦防」是做了深入研究的。不过，虽然现在「政治侦防」这个词语不见了，但我们从「国安五法」、《反渗透法》，直到目前躺在立法院但随时可以通过的「中共代理人」修法草案中，都可以嗅到浓浓的「将政治异己当作治安问题来加以侦防」的陈腐臭味——只不过，现在的政治侦防对象不再是台独，而是认同中国、支持统一，而且所作所为完全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统派人士。甚至于，我们在新党青年军案中，仍然还能看到当年戒严时期的「作案」手法，例如：特务（调查员）主导办案，检察官与法官则被动配合；先抓人后取证；借口「传讯证人」而不准律师到场；疲劳审问等等。在这样的立法与「执法」的背景下，看到民进党百般掩护线民，蔡英文又年年去「展抱山庄」与调查局的「新血」合照，我们还能对台独的「转型正义」心存幻想吗？
其实，在2018年8月24日，促转会刚成立两个多月时，当时的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就曾泄漏天机，说破了民进党成立促转会的「初心」。当时正逢九合一选举前，张天钦在当天促转会的内部会议上谈到国民党新北市市长候选人侯友宜，称「你看侯友宜，这个如果没有操作，很可惜」，并要求该会研究员即使加班也要找出各国类似侯友宜的案例，还称侯友宜「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该会研究员萧吉男随后即以明代的特务机关自比，说「我们......本来是西厂跟南厂，现在变东厂」；张天钦深谙特务政治的历史，立刻纠正称：「我们本来是南厂（按：应指明代的「南镇抚司」，相当于锦衣卫内部监察部门），现在变西厂（按：只在明宪宗及武宗时短期设置的特务机构），后来升格变东厂（按：明成祖于1420年设置，由宦官统领的常设特务机构，一直延续到明亡）。」张天钦的意思就是：促转会成立时宣称其目的是要整顿特务机关，所以是「南厂」；但是成立后其本身就变成有两年期限（后来延到四年）的短期特设特务机关「西厂」（所以要打击政敌侯友宜）；但促转会的真正目标，则是要打造专属民进党当局的常设特务机关——现代「东厂」。
不容讳言，民进党这种只求变色、不顾正义的「转型」确实成功了。既然锦衣卫已经变色成为绿色的东厂，那么促转会当然也就可以功成身退了。在促转会结束之后，接下来民进党只需要继续完备台独法制（如「中共代理人」修法）、完成台独史观的战后台湾史论述，就可以法相庄严地继续反统促独、推动其「建国大业」。
诚如民进党创党党员陈真所言：「人渣就是旧党国时代便为非作歹，吃香喝辣，欺压忠良，可是，当风向转变，当旗子换了颜色，马上也跟着变色，摇身一变，居然变成『新党国』，继续为非作歹，继续贪婪腐败，继续糟蹋忠良。」22民进党锣鼓喧天搞的「转型正义」，最后不过是掩护了旧党国时代的人渣、接收了二蒋的「威权体制」、建立了现代东厂，成就了陈真笔下的「人渣党」。
目前表面看来，外有美国表面「挺台」，内有「转型正义」胜利收官，「人渣党」也许以为迎来了他们的高光时刻。但是，美国挺台是假，往死里挺（弃台）才是真；而且虚假的正义只是更坏的不义，《左传》有云：「多行不义必自毙。」面对中国的复兴，民进党眼前所见，不过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