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哀莫大于心死

编按：此份手稿为陈其昌1972年8月8日的狱中日记。

我国先哲尝说：「哀莫大于心死」。所谓的心死，就是上进之心的消灭；这种人在精神上是麻木不仁，在生活上是醉生梦死的。

从一个人的修养来说，要能自我的振作才能发展为自尊自制和勇于为善的心理。古今成功的人物，不少以富贵的动机为始，而以道德志行的成功为终。由此可以证明，一个人奋发上进的动机不论如何，其结果终是美满的。可知一个人的志气是激发潜力热能，进而创造事功的原动力。而纯粹的奋发上进之心，乃源于自觉。

人为万物之灵，不仅是为谋一息苟延而已，物质并不足以满足一个人的思想与情感的扩充。同样他必须靠自己的精神力量。物质的富有无济于人的心灵之充盈，要有了这份原动力，一个人能够在这人生实践中，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现代的人，创造一个崭新的人生。

陈其昌先生写于1972年8月8日的狱中日记

（二）
惟其心常坦荡　故能勇往直前

编按：此份手稿为陈其昌1972年11月8日在狱中所写。

 个人因为追求理想，他心中时常快乐，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哲学家告诉我们为善最乐的道理，这种乐是从〔道〕德产生出来的快乐，为理想而奋斗的人，也必能获得这种快乐，因为理想的本质，就是含有道德的价值。」这和孟子所说的「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同一意义。惟其心常坦荡，故能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以求主义实现。革命既然是为救民救世界，他必须以天下为公的精神来处理一切。……  

陈其昌先生写于1972年11月8日的狱中日记

（三）

筹办《远望》　陈其昌致「老同学」公开信

 编按：此系目前为止提及《远望》杂志筹办目的之最早文件，文末日期9月27日，应在《远望》创刊的前一年（1986年）。

 敬爱的同学们：

我们发起创办《远望》杂志，是为指引一般大众尤其是年轻的男女青年，都能关心政治、文化，提高民众对政治的正确认识，以促进民主政治确切的实现。《远望》杂志是将以多用通俗的文章分析时事和重要消息为特色；本刊拟请几位大专各系教授及名作家为主笔，定期寄稿，本刊定价亦特别便宜。惟少数人的力量非常有限，为达上述目的，需要各界人士尤其同学们的大力协助，无论是介绍订户或特别赞助，都很欢迎和感激。

订阅或赞助的方法：

一、一般订户

每年十二期（月刊），国内订户四〇〇元（送到家）（定价每期四〇元）。创刊号送到时，订阅费付全年或先付半年二〇〇元均可。

二、一般赞助人

订阅三份一、二〇〇元，订阅六份二、四〇〇元。创刊号送到时，付全年或先付半年，或按月分付均可。

三、特别赞助人

五、〇〇〇元以上者其赞助金按五、〇〇〇元为一股，将来如经营顺利，所有收益除本社开支及维持联谊会经费之外，再有盈余得经社务委员会商议，决定处理办法。

发起人

陈其昌、刘明、周合源、王紫玉、黄石贵、张瑞风、巫凤毛、王文明、林先富、林义旭、杨银象、吴添贵、高梅岭、张敏生、陈奕雄、黄英武、周子良、李清增、吴俊宏、陈阿添

拟于下月初，前往各地征求预约订户，敬希同学们惠予照料（但不收订金）。

筹备负责人　陈其昌　敬启

（1986年）九月廿七日

陈其昌先生发给「老同学」（政治犯难友）的公开信

（四）
为何查禁《远望》

编按：本文为钱江潮所写，原刊于《中华杂志》总287期，民国76（1987）年6月，页48-49。感谢胡卜凯先生（胡秋原公子）提供此文的影印本。

 四月在书摊上发现一本杂志《远望》创刊号，封面印有「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二周年」十二个大字，及中山先生彩像，和一幅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全图，以为这又是执政党2的宣传刊物。不意竟是几位本省籍反日爱国老人，以中国人立场创办的反对台湾分离意识，纠正民进党台独倾向的一份正气凛然的杂志。

正欣喜这本杂志的诞生，并在五月初即开始不断向书摊询问第二期已出版否；不料最后的答复竟是：「第二期出版了，没有上市就被查禁了。」

这令我迷糊了：执政党不是反对台湾分离意识吗？为什么由这些本省籍老人挺身创办反对台湾分离意识的刊物竟遭到查禁？

我找到了这本被查禁的《远望》第二期，仔细从第一篇由「坐过日本人的牢，也坐过国民党的牢」的十位八十岁以上本省籍反日爱国老人，联名向民进党抗议其机关报《民进报》第二期刊载谢理法的汉奸台湾意识言论的一封公开信3看起，一直看到最后一篇〈中共陆续组成企业集团〉的报导，实在找不出可以查禁的理由。在一个餐会里，偶然有一本《远望》第二期传观。我向在座的那几位高级知识份子，征询查禁的可能理由，大家都大摇其头。在我逼问之下，他们猜忖的理由则是人言言殊。

有人说，大概是不应报导中共企业。

──不！中共企业发展，必然促进大陆经济改革，带动政治变革，走向自由民主化。这正是和平民主统一中国的途径。为何查禁？

有人说，大概不应刊出〈熊猫有罪，罪在中国〉一文及四吋见方的熊猫图片。

──不！中共「人代会」提议赠送一对熊猫给台北木栅动物园作为贺礼的新闻，报纸早已揭载，熊猫图片也已司空见惯。为何查禁？

有人说，大概因为〈要尊重方言，更要提倡国语〉一文，不应提出尊重方言。

──不！文中明白写道，「以方言排斥国语而出现四月一日晚上的场面，康宁祥讲得不错，这不是民主而是法西斯的前奏」，显然主张以国语为主体。为何查禁？

有人说，大概因为刊有三篇主张返乡探亲的文章。

──不！傅正和曾祥铎两教授的两篇文章，都是曾经公开讲演过的记录稿；游锡堃省议员一文则已在《自立晚报》发表过。何况，立法委员谢学贤先生，早在去（1986）年就曾为此主张在立法院正式向行政院长提出过质询；现在报章杂志也常谈及。为何查禁？

有人说，……。有人说，……。真是「人言言殊」。

如果这些勉强猜忖的理由都不能成其为查禁的理由，那么难道是因为十位反日爱国老人中的周合源先生，今年在美国参加「二二八40周年纪念研究会」上，极力否认「二二八事件」是「省籍矛盾」所引起，而将这个不幸事件产生的远因，归根于「都是帝国主义种下的历史毒瘤」4？

或者是因为除了十位老人致民进党公开信外，还有两篇批评《民进报》第二期谢理法〈从二二八事件看台湾知识分子的历史盲点〉的汉奸言论文章，而其中由《远望》发行人兼社长的陈其昌老先生执笔的文章标题则是：「台湾人也是中国的主人」？

为什么查禁？为什么查禁？我真的搅不懂！

我于抗战时期，曾在军事委员会重庆新闻检查处担任过上校总检查，现在却无力找出这本杂志查禁的原因。我将这本杂志寄给一位当时曾在昆明做过新闻检查工作的朋友，附条仅告以「此刊为本省籍反日爱国老人所办，现已查禁」。这位文化界的朋友来电话问我「为什么查禁」？他说：「我从头看到尾，都看不出为什么查禁。」

容我在这里叙述一则题外的笑话。有一位此间知名的美国教授兼作家，前些时由此道经香港，需要携带几部台湾编印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名作家大辞典》，及一整套由国民党中央文工会创办的《文讯月刊》，因份量太重，改为分别包装邮寄。因大辞典内容涉猎甚广，包括了部分大陆三十年代作品作家，恐被查扣耽搁时间，便托人事先洽请文工会出函证明，并以影印本附于包内。几包大辞典是如期收到了，《文讯月刊》则迟了一个月尚未收到。原来《文讯月刊》版权页既未载明由文工会编印，当事人也未洽请文工会出函证明，所以被查扣了。你能猜忖出为什么查扣吗？

《中华杂志》几年来都未登中央日报广告，本年五月某日上午请人将「台湾自决独立问题专号」广告送刊，竟答以当日下午六时始能决定是否准登。这应该是旧任姚朋社长治下的作风，不料换了新社长，仍然如此。后经胡秋原先生电话询问，才算答允照登了。

蒋总统5说：「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潮流也变了！」为什么这些人的观念作风还未变？为什么上层能容忍民进党的作为，而中下层就不能让本省籍反日爱国老人在其余年，顺利出版一本站在中国人立场，纠正民进党台独倾向的杂志？

陈其昌老先生出生台北汐止，是日据时代揭发日军在雾社事件中屠杀山胞使用毒瓦斯的爱国志士，去大陆读过中学大学，返台担任过蒋渭水先生领导的台湾民众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坐过牢。及至蒋先生逝世，民国二十（1931）年以后，仍数度秘密往来海峡两岸，继续从事反日爱国运动。抗战胜利后，返回台湾与李万居先生创办《公论报》，并任总经理，四十二（1953）年因资助一离职同事，而以「资匪」涉案，被判无期徒刑，22年后始出狱。当他去年看到民进党党纲后，深夜电话王晓波先生愤慨地说：「我们在日据时代奋斗，为的就是要做一个中国人，现在我们台湾人的党建立了，但在党纲中竟没有『中国』二个字。」于是他联络了刘明和曾得志两位当年的老同志，再商请本省籍青年王津平先生担任主笔编务，共同出刊了这本要使每一个台湾同胞，都做堂堂中国人的《远望》──它反共，反台独，批评民进党，也批评执政党6。及见《民进报》的汉奸言论后，又南北奔走联络了另外七位反日爱国老人共同发表了那封公开信。他说：「我现在身体还好，应该可以再活三年，我要把这最后的生命奉献国家。」

但是，基于他这种老而弥坚的爱国情操所创办的《远望》杂志，竟被查禁了。就在被查禁同时的五月七日，那位曾经签名公开信，和陈先生共创《远望》，在日据时代担任过台湾民众党执行委员，坐过牢，光复后又以「知情不报」罪名坐过5年牢的曾得志老先生，终以83岁高龄抱憾与世长辞了！

我在此谨以沈痛的心情向有关方面呼吁：在这即将解严的前夕，不要让警总滥用剩余的权力，不要再伤了这些爱国老人们的心。

 钱江潮先生在《远望》发行到第二期遭查禁后，随即在《中华杂志》发表〈为何查禁《远望》？〉之影本。

（五）
陈其昌致胡秋原

编按：此信应写于1987年。

秋原吾兄钧鉴：

兹见《中华杂志》六月号7，钱江潮8先生大作〈为何查禁《远望》？〉为本人发行之《远望》第二期遭查禁鸣不平，身为《远望》发行人，对钱先生及吾兄的仗义执言，深为感动，亦深致谢忱。

惟钱先生大作中言及《远望》是「反共，反台独，批评民进党，也批评执政党」的。对钱先生之言或许须有一点补充和说明，《远望》对任何党派和主义并无成见，亦无偏好，凡勠力或有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及促进台湾人民幸福和自由民主之任何党派及主义，我们都不排拒，这也是日据时代台湾抗日运动以来的基本精神，《远望》为贯彻此一精神，而触及当局之忌，遭受查禁，我们的态度是「求仁得仁」，并无所憾。最后，我还是要向钱先生及吾兄的道义，表示衷心的感谢。

顺祝　编安

弟　其昌　敬上 

陈其昌先生就钱江潮先生一文致信《中华杂志》负责人胡秋原先生

（六）
回顾《远望》杂志发起创刊的意义──全赖政治难友的支持与贡献

编按：此为创刊筹备人陈其昌手稿。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重提1986年9月27日筹备《远望》杂志时所设立的目标时，已不见「促进民主政治确切的实现」一句，而强调「独家提倡和平统一中国，反对『独台、台独』是《远望》杂志的主要目标」。

 台湾人民当时处在高压统治的环境下，只得说是为指引一般大众尤其是年轻的男女青年，都能关心政治、文化，提高民众对政治的正确认识。因为三十八（1949）年蒋介石来台执政后，台胞所受教育都是反共和恶劣的反动教育。台胞的汉文素养甚差，所以《远望》杂志是将以多用通俗的文章分析时事和重要消息为特色；独家提倡和平统一中国，反对「独台、台独」，是《远望》杂志的主要目标。

发行以来已出刊第七十期，虽未尽如初愿，但以诸位政治难友共同努力之结果，确已因为内容之充实，立论之正确，最近颇获各界之好评。

1994年7月22日

《远望》杂志创刊筹备人陈其昌先生写于1994年〈回顾《远望》杂志发起创刊的意义〉之手稿